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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稿》撰述人及其关系考
作者:刘海峰 责编:

来源:  发布时间:2005-11-28  点击量: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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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清史稿》撰述人群体的形成

        民国三年1914,北洋政府国务院呈请设馆纂修清史,其中云:“我中华民国……由大总统延聘专员,分任编撰……以与往代二十四史同昭鉴于无穷”1国务院的呈文正合袁世凯的口味,借修史以网罗前清遗老,也是袁氏心愿,正如郑逸梅所说:“袁氏称帝,他为羁縻一班前清遗老,特辟清史馆修撰清史”2。当时文坛巨擘莫如康、梁二人及章太炎,然康、梁皆为旧维新派,袁世凯断不会让他们主书;章氏为革命党人,当时正被袁软禁北京装疯卖傻。宣统逊位后,多数满清官员退居东北、青岛,尤以青岛为渊薮。原东北盛京将军赵尔巽与袁氏关系较好,且为满宦寓公之魁。史馆总裁既要满清贵宦,又要与己要好,因此,袁最终选定赵尔巽出任清史馆总裁。

        赵尔巽,字次珊,号无补,汉军正蓝旗,山东泰安人。同治十三年进士及第,任御史。其弟赵尔丰,清末四川总督,辛亥革命时为革命党人所杀。武昌革命爆发后,时任东北盛京将军的赵尔巽《忠告于武昌此次肇祸诸君》函电中声称:“倘若执迷,则所谓子能覆楚,我必能复楚者”3,公然以复楚之申包胥自居,国变后,隐居青岛。

       民国三年八月,袁世凯派贴身秘书吴缪携亲笔信前往青岛拜访赵尔巽,赵以“修史与官服不同,聘书亦非命令”而欣然从命。次年,赵尔巽到达北京,并向袁世凯提出:“往代修史,即以养士,欲援旧例,以絷遗贤。”4袁满口答应,并拨给充足经费。

    史馆位于故宫东华门内。史馆初开,赵尔巽立即“近取翰苑名流,远征文章名宿”5,先后聘请提调:陈汉第、李经蕃、金还、周肇祥、邵章;总纂:沈曾植、宝熙、柯劭忞、吴廷燮、缪荃孙、李家驹、劳乃宣、金兆蕃、吴士鉴、秦树声等;协修:姚永朴、姚永概、袁金铠、张书云、张尔田、陈敬第、袁嘉谷、俞壁云、李葆恂等;校正:吴缪、李景濂、成昌、金兆丰、朱希祖、李哲明、朱方饴等;收掌:朱孔彰、唐邦治、袁克文、金梁等;后来又增聘:马其昶、刘师培、夏曾佑、王树楠、夏孙桐、奭良、瑞洵、朱师辙等。其中沈曾植、宝熙等57人未到馆,尽管如此,尚有100余人进入清史馆。

二 《清史稿》主要撰述人事略

        柯劭忞,字凤荪,号蓼园,山东胶东人。光绪丙戌1886进士,历官翰林院侍讲、日讲起居注官等。一生对蒙古史、元史用力颇深,集30年努力撰成《新元史》257卷。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赠予名誉博士,时晚清民初诸儒,获外国博士者惟柯氏及徐世昌二人。逊位诏下,柯痛哭,清史馆开,赵尔巽聘为总纂。“君自顾儒臣,国亡无所自荩,修故国之史,即以恩故国。”6在馆日,撰史稿之天文志、臣工列传,总阅本纪,整理儒林、文苑、畴人等传。赵尔巽死后,代理馆长,史稿卒赖以成。

         缪荃孙,字炎之,号倏珊,江苏江阴人。光绪丙子1876科进士,授国史馆一等编修,因论学忤总裁徐桐,离京出走,先入淮安丽正书院,后至武汉钟山书院。张之洞于湖南推行新政,缪氏积极赞襄并奉命赴日本考察学务,归国后主办江南图书馆。清史馆开,赵尔巽聘为总纂。“先生身为旧史,生平网罗文献,有遗山石园之志”7。在馆日,主持儒林、文苑、孝义、隐逸、土司5传。

        夏孙桐,字润枝,号润奄,浙江会稽人。家世以文学显,光绪壬辰1892科进士,“学问淹洽,文词雅赡,朝章国故,尤为研习”。曾任湖州府知府,辛亥革命后,辞官归里。清史馆开,赵尔巽聘为协修,升总纂。专任嘉、道、咸、同4朝臣工列传,循吏、艺文两汇传。“先生在馆,以老宿重望,隐然如万季野之主修明史。”8一人成稿近百卷,于《清史稿》功为最高。

    吴廷燮,字向之,号景牧,江苏江宁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科举人,辛丑1901署太原府同知,次年,赵尔巽任山西巡抚,邀署太原府知府。民国成立后,为袁世凯大总统府秘书。清史馆开,赵尔巽聘为总纂。在馆日,撰高宗、仁宗、宣宗、文宗、穆宗5朝本纪,大学士、军机大臣、疆臣、藩部、部院大臣5年表。

      王树楠,字晋卿,号陶庐老人,河北新城人。光绪十二年科进士,“为文华赡藻丽,词出于韩李二家,而博识强记,凡经史滞义,古籍错讹,训诂考订,精赅允当,突过前人”9。光绪三十二年任新疆布政使。清史馆开,赵尔巽聘为总纂。在馆日,整理咸、同朝臣工列传,修正属国传。

        金兆蕃,字钱孙,浙江嘉兴人。光绪十九年1893科举人。“君知非变法不足以图存,及南下,一意于经世致用之学,戒子弟勿重科举,戒女勿缠足,转移风气,为时导师。”10民国后,为北京财政部会计司司长。清史馆开,赵尔巽聘为协修,升总纂。在馆日,成太祖、太宗、世祖、圣祖、世宗5朝本纪,康、乾朝臣工列传,整理孝义、后妃、列女等汇传。

         马其昶,字通伯,号抱润翁,安徽桐城人。早年从吴挚甫受业,光绪间任学部主持,京师大学堂教习。“其文之朴茂,尤近南丰,盖吴先生后一人而已”11,为文不尚浮词,散文清淡简朴。章太炎笔锋尖刻,少有许者,然曾与抱润翁书云:“平日观先生文字,亦谓世人所能为,比观文士手笔,求惬心者千百不得一,返观尊作,真如孤桐绝弦,其声在尘境之表矣。”12国变后,澹于荣利,闭门著述,以终其身。而家国存亡之故,未尝一日释怀。清史馆开,赵尔巽聘为总纂。在馆日,成咸、光、宣朝臣工列传,修正文苑传。

        张尔田,字孟恂,号遁堪,浙江钱塘人。家以文学显世,代有撰述,称为清门。居上海时,与海宁王国维、孙德谦齐名,时人目为“海上三子”。三子之中,国维颇有创建,然好趋时;德谦只词碎义,篇幅自窘。国维于史重地下文物,孟恂于史重文史互证。虽合同析异,皆能推古人之意,欲光大浙东学派。所著《史证》8卷,日本列为大学研文史者必读之教科书。光绪间为刑部主事,后改官江苏试用知府。旋遭国变,遂退归故里,高隐不仕,潜心著述。清史馆开,赵尔巽聘为协修。居馆数年,成乐志、刑法志、地理志江苏篇、后妃传、康熙朝大臣图海与李之芳传。“晚年笃信孔、孟,有犯之者,必大声所呼以斥,虽亲旧,无稍假借。”13金兆丰,字雪荪,浙江金华人。光绪壬辰1892科进士。曾任京师大学堂提调。在京师大学堂,“遴选教员,锐意改革,校务既振,学风大醇”14,为后来北京大学成为中国学术渊府,擘划之力为多。国变后,居家不出,惟以著述自娱。清史馆开,赵尔巽聘为协修。在馆日,成礼志、职官志,同、光朝臣工列传。

        清史馆除以上诸人外,主要撰述人还有满人奭良、瑞洵、成昌等。奭良,字召南,贵州按察使承龄之孙。早年颇负诗文,有“八旗才子”之称。光绪间,以旗人故,起家为奉天县令,后擢东边道、湖北荆宜道、江苏徐州道等职。为官在任,恃才招忌,故屡跌屡起。国变后,去官归京,惟豪奢之性不稍变。前历官任,皆膏腴之地,聚财甚多,然选色征歌,酒楼嗜欲,不数年,所有余资挥霍殆尽。归京时,“变卖家宅,犹得万余金,不过三年,又为告罄”15,竟至生计无着落。适清史馆开,赵尔巽招备顾问,奭良于满州文献,十朝掌故,矢口指陈,不得翻检,滔滔不绝。惟论事刻深,喜与人标新立异,文笔差弱,不长于史书编撰,故赵公安排:先从金兆蕃见习本纪,后从柯劭忞助述列传。在馆十余年,助金氏修正前五朝本纪,主成诸王传,分任康、乾朝臣工列传。瑞洵,字景苏,大学士崎善孙。少能文,慷慨尚气,光绪间科进士。朝考旗人,入词林,旋擢内阁学士,后出为科布多参赞大臣,不久因事被劾罢官,废置不复用。国变后,一心向佛,兼以诗词自咏,陈三立称其“精超绝俗”16。后归京,家贫甚苦,几断炊烟。清史馆开,赵尔巽悯其贫困,招助编纂。在馆日,独成德宗本纪和今上本纪。惟性情忧郁,常寂处一室,不与他人语,纵有会议,亦默坐无一言。因其祖父有过,弟又有过(瑞澄武昌逃跑事),愤世嫉俗如斯。成昌(又名骆成昌,满人增汉姓),字之蕃,山东布政使崇保子。光绪间中举人,少凭门阀,交游甚广,裘马荣衣,性忱风雅,酒楼茶肆,出入骚客之林。国变后,北归京师,于京西涞水购买田宅,续娶娇女,避世乐隐。过数年,家资耗尽,寄身正阳门外一旅馆,藉馆中剩食度日,布衣蔬食,形同寒素。清史馆开,赵尔巽聘为协修。在馆日,成邦交志,别撰氏族志。

        史稿主要撰述人尚有秦树声、张钰、俞璧云、朱师辙、金梁等,他们或未成稿,或助他人成篇,不一一赘述。

三 《清史稿》撰述人关系考

       《清史稿》文人圈为赵尔巽一手缔成,它主要有桐城古文派和八旗派(我这里权称旗人为八旗派)两部分组成。桐城古文派以柯劭忞为首,八旗派以赵尔巽为旗。在实际撰述中,桐城派多主文,八旗派多主义;汉人主汉传,旗人主满传;汉人重列传,旗人重本纪。但是,两派之成员因多来自清朝官宦,就歌颂清朝、宣扬忠君而言,则是一致的,故昔日之门户之见,即两派之学术旨趣在清史馆中渐趋一致。综合而言,两派之成员关系较为密切,诸如父子相随,兄弟相从,乡邻同呼,师生相望,同学相应,可谓人才济济。

          桐城派:清代自方苞、刘大櫆、姚鼐等人提倡古文形成桐城古文派后,此派在清代文坛一直影响很大,当时有人曾惊呼:“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17清史馆中,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皆为桐城人,三人同乡同里又同为吴挚甫高足。永朴“始治古文辞,后乃专志读经”18。永概“诗文才气俊逸,足使词皆腾踔纸上,虽百钧万斛而运之甚轻也”19。二姚为胞兄弟,桐城大家姚鼐之裔。“叔节(姚永概)者,马其昶之妻弟也。”20王树楠,“幼从黄子寿学骈体,后与吴冀州(吴汝纶,字挚甫,曾门四大弟子之一)游,顿改古文,洞明义法”21。时吴挚甫弟子满天下,清史馆中,马其昶、二姚、邵章、高步瀛皆出其门,“新城王树楠、通州范当世、侯官严复、畿道林纾四人者,皆执资请业愿居门下”22。柯劭忞虽为山东人,但青年入河南,皈依桐城古文派,“配吴淑人,桐城大家吴挚甫先生之女”23。江阴夏孙桐,自小受教于母姚太夫人,而姚夫人为姚鼐之裔,“桐城名家之女,娴文史”24。夏孙桐“甲申冬,送三妹嫁至京师同邑缪荃孙”25,因此,夏、缪二人当为同乡,且为亲戚。朱孔彰为朱师辙之父,朱家世习桐城古文,朱方饴为朱师辙堂兄,夏孙桐“女子之六,三女纬磷,适朱方饴”26,故朱师辙称夏氏为“夏闰丈”。河南秦树声为固始桐城派传人,朱师辙为其门下弟子,且为贵婿。秦与陈三立、柯劭忞又为光绪十二年同榜进士,秦、柯二人入仕后,诗词唱和,直至秦终。金兆蕃、张尔田、夏曾佑、邵章皆为钱塘人。张尔田曾师秦树声、章钰。邵章幼时与张尔田相善,共同切磋文章与书法。

八旗派:奭良为赵尔巽表侄,瑞洵与成昌为表兄弟,吴廷燮、金梁为赵尔巽幕府中人,唐邦治为赵尔巽家庭教师。吴、唐二人虽汉人,然清末达官集幕僚著书立说,相沿成习,故可列于赵氏门下。

四 结论

       《清史稿》问世后,后人对其批评多而肯定少,既肯定其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又对其政治观点和学术水平进行了诸多否定。然而,史稿毕竟凝聚着数十位知名学者14年的辛勤劳动成果,除具有“丰富之史料价值”外,在天道观、政治观、历史观、经济史观及学术水平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可取之处。但是,史稿因成于众人之手,各人观点有差异,水平有高低,功力亦不尽相同,故其所成稿件自有良窳之分。加之时势窘迫,仓促付梓,不成书时而成书,其失误之处在所难免。

        史稿在思想观念及学术水平上的失误,有主观原因,亦有客观因素。就主观而言,除部分撰述人水平较低、用力不勤外,更重要的是思想观念陈腐。这一点,陈寅恪先生有过精辟的论述:“纵观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气之变迁有关。”27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28陈氏所言,确实道破清史馆诸公的心理。作为新旧嬗变之际的胜朝文人,远崇孔,近效万(斯同),君死臣辱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把这种陈腐的思想融入史书中,必定生衍出诸多思想观念上的错误来。

     总而言之,史稿撰述人因多为清朝遗臣,不论是治古文的桐城派,抑或是落意的清朝旗人,绝大多数史观反动,于修史均非所长,后人评史稿“史观反动”为第一罪,诚不为过。

 

注释:

1、《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第279页。

2、《清娱漫笔》第12页。

3、《赵尔巽全宗》。

4、《逸经》第2期第77页。

5、《逸经》第2期第75页。

6、《遁堪文集》卷2

7、《观所尚斋文存》第8页。

8、《民国人物碑传集》第748页。

9、《民国人物碑传集》第707页。

10、《民国人物碑传集》第476页。

11、《陶庐文集》卷2

12、《野棠轩文集》第10页。

13、《民国人物碑传集》第450页。

14、《涉冈集》附录。

15、《逸经》第2期第75页。

16、《散木居奏稿》卷首。

17、《晚清政治与文化》第16页。

18、《国史馆馆刊》1卷第3号。

19、《锐私轩续集》卷3

20、《民国人物碑传集》第597页。

21、《辛亥人物碑传集》)第712页。

22、《桐城吴先生年谱》第37页。

23、《遁堪文集》卷2

24、《民国人物碑传集》第746页。

25、《观所尚斋文存》第21页。

26、《民国人物碑传集》第749页。

27、《元白诗笺征稿》第82页。

28、《寒柳堂集》第6页。

     (资料来源:《史学月刊2003年第2期,中华文史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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