明穆宗在位只有短短的五年半时间，因其“临朝无所事事”而受到后人的批评。但正是在穆宗时期，明朝的北部边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明蒙之间实现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俺答封贡”，北边进入了“无一矢之警”的相对和平时期。仔细分析明朝方面得以实现“俺答封贡”的历史条件，无疑有助于我们对这一时期历史认识的深化。
一
“俺答封贡”之所以能够实现，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经济根源。
自从元顺帝退居漠北以后，蒙古族就又转回到单一的游牧、狩猎经济生活之中，元朝以来蒙古地区已和中原融为一体的社会状况被人为地割断，明朝和蒙古之间陷入一种经常的战争状态。单一的、粗放的游牧经济本身有其与生俱来的缺陷，因此它必须和农业民族进行交换，即北方的游牧民族需要以中原地区为其市场，销售其畜牧业产品、马匹及狩猎所得的兽皮等，从中原换回其生产和生活所必需的各种农产品及手工业产品。中原王朝的统治者为了保证北方边境的安全，也往往通过贡市贸易对北方游牧民族进行羁縻和笼络：游牧民族通过朝贡对中原王朝表示一种政治上的臣服，中原王朝则通过对朝贡者给予优惠的“赏赐”而使其获得经济上的利益，由此而形成历史上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从明初开始，明廷就不断对蒙古族进行招徕，对来朝贡的蒙古人给予优厚的待遇，既授给官爵，又赏以物品，其意就在换取北方边境的安宁。但由于游牧经济“对农业经济的依赖，除了和平的互市贸易外，更多的是依仗其武力进行掠夺，所以骑马民族不断从北方南侵和进攻中原王朝”。（注：胡凡、葛志毅：《中国古代文化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2页。）这是明朝和蒙古之间不断进行战争的深刻动因，也是蒙古和明朝经济交往的一种特殊方式，即通过战争掠夺来补充游牧经济的不足。不过，根据蒙古族的习惯，掳掠所得一般都要平均分配，“群夷上所卤获于群酋而莫之敢匿，群酋上所卤获于虏王而莫之敢匿，虏王得若干，余以颁群酋，群酋得若干，余以颁群夷”。（注：萧大亨：《北虏风俗·战阵》，明刊本。）这种情况使得酋长们获利并不多，而通过朝贡贸易的方式，酋长们则可获得厚利。在俺答封贡以前，明朝和蒙古族之间的贸易关系主要表现为朝贡和马市两种形式，其中马市的开设又相对地少一些，因而朝贡贸易乃是明朝和蒙古间经济交往的主要方式。正因如此，游牧经济和农业经济之间正常交流的要求，就成为俺答封贡得以实现的历史和经济条件。
自弘治十七年1504之后直到嘉靖十一年1532春蒙古族要求重新通贡，蒙古和明朝之间的朝贡贸易中断了将近30年，其间双方大多是以兵戎相见的。嘉靖十一年年初，“北虏自延绥求通贡市”。（注：《国榷》卷55，世宗嘉靖十一年三月癸亥条，中华书局1985年版。）兵部、廷议的结果却说：“小王子进贡虽有成化、弘治年间事例，但其情多诈，难以轻信，宜命总制镇巡官察其真伪。”小王子“以不得请为憾，遂拥众十余万入寇”。（注：《明世宗实录》卷136，嘉靖十一年三月癸亥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本。）嘉靖年间北边开始进入多事之秋。
嘉靖二十年1541秋，俺答汗派其使者石天爵“款大同塞，巡抚史道以闻，诏却之”。（注：《武备志》卷225《占度载·四夷（三）·北虏考》，日本汲古书院影印本。）实录记载其详细情况是：“北虏俺答阿不孩遣夷使石天爵、肯切款大同阳和塞求贡，言其父阿郎在先朝常入贡，蒙赏赉，且许市易，汉达两利。近以贡道不通，每岁入掠。因人畜多灾疾，卜之神官，谓入贡吉。天爵原中国人，掠居虏中者，肯切系真夷，遣之同来。果许贡，当趣令一人归报，伊即约束其下，令边民垦田塞中，夷众牧马塞外，永不相犯，当饮血为盟誓。否，即徙帐北鄙，而纵精骑南掠去。”俺答汗的这番请求入贡的话非常真实，既描述了先朝之朝贡贸易“汉达两利”的好处，又申诉了近来每岁入掠的缘故，并且展现了允许通贡以后塞内种田、塞外牧马、永不相犯的和平景象。当然，最后的纵精骑南掠之语也确实具有威胁性。可是若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俺答汗所表达的是蒙古族大众的真实想法，也是当时历史发展的两种趋势，而历史具体向哪个方向发展，则全要看蒙汉双方统治者的决策如何了。巡抚大同都御史史道将俺答汗的要求上奏给朝廷，并且说道：“虏自弘治后不入贡且四十年，而我边岁苦侵暴。今果诚心归款，其为中国利殆不可言。第虏势方炽，戎心叵测，防御机宜，臣等未敢少懈。乞亟下廷臣议所以待之者。”在兵部、廷议期间，俺答汗待命塞外，颇有一番和好的表示，他邀请守墩百户李宝到蒙古军营“欢宴”，部下有抢掠哨卒衣粮者严加惩处，并将衣粮送还哨卒，明朝的北边确实出现了和平的契机。遗憾的是世宗对俺答汗的通贡真心十分怀疑，他批示说：“虏情叵测……务选将练兵，出边追剿，数其侵犯大罪，绝彼通贡”。（注：《明世宗实录》卷251，嘉靖二十年七月丁酉条。）世宗将眼前出现的和平契机轻易地放过，拒绝了俺答汗通贡的请求，使俺答汗恼羞成怒，“遂大举内犯，边患始棘”。（注：《国榷》卷57，世宗嘉靖二十年七月丁酉条。）
嘉靖二十一年1542闰五月，俺答汗再次派石天爵到大同请求通贡，结果却被新任大同巡抚龙大有诱杀。（注：《明史》卷327《鞑靼传》。）嘉靖二十五年1546五月，俺答汗又再次向明朝提出了通贡的请求，结果使臣再次被杀。但是到了七月里，他又通过宣大总督翁万达递上“有印番文一纸，且言欲自到边陈款”，这充分地表明俺答汗打开通贡之门的决心。虽然再次遭到拒绝，但俺答汗仍一意求贡，嘉靖二十六年1547二月又派出“夷使李天爵赍番文至”，再申通贡之请。到嘉靖二十八年1549，俺答汗仍不放弃通贡的要求，但他不再派遣使者，而是拥众到明朝军营外面，“束书矢端，射入军营中”，同时又利用被掠放回的人传言：“以求贡不得，故屡抢。许贡，当约束部落不犯边。否则秋且复入，过关抢京辅。”翁万达在边防前线得到这个消息，赶紧上奏给世宗，世宗则回答说：“求贡诡言，屡诏阻隔……万达等务慎防守，毋致疏虞”。（注：《明世宗实录》卷347，嘉靖二十八年四月丁巳条。）由此可见，正是世宗本人顽固地拒绝和蒙古的通贡互市，以至从嘉靖十年1531以后，整个北边防线上一直是刀光剑影，战争不断，劳动人民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最后终于酿成明朝由北部边防危机而导致京城被围的“庚戌之变”。
实际上，明代的蒙古族自从脱古思帖木儿败亡之后，已经没有一个部落首领再有雄心要兴兵南下，以图夺取全国的最高统治权了。正统年间的土木之变，只是明朝由于宦官专权而导致的一个偶然事件，也先全无夺取明帝皇位的设想和准备，其对北京的攻击亦不过是一种要挟。俺答汗所发动的庚戌之变也是如此，目的在于以武力迫使明朝允许通贡，因而对京城并未发动进攻，只是在京郊进行抢掠。其最终目的仍是要打开通贡之门。在攻掠通州时，将湖渠马房的太监杨增俘获，当兵临北京城下时，就将杨增放回，让他“持番书入城求贡”。（注：《明世宗实录》卷364，嘉靖二十八年八月壬午条。）其番书的具体内容已不可详考，但据《万历武功录》载：“俺答汗果为慢书，附曩所卤中贵人杨增以进，曰：予我币，通我贡，即解围。不者，我岁一虔而郭”。（注：《万历武功录》卷7《中三边一·俺答汗列传上》，国学文库本。）以此所见，要求通贡仍是俺答汗的本意所在。根据蒙古史料所载，这个杨增后来就成为明蒙双方沟通的使者，《阿勒坦汗传》称：“其后汉国大明汗慑于普尊阿勒坦汗之威名，派来名为杨兀朴克之人，谓：‘相互为害不能杀绝斩尽，故不如和好往来买卖通贡。’派名为阿都兀齐者偕同来使前往，将大军撤至墙外开始会谈，以三万户分别进兵逼和，取得极多田赋之后而回还”。（注：珠荣嘎译注：《阿勒坦汗传》，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0-51页。珠荣嘎注：阿都兀齐在明代汉籍中称作“丫头智”。）从这些记述中可以看出，在俺答汗耀兵京郊期间，明蒙之间经过使者往还，达成了撤兵至长城以外开始会谈的协议，这也正是徐阶为世宗所定的计策，因此俺答汗才解除对北京的围困。事后双方达成了于嘉靖三十年1551开设马市的协议，于是有嘉靖时期昙花一现的马市，这是俺答汗用武力逼迫的结果。正因为明朝君臣对马市了无诚心，而达成了协议又不得不履行，所以马市只进行了一年，明廷就借口蒙古贪得无厌，互市后还继续犯边，将马市关闭。自此以后直到隆庆初年，北方边界线又进入了战争状态。
从以上所述不难看出，嘉靖以至隆庆初年明蒙之间的战争，主要根源就在于世宗一意拒绝蒙古族通贡互市的正当要求，这种“绝贡”政策是有悖于农牧经济之间互通有无、互相交流大势的。尽管嘉靖时期政治腐败，但战争使明朝和蒙古族都受到极大伤害，结束战争、实现和平就成为历史要求，因而双方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无不在企盼着转折契机的出现。
二
明穆宗即位以后，明朝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是俺答汗封贡得以实现的决定性条件。
首先，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明穆宗较少民族偏见，在思想上能够认识到“华夷为一家”，因而在历史机遇出现时能够做出正确的决策。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穆宗封俺答汗为顺义王时的敕书中感受到，其敕曰：“朕惟天地以好生为德，自古圣帝明王代天理物，莫不上体天心，下从民欲，包含遍复，视华夷为一家，恒欲其并生并存于宇内也……迨朕继承丕绪，于兹五年，钦天宪祖，爱养生灵，胡越一体，并包兼育……朕代天覆帱万国，无分彼此，照临所及，悉我黎元，仁恩惟均，无或尔遗。”（注：《明穆宗实录》卷55，隆庆五年三月己丑条。）这种“华夷一家”、“胡越一体”的思想，在封建时代的帝王中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与其父相比，穆宗在政治上是成熟的。在对待蒙古族的态度和政策上，他对嘉靖时期拒绝贡市而导致边患频仍的错误政策有深刻的反思，因而在加强边防的同时，执行了一条对蒙和好的政策。当有人坚决反对通贡、互市的决策时，他能用行政手段将其从朝廷中排除出去，更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如实录载：“山西道御史叶梦熊言：‘把汉那吉之降，边臣不宜蘧纳，朝廷不宜授以官爵，将致结仇激祸。’至引宋郭药师、张事为喻。上览疏，怒其妄言摇乱，命降二级调外任。”（注：《明穆宗实录》卷50，隆庆四年十月丙辰条。）吏部侍郎张四维在给其舅王崇古写信时曾谈到：“今日贡议之成，虽诸相赞翊斡旋，其实宸断居多。”（注：《张凤盘集·与王鉴川论贡市第九书》，《明经世文编》卷373，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本。）实录对此事的记述更能说明问题：“上御文华殿日讲毕，大学士李春芳等面奏北虏封贡事宜，俱言外示羁縻、内修守备之意，上曰：‘卿等既议允当，其即行之。’于是廷臣知事由宸断，异议稍息矣。”（注：《明穆宗实录》卷55，隆庆五年三月己巳条。）如果我们把世宗时期一意“绝贡”的错误政策与此做一对比，则穆宗在处理民族问题上的正确态度，实乃是“俺答封贡”能够实现的首要条件。
其次，穆宗和阁臣之间相互信任，内阁重臣颇有才干并勇于任事，正处于明代历史上君臣相协的最好时期。当时在内阁主持政务的高拱和张居正，都是穆宗的潜邸旧臣，一度关系甚好，“相期以相业”，穆宗即位后，两人均成为内阁的实力人物。高拱因和首辅徐阶不和一度去职，但穆宗始终眷念高拱，终于在隆庆三年1569徐阶致仕后又将其召回，委以大学士兼掌吏部，虽居首辅李春芳之后，却是内阁中的实权派。张居正在隆庆元年1567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内阁，及至高拱复入阁后，“两人益相密”。从整个明朝最高层的形势来看，隆庆三年1569冬高拱回到内阁至穆宗去世、高拱被逐这两年多的时间，穆宗对高拱倾心委任，“拱练习政体，负经济才，所建白皆可行”。而张居正与高拱相友善，“拱亟称居正才。及是李春芳、陈以勤皆去，拱为首辅，居正肩随之……独退然下之”。（注：《明史》卷213《高拱传》。）正是在这种形势下，高拱才能有所展布，请增设兵部侍郎以备总督之选；请慎选兵部司属以储他日边方兵备督抚之选等等。“拱主封俺答汗，居正亦选之，授王崇古等以方略。”（注：《明史》卷213《张居正传》。）内阁两位重臣之所以在“俺答封贡”问题上能取得一致，又是同吸取嘉靖时期错误之教训直接相关的。如高拱在《伏戎纪事》中谈道：对把汉那吉之事“处之须要得策，若遂与之，则示弱损威，不成中国，桃松寨之事可鉴，必不可也。若遂杀之，则绝彼系念而徒重其恨，石天爵之事可鉴，必不可也”。至于封王、通贡之事，高拱又总结道：“虏自三十年前遣使求贡，则求封之心已久，但彼时当事者无人，处之不善，致有三十余年之患。”（注：《纪录汇编》卷53《边略二》，中国文献珍本丛书本。）张居正在《答鉴川策俺答汗之始》中也谈道：把汉那吉来降之事“关系至重，制虏之机实在于此。往年桃松寨事，庙堂处置失宜，人笑之，至今齿冷。今日之事又非昔比，不宜草草”。（注：《张太岳集》卷2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影印本。）从这些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到，穆宗君臣对嘉靖年间明蒙战争的原因有清楚的认识，对前朝弊政有深刻的总结，因而能够理智地把握历史的航向，使其最终驶向和平的彼岸。
再次，明朝的边吏识大体、顾大局，为边防的安危敢于承担责任。当时的大同巡抚是方逢时，宣大、山西总督是王崇古。方逢时是湖北嘉鱼人，字行之，嘉靖二十年1541进士，隆庆四年1670正月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大同，为人“才略明练。处边事，皆协机宜”。（注：《明史》卷222《方逢时传》。）正是由于他练达事务，政治敏感性强，所以才抓住了这一契机，促成了历史性的转变。当时明朝正处于防秋期间，总督王崇古驻扎阳和，当方逢时将把汉那吉来降之事向他报告之后，他和方逢时有着相同的认识，知道此事“虽若甚微，其关系华夷之分，实当慎重，始之不谨，将贻后艰”。（注：《王鉴川文集·为夷奠款塞酌议事宜疏》，《明经世文编》卷316。）王崇古是山西蒲州人，字学甫，也是嘉靖二十年1541的进士，因在御倭战争中屡立战功，嘉靖四十三年1564时就已升任右佥都御史，巡抚宁夏。隆庆初年，他受任总督陕西、延、宁、甘肃军务，加右都御史衔，四年正月调任宣大、山西总督。他为人“慷慨有奇气”，在处理把汉那吉事件时“划然决计，不惜婴天下之口”，（注：《献徵录》卷39《兵部二·尚书·王崇古》。）终于实现了“俺答封贡”。后人谈到此事时说：“非王少保崇古在外担之，新相在内主之，中外安得享数十年太平？”特别对王崇古在塞上舍家舍命承担重任之事非常感叹，因其有两个前车之鉴：一为嘉靖三十年马市之失败，明世宗有令：“复言开马市者论死”，如果王崇古倡言互市时，“内台执此令，少保之肉有几耶？”二为嘉靖三十六年的桃松寨之事，明朝边方总督处置失宜，造成大同右卫被围几至失守的局面，“把汉之事与松寨何异？使当时把汉去而赵全不归，少保又何以自解？犯此两鉴而慨然不以身家为念，真侠烈丈夫也。少保尝自言：‘我视一家百口皆鬼，而以此颈自悬空中，方敢把担上肩，今台省少年谈何容易！’良然”。（注：王士性：《广志绎》卷3《并北四省》，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4页。）
最后，穆宗对北部边防的安危非常重视，因而对北边防务有切实的整顿。
隆庆元年1567，蒙古军对明朝北边频繁进行扰掠，山西、陕西屡有警报，而以九月土蛮对蓟镇的袭扰使穆宗最感震惊。这时明廷是东西同时告警，俺答汗深入山西石州（今离石），黄台吉拥兵窥伺陵寝，三卫勾引土蛮入蓟州塞，大掠昌黎、抚宁、乐亭、卢龙等县，明廷穷于应付，京师为之戒严。十月，在对防御不力及失职官员进行一番惩处之后，穆宗敕谕内阁首辅徐阶等人：“朕闻东西二边寇虏荼毒，防虏之策，图之宜豫，卿等宜会文武群臣，务实详议以闻。”（注：《明穆宗实录》卷13，隆庆元年十月甲辰条。）徐阶等人大会文武群臣商议之后，在十一月上奏了他们议定的防虏之策，一共开列了十三条：责实效、定责任、明战守、申军令、重将帅、练军兵、缮城堡、团民兵、处久任、广招纳、储人才、理盐法、择边吏。这十三条措施几乎都是针对北边防务的弊病而提出的，明朝由此而开始了对北部边防的整顿。其中的第六条“练军兵”，对于北边防务有着切实的作用。穆宗将这些措施批准实行，于是有隆庆年间的练兵之举。在练兵活动中，穆宗特别重视蓟镇和宣府两处。隆庆二年1568二月，他出巡天寿山时，纵览了京郊的山川形势，深感京城防卫的重要，因而对北部边防更加重视，对促进练兵活动的切实开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接着，穆宗又对蓟镇的总督人选进行了调整：三月，谭纶受命为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军务；五月，戚继光以都督同知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正是由于穆宗重用和信任谭纶、戚继光等人，终于将蓟镇之兵练成劲旅，在北边防务中屡败强敌。穆宗对北部边防整顿的成功，对于促成明蒙关系的转变有重要意义，当俺答汗在把汉那吉降明后率兵对明朝进行威胁时，明朝严整的军容和强大的军队也使他不敢轻易发动进攻，最后才有封贡的实现。（注：参见拙著：《论明穆宗对北部边防的整顿》，《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2期。）
三
隆庆四年1570九月发生的把汉那吉降明事件，由于处理得当，明朝和塞外蒙古族的关系及其北部边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是“俺答封贡”得以实现的直接条件。
把汉那吉是俺答汗的孙子，其父铁背台吉是俺答汗的第三子。关于他降明之事《明实录》在隆庆四年1570十月记其事谓：“幼孤，育于俺答汗妻所。既长，娶妇比吉。久之，会我儿都司有女，那吉欲娶之，为俺答汗所夺，其女即俺答汗外孙女也。那吉怒，欲治兵相攻，俺答汗以他女畀之，终不悦，遂弃所部来归，独阿力哥等十人从。已而，降者相踵。巡抚方逢时受之，以告总督王崇古，处之镇城，所以拊循慰藉之甚至。”（注：《明穆宗实录》卷50，隆庆四年十月癸卯条。）比较诸史之所载，实录所记并不准确。
关于把汉那吉降明的时间，实录所记的日期并不是把汉来降的时间，而是事情上报到朝廷后将其记载下来的时间。其他诸史多谓其事在九月。高拱《伏戎纪事》记载道：“隆庆庚午秋九月十九日，北虏把汉那吉来降，惟时宣大总督为王鉴川，大同抚臣为方金湖。”（注：《纪录汇编》卷53《边略二》。）这里的九月十九日，应该是高拱接到边防督抚向他报告的时间，而把汉那吉来到明朝边外败胡堡的准确时间，按方逢时《云中处降录》的记载则是九月十三日。当时由于明朝和蒙古之间长期的战争，对于应否接纳把汉那吉，边关将领和督抚的看法是不一致的。史载：“诸帅畏虏，皆以为不可，方逢时独许之。戊子，至镇城，逢时盛其供账，把汉大喜。”（注：冯时可：《冯元成文集·俺答汗后志》，《明经世文编》卷434。）戊子为九月二十三日，证之方逢时给总督王崇古的报告所说：“降夷把汉那吉二十三日之暮到镇，当即译审，别无异情，止为俺酋夺其所聘之女与袄儿都司，因此相忿，脱身来降”（注：方逢时：《大隐楼集·与王军门论降夷书》卷11，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崇雅堂丛书本。），两者相合。如此，把汉那吉由边关败胡堡到被接入大同镇城，中间经过的十天，乃是明朝边吏沟通情报、权衡利弊、考虑对策的时间，最后是大同巡抚方逢时决策，“遣中军康纶率骑五百往受之”。当王崇古刚接到方逢时的报告时，对这一事件的处理是相当谨慎的。当今学者称：“当时身在阳和、大同两地的总督、巡抚，不是立即奏报这一事，而是对把汉那吉及其他来降者一审再审，辨明他的身分、出走原因及来降意图……他们反复核对真实情况，一直不上报，以至通过其他途径知道此事的内阁大学士张居正很不放心，写信质问王崇古‘何不以闻’。”（注：李漪云：《三娘子史事证误》，《内蒙古师大学报》1983年第3期。）据《通贡传》载：王崇古和方逢时正在审核事实期间，“未及闻，今少师张公所使卒侦报，张公闻俺答汗事，即贻王公书曰：‘昨有人自云中来，言俺答汗有孙率十余骑来降，未审的否。俺答汗子存者独黄台吉，岂即其子耶？何故率尔来降？公何不以闻？若果有此，于边事大有关系，宜审处之。’于是王公、方公上其事。”（注：《献徵录》卷120；《张太岳集》卷22《与抚院王鉴川访俺答汗为后来入贡之始》。）实际上应该是当张居正来信催问时，他们已经弄清了真实情况，所以才上报给朝廷，时间是在九月底，而朝廷收到报告记录下来则已是十月九日。
关于把汉那吉投奔明朝的原因，这是王崇古和方逢时一再审问所要弄清的重要问题。王崇古在九月底所上之奏疏中详述其原委说：“译审得把汉那吉口称：系俺答汗第三子铁背台吉亲男，自幼四岁丧父，祖母奶奶一刻哈屯抚养长大，替伊宁下歹慎的女儿名号比吉，系俺答汗女婿的女，过门已经六年。那吉复寻下兀慎家达子取兔扯金的女，要娶间，俺答汗将我儿都司定下不知达名家女强娶为妾，彼都司家生气构怨，俺答汗却将那吉原寻下取兔扯金的女与了我儿都司，那吉因此恼怒，背了祖父祖母逃向南来等情。本职唯恐不的，又经行令山西行都司掌印王应臣、大同府知府程鸣伊等复审相同。”（注：王崇古：《酌议夷猷款塞》，《登坛必究》卷37《奏疏一》。）这显然是王崇古和方逢时一审再审所得到的第一手材料，其与实录相比则出现了问题，至其他明人所修之史书则问题更多，由此而引起后人关于三娘子出身问题的种种说法。不过所有这些史著都认为把汉那吉是因为其祖父夺其所聘之女而忿恚，所以才投奔明朝的。但是，日本学者森川哲雄却指出了更深一层的原因，即“把汉那吉降明是对其祖父俺答汗所作所为的种种不满爆发的结果，不是单纯地由于未婚妻被夺。把汉那吉自未婚妻被夺至少经过三年的时间才降明，是因为对……俺答汗爱情转移的担心和对财产分配的危机造成的。把汉那吉在降明后两个月，于隆庆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返回了俺答汗大营，俺答汗在赵全等引渡到明朝后，将无主的板升——俺答汗的最大财产，给了把汉那吉作为抵偿。”（注：《关于把汉那吉降明事件》，《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87年第1期。）此一论述深有见地，指出了表面现象背后的更深刻的经济动因。
当王崇古向朝廷奏报把汉那吉来降一事之时，也同时上奏了他们对处理这一问题的建议，这是督抚二人经过深思熟虑而后所作的报告。据实录记载：“臣熟计之，有三策焉。把汉脱身来归，非拥众内附之比，宜给宅授官，厚赐衣食，以悦其心；禁绝交通，以防其诈；多方试之，以察其志；岁月既久，果无异心，徐为录用。使俺答汗勒兵临境，则当谕以恩信，许其生还，因与为市，乏生缚板升诸逆赵全等致之麾下，仍归我被掳士女，然后优赏把汉而善遣之，此一策也。如其恃顽强索，不可理谕，则严兵固守，随机拒战，且示以必杀，制其死命，其气易阻，必不敢大肆狂逞，而吾计可行，又一策也。其或弃把汉不顾，吾厚以恩义结之，其部下有相继来降者，辄收牧各边，令把汉统领，略如汉人置属国、居乌桓之制。候俺答汗既死，黄台吉兼有其众，则令把汉还本土，收其余众，自为一部，以与黄台吉抗，而我按兵助之，使把汉怀德，黄台吉畏威，边人因得休息，又一策也。臣日夜度虏之状，不出此三端，而吾应之之术，宜亦无逾此者，惟陛下集诸臣裁定可否。”（注：《明穆宗实录》卷50，隆庆四年十月癸卯条。）穆宗将事情交给兵部、廷议，于是在朝廷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从对把汉那吉的处置到对俺答汗的封贡互市，众口哓哓，发言盈廷，大多对王崇古和方逢时的做法持否定态度。
在处置把汉来降这一偶然事件的问题上，明朝最高统治集团的头脑是清醒的，也敏锐地觉察到这一历史性的机遇。当王崇古的报告还没有上报到朝廷时，高拱和张居正均已得到了情报。据高拱所言：方、王二人在把汉那吉来降后，即遣官使“具揭帖飞报予曰：‘今有虏酋俺答汗亲孙把汉那吉率妻奴八人来降，称是伊祖夺其新妇，以此抱愤而逃，投向中国。议审是的，议当如何处者。’且即言易赵全事。予问老酋动静若何？待孙意若何？曰：‘老酋爱其孙甚，而其妻爱之也更甚。老酋畏其妻，昨那吉之来以老酋故，其妻以柴木击之曰：即中国要汝头，吾当与之，吾只要吾孙也。’予喜曰：可得策矣！乃复之书。”为了朝廷的利益和体面，为了把事情处理好，他在回信中告诉王崇古要厚待把汉那吉，并建议给鼓动那吉南投的奶公阿力哥授以官衔，其目的在于通过厚待那吉以控制俺答汗，进一步制造俺答汗与其子黄台吉之间的矛盾，如果俺答汗不同意执献赵全等人，则再制造俺答汗和赵全等人之间的矛盾，以观事态的发展。有些通过书信一时难以传达之事，或“每计事不及书者，必托诸凤磐（王崇古的外甥、吏部侍郎张四维）”转达；“乃鉴川得虏情的，遂以其事闻，并陈处置之策，谓宜假那吉以冠服、示优厚，以系老酋之心。”由此可见，明朝的内阁成员和督抚之间，在事情尚未正式上报之前，已经进行过数次磋商并取得了共识，此后事情的进展基本上就是按照他们所预计的那样发展的。高拱对此叙述道：“时众论汹汹，本兵暗懦，惴栗不敢出语。又有少司马者，从旁尼之，恐之以祸，俾勿从，议迄不定。予乃力主总督议在必行，不得已。遂以题复。得旨：这虏酋慕义来降，宜加优恤，把汉那吉且与做指挥使，阿力哥正千户，还各照品赏大红苎丝衣一袭，该镇官加意绥养，候旨另用。其制虏机宜，着王崇古等照依原奏，用心处置，务要停当。”（注：《纪录汇编》卷53《边略二》。）实录将授把汉那吉官职一事记在十月十三日，距王崇古报至之日只过了四天，距把汉那吉降明也仅一个月的时间。
当明朝方面就如何处置把汉那吉事件筹谋策划之时，俺答汗已经听信了赵全的计策，率领大军于十月初一来到明朝边外，意图用武力索回那吉。其实这些都已在明朝督抚和内阁大臣们的意料之中，他们为此早已做出谋划。如张居正在王崇古上疏之前已经给他写过信，其内容大略和高拱所言相仿，及至王崇古建策上奏之后，他再给王崇古写信，就前方军情指授方略说：“降虏事一如公所议，旨云：且与做，云：候旨另用，皆含蓄未尽，后来操纵自有余地，在相机行之。但闻老酋临边不抢，又不明言索取其孙，此必赵全等教之，诱吾边将而挑（捕）之以为质，伺吾间隙而掩其所不备。愿公戒励诸将，便并堡坚守，勿轻与战，即彼示弱见短，亦勿乘之。多行间谍以疑其心，或遣精骑出他道捣其巢穴，使之野无所掠，不出十日，势将自遁，固不必以斩获为功也。”王崇古想要通过把汉那吉之事达成互市，张居正复信说：“承教谓宜乘老酋欲孙之急，因与为市，诚然。但朝廷纳降和戎，须自有体，今既与之以官，即为吾人，若谩然而纳之，率然而与之，事属挟取，迹同儿戏，损威伤重，取轻外夷，非计之得者也。据巡抚差人鲍崇德亲见老酋云云，回时又令自拣好马，其言虽未必皆实，然老酋舔犊之情，似亦近真。其不以诸逆易其孙者，盖耻以轻博重，非不忍于诸逆也……今宜遣人先布朝廷厚待其孙之意，以安老酋之心，却令那吉衣其赐服，绯袍金带以夸示虏使，彼见吾之宠异之也，则欲得之心愈急，而左券在我，然后重与为市，而求吾所欲，必可得也……或虑虏久住不退，兵连财费者，此不揣于利害者也。今日之事幸而成，即可以纾数年边患，其所省岂直数十百万而已哉，而又何惜于目前之少费哉！恐公为众议所格，措画少失，遂弃前功，故敢陈其愚。”（注：《张太岳集》卷22。）从这两封信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边关总督和朝中的内阁大臣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就那吉事件的处理、封贡互市的达成随时进行磋商，取得协调一致以后，便由边关总督明文上奏朝廷，通过廷议再报请皇帝最后批准。可以说事情的每一步进展都凝结着王崇古、高拱、张居正等人的心血，从中亦可见他们为国为民的耿耿忠心。此后直到最后完成封贡互市，督抚主持于外，阁臣运筹于内，穆宗则自始至终给以坚定的支持，终于实现了在历史上有深远意义的“俺答封贡”。
（资料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京2001年01期第37～4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