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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稿》命运多舛的前因后果
作者:裴高才 责编:

来源:《书屋》2014年第2期  发布时间:2014-04-15  点击量: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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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9月18日,冯明珠执掌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她因此成为该院第七任院长。

  冯明珠是闻名两岸三地的清史学者、文博专家与作家。早在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攻读硕士期间,冯明珠师从著名史学家李守孔主修中国近代史,1978年毕业后凭其学术专长,进入台北故宫博物院工作。其代表作《清史稿校注》享誉海峡两岸,还有《中英西藏交涉——从廓尔喀之役到华盛顿会议》、《清宫档案丛谈》、《知道了:朱批奏折展》等专著。

  2013年6月11日,笔者赴台专访了台北故宫新掌门冯明珠,她对我说:“我是一名清史及清代档案学工作者。”随后,给我介绍了有关《清史稿》及其校注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烽火岁月中遗留下来的史稿或有误,或不够完备,或流于草率与零乱,然它表达了一个朝代结束之际,史学工作者的思想与情感,其特殊的时代意义,非后代史学工作者所能替代。”冯明珠在谈到《清史稿》时这样说。接着,她讲述了海峡两岸清史纂修所经历的一波三折。

  “国可灭,史不可灭。”这是中国古代修史的传统。前代灭亡之后,继起的一代即组织人力为前代修史。“春秋而降,凡新陈之递嬗,每记录而成编”。从唐贞观年间建立史馆修成八部正史,至清乾隆年间修成《明史》,二十四史中半数以上为政府官修。辛亥革命之后,清政府逊位,南北统一。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政府开始着手编纂清史。

  1914年初,北洋政府国务院呈文给大总统袁世凯,提出纂修清史时机已经成熟:“尤宜广召耆儒,宏开史馆,萃一代人文之美,为千秋信史之征……以与往代二十四史,同昭垂鉴于无穷。”3月9日,袁世凯发布大总统令,批准成立清史馆。批文云:“应即准如所请,设置清史馆,延聘通儒,分任编纂,踵二十四史沿袭之旧例,成二百余年传信之专书。用以昭示来兹,导扬盛美。”

  作为曾经的清廷大员,又是清帝逊位的受益者,袁世凯对清朝历史的全面肯定不足为奇。为了延揽旧人,袁氏拟延聘赵尔巽为馆长。赵尔巽祖籍奉天铁岭,清代同治年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任湖广、四川与东三省总督等。

  起初,避居青岛的赵尔巽不愿就任此职。袁世凯于1914年8月派其贴身秘书吴璆,携带袁氏亲笔信前往青岛。信中大意是:修清史乃歌颂大清功德之事,正遗老所当效力之处。身为旗人的赵尔巽无话可说,是故,他抱着“修故国之史,即以恩故国”的初衷,走马上任清史馆馆长了。9月1日,清史馆正式开馆,馆址位于故宫东华门内的原清朝国史馆和会典馆。

  赵尔巽虽非史学专家,但却能知人善任。他履新后,“近取翰苑名流,远征文章名宿”,向一百三十六名著名学者发出了邀请,实际到馆共八十六人,还聘有工作人员两百多人,名誉职位三百多人。在纂修的知名专家学者中,史坛名笔柯绍忞在清末即致力于蒙古史和元史研究,历经三十年努力,撰成《新元史》二百五十七卷。此次修史,柯绍忞仍是领衔人物,后代理清史馆馆长;光绪年间进士缪荃荪,曾入国史馆为一等编修,此次受聘为总纂;还有参与修撰《国史会典》的夏孙桐,以及吴廷燮、王树楠、金兆蕃、马其昶、朱师辙、张尔田等学界名流。这些学者,于纪、志、表、传各有侧重,大多数人均十分敬业,即使领不到薪金,也能各尽其责。当然,由于他们多为前清遗老,大多在辛亥革命后退归故里,隐居不仕,闭门著述。他们对“家国存亡之故,未尝一日释怀”的诟病,为后来《清史稿》的命运多舛埋下了伏笔。

  对于撰稿任务的分配,赵尔巽根据每个学者的特长各得其所,而稿酬则是依质论价,奖优罚劣,奖勤罚懒,薪金待遇最高者月银达六百元。这六百元是什么概念?当时担任北大系主任的陈独秀,月薪是三百银元,这就是说,优秀撰稿者的薪金相当于大学一级教授的两倍。而薪金最低者仅三十银元,对于不能按时交稿或者稿件质量低劣的则停发薪水。

  由于清史馆是袁世凯的政绩工程,他不惜利用“善后大借款”之资金,每月给清史馆拨款十多万银元。只可惜,他没有看到自己催生的《清史稿》,就一命呜呼了。

  素好文史的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后,虽然政府财政捉襟见肘,但他宁愿压缩自己的薪水,也要保障清史馆的开销。只是1917年7月,一介武夫的张勋复辟,导致史馆闭馆数月。后来虽然复馆,但政局混乱,北洋政府财政维艰,馆中经费骤减,每月只有三四千元,有时连这点小钱也不能准时拨付,常以国库券、公债券代之。最严重的时候分文无有,导致编纂人员也从早期的八十六人锐减至十四人,大家几乎等于尽义务。

  赵尔巽认为,事关一代国史,“失今不修,后业益难著手”,再困难也“不敢诿卸”。一方面节约开支,敦促同仁加快进度、多尽义务,一方面不得不动用自己的人脉,以其资望向各军阀张作霖、吴佩孚、张宗昌等募捐,以支撑清史馆。1927年6月,在奉系军阀张作霖的资助下,拖延已久的清史纂修工作出现转机,准备用几年时间完成。

  正在此时,政坛风云变幻,风烛残年的赵尔巽又病入膏肓,如不将自己呕心沥血十余载的清史提早付印,恐怕自己晚年的心血会付诸东流。8月2日,八十四岁的赵尔巽在《〈清史稿〉发刊缀言》中,回顾了十四年来纂修清史的种种艰辛,称“今兹史稿之刊,未臻完整,夫何待言……所有疏略纰缪处,敬乞海内诸君子切实纠正,以匡不逮,用为后来修正之根据,盖此稿乃大辂椎轮之先导,并非视为成书也”。于是,赵尔巽遂仿效明制,称所纂清史为“急就之章”,就在“清史”后特加一个“稿”字,名曰《清史稿》。

  一个月后的9月3日,赵尔巽撒手人寰。昔日的下属张作霖按其遗愿,续聘柯劭忞继任馆长,并派袁金铠办理刊印。袁金铠又推荐金梁担任校对,于次年端午节前夕,《清史稿》刊印最后成书五百三十六卷,八百余万字,总共印了一千一百部。

  由于成书之时,正是奉军遭受灭顶之灾之日,金梁奉命把其中四百部运往东北,这一版本后来被称为“关外本”。

  留存北京的史馆中人披阅《清史稿》后发现,金梁有擅改文稿的地方。所以,在馆长柯劭忞主持下,将剩下的七百部加以抽换改正,这一版本后来被称为“关内本”。

  

  国民革命军接管北京后,南京国民政府派农矿部长易培基于1928年6月18日接管故宫博物院,24日又接管清史馆,后组建“清史长编筹备会”,准备另行编写一部《清史长编》。

  次年10月,赵尔巽任内的清史馆职员、号称清末民初“康藏边地一支史笔”的刘赞廷呈文南京国民政府文官处,提出公开发售《清史稿》建议案,“供诸民众,以便正确修订”。

  官修史书本质上表述的是当时主流价值观对历史的认识,正如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所描述的那样,“十年来之民国,袁世凯及其游魂为主动”。因此以北洋政府其立论观念编修的《清史稿》,南京政府难以接受。于是当局召开国务会议讨论,决定将《清史稿》及清史馆所存书籍,悉数运往南京接受审查。

  对于南京政府决定查封《清史稿》,故宫博物院理事长李煜瀛首先提出异议。他于12月2日致电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清史馆所存书籍多为史料,故宫正在整理编辑,恳请收回成命。4日,国民党中央委员张继也致电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力挺李煜瀛。6日,古应芬复电,称蒋介石表示“国务会议决议之案,碍难变更”。11日,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致电古应芬,提出为避免清史撰写工作“前功尽弃,可否先将《清史稿》百部及重复书籍送京”,同样碰了壁。

  有鉴于此,易培基作最后努力,于16日提出一折衷方案,直接呈报行政院院长谭延闿,列举《清史稿》内容“反革命”、“藐视先烈”、“不奉民国正朔”、“例书伪谥”、“鼓励复辟”、“反对汉族”、“为满清讳”等十九项罪名。而且满清入关前,建州三卫,受明藩封;康、雍、乾三朝滥兴文字狱,诛连惨酷;戊戌政变后,慈禧复垂帘听政,实肇庚子拳乱;宣统逊位,民国给予优待等关键史事,《清史稿》或故予缺略,或曲为之讳,呈文建议将“《清史稿》一书永远封存,禁其发行”,待故宫《清代长编》编成,“再行呈请国民政府就其稿本,再开史馆,重修清史”。谭延闿接报后,于20日召开行政院会议议决:“《清史稿》永禁发行,长编准其完成,重复书籍先行运京,具呈报告蒋主席请示。”

  这样一来,方将《清史稿》在北京与南京分途存放,于1930年初运抵南京的三百余部《清史稿》,则分发给国立、省立图书馆及部分高级官员阅读参考。同年2月19日,南京政府明令要求:《清史稿》“所有从前已经发行者,应一律严禁出售”。《清史稿》馆藏之争才告一段落。

  因为编纂《清史长编》是一项系统工程,受多种因素制约,及至1934年底,该计划不得不中辍。为此,行政院呈请国民政府核发《清史稿》,由该院负责纠正。一年后,参议员吴宗慈起草的《检校〈清史稿〉报告》完成,教育部将该报告送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征求意见。该所所长傅斯年指出:“重修清史,此自是国家应作之事。然此时国家力量恐不能顾及。且十年来史料之大批发现,史学之长足进步,皆使重修一事,更感困难。非以长久之时期,大量之消费,适当之人选,恐不能济事耳。”接下来,全面抗战爆发,修清史一事不了了之。抗战胜利后又爆发了国内战争,始终未能重修清史。

  1960年,台湾“国防研究院”组织“清史编纂委员会”,以《清史稿》关内本为蓝本,稍加修订,于1961年10月与台湾“中国文化研究所”合作,刊印出一部《清史》,共八册。由于这部《清史》从一开始就被定位为“献礼工程”,留给修史者的时间仅一年,因而诸多问题并未纠正,《清史稿》书中之谬误阙失在该书里一仍其旧。所以该书一面世,便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场笔墨官司几上几下,沸沸扬扬打了一年多,成为震动台湾地方朝野政界学界的一段公案。

  

  不少名士认为,《清史稿》虽然存在诸多问题,但其在史坛的地位无法替代。同盟会“先天会员”、著名辛亥革命报人、民初参议员刘成禺认为:“《清史稿》一书大致可用,只须略加改正,即可杀青。”中国史学会发起人之一、著名学者金毓黻亦谓:“平心论之,是书积十余年之岁月,经数十学者之用心,又有国史原本可据。而历朝所修之实录、圣训,及宣统政纪,并蒋、王、潘、朱四氏之东华录,采摭甚富,史实赅备,囊括以成一代大典,信足以继前代正史之后,而同垂于奕祀矣。”

  纂修清史,需要大量充实之史料。而在台所存资料,残缺不全,重修清史不易进行。而《清史稿》尚有甚大参阅价值,因此学者乃提一折衷建议:何如对《清史稿》不修改其原文,只加校注,谬误乃见。鉴于原清史馆所有部分档案、书稿,均由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所以,1978年10月,经著名国学大师钱穆等建议,“国史馆”馆长黄季陆与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蒋复璁,一拍即合,两家联手开始了《清史稿》的校注工作。

  正好这一年,冯明珠自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毕业,经清史业师陈捷先教授推荐进入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从事《清史稿》校注工作。

  自1978年10月至1984年10月六年间,冯明珠会同昌彼得、索予明、刘家驹、庄吉发等台北故宫博物院十位同仁,担负起对《清史稿》校注的初步工作。

  冯明珠说,他们以“不动原文,以稿校稿,以卷校卷”办法,凡歧误纰缪,或同音异译,皆逐条考订,并注明出处。所引史料,则除清史馆存档纪、志、表、传原稿外,还有清国史馆历朝国史稿、传包,暨实录、会典、东华录、文献通考、耆献类征、清史列传、满汉名臣传、碑传集等。其中利用最多之书是清历朝实录,许多问题大都由“实录”加以验证和确定。除“实录”外,还充分利用清朝众多官书,旁及各类史乘,以及文集、笔记、方志,乃至外国史籍,并及近人、今人论著,注意吸收运用最新研究成果,仅书后注明所引之文献资料即达八百余种。至1984年10月,冯明珠会同台北故宫学人共校订了四万余条。

  《清史稿》校注总集成工作,由国史馆的蒋君章、许师慎、朱沛莲、杨叔荪、胡健国、朱重圣等十四人完成。他们试加新式标点,校阅校注条文,凡原书立论或史法失当处,又皆分别标注纠正。经再聘请蒋复璁、黎东方、杨家骆、黄彰健、宋晞、王家俭、吕实强、李守孔、刘凤翰、成惕轩、王恢、陈捷先等为审查委员,慎密复审,计新增校订二万余条,务求赅实,方成定稿。

  《清史稿》校注部分共计三百余万字。包括《清史稿》原文在内,《清史稿校注》一书共一千二百余万字。自1985年10月起,定稿后陆续出版,以十六开本,活字排印一千部,每部精装十五册,1991年全部出齐。这套书是迄今对《清史稿》作出的最为详尽的系统考订,基本上摸清了《清史稿》的底细,且将其存在之问题,大多点明、诠释,实为破天荒之举。至此,终于将数十年来聚讼纷纭的一桩历史公案做一了断,并向学术界提供了较为准确有据、翔实可信的丰富资料,为进一步纂修为国人企盼已久的大型清史提供了可贵的依据。

  与此同时,七十多年来,特别是近五十年来海峡两岸学者为重修清史做了大量工作。其主要努力是对《清史稿》存在问题的清理,从各个方面对《清史稿》进行纠谬,仅见诸杂志报端的文章不下三百篇。我们期待一部清代正史早日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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