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后期至今十余年间，史学界编撰历史人物传记蔚然成风，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历代帝王的传记。不仅立传对象已从较有作为的皇帝延及一般平庸之辈，而且往往有同一帝王的多种传记连续出版，如清朝乾隆帝的传记先后已有五六种面世。看来，传记史学大有方兴未艾、一发不收之势。这种史学现象，迟早会成为史学史研究要审视与反思的课题。本文不揣谫陋，拟结合几种乾隆皇帝传的比较评析而略陈己见，以就正于方家，待之于来者。

一、几种乾隆帝传记的成就 

十八世纪末即1799年，清朝乾隆帝逝世，迄今已将近两个世纪。回顾历史，这位封建君主无疑是当时中国最有社会影响的人物，史学界将之作为研究与评述的对象，理所当然。于是本世纪最后十年内，乾隆皇帝传接踵而出，以出版时间为序，约计有：

周远廉著《乾隆皇帝大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4月版。 （以下简称《大传》）

白新良著《乾隆传》，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年7月版。

孙文良、张杰、郑川水合著《乾隆帝》，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6月版。

唐文基、罗庆泗合著《乾隆传》，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版。

郭成康、成崇德等多人合著《乾隆皇帝全传》，学苑出版社1994年8月版。（以下简称《全传》）

此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8 月出版了戴逸著《乾隆帝及其时代》一书，作者在《前言》中声明：“这不是一本乾隆帝的传记，也不是关于十八世纪中国史的全面叙述。”因此，不应作为一种乾隆帝传记来比较评析，但该书涉及了许多重要的历史问题，对后出的乾隆帝传颇有影响，因此也应有所涉及。

合几种乾隆帝传记总而观之，其学术成果及社会影响都是值得赞扬的，这主要表现于三个方面：

第一，乾隆帝及清乾隆朝的大量史实得以清理发掘，并且有条理地展现出来。通过对史实的稽考和评析，提供了具体而正确的历史认识。例如关于农业与粮食问题，周远廉《大传》、白新良《乾隆传》、孙文良等《乾隆帝》、郭成康等《全传》无一不列述了乾隆朝的重农措施、兴修水利、奖励开荒等等史事。戴逸《乾隆帝及其时代》更将农业与粮食问题作为经济上的首要问题，予以极详细的论述，唐文基等《乾隆传》还专论乾隆朝粮食问题与对策。这样，关于乾隆朝以农为本的政策、农业技术的改进、耕地增加情况、粮食产量、粮食储备、人口与粮价、兴修水利、普免钱粮等具体史实，均得到清理与评析，其详尽的程度是此前清史研究所不可比拟的。戴逸的著作、郭成康等的《全传》还详述了乾隆帝推广甘薯等高产作物的史事，这看似小事，实则对农业的影响深远，意义不容忽视。在古代中国，农业与粮食问题是最根本的经济问题，清代的“康乾盛世”，早就存在着农业发展与人口增长的矛盾，乾隆年间这个矛盾日益突出，乾隆帝如果不在发展农业生产上有所成就，他的整个政治舞台会坍塌下来，乾隆帝传记所描述的历史将是另一副面目。因此，在乾隆帝传记中清理其农业方面的措施与成效，是完全必要的。

乾隆帝与其主要朝臣的关系，是认识和评价这位封建君主的一个关键问题，几种传记程度不同地论述了乾隆帝“乾纲独揽”、“压抑臣权”，清理了驾驭臣下、打击朋党等方面的大量史实，使其极端个人专制、事事一己裁决的形象愈加明朗。然而乾隆帝是否把乾纲独揽的君权持续到暮年，这牵涉到对和珅其人的评析。先出的几部乾隆帝传记因袭旧说，亦言乾隆后期是“和珅专权”、“权落和珅”等等，而郭成康等《全传》则做出了新的突破。书中将乾隆帝对鄂尔泰、张廷玉、傅恒、刘统勋、于敏中、阿桂、和珅等等大臣任使和驾驭的情况作了全面细致的阐述，生动地勾画出这位君主明察、决断和牢牢把持黜陟大权的形象。特别是在对和珅的关系上，清理出许多对之训斥、压抑及惩处的具体史实，指出乾隆帝确实做到了不允许任何大臣揽权和擅权，“和珅虽被时人和后人称为权相，他也只能利用老皇帝的一时糊涂，窃权弄权而已。”〔1〕这是从认真清理史实中得出的学术成果， 有助于正确认识乾隆帝晚年和乾隆朝后期的历史。其他如周远廉《大传》首先详述窦光鼐参劾浙江亏空案，白新良《乾隆传》叙述了乾隆帝整顿科举弊端的史事，孙文良等《乾隆帝》叙述了“礼佛”、“祭孔”等出巡活动，唐文基等《乾隆传》提出乾隆帝继位之前，有过刊印《乐善堂集》以进行舆论准备的行为，郭成康等《全传》清理和叙述了大量民族关系、佛寺与园林建筑、“西洋意趣”方面的史事。所有这些，皆是全面认识乾隆帝和十八世纪中国历史的可贵资料。

第二，将有关历史问题的研究推进一步，取得了显著的学术成果。有无新的研究成果与学术创见，是衡量史学著述价值的最重要尺度，历史人物传记也不例外。几种乾隆帝传记皆各有特见，这里仅略举二例：

关于乾隆初年的施政方针，周著《大传》即已认为是“政尚宽大”，白著《乾隆传》进行了更详细的阐述，并且评述了乾隆十三年皇后去世引起的政治风波及十六年的伪孙嘉淦奏稿案，认为这是政治转为严酷的契机。郭著《全传》汲取戴逸著作中的观点，补充了乾隆帝对金川之役失利的反应和处置，进一步论证乾隆十三年“为政从宽转严”的背景和原因。这种通过一些具体史事透视出一代政治局面转变的研究方法与结论，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关于乾隆朝文字狱的情况，学术界已有过较多的论述，而乾隆帝传记的编写，使研究水平推进了一大步。白著《乾隆传》提出：乾隆之初匡正了雍正朝的文字狱之风，政治气氛清平。至乾隆十六年发生伪孙嘉淦奏稿案，导致乾隆帝对文化上的敌对势力做出过于严重的估计，引发了长久不息的制造文字狱活动。乾隆后期查缴禁书，掀起新的高潮，至乾隆五十年方缓解。郭著《全传》进一步细致推敲，指出乾隆十六年至三十四年的文字狱，以打击朋党和镇压反清意识为主，经过一段短暂回落，从三十九年至四十七年再度恶性发展，后又渐渐松弛，五十五年后遂告结束。这些见解，把文字狱的研究深入化、系统化，摆脱了单纯罗列案例、统计数量的方式，学术水平上升到一个新的档次。

第三，使许多传闻谬说得以辩正，取得了申史实而正视听的作用。关于乾隆帝的离奇传说很多，且流传颇广。周著《大传》、唐著《乾隆传》，都在前人考订的基础上辩正了所谓“香妃”的讹传。在这方面贡献最大的，当推郭成康等的《全传》，作者对关于乾隆帝身世的种种讹传、对于“香妃”的传说、对于福隆安是乾隆帝私生子的臆说，一一予以考辨。采取的方法是全面考察有关讹传从萌发、杜撰至流传的背景和过程，指出其穿凿附会的要害之处，以证实这些荒诞之说毫无根据。论述之中不仅吸取了先前学者的研究成果，更指明其失考之处，取得了正本清源、明正视听的效果。

上述几部乾隆帝传记，皆为很有功力的学者撰写，具备尊重史实的严肃态度，不同程度地取得上述三方面的成就，洵为传记史学中的上乘之作。但从责贤尤切的思路出发，还当比较其中的所得与不足，以利于传记史学今后的蓬勃发展。

二、几种乾隆帝传记的比读 

将几部乾隆帝传记比而读之，可以发现撰写方式、结构布局、具体史事的取舍评述以及较为宏观的认识，都存有明显的不同之处，从中可以总结出一些编撰历史人物传记的经验和教训。

研究历史的思维方法可以归结为“历史的方法”与“逻辑的方法”两种基本方法。简言之，“历史的方法”是按事物发生发展的时间顺序予以研究，探寻其因果关系与因革转变；“逻辑的方法”表现为一系列的分类归纳、概括、判断、推理等等。历史著作为历史研究的表述，在撰写时可以参照两种研究方法，或以时间顺序为总纲，展示史事发展的总趋势及阶段性；或以专题、事类的分别叙述为总纲；或将二者结合起来，灵活运用。

周远廉著《大传》，共分十五章，除首尾两章略具时间顺序外，基本上以事类为纲。其中战争性内容占有八章（第5—12章）， 篇幅约为全书的一半。这势必使乾隆帝及乾隆朝的其他史事，叙述上相对过略或竟至遗漏，如打击张廷玉及其朋党、会见英使马戛尔尼等大的历史事件，书中概付阙如，颇有畸轻畸重之憾。即使着笔最多的军事内容，也以所谓“十全武功”为线索，镇压山东王伦起义、镇压甘肃苏四十三起义及回族田五的起义，都未加记述，不能完整地反映乾隆帝的生平事迹和乾隆朝的历史。

白新良著《乾隆传》，总纲以时间顺序为主导，辅以按事类分叙。其《前言》将乾隆帝一生分为五个阶段：即位前；即位至亲政（乾隆二年）；亲政至王伦起义（乾隆三十九年）；乾隆四十年至禅位归政；太上皇时期。划分史事的发展阶段，可以给人以鲜明的历史感，增强历史认识的系统性。但书中却出现两个问题：其一是未能完全贯彻《前言》中的阶段划分，第十章题为《江河日下的晚年政治》，认为这是“以乾隆五十年为转折点”，〔2〕等于新增出一个阶段。 其二是作者试图论证乾隆四十年之后国势由盛而衰，但对于史事则过于拘泥其发生的时间阶段，作茧自缚，影响了历史评论的准确性。例如乾隆十二年出兵大金川，是置于“维护国家统一，平定各地叛乱”的框架内，而后期进军大金川，则属于第九章《黑暗的年代》，冠之以“穷兵黩武，再征金川”。前后两次用兵，其性质果真如此不同吗？作者并未作出必要的论证。而本书的最大优点，是孜孜追求学术见解的新突破，在乾隆前期政治风波问题、文字狱问题、扶植考据学派问题等方面都最先提出新的值得重视的见解。尤为卓著的是对乾隆帝秘密建储理论的研究，为作者独得之见，是一项突出的学术成就。

孙文良等的《乾隆帝》，《前言》中将乾隆期六十年平均分为三段，认为乾隆四十年之后是国势逆转、由盛而衰的时期。但实际撰写的内容，未充分显现这种阶段性的特征。全书十二章除前三章、后二章外，皆按事分类叙述，章节标题，力求齐整，构思之功显而易见。第八章叙述“盛世修书”，设“褒忠贬奸”、“编满族要典”两节，意欲辟出新意。各章内容分合，仍有欠妥之处，例如第三章列有“奖励垦荒”、“兴修水利”诸事，第九章复有“移民垦荒”、“开发弃地”、“水利建设”，恐无分开论述的必要。尤其是“开发弃地”一项，实质上与垦荒无大区别，叙述中与第三章在时间、内容上多有重叠交错，给人以强分为二又未能分清之感。乾隆三十九年的山东王伦起义，发生于清廷统治的腹地，震动很大，此前有些论著已将之视为乾隆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而本书竟不载此事，是有意摒弃抑或无意疏漏？令人不解。

唐文基等的《乾隆传》将乾隆帝一生事业，以三十九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又将前期以六年、十六年为界划分三个小阶段，认为乾隆十六年至三十九年是鼎盛阶段，此后由盛转衰。〔3〕全书仅分五章，前四章贯彻了上述划分阶段的构想，每一章标题之下，均标明时间断限，结构严谨，条理明晰。各章突破时间断限的内容亦间而有之，如第二章述普免钱粮，则一直叙至乾隆六十年；第三章记述出巡，也介绍乾隆四十五年和四十九年的两次下江南；第四章叙述后期的文字狱，便追述了前期文字狱概况；编辑《四库全书》，虽主要工作是在后期，但却全部系于乾隆三十八年之前。从这种安排中，隐然可见作者用意：凡值得肯定的举措，尽量于前期叙述，文字狱则全部置于后期记述。经过这样的人工裁制，乾隆前期社会政治气氛由宽松到严酷的转变得不到反映，特别是乾隆十六年至三十八年的“盛世”阶段，几乎全是善政壮举，而后期乾隆帝的重农措施、水利建设、文化活动等可称事迹，或被删略，或移于他处带叙，不利于辩证地认识历史人物。本书吸取前人成果，参考同类著述，记事较全，立论平允谨慎，故没有大的疏失。

郭成康等的《全传》明显地是以专题、事类为纲，大小标题，甚有意味，表明撰写的初旨就重视历史知识的普及，争取更广泛的读者。本书充分利用部帙巨大的优势，广泛搜集资料，叙事详尽细致，而且寓入许多精到的评论与分析。例如在叙述惩贪实例后指出：乾隆帝虽严惩贪官，“然而一旦对贪官污吏的惩治有可能导致局部统治陷于危机，就又要施格外之恩……吏治与民生就是这样互相制约着，驾驭其间，焉得不难！”；〔4〕在详述乾隆帝的“帝王品味”后， 论析了中国帝制文化以夸示宏伟为价值取向的问题等等，不仅学术见识深邃，且颇具发人深省的意义。为了达到“全传”的标准，采用了一些涵括大的标题，尽量多纳入史事，但同时也就有庞杂、不明晰的副作用，例如第四《履霜临民》中有“驾驭之道”一节，谁能从这标题中想到里面竟包含革除弊政、减轻赋税、奖励垦荒、移民屯种、蠲免钱粮、解决旗人生计等诸多内容呢？再者，按事类撰述的方式，不便于综合勾画一时期历史的整体发展脉络，本书在这一点上只好有赖于书前的长篇序言（戴逸撰），或经由读者自行思考与综理了。

几部乾隆帝传记有着总体上的成就，也有着共同的薄弱环节，即对于乾隆帝思想的研究尚嫌不够。虽然有的著述论及他的“宽严相济”施政方针，有的论述了他的秘密建储理论，有的谈到其乾纲独揽的帝王观念，有的述及其正统论等等，皆属于思想研究范围。但各书均未将乾隆帝的思想作为系统的研究专题，仅个别或附带性论及，足见主观上即未加重视。乾隆帝的军事思想、刑法思想、经济思想、文化思想，存于其谕旨、文集、诗集、书序、题识及钦定各种官书中，而最有特色的是以审视古今历史为枢机的政治思想，并集中地表现于《御批通鉴辑览》一书及批语中，反映出他在天命与人事、朝代更替与正统论、君权与君臣关系、用人行政、臣节忠孝、储贰嗣位等等问题上的见解，建立起一个比宋明理学家更严密、更纯粹的封建主义历史政治思想体系。其中乾隆帝的批语又辑录为单行的《评鉴阐要》一书，清廷及乾隆帝本人，将这套著述推崇至极点，《四库全书总目》称：“我皇上综括古今，折衷众论，钦定《评鉴阐要》及全韵诗，昭示来兹。日月著明，爝火可熄，百家谰言，原可无存”，〔5〕乾隆帝在《序》中自称该书“所以教万世之为君者，即所以教万世之为臣者”。书成若干年后，仍津津乐道：“此编体例一本至公，以为万世君臣法戒，史册权衡”。〔6 〕表明乾隆帝不但是独揽乾纲的专制君主，还要作思想上的教主。实际上，他无论是审视历史文化还是主持当代文化事业，都是以思想教主的姿态出现。他曾批评孟子、程颐、朱熹等儒学圣贤的某些说法，也不惜改变清廷对明清之际历史的多年定论，提出南明福王被执之时为明亡时间，禁止将唐王桂王政权称以“伪”字，所有这一切作为，都是要树立其封建思想体系的权威性、统一性，令天下万世遵奉。不抓住乾隆帝生平思想的这一要领，就不能深入理解和正确评析其某些举措和行为。

三、传记史学之我见 

自西汉司马迁撰成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史记》，给历史人物立传即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的重要内容，独立成书的人物史传也随之产生，至晋朝而繁兴。史传之书有一家族内人物的合传，有一地区人物的合传，有一类别人物的合传，也有单一人物的传记。独立成书的史传与纪传体史书的人物列传并兴，使中国古代传记史学异常发达。近代以来，章节体史书勃兴，成为撰写通史、断代史、专门史的主要形式。章节体有很多优点，写法机动灵活，适于记述各类历史内容，便于因史事的需要分合调整。但章节体的通史与断代史，却不能象纪传体那样详细记述各个历史人物，而历史的主体是人的活动，读史者有着深入细致了解历史人物的需求，学术界也需要加强对历史人物的研究。传记史学因而以新的方式发展起来，除编年体的年谱外，多采用了章节体的撰述方法。这里，拟结合乾隆帝的传记之书，讨论撰写上的几个问题，用以抛砖引玉。

第一，传记史学应注重记述的客观性与评析的准确性，这是保证作品质量的重要条件。为了记事的客观性，有时需要认真地进行历史考证，这是个学术问题。而对于现成可靠史料的取舍，则制约于作者的主观认识。周著《大传》记述平定准噶尔之战文繁事详，却不言乾隆帝下令对厄鲁特人大肆屠杀的史实，未批判其滥杀无辜的残暴行为。乾隆帝平定准噶尔是一项维护国家统一的功业，是一大历史贡献，笔者认为不必过于渲染其屠杀政策，但至少对客观的滥杀史实要有所交待、有所批判，方为尊重史实的撰述态度。孙著《乾隆帝》对乾隆朝的文字狱，大讲纂修《四库全书》后的残酷情状，对于前期，只谈到乾隆三十七年一案，而且强调了处理之宽。〔7〕据统计，乾隆前期有五十多起文字狱，有的处置十分酷烈，学术界早有论述。如果在一部完整的乾隆帝传记中对此避而不言，不仅是记事不够客观，而且会导致对乾隆前期政治一片清平的不正确认识。因此，记述的客观性也是确切评析历史的前提条件。

第二，历史人物传记记述具体的历史事件，还应向读者提供一个宏观性的概括，对历史人物的行为、思想、人格、功过及其时代特征作出全面的评论。这可以在全书序言或前言中完成，也可以于书后专立一章、一节。这种总论应写出较高学术水平，要有机地联系全书内容，使人从中获得对历史人物及其所处时代的总体认识。周著《大传》、白著《乾隆传》、孙著《乾隆帝》皆在书后有一总结性论述，略具此意，郭著《全传》则以戴逸论文为序。唯唐著《乾隆传》前言既略，后无总结，可视为缺憾。

第三，历史人物传记的作者，应站在学术研究的前沿，掌握尽量多的有关史料，了解学术界对有关问题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经过分析和提炼，才能做到不遗不滥，突出重点。在传记中，不应把某一方面的史事全部遗漏，也不应将某一方面史事中最有代表性者遗漏，还不应将具备特殊性、特殊意义的史事遗漏。

周著《大传》漏载的史事较多，上文已述。而书中惩贪问题专立一章，却多选受到严惩的大案，将乾隆帝宽纵、姑息的案例遗落不载。孙著《乾隆帝》认为乾隆前期“严惩贪官”，后期概括为“姑息纵贪”，亦未全面。实际乾隆前期也有宽纵贪犯之例，如乾隆七年苏州织造海保，贪污银二十二万两案发，因其母为雍正帝乳母，被法外施恩宽释。乾隆十二年大学士查郎阿受贿案发，乾隆帝却以其为先帝旧臣，“朕不忍置之于法”而免究。〔9〕乾隆后期，也有处置严厉的惩贪案例， 这反映出在君主专制的制度下，只能是“人治”而没有法治。历史记述应兼顾正反两方面史实而比较分析，不应偏于片面。

在记述全面性的问题上，对不同篇幅、不同结构之书可以有不同的要求。例如乾隆帝在平定新疆之后，命郎世宁、王致诚等人绘制平定伊犁回部全图十六幅，《国朝宫史续编》卷97略载其事。而法国人伯希和撰有长文，详述乾隆三十年五月乾隆帝下令将图运至欧洲制铜版印刷之事，经冯承钧译成中文。〔10〕文中对乾隆帝谕旨、郎世宁致法国绘画院的信件、中法之间的合同书、工价银、运输途径、国外机构对此事的重视、完工进程等均有记述。今各部乾隆帝传记均未载此事，他书可不必苛责，但郭著《全传》部帙甚大，且专有《西洋意趣》一章，这样的反映乾隆帝意趣及中外文化艺术交流的特别史事，理应予以详述。

第四，传记史学应立足于精湛的学术性，同时注意发挥普及历史知识的功用。在学术见解上，只要经过认真研究，立论有据，即使未成为众所依归的定论，也胜于平淡无奇、敷衍成编之作。例如白著《乾隆传》认为乾隆帝厌弃理学家而扶持考据学派；周著《大传》认为乾隆帝在平准战争中，完全信赖阿睦尔撒纳并以其为主力进攻达瓦齐，是“决策失误”；孙著《乾隆帝》认为乾隆帝的封禁东北政策，造成东北地区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唐著《乾隆传》认为乾隆初年并非有意实行宽政，乃是强调“实政”；郭著《全传》认为山东王伦起义等反清暴动，不是由于农民生活困苦，而是乾隆帝严厉取缔“邪教”政策激发所致。这些结论，虽仍可继续讨论，但作为学术新见，已为著述增色。

学术见解不能苛求一举而成定论，而撰述时则应力求深入精致，尽量避免以粗糙的“毛坯”作为成品。愚所谓“毛坯”，非指学术上有大的疏失舛误，而是令人一读，即可知其未经深思熟虑，未经查考探讨。例如乾隆朝《四库全书》之外的修书活动，周著《大传》、唐著《乾隆传》全然不载，当无可置喙。白著《乾隆传》综述“编定群书”，书名举例有似信手拈来，漫然成篇，一些非常重要的修书事项如《开国方略》、《满洲源流考》、《八旗通志》等等，反而连书名也未提到。郭著《全传》采取分类开列书名目录方式以示其盛况，处理得颇为机智，但未入《四库全书》而人所熟知的编录《满洲实录》、《满文老档》及纂修《功臣传》第二、三、四、续集等等均未列述。〔11〕著录之中完全因袭《四库全书总目》之误，如《平定金川方略》本为乾隆十四年始撰，仍误为乾隆十三年；《平定准噶尔方略》于乾隆二十年开纂，乾隆三十五年全部成书，却仍误作乾隆三十七年“奉敕撰”；《御批通鉴辑览》后附《明唐桂二王本末》，实为四卷，仍误著录为三卷。〔12〕孙著《乾隆帝》第八章《盛世修书》似可辟出新意，然而“褒忠贬奸”一节叙述清廷追谥明朝殉节大臣，竟然只字不提编纂《胜朝殉节诸臣录》一书，这岂能符合“盛世修书”的总标题？而所述《明臣奏议》一书，又与“褒忠贬奸”毫不相干。在“编满族要典”一节，《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乃为带注释的历史地图，称之“要典”已属勉强，至于《辽金元三史国语解》，只是订正三部正史译音用字，滥竽其中，殊不相称。诸如此类，皆为未致深究细考，仓促成文而永存遗憾。

历史人物传记读者较广，应着眼于历史知识的普及性，注重语言文字的生动活泼，给读者提供活生生的历史人物形象。撰写方法上力求重现历史的真情实景，而不应一味的景外“旁白”。传记史学不应将最广大的读者完全让给“演义”、“戏说”之类挂上历史品牌而又背离史实甚远的文学作品，而应在学术性与普及性统一的宗旨下，以科学、深邃、启人心智、生动精彩的作品，为提高民族文化素质作出贡献。

   注释：

    〔1〕《乾隆皇帝全传》第173页。

    〔2〕白新良《乾隆传》第376页。

    〔3〕唐文基、罗庆泗《乾隆传·前言》。

    〔4〕《乾隆皇帝全传》第231页。

    〔5〕《四库全书总目》卷88《史部史评类》。

    〔6〕乾隆帝《阅通鉴辑览作》自注，载《国朝宫史续编》卷89。

    〔7〕孙文良、张杰、郑川水《乾隆帝》第414—415页。

    〔8〕《清高宗实录》卷167，乾隆七年五月乙亥。

    〔9〕《清高宗实录》卷285，乾隆十二年二月。

    〔10〕连载于《中国学报》二卷四期（1944年12月）、三卷二期（1945年2月）。

    〔11〕乾隆朝纂《功臣传》，见《国朝宫史》卷28，《国朝宫史续编》卷90。

    〔12〕参阅《史学集刊》1990年第1 期《四库全书总目清代官修史书提要订误》。

    （资料来源：《清史研究》199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