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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满人汉化举偶(2019年第44期)
作者:杨益茂 责编:

来源:中华文史网  发布时间:2020-01-10  点击量: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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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融合是世界历史趋势。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内,民族融合不仅是国家政权稳固的重要条件,更体现着人类共同的发展趋向。清王朝曾是一个空前强大而稳定的国家政权,同时也是一个民族融合的熔炉。其中,满洲“汉化”则是一个重要现象。尽管当时的满洲统治者讳言此事,后世有的研究者也各执一端,但是历史事实却不可辩驳的证实了这一趋向。

一、夺取政权、入主中原的需要

在清王朝夺取政权、入主中原的历史上,人们往往看到的是满洲八旗的骑射武功,而忽视其对待汉人的政策及对汉文化的利用。这显然是重要的缺失。

《孙子兵法》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是战争的基本规律。实际上,满洲在崛起东方之际,人员不多,地域不广。为了发展壮大,它一方面积极与蒙古联姻,取得蒙古贵族的同情与好感,争取了一支颇为强大的同盟军;另一方面则不得不打“汉人”的主意。因为,无论从地域或人数比较,汉人比满人都占有绝对的优势。何况明王朝是在推翻蒙元王朝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以汉人为主体的政权呢?为了进军和统治中原,清王朝的统治者不得不对他的主要对手采取“模仿”、“利用”乃至“学习”的政策。

如果说,努尔哈齐在世时,已经感到汉人及其文化的重要,但在政策上还多是对汉人奴役、掳掠的话,那么在他的儿子皇太极执政时期,已经开始大幅度调整对汉政策。皇太极当政后,开始采用“参汉酌金”,“开科取士”,广泛招纳汉人知识分子,“以汉制汉”,协助其研究和制定对汉政策。

诸如,翻译汉文化典籍,学习汉人统治经验,逐步改变较为原始的满洲旧习。皇太极主政时期,开始仿汉制,建太庙,追尊列祖,祭告山陵;定御前仪仗、宫殿称谓;定礼仪、制定各类文书制度;又在军队中倡导尊崇汉代名将“关羽”,并在军队驻地立“关帝庙”,奖励其忠勇精神;同时,大力招纳、改编汉人军队为“汉军八旗”;启用汉人知识分子辅政,逐步改变政权的组织结构等。

当腐朽的明王朝处于人民造反,风雨飘摇之际,清廷当机立断,采用范文程、洪承畴等汉人谋臣的建议,利用李自成等占领北京、推翻明王朝政权的时机,打着为朱氏明王朝“复仇”的旗号,迅速出兵,占领北京。在一定程度上采纳了缓和满汉矛盾的政策和策略:礼葬明朝皇帝,暂缓对汉人“剃发”、争取汉人人心,最终打败李自成;出兵西进追剿、南下攻掠,迅速占领南京等江南地区。因此,如果正视历史,不难看出:清廷得以崛起东方,占领中原,是与学习汉人文化,成功采用“以汉制汉”的政策息息相关。

二、学习与整理汉文化典籍

从占据东北一隅到入主汉人为主的中原,以至控制全国;从专事战争掳掠到经邦济世,力求社会稳定;从一个人数不多的部落到成为统治全国的统治集团。这是中国经历的一次巨大变革。为稳定政权而应对这种激烈的、全面的巨变,满洲统治者逐步采取汉人可以接受的思想和方式进行统治。

在文化方面的重要标志,是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及其政治制度采取极为尊崇的态度,将其作为极为重要的“精神武器”和文化“法宝”。这里,不涉及对于儒学的评价问题。

清入关前的满洲,长期处于较为原始的生产、生活处境,其统治民众的方式,仍然是以血缘为中心,以家族、部族或出猎队伍的方式进行,远没有中原地区文化建设的长久与深厚,更没有专制统治方式及经验的成熟与完整。因此,当满洲统治者入主中原,取代大明王朝的时候,以明王朝为代表的统治文化和统治方式,就自然成为了他模仿、学习的对象。为此,他们自然而然的,并非情愿的将学习中原地区的儒家文化及其专制制度作为重要课题。

早在满洲刚刚成立“金”政权时,统治者已经开始对孔子和汉人文化表示出极大的兴趣。有传说,努尔哈齐曾经将他的儿子皇太极偷偷送到北京,直接接受汉文化教育和熏陶卫匡国著,戴寅译《鞑靼战纪》)传教士卫匡国写到:“1636年鞑靼国王天聪死了。他的儿子崇德继位。……这个皇子在掌权之前就已经崭露头角,他的仁慈和宽宏超过了所有的鞑靼王。当他年轻的时候,他的父亲把他送到中国,秘密地住在那里,学习中国的生活习惯,教义和语言。当他当上中国皇帝的时候,他改变并远远超过他的先辈们的一切做法。”这显然是清最高统治者主动学习中原汉文化的重要表现。卫匡国是耶稣会意大利传教士、汉学家。明清鼎革之际来华,对中国历史文化有较高造诣,虽然他的记述有不准确的地方,如将“天聪”作为努尔哈齐的年号,但是他对皇太极的记载则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据《清实录》记载:崇德年间,皇太极曾遣大学士范文程祭祀孔子,并以颜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表现了对于孔子极大的尊崇。顺治元年(1644)即以孔子六十五代孙孔允植袭封衍圣公。第二年即尊称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孔子”。九年九月,顺治皇帝亲赴太学释奠(古代设置酒食以奠祭先圣先师的一种典礼)先师孔子,行两拜六叩礼,听讲易经、书经。其后,康熙、乾隆皇帝“南巡”多次到山东曲阜拜谒;康熙皇帝甚至到孔庙行三拜九叩礼,书“万世师表”匾额,悬大成殿;雍正皇帝还为孔子实行如帝王一样的避讳(雍正三年(1725)十二月:从礼部议,为避孔子讳,除祭天于圜丘之丘字不避外,凡系姓氏,俱加偏旁为邱字;如系地名,亦改为邱,读期音)。乾隆三十二年(1767)重修太学、文庙。帝御制碑文称:“三代以前之教,非孔子不明;三代以后之教,非孔子不立”(《清高宗实录》),一再表示出对汉文化的尊崇、喜爱和利用。

清军入关后,清廷进一步在政权建设、宫廷建设、财政、文化、宗教、民俗等诸多方面,较为全面的利用和学习汉人经验和文化,并长期将汉字作为清王朝官方的主要文字。重要文献,如奏疏、碑文、档案等一般都要用满汉文字或满汉蒙三种文字书写,足以说明清王朝对汉文化和汉字的重视。这些举措为清廷在中原站稳脚跟,再向各方扩展打下了基础。

特别重要的是,存留至今,保存完好的汉字文化典籍——《四库全书》等,是清代满洲最高统治者——皇帝亲自组织搜集、编撰和刊行的。

此前,康熙皇帝执政时期,曾组织编辑《渊鉴类函》《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历象考成》《数理精蕴》等。这些书籍的主体无疑是汉学之大成。表现了当时统治者急于了解、学习汉人文化的需要。乾隆皇帝执政时期,不仅他本人对汉族文化极为尊崇,吟诗作画、舞文弄墨,名噪一时;更为重要的是,以国家政权的力量,组织人力,广泛搜集、整理汉人历史文化典籍,编撰《四库全书》。尽管他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对不利于满洲形象的文史作品进行查勘、禁毁,在中华文化史上造成了极大伤害,但还是整理、保留了大批汉文历史文化作品。这无疑体现了清代最高统治者的文化导向。

三、适应中原生活环境

就满洲族群整体而言,入关以后,生存、生活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尽管满洲统治者进入北京,将原来居住的汉人等赶走,自己单独居住;尽管清廷在全国军事要地设置八旗驻军,对各地民众,特别是汉人予以监视;尽管清廷统治者费尽心机在各地将“满洲”与汉人居住区实行区域隔绝,建设“满城”。特别是满洲统治者不仅强调要将满洲民众与汉人隔离,并一再宣称要满洲保持“满语骑射”的传统。但是,历史证明,这一切都是徒劳的。

实际上,满洲民众是生活在中原“汉人”的“汪洋大海”之中。他们入驻中原,需要汉人的理解和帮助,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为此,他们不得不了解和熟悉汉人传统习俗和文化、加强与汉人的交流。例如,他们需要的大量粮食,要依靠汉人,也要逐渐懂得“农耕”。这就迫使他们逐步抛弃以往的所谓渔猎、抢掠等“传统”习惯,学习和熟悉农业,采取中原汉人的生活和管理方式。尽管当时清统治者对满洲和八旗人口采用“国家”供给制度,予以“豢养”,但事实证明终归不是长久之计。

再如,“打天下”可以靠八旗“骑射”,但是“治天下”则不灵。他们不得不汲取中原地区汉人的统治方式,学习儒家的治国理念。这样,学习中原汉文化就成为迫切的历史任务。更为重要而普遍的是,满洲民众出于生产、生活和“管理”的多方面需要,不得不与汉人打交道,不得不与汉人做买卖,不得不学习汉语、汉字。因此,汉人的生产、生活、交往方式、生活习俗和管理方法等,必然慢慢的浸染满人。这一切,绝不是靠行政命令或设立一座“满城”可以隔绝的。不仅不能隔绝,实际上双方的联系和交流越来越多、越来越密切。满洲则越来越潜移默化的“汉化”。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是任何当政者不可能阻断的。不仅不能阻断,相反许多方面他们反而顺应了这一趋势。

举例来说:标示人类自身繁衍或血脉传承的“辈分”问题。这在汉人居住的中原地区早已是约定俗成。每个汉人家庭,无论贫富,大体在本身传承上都会制定自己家庭的辈分标示,防止出现“五服”内或近亲婚配问题。这是人类自身保证后代健康和智力发展、完善的大事。至今,如果查看汉人民国以前制定的“家谱”或“族谱”,基本都是按“辈分”来记述每个人的姓名或主要事迹。但是,满洲历史上是不大讲究这些的。直到满洲入关后,逐步了解、学习汉人的做法后,才开始仿学汉人,标示自己的“辈分”。

以皇室为例:康熙皇帝在位时,开始为他的后代制定统一的下一代“辈分”,即“胤”字。再下一代用“弘”字。此后,相沿不变。乾隆皇帝规定以下的“绵”、“奕”、“载”;道光时期规定“溥”、“毓”、“恒”、“启”等。

皇室带头,下面的八旗贵胄相应仿学。据满洲《马佳氏族谱》所载,道光二年(1822)升寅在修谱序文中介绍了该家族拟定的十六字:

“文熙启秀    积庆开先

忠诚绍世    谦惠延年”

为该族十六辈分用字。目的在于“按代依字命名,或满或汉,总以本字冠首,名字既免重复,辈行亦易分晓”。强调“自族谱中第三世祖之十四代,即以‘文’字排起,毋得紊乱。凡我同宗,其遵守之”。(《清代满族家谱选辑》之《马佳氏族谱》。该族谱初修时间不详。二修于道光二年。该族与费莫氏同源,为满洲望族)

此外,不少满洲人,后来也改为“汉姓”。如马佳氏,祖上最出名的是“图海”,其后相继有升寅、邵英等。他们家族本以初居地“马佳”为姓。后来也仿学汉人,冠以汉字“马、麻、金、凤”等汉字姓。(《马佳氏族谱》)于此可见一斑。后来,包括皇室“爱新觉罗”等,在辛亥革命时期,为避免政治变革可能出现的危害,也变更为汉人的“金”姓。

再以“丧葬”为例。古代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部落均有不同的丧葬方式。满洲崛起东方,丧葬方式基本为“火葬”。这一点从皇室丧葬方式即可以看出。清入关前直至顺治皇帝,其丧葬均为“火葬”。但是,到康熙皇帝已改为“土葬”。

乾隆皇帝即位后,干脆以政令的方式,“下旗民丧葬禁令”。该谕令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于中野。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所以通变宜民,而达其仁孝之心也。本朝肇跡关东。以师兵为营卫,迁徙无常。遇父母之丧,弃之不忍,携之不能,故用火化。以便随身捧持,聊以遂其不忍相离之愿。非得已也。自定鼎以来,八旗、蒙古各有宁居,祖宗墟墓,悉隶乡土,丧葬可依古以尽礼。而流俗不察,或仍用火化。此狃于沿习之旧,而不思当年所以不得已而出此之故也。朕思人子事亲,送死最为大事,岂可不因时定制,而痛自猛省乎?嗣后除远乡贫人,不能扶柩回里,不得已擕骨归葬者,姑听不禁外。其余一概不许火化。倘有犯者,按律治罪。”(《清高宗实录》)其实,这正是满洲学习、仿照中原汉人风俗的重要表现。其后,满洲丧葬习俗大变,由“火葬”变为“土葬”,正是这一谕令的结果。正因为如此,在今天的北京以及八旗驻防地区得以保存了大量满人,特别是满洲权贵的墓地。同时,也反映了清廷统治者入关后心态的变化与调整。

此外,满洲人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是时时刻刻不得不同汉人打交道。从日常生活所需要的粮食、蔬菜、乃至柴米油盐;到实现统治所需要的汉语、文字;再到军事装备所需的各类军用物资,几乎都需要汉人。因此,汉人的生产、生活方式,乃至服装、观念、宗教信仰等等,无一不影响着入主中原的满洲人。他们依据自己的需要,择善而从,也就不断调整和改变着自己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乃至观念、习俗等。尽管统治者一再强调并费尽心机要保持满洲的“国语骑射”等传统,但是在现实生活面前,却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有一个小例子颇能说明问题:

《大清会典》记载,乾隆二十四年选秀女时,乾隆皇帝竟然当场发现一些送选的秀女公然违背“满洲”传统,穿戴“汉族”服装。这对于“满洲”皇帝来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他发布上谕,称:“此次阅选秀女,竟有仿效汉人装饰者,实非满洲风俗。在朕前尚尔如此,其在家时恣意服饰,更不待言”。此后,他又相继发现有的秀女竟戴一只坠子(满洲习俗,要一耳带三钳),甚至出现“缠足”的习气。为此,皇帝一再发上谕,强调保持满洲习俗。由此可见,准备入选宫廷的“秀女”尚且如此,其他八旗人员的变化已经可想而知。

四、民族融合是历史发展趋势

以上记述,展示了一种趋势。尽管清廷最高统治者想用各种权势及方法反对、阻止,但生活在中原地区的“满洲”仍然在“潜移默化”中汉化。有些人企图抗拒、阻止、乃至否认这种变化,是不符合实际的。事实上,清朝统治期间,正是中国各民族加强了解、沟通,相互影响、渗透、加强融合的时期。期间,清王朝依靠强大的军事、政治实力,实现了空前的统一。当时,各民族之间,不排除有矛盾、冲突、甚至征战,但是在清王朝控制和主导下,民族融合还是主流。其中,满洲统治者,极力想保持自己的传统,强调“国语骑射”,强迫广大汉族民众剃发、易服、乃至要求汉族官员学习满文,适应“满洲”统治方式和生活方式等,使不少汉人“满化”;另一方面,广大满洲民众也在积极、主动、普遍的学习汉族及其他民族文化。满洲汉化只是其中的一种表现。各族民众整体上是走向新的融合。在这种民族融合中,民众“择善而从”,其中中原地区“汉族”文化则占有巨大优势。尽管“满洲”统治者一再强调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企图以此保持政权的稳定和长久,但是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则是不以某一民族或统治者的主观意愿为转移的。

马克思在1853年7月22日撰写的《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预言:“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的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满洲汉化的过程,再次呈现和验证了这条规律。

民族融合不是单向的,而是相互的,双向的或多向的。经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借鉴和学习。其结果,一般是较为先进的文明取得优势,得到较多的共识和采纳。事实上,清代满洲汉化的同时,汉人也在汲取满洲文化。同样,其他的民族也在这个民族熔炉中得到熏陶。马克思1857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曾再次提到民族征服问题,进而将民族间的征服及其结果归纳为三种。他说“所有征服有三种可能。征服民族把自己的生产方式强加于被征服的民族(例如,本世纪英国人在爱尔兰所做的,部分地在印度所做的);或者是征服民族让旧生产方式维持下去,自己满足于征收贡赋(如土耳其人和罗马人);或者是发生一种相互作用,产生一种新的、综合的生活方式(日耳曼人的征服中一部分就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清代的民族征服和民族融合,应当说走的是第三种,即民族相互融合的道路。满、汉及其蒙古、西藏、回等各民族正是在相互征战、角逐及其生活中,相互了解、渗透、模仿、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共同铸造和升华了中华文明。

应当指出,在“满洲”“汉化”过程中,清朝统治阶层及其统治的支柱——八旗确实在逐步“腐化”,逐渐失去了往日的“朝气”。他们日益贪图权势、追逐声色犬马和骄奢淫逸的生活享受,加深了与广大民众的矛盾,日益失去民心,特别是广大汉人的信任。尽管有的满洲统治者,如早期的努尔哈齐和中期的乾隆皇帝,都一再将满洲统治阶层的腐败、无能,归罪于满洲的“汉化”,否认专制体制和专制权力造成“腐化”的作用。他们实际上是将满洲“汉化”与“腐化”混为一谈。既不符合事实,也极欠公允。应当看到,正是满洲统治者的腐化、堕落,加深和激化了官民矛盾,最终导致了人民起义,埋葬了清王朝。这是在研究满洲“汉化”时应当予以分辨的。

作者简介

杨益茂,1948年生,天津市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清史、台湾史及方志学。合著《中国近代史料学稿》《中国方志学纲要》《台湾——历史与现状》及清史等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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