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库旧档整理处，系罗振玉为整理其从天津带到旅顺的清内阁大库档案，于1933年成立的临时整理机构。由于该处涉及中国近代学术，受到学界关注。近年来虽然出现了一些介绍文章，但不少问题尚未弄清。近日在整理旅顺博物馆罗振玉旧藏时，偶然发现了一篇题为《大库旧档整理处缘起》的文章手稿，对深入了解该整理处颇有帮助。今逢“八千麻袋”事件90周年，特撰此文以作纪念。
《大库旧档整理处缘起》手稿共两页，用普通宣纸书写，题目下方署“副处长述”。罗振玉在《大库旧档整理处史料汇目》序中曾提到过此人：“内阁大库史料之整理，始于癸酉秋，延松崎柔甫先生主其事，何耐庵孝廉为之佐。”何耐庵即何福谦，耐庵为其字，江苏人，是罗振玉的姑表兄，也是儿女亲家，何的女儿为罗振玉长子罗福成之妻。罗继祖先生在《鲁诗堂谈往录》中称：“伪满时，雪堂翁得资设库籍整理处于旅顺故肃邸，集人从事整理，聘松崎及先外祖何耐庵老人为正副处长。”作为整理处的中方负责人，何副处长对当时的情况是相当熟悉的，因此也最有资格作整理处介绍之类文章。该文当是应某报刊约请而作，不知什么原因没有发表，因此不为人知。全文不足六百字，现将主要内容摘引如下：
“本处现所有之旧档，乃罗氏将所得转让于李氏后，又于京津陆续收得，凡约万斤，罗氏由津几费周折又移诸旅顺。逮满洲建国，日本水野梅晓及松崎鹤雄二氏，商请罗氏，谓所藏史料，能否由日本及满洲国共出公帑整理之。罗氏以学乃天下之公，慨然允诺。且谓档案杂糅，必须就近整理，将来编目蒇事，即将原件捐诸满洲国，由国家保存。议定。于大同二年夏，罗氏乃奏陈执政，暂借旧肃王府楼上为办事处，并定名为‘大库旧档整理处’。事先罗氏为招聘人员，出资筹备。于大同二年 月 日满洲国公款至，继之日本外务省公款亦到，本处乃得正式成立。”
长期以来，人们纠缠不清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大库旧档整理处档案的来源问题。在该文中，何副处长明确指出：“本处现所有旧档，乃罗氏将所得转让于李氏后，又于京津陆续收得。”他如此强调档案的来源，显然是有所指的。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清朝末年，内阁大库失修，库藏珍籍及明清档案面临被毁的危险。当时主管学部的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张之洞提出，将大库的书籍设立学部图书馆保存，而大库的档案经内阁会议，盖以“旧档无用”奏请焚毁。时任学部参事的罗振玉到内阁接收图书时，见这些待焚的档案，都是极珍贵的史料，便请求张之洞把这些档案移归学部保管。得到同意后，遂将档案分别放置国子监孔庙敬一亭和学部大堂后楼。民国成立后，教育部在国子监设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负责保管这部分档案。由于北洋政府财政困难，无力保管，1921年春，历史博物馆除留一部分外，将大部分档案分装八千麻袋，计15万斤，作价4千元卖给了北京的同懋增纸店。该店将档案大部分渍水捆扎成包，准备运到定兴、唐山两处造纸厂化浆造纸。在打包装运时，纸店的人也抽出不少，在北京的厂肆出售。罗振玉当时住在天津，偶尔到北京办事，在琉璃厂买到了洪承畴揭帖及朝鲜国王贡物表等档案，知道是内阁大库的藏品。当他听说这批档案正准备运去造纸的消息后，便同友人金梁一道找到纸店，以高价购得。关于罗振玉究竟花了多少钱买下档案，历来说法不一，多数认为是1万2千元。也有文章说是1万3千元，还有一说为2万2千元。但罗振玉本人却别有说法。这是在买下档案不久，他写给法国学者伯希和的信中提到的，信中说：“辛亥国变，民国官吏尽行卖去，弟闻其事，乃以2万金购得。”（信的原件现存旅顺博物馆）罗振玉再一次抢救了这批档案后，他将一少部分运到天津进行整理，大部分档案留在北京租房存放。由于这些档案数量巨大，保存和整理工作不是个人能力承担得起的，加上战乱等诸多因素，1924年，罗振玉将存放在北京和天津的全部档案，作价1.6万元转让给了大收藏家李盛铎。何副处长之所以在文章中强调整理处现有档案的来源，当是针对社会上由于某些误解产生的传言所做的公开申明。
但时至今天，这些误解一直没有消除，人们仍然认为旅顺大库旧档整理处的档案，是罗振玉卖给李盛铎时留下的一部份。如李勤璞在《旅顺库籍整理处考》一文中说：“民国11年，罗振玉以私人举债购下即将化为纸浆的所谓九千麻袋大库档案，辗转贮存于北京善果寺，当年又运其一少半至天津加以整理，留京的让于李盛铎（1924），后来李氏又转让给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29）……至于运到天津的部分，民国13年整理印行了《史料丛刊初编》10册，后未再整理。民国17年（1928）罗振玉又自天津转寓日本人统治下的旅顺，遂于后年（1930）将大库档案自天津移来，欲继续整理公布，于是有旅顺库籍整理处之设。”（见《如松斯盛》，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167页）
存有这种误解的不仅李先生一人，几乎大多时文均持此说，甚至误解更深。如王景高在《明清历史档案劫余录》中说：“1924年，罗振玉将留下的部分档案共40余箱卖给日本人松崎，被运往山海关外。”以此看来，罗振玉是否留下存放在天津的档案，与是否将档案卖给松崎成直接因果关系。那么，搞清罗振玉当年是否将天津的档案留下，便是十分必要的。著名学者徐中舒先生，当年曾代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持了该所购买李盛铎得自罗振玉这批档案的接收和整理工作，他撰写的《内阁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一文，对我们弄清这个问题很有帮助。他说：“档案在李氏处为日颇浅，觅屋堆存已很困难。在天津的初由库书楼迁至某家大院，又迁至谦信货栈。在北平的，也由善国寺迁至安伯胡同、顶银胡同两处。”这里说的“库书搂”是罗振玉在天津存放档案的地方，某家大院及谦信货栈，则是李盛铎购买后暂存档案之所，说明档案确实从罗家运出来由李氏接手了。徐先生还介绍了档案搬迁后的损失情况：“在历史博物馆卖出时，重15万斤，及天津档案装车运北平时，称得约6万斤。在北平的数量大约也差不远，即散失之件，合计已损失2万余斤了。”另外，1929年9月《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务月报》刊载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概况事务报告》中记录：“本所所购明清档案，半存北平，半存天津。其在平者，已于上月底运存于历史博物馆午门城上。其在津者，本月3日由编辑员徐中舒率同书记尹焕章前往陆运，计装2千7百麻袋，40箱，43席包，于14日抵平，随15、16两日运存于午门楼上。于是此两部分档案，始得合庋一处。”（转引自《傅斯年全集》第六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这是当时的工作记录，与徐先生的文章互相印证，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罗振玉当年确实将京津两处存放的档案移交给了李盛铎。
这里我们应当注意的是徐中舒先生对当时档案损失的统计，历史博物馆卖给纸店时，档案的重量是15万斤，到史语所接收时，还剩12万多斤，损失2万多斤。但存放在天津的档案运回北京时，称有6万斤之多。说明天津存放的档案损失不大。大家知道，罗振玉当时是将多数档案存放在北京的，运到天津的只是少部分。而此时存放在北京的档案却只剩下6万多斤，损失多的恰是存放在北京的。不少文章都已谈到，在罗振玉抢救这批档案时，纸店已经抽出了大量的档案在出售，罗振玉也正是在厂肆上买到了出售的档案，才知道他们将把档案送去造纸的，说明罗振玉购买时，档案已经散失了很多。由于罗振玉一直关注这批档案，因此，这些散失的档案，后来又陆续被罗振玉购得，并成为旅顺大库旧档整理处档案的来源。如此看来，何福谦副处长所言档案来源是有根据的。既然这个事实成立，那么指责罗振玉将档案卖给日本人松崎的说法，似应当重新进行分析。
从现有资料看，最早披露罗振玉将档案卖给松崎的，是1927年9月25日，上海《申报》刊登的一则不足40字的消息，全文为：“前年罗振玉照废纸价收买去内阁档案8000袋，罗已出售与日本人松崎，即日出运。”这篇消息用词含糊，不足以证明罗振玉已将档案卖给松崎。首先，以该消息发表时间为界，“前年”应是1925年，而罗振玉购买档案的时间是1922年。其次，从行文方式上看，作者是故意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即罗振玉将8000袋档案全部“出售”给了日本人松崎。事实上，罗振玉已在1924年将全部档案卖给了李盛铎。这样行文，比较容易激起人们对罗振玉的愤怒。从整篇文字分析，作者只是道听途说，并不清楚罗是否卖出档案。然而，就是这则消息，让罗振玉至今背负骂名，甚至工具书、教科书也以此为定论。我们暂且不追究此则消息的信息来源是否可靠，先看一下当时松崎是否有从罗振玉那里购买档案的条件。
松崎即日本汉学家松崎鹤雄，字柔甫，日本熊本县人。他自清朝末年来到中国，曾师从著名文献学家叶德辉。他从1920年起在满铁大连图书馆任司书，1932年辞职离开。曾为满铁大连图书馆搜集中国古籍，在中国学界有相当的知名度。满铁大连图书馆，确实藏有不少中国古籍珍本，但该馆作为日本侵华的一个重要情报资料中心，在建馆初期的首要任务，是“充实满铁会社参考图书”。（见该馆馆员大谷武男《大连图书馆沿革略史资料》1948年，稿本。以下引该书时称《资料》）在该馆初建的前10年，主要资金用在搜集中国东北及苏联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方面图书，为日本帝国主义掠夺中国资源，进而军事入侵服务，而不是中国古籍善本。该馆馆员桥本八五郎在《历任大连图书馆馆长众生相》一文中回忆，该馆第二任馆长唯根伊与曾于1920年亲自到北京高价卖了一部《芥子园画传》初刻本，立即“招致某些方面的质疑：‘这种书跟会社业务有什么关系？’”（转引自《百年大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48页）因为满铁大连图书馆的图书采购是与满铁会社业务密切相关的，资金的使用受满铁会社控制，不是图书馆想买什么就能买什么的。1928年以前，该馆购买中国古籍不多，更别说购买40箱大库档案。
据《资料》记载，该馆“第一次大批收购中国古书是在1929年，主要是北京、山东藏书家的贵重书。”1937年，松崎在一篇题为《回顾》的文章中，对1928年以前满铁会社不肯购买中国古籍十分不满，甚至指责这种做法会影响“中国研究”。在回忆松冈洋右于1929年出任满铁副总裁时，他才激动地说：“这是大连图书馆采购的黄金时代。一时间，相继购藏了宋版珍籍及古代舆图等珍品，让学术界为之瞠目。”（见《百年大图》第557页）满铁大连图书馆购买中国古籍文献，都有清楚的记录。即使有计划但因故没能买成，也一定会有记载。如1937年，该馆企图接收南浔嘉业堂藏书，因各种原因最后没成，但同样有记载。像大库档案这样有影响的文献收购，如果确实买了，决不会漏记。
上世纪80年代，大连市图书馆发现了近2000件清内府档案，有人认为是出自“八千麻袋”，甚至认为可能就是松崎从罗振玉手中购买的。这同样是一种误会。《资料》中只有一次关于购买档案的记载：“1943年，从北京春、秋二回买了很多的书，主要是满文图书、法制关系的书。另有稀见抄本、档案等等。”据满铁大连图书馆机关刊物《书香》介绍，大谷武男参与了此次购买图书和档案。可以明确地说，大连图书馆发现的这批档案与“八千麻袋”无关，因为“八千麻袋”是内阁档案，其中没有清总管内务府档案。1948年，罗福颐先生在《清内阁大库明清旧档之历史及其整理》文中介绍：“惟今故宫文献所掌档案凡六类：1、宫中档案；2、内务府档案；3、军机处档案；4清史馆档案；5刑部档案；6、内阁大库档案。”满铁大连图书馆是1943年购进的这批档案，但1948年故宫中仍然还保存着大批内务府档案，至于这些档案是什么时间散出宫中的尚不清楚。通过上文分析，我们认为在1927年，松崎还不具备购买档案的资金条件。反观罗振玉当时所处的政治环境，将档案卖给日本人松崎的可能性也不大。
大家知道，罗振玉曾在清朝政府为官，品级虽然不高，但他却一直以清朝遗老自居，正如鲁迅先生在《谈所谓“大内档案”》中讽刺的那样，民国时还将清朝称为“国朝”。以他对大清王朝的忠诚，不可能把清政府的档案卖给日本人。正如前揭罗福颐先生文中所说，当年罗振玉之所以在无奈中将档案转售李盛铎，是因为他“愿出筹划，任整理编辑之劳，先君乃以所有，全让诸李氏，以不得转售外国人为约。”可见罗振玉当年将档案卖给李盛铎是有条件的，是有约定的。不仅日本人不能卖，其他国家的人同样不能卖。既然自己定下此约，以罗振玉的身份应当是不会不尊重自己的。更何况他当时正追随末代皇帝溥仪，而且同在天津，他要是将其老祖宗的东西卖给了日本人，如何面对溥仪？说到这里，我们再回头看一下，何福谦副处长谈到水野梅晓、松崎在与罗振玉商讨整理档案事时罗的态度：“谓档案杂糅，必须就近整理，将来编目蒇事，即将原件捐诸满洲国，由国家保存焉。”他之所以强调“就近整理”，目的就是保证这批档案不再散失，最后由“国家”收藏。他的所谓“国家”是指伪满洲国，由于他特殊的身份和心态，把伪满洲国看作是清朝的延续。在整理工作结束后，罗振玉自己只留下200多件档案作为纪念（有另文专论），其余6万多件全部捐给了伪满奉天图书馆。
写到这里，我突然明白何副处长上述“申明”，似寄托了一个愿望，就是希望人们能够从历史事实出发，重新审视罗振玉被指卖档案给日本人松崎这一公案。可是时间又过去了75年，至今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罗振玉将大库旧档卖给过日本人松崎，但对他的指责却仍在继续，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
（资料来源：本文转载自《中华读书报》2011年7月20日第1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