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元年(1662)，荷兰殖民者被郑成功驱逐出台湾。其后，荷兰人并未远去，仍希冀得机重返台湾，并为此曾介入清郑内战，联清打郑。

一、 郑荷矛盾的历史渊源

荷兰人和郑氏集团结下的梁子，始于崇祯六年(1633)的料罗湾海战。几年前接受明朝招抚的郑芝龙，率明军舰队打赢了这场肇因于贸易纠纷的战役。这是中国人首次在海上大败西方海军。

此后，郑芝龙的海商集团控制了远东水域的海权。荷兰东印度公司只得忍气吞声每年向郑芝龙船队进贡1000万法郎，以确保其在这一水域的航行和贸易安全。

顺治三年（1646），郑芝龙投降清廷，郑氏集团的海上影响力随之显著下降。郑成功起兵抗清后，由于根据地仅有金门、厦门弹丸之地，故而一直存在东征台湾的可能性。自天启四年（1624）窃据台湾以后，荷兰驻台湾当局对此一直提防有加，并不断从日本等地获得“国姓爷由于处境不利，暗中觊觎福摩萨”的情报。（《被忽视的福摩萨》，厦门大学郑成功历史调查研究组编《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

郑成功不仅被荷兰人视为假想敌，而且在海上贸易方面与荷兰人冲突不断。作为“海上马车夫”的荷兰商船，在进行海外贸易的同时也伴随着大量海盗行径，时常劫掠中国商船，损害了郑成功的商业利益。

顺治九年，台湾爆发反抗荷兰殖民统治的郭怀一起义，荷据台湾当局不仅怀疑郭怀一与郑成功暗中联系，而且索性对郑氏赴台商船“每多留难”。对此，郑成功采取了贸易报复措施，“刻示传令各港澳并东西夷国州府，不许到台湾通商”，使荷据台湾一度陷入经济萧条。（杨英《先王实录》）

为了扭转不利处境，顺治十四年，荷据台湾总督揆一派翻译何斌赴厦门，表示愿“年输银五千两，箭柸十万支，硫磺千担”，只求解除贸易封锁。当时郑成功正在全力北伐，不愿后院起火，于是顺水推舟，“遂许通商”。

然而，这只是暂时的妥协。既没有动摇郑成功驱荷复台的决心，也没有消除荷兰人对郑成功的恐惧。北伐失败后，郑成功不得不重新谋划抗清事业，将矛头指向东边的台湾。

二、 清荷合作的潜在可能性

就在寻求与郑成功达成妥协的同时，荷兰方面也在考虑利用清郑矛盾，拉拢清廷，试图建立贸易关系和军事联盟。

顺治十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以“请贡”名义派船到广东，跟清廷接触，兼做贸易，但未获清廷批准。

三年后，荷兰东印度公司直接派遣使者抵达北京，“赍表朝贡，并请贡道以便出入”。清廷给予其“准五年一贡，贡道由广东入”的待遇，实际上是将其视为与朝鲜、安南（今越南）类似的藩属国。《清世祖实录》)

不久，清廷又追加了贸易细则，“著八年一次来朝，员役不过百人，止令二十人到京，所携货物，不得于广东海上私自货卖”。

尽管贸易周期和贸易行为受到了严格限制，但荷兰人还是通过自我“矮化”，屈居清朝“贡国”，纳入朝贡体系，换取了与清廷建立联系的资格，为发展清荷关系打下了基础。

在跟郑成功作战中溃散的荷军舰船曾驶往中国大陆，请求停泊装水，购买食品和燃料。经由当地官员引荐，靖南王耿继茂接见了船上的荷兰人，通过他们向荷兰东印度公司提出了清荷联合作战进攻郑成功的设想，并请荷兰派军舰参战，承诺清廷将提供必要援助。

荷兰巴达维亚（巴达维亚即今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殖民当局曾派出由军官考乌率领的援台舰队，准备与清军首次联合作战。然而，这支舰队尚未抵达台湾就被击溃，残部逃回巴达维亚，使首次联合作战的设想化为泡影。

荷兰殖民者被郑成功驱逐出台湾以后，念念不忘卷土重来，但因力量单薄，且缺乏靠近台湾的根据地，难以立足，遑论打败郑军；清王朝海上军事力量不足，希望借助荷兰的夹板船制约郑成功。双方各有需求，存在利益交集，具有合作的潜在可能性。

三、 荷兰在清郑战争中的角色

康熙元年七月，荷兰东印度公司派舰队抵达闽江口，12艘夹板船都竖有“支援大清国”字样的旗帜。舰队代表登岸后，向当地官员递交照会，表示愿与“郑军以及一切清延之敌人作战”，但条件是准许自由贸易、恢复荷兰在台统治。（赖永祥《清荷征郑始末》）

靖南王耿继茂、福建总督李率泰不敢擅自主张，便具疏请旨定夺。清廷批示：“彼红毛人来船出力剿贼，殊甚可点。可否助战，著该王、总督等核议具题。所带货物，著委员监督贸易。”（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密本档》，兵部尚书明安达礼题本，康熙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荷兰还派员进京朝贡，提出“请助师讨台湾”。（《清史稿》）

在请旨期间，荷兰人急不可耐，曾单独进攻郑军，但战果不大。康熙二年春，该舰队返回巴达维亚，临行前曾与清军闽安镇总兵伟尚亮约定：“待入夏后，率领舟师前来助剿。”（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密本档》，礼部尚书沙澄题本，康熙二年九月二十二日）

康熙二年八月，16艘夹板船组成的荷兰舰队再次抵达闽江口。清廷方面热情接待，特拨房屋，以便荷兰人“卸存货物”，并邀请荷兰舰船前往泉州，与清军会合。在这里，双方以书信和回执的形式，签署了一份结盟草本，共11条。

第一条规定了“清荷两国民间应有不得破坏之同盟关系存在”。第二条到第六条规定了双边军事合作的具体事项。第七条规定，“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中国与一切华人得享有贸易之自由，不受任何干涉”。第八条规定，攻占金门厦门后，荷兰人“得在两者之间，择取其一或其他地点，以驻部队，以防海贼攻击”。第九条规定，攻占台湾后，“清军应将该岛以及一切城堡物件交与荷人，以供荷人居住”。

显然，第七条有违清廷“迁界禁海”政策，第八条和第九条有割地之嫌。因此，耿继茂和李率泰对这三条“大为骇异”，持保留意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密本档》，靖南王耿继茂等题本，康熙二年十一月二十日)不过，他俩还是签字确认了军事结盟。

康熙二年十月，荷兰舰队从“外洋驶入海口，两面夹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密本档》，靖南王耿继茂等题本，康熙三年二月二十七日）他们仗着船大炮多，“横截中流，为清船藩蔽”，牵制郑军。（陈衍《台湾通纪》）而清军水师从泉州、海澄分路出击，发起总攻。郑军寡不敌众，退出厦门。清荷联军趁机攻陷厦门、金门。

这或许是清荷联合作战的唯一成功战例。清廷对此很满意，特别宣布“荷兰国助剿海逆并请贸易。奉旨：著二年贸易一次”，缩短了双边贸易周期，作为对荷兰助战的奖赏。（《钦定大清会典事例》）

就在这时，清荷双方在下一步作战方向上发生了分歧。清军一面招抚郑军，一面准备进攻铜山，并邀请荷兰舰队帮忙。荷兰人对进攻铜山不感兴趣，一心希望清军进攻台湾，还主动出兵短暂占领了澎湖和鸡笼（今台湾基隆）。

然而，清军并未对荷兰人的上述军事行动给予支援。这让荷兰方面对合作前景非常失望。此后一年内，清军曾三次远征台湾，荷兰都不曾派舰船参与，远征行动也都因遭遇台风无功而返。

康熙十七年，由于平定三藩的战争已向有利于清廷的方向倾斜，清军在福建战场上也逐渐扭转被动局面，即将对郑经军队反攻。为了更快取胜，康亲王杰书和福建总督姚启圣奏请朝廷“求赐特敕，谕令该国发夹板大船二十只至闽夹击”。（姚启圣《忧畏轩奏疏》）

尽管清廷迅速批准，并向荷据巴达维亚当局发出联合作战的邀约，甚至派人亲往邀请，但荷兰舰队以“海寇所阻”为由，“不得行，未达而返”，始终没有如期抵达前线。（《清圣祖实录》）反倒是由于此时台湾在远东的贸易地位有所下降，荷兰东印度公司正在忙于干涉爪哇内战，不仅无力阻止远征中国的舰队，甚至连盘踞鸡笼、澎湖的驻军都撤走了。

康熙十九年，清军统帅层曾就是否组织清荷联合作战发生争议。姚启圣主张“俟红毛船到，一同进兵”。水师提督万正色主张“无待荷兰船到，先水陆进攻贼窟”。结果，万正色率军连克福建沿海诸岛，用行动证明了清军水师不依靠荷兰舰队也能打赢海战，打破了部分将领在海战方面对荷兰舰队的依赖心理。

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在清郑澎湖之战中，施琅的先锋官蓝理受伤，肠子流出腹外，幸得荷兰医生及时医治。这是清统一台湾前跟荷兰人在军事领域的最后合作。

虽然清廷与荷兰就结盟问题多次磋商，但真正的联合作战只有一次。康熙四年以后，清荷军事合作事实上名存实亡。

四、 正确认识清荷结盟

荷兰人以“进贡”与“助战”为名，与清廷军事合作，其真实目的无外乎三方面：一是报复郑氏，重返台湾；二是推行自由贸易，打开中国市场；三是借机抢掠，谋取利益。荷兰军队攻占厦门和舟山后，海盗本性暴露，抢掠破坏严重。

以清廷最高决策者的认识水平，还达不到民族大义高于集团利益的地步。他们将郑氏集团视为心腹之患，优先处置，而对台湾的地位和归属一度缺乏长远考虑。清廷甚至对荷兰这个“合作伙伴”缺乏足够了解，连其地理位置都没搞清楚，一直以为巴达维亚就是荷兰本土。

不过，对于与外国人的军事合作，清廷一直持审慎态度。在郑成功进攻台湾期间，尽管耿继茂对联合作战表现出浓厚兴趣，但并未出兵帮荷兰人解围。清廷更是以“见机行事”来要求耿继茂等人保持谨慎。

耿继茂、李率泰虽然强调眼前利益至上，“谁为复百年计，功过目前事耳”，主张先借兵助战，再说其他的，但无论是他俩，还是清廷最高决策层，都没有对台湾未来前途做出明确宣示，将台湾让给荷兰顶多只算诸多选项之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密本档》，靖南王耿继茂等题本，康熙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康熙五年正月，李率泰病故，临终前曾具疏提醒朝廷，要对荷兰人保持警惕，“红毛夹板船虽已回国，然而往来频仍，异时恐生衅端”。（印鸾章《清鉴纲目》）

同年，清延突然传旨：“荷兰国既八年一贡，其二年贸易永著停止。”次年又规定，只准取道广东进贡。由此，荷兰在中国沿海地区的贸易特权，只维持了三四年就匆匆终结，鸡笼也随之失去了对华贸易中转站的作用。这也成为荷军主动撤出鸡笼的重要原因。

上述现象都表明，清廷高层对荷兰人的态度，是利用加防范。“利用”是暂时的，“防范”是长期的。然而，一旦“利用”不慎，就会引狼入空、惹火烧身。

即便是作为清荷联合作战唯一成功战例，厦门、金门之战中荷兰舰队的表现也很一般，郑军战船“直绕荷兰船之后，冲大䑸而入，荷兰船发炮齐击，无一中者”。郑军将领“（周）全斌分诸将引战红毛巨艇于沙浅处，焚之过半”。（沈云《台湾郑氏始末》）

显然，荷兰人的参战，对清军击败郑氏集团和统一台湾的战争帮助不大。历史再次昭示：在事关国家统一和分裂的重大斗争中，主权问题不容商量，外援和外国干涉都指望不上，关键要靠自己。

康熙二十三年，清廷在台湾设立府县，派驻官兵，加强管辖，推进治理，荷兰重返台湾的幻想彻底破灭。

作者简介：

唐博，男，1981年生，河南郑州人。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历史学博士。现任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秘书局二级调研员。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首位80后主讲人。研究方向为清代及民国经济史、城市史、台湾史。出版专著《历史大变局：中国经济风云的50个桥段》《住在民国：北京房地产旧事》《驿站小史》《清案探秘》等14部，累计发表学术论文、译文和专栏文章200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