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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有渊源 士林耆硕

邸永君

2006年7月,我院建立学部,推选出首批荣誉学部委员95人,96岁的瞿同祖先生与焉。他也是我院目前仍健在的惟一一位二级研究员,真可谓硕果仅存、名至实归者也。

近年来,笔者一直在撰写《著名学者系列访谈录》,先后访问了史学大师王钟翰先生和民族学大师林耀华先生。在访谈过程中,二位大师皆将瞿同祖先生引为同门,使我对这位神秘的长者曾充满好奇。随着我对清代翰林院制度研究的不断深入与扩展,“晚清翰林后裔的作为与贡献”已成为本人的一个研究专题。瞿同祖先生以翰林传人、宰相后裔和著名学者的身份,自然而然地进入了我的研究视野。 

两位大师都看好他 

钟翰先生曾云:“洪煨莲师十分注重发现和培养史学人才,并结合他们的特长和兴趣为之确定研究方向。如安排郑德坤研究考古,齐思和研究春秋战国,瞿同祖研究汉代,周一良研究魏晋,王伊同研究南北朝,杜洽研究唐代,冯家昇研究辽代,聂崇岐研究宋代,翁独健研究元代,田农(继宗)研究明代,房兆楹和我本人研究清代。其强大的弟子阵容覆盖了中国古史之全部断代,大有将百代汗青尽收囊中之气势,一支现代史学编队就此崛起。”学界称上述各位学者为“洪家军”,瞿同祖先生身在其中。 

耀华先生谈道:“吴文藻师和冰心师母十分好客,弟子行列中,费孝通、瞿同祖、黄迪和我皆生于1910年,那年是阴历庚戌年即狗年。我们出入先生之门,冰心师母赠号为‘吴门四犬’”;“吴文藻先生十分注重为人才的成长创造条件。由于当时国内学术环境相对较差,加之民族学、人类学乃舶来品而并非本土学问,故而将推荐弟子赴欧美深造作为培养人才之首选途径,且就派何人赴何国、何校,就教于何人,均有周密考虑。例如,荐李安宅先入美国西部加州伯克莱学院,师从美国历史学派创始人博阿斯之得意门生克娄伯、罗维,再入美国东部耶鲁大学人类学系,师从著名语言学家皮萨尔;荐费孝通赴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院人类学系,师从著名功能学派大师马林诺夫斯基;荐我本人赴当时在学术界影响如日中天的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师从著名学者胡顿、科恩;荐瞿同祖、冯家昇赴美,师从著名学者魏特夫。上述弟子大都于学成后回归祖国,成为学界栋梁之才,亦使我国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得以对国外学术精华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其发展态势如日出之阳,充满勃勃生机,为学科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学界称上述各位学者为“吴家军”,瞿同祖先生亦身在其中,且是兼跨两大阵容者。先生以学术视野广阔,综合素质上乘同时被两位不同学术领域的大师所激赏,当与其幼承家学有很大关系。 

清代翰林家庭的教育与影响 

瞿同祖先生生于湖南长沙,一岁时随祖父瞿鸿禨定居上海。据朱保炯等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瞿鸿禨考中清同治十年(1871年)辛未科二甲第66名进士;据朱汝珍《词林辑略》卷八,鸿禨,字子玖,湖南善化人。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另据《清史稿·瞿鸿禨传》,光绪元年,鸿禨大考一等,擢侍讲学士。久乃迁詹事,晋内阁学士。授左都御使,晋工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特旨派议改官制大臣。 

鸿禨持躬清刻,以儒臣骤登政地,锐于任事。素善岑春煊,春煊入朝,留长邮传部。密疏劾庆亲王奕劻,奕劻恶春煊,遂及鸿禨。会鸿禨因直言忤太后旨,侍讲学士恽毓鼎劾以揽权恣纵,遂罢斥归里。辛亥,湘变起,流寓上海,旋卒。后追谥文慎。 

由此可见,瞿鸿禨乃晚清著名政治家,官列大学士,军机大臣,属相位也。曾为清末政治改革出力尤多,因失宠于慈禧太后而罢归故里。正在此间,于清廷风雨飘摇的宣统二年(1912年)旧历六月初六(7月12日),鸿禨得长孙,由于祖孙同庚(鸿禨生于道光三十年,岁次庚戌),故而欣喜异常,特为长孙取名为“同祖”,又因此日是天贶节(祭祀上苍以感谢其恩赐的节日),故取字为“天贶”,后改为天况,至今不少人称同祖先生为天况先生。 

清廷退位,鸿禨隐居上海。时同祖先生一岁,亦随迁沪上,陪伴祖父,前后8年。因家学渊源,同祖先生之文史知识远远胜过同龄儿童。祖父教学方法独特,一是让爱孙为无任何标点的《论语》断句;二是自己以朱笔写正楷,命爱孙于上面描摹。这种教学方法一直延续到祖父去世为止。经过上述两项基本功训练,9岁的同祖不但练得一手好字,更培养了阅读古代典籍的能力,显示出翰林后裔雄厚的家学优势。 

祖父辞世后,同祖迁居北京,随叔父瞿宣颖生活。宣颖(1894~1973),字兑之,因其父有维新理念,命其注重新学。先在京师译学馆、上海圣约翰大学肄业,后毕业于复旦大学,获文学士学位。北洋政府时期,宣颖曾任职于国务院及中央各部,并就任国史编纂处处长。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退出政坛,先后任燕京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等名校教授。一生著述宏富,有《汪辉祖传述》、《方志考稿》、《长沙瞿氏家乘十卷》、《中国骈文概论》、《北平史表长编》、《中国历代社会史料丛抄》、《方志考稿甲集》六编等,被称为方志学专家。 

同祖先生在叔父指导下,先后就读于育英中学和汇文中学。这两所中学都很重视国文课,但对于同祖而言,当时所学课程过于肤浅,便决意研究《尚书》。同祖先生认为,《尚书》之难,居五经之首,连韩愈都认为它十分难懂,称其“佶屈聱牙”。而选此书自学研读的目的,就在于由难而易。只要学通此书,一切古代典籍将不在话下。阅读从注、疏开始,直到最后能够断句,遇到实在不能理解的问题,则请教国学根基极佳的叔父,直到完全弄懂为止。以此方法切入,实为一般中学生所未曾想到更不能做到的。少年时期的同祖,并非显得聪慧过人,并未将“凌云壮志”挂在嘴边,而是踏实沉稳,刻苦好学;嗜书如饴,手不释卷;做事专注,有始有终。因而具备了学术大家的基本素质。 

燕京求学和在美加治学 

1930年,先生考取燕京大学,主修社会学,并兼修历史学。因特殊的履历与功力,同时被历史系主任洪煨莲先生和社会学系主任吴文藻先生所赏识,势在必然。1936年,先生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院,获硕士学位。曾任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同时开设中国经济史、中国社会史及中国法制史3门课程。因学养深厚,涉猎甚宽,辐射多门学科,研读正史、野史、家训、笔记、小说等,博闻强记。尤其对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研究,在海内外颇有影响。1945年,先生赴美,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研究员。后去加拿大,任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其做学问的特点是由博而专,由专而通,最后多门学科互相贯通。在先生所撰《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首先提出法律与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的密切关系,主张应将法律与社会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书中涉及家族、婚姻、巫术及宗教,既是一部法制史,也是一部社会史。这部书的英译本与先生的另一部著作《清代地方政府》英文本,至今仍为美国各大学亚洲系指定参考书。 

报国情深切 勤奋至终生 

1965年,瞿同祖先生满怀激情回到祖国。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各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均受到冲击。先生被分配到湖南文史馆。除政治学习外,无所事事,致使先生报效祖国的心愿在当时未能实现。后商务印书馆约先生翻译《艾登回忆录》,无稿酬,但先生欣然接受,与妻子赵曾玖女士合译,于1976年出版。“文革”结束,春江水暖。1978年,先生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任研究员,于古稀之年重又焕发学术青春。1980年,先生出席第27届欧洲汉学会议,作“清代法律的延续性和演变”报告;1983年,在香港大学演讲,题目为“法律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1985年,应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邀请,以高级学者名义访问美国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华盛顿大学,多次作学术报告,阐述法律在中国社会的作用,并揭示儒家思想与中国法律发展的关系,指出法律儒家化实为中国法律发展史最重要之大事。先生曾云,他一生治学,得力于“勤奋认真”4字。做学问一定要有一丝不苟的精神。先生以多年不懈追求,在学术界赢得了广泛赞誉与尊敬。最近,先生的硕士论文《中国封建社会》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再版,《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由商务印书馆再版,《清代地方政府》被译成中文,由法律出版社出版,还出版了《瞿同祖法学论著集》。体现出先生著述的长久生命力,当为我等后学的榜样与楷模。 

报国情深切,经冬复立春;星河无意转,尘世百年人。而今,瞿同祖先生已是96岁高龄,又逢戌狗本命之年,谨祝先生身体康健,寿比南山!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年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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