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融合是世界历史趋势。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内，民族融合不仅是国家政权稳固的重要条件，更体现着人类共同的发展趋向。清王朝曾是一个空前强大而稳定的国家政权，同时也是一个民族融合的熔炉。其中，满洲“汉化”则是一个重要现象。尽管当时的满洲统治者讳言此事，后世有的研究者也各执一端，但是历史事实却不可辩驳的证实了这一趋向。
一、夺取政权、入主中原的需要
在清王朝夺取政权、入主中原的历史上，人们往往看到的是满洲八旗的骑射武功，而忽视其对待汉人的政策及对汉文化的利用。这显然是重要的缺失。
《孙子兵法》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是战争的基本规律。实际上，满洲在崛起东方之际，人员不多，地域不广。为了发展壮大，它一方面积极与蒙古联姻，取得蒙古贵族的同情与好感，争取了一支颇为强大的同盟军；另一方面则不得不打“汉人”的主意。因为，无论从地域或人数比较，汉人比满人都占有绝对的优势。何况明王朝是在推翻蒙元王朝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以汉人为主体的政权呢？为了进军和统治中原，清王朝的统治者不得不对他的主要对手采取“模仿”、“利用”乃至“学习”的政策。
如果说，努尔哈齐在世时，已经感到汉人及其文化的重要，但在政策上还多是对汉人奴役、掳掠的话，那么在他的儿子皇太极执政时期，已经开始大幅度调整对汉政策。皇太极当政后，开始采用“参汉酌金”，“开科取士”，广泛招纳汉人知识分子，“以汉制汉”，协助其研究和制定对汉政策。
诸如，翻译汉文化典籍，学习汉人统治经验，逐步改变较为原始的满洲旧习。皇太极主政时期，开始仿汉制，建太庙，追尊列祖，祭告山陵；定御前仪仗、宫殿称谓；定礼仪、制定各类文书制度；又在军队中倡导尊崇汉代名将“关羽”，并在军队驻地立“关帝庙”，奖励其忠勇精神；同时，大力招纳、改编汉人军队为“汉军八旗”；启用汉人知识分子辅政，逐步改变政权的组织结构等。
当腐朽的明王朝处于人民造反，风雨飘摇之际，清廷当机立断，采用范文程、洪承畴等汉人谋臣的建议，利用李自成等占领北京、推翻明王朝政权的时机，打着为朱氏明王朝“复仇”的旗号，迅速出兵，占领北京。在一定程度上采纳了缓和满汉矛盾的政策和策略：礼葬明朝皇帝，暂缓对汉人“剃发”、争取汉人人心，最终打败李自成；出兵西进追剿、南下攻掠，迅速占领南京等江南地区。因此，如果正视历史，不难看出：清廷得以崛起东方，占领中原，是与学习汉人文化，成功采用“以汉制汉”的政策息息相关。
二、学习与整理汉文化典籍
从占据东北一隅到入主汉人为主的中原，以至控制全国；从专事战争掳掠到经邦济世，力求社会稳定；从一个人数不多的部落到成为统治全国的统治集团。这是中国经历的一次巨大变革。为稳定政权而应对这种激烈的、全面的巨变，满洲统治者逐步采取汉人可以接受的思想和方式进行统治。
在文化方面的重要标志，是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及其政治制度采取极为尊崇的态度，将其作为极为重要的“精神武器”和文化“法宝”。这里，不涉及对于儒学的评价问题。
清入关前的满洲，长期处于较为原始的生产、生活处境，其统治民众的方式，仍然是以血缘为中心，以家族、部族或出猎队伍的方式进行，远没有中原地区文化建设的长久与深厚，更没有专制统治方式及经验的成熟与完整。因此，当满洲统治者入主中原，取代大明王朝的时候，以明王朝为代表的统治文化和统治方式，就自然成为了他模仿、学习的对象。为此，他们自然而然的，并非情愿的将学习中原地区的儒家文化及其专制制度作为重要课题。
早在满洲刚刚成立“金”政权时，统治者已经开始对孔子和汉人文化表示出极大的兴趣。有传说，努尔哈齐曾经将他的儿子皇太极偷偷送到北京，直接接受汉文化教育和熏陶。（卫匡国著，戴寅译《鞑靼战纪》）传教士卫匡国写到：“1636年鞑靼国王天聪死了。他的儿子崇德继位。……这个皇子在掌权之前就已经崭露头角，他的仁慈和宽宏超过了所有的鞑靼王。当他年轻的时候，他的父亲把他送到中国，秘密地住在那里，学习中国的生活习惯，教义和语言。当他当上中国皇帝的时候，他改变并远远超过他的先辈们的一切做法。”这显然是清最高统治者主动学习中原汉文化的重要表现。卫匡国是耶稣会意大利传教士、汉学家。明清鼎革之际来华，对中国历史文化有较高造诣，虽然他的记述有不准确的地方，如将“天聪”作为努尔哈齐的年号，但是他对皇太极的记载则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据《清实录》记载：崇德年间，皇太极曾遣大学士范文程祭祀孔子，并以颜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表现了对于孔子极大的尊崇。顺治元年（1644）即以孔子六十五代孙孔允植袭封衍圣公。第二年即尊称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孔子”。九年九月，顺治皇帝亲赴太学释奠（古代设置酒食以奠祭先圣先师的一种典礼）先师孔子，行两拜六叩礼，听讲易经、书经。其后，康熙、乾隆皇帝“南巡”多次到山东曲阜拜谒；康熙皇帝甚至到孔庙行三拜九叩礼，书“万世师表”匾额，悬大成殿；雍正皇帝还为孔子实行如帝王一样的避讳(雍正三年（1725）十二月：从礼部议，为避孔子讳，除祭天于圜丘之丘字不避外，凡系姓氏，俱加偏旁为邱字；如系地名，亦改为邱，读期音)。乾隆三十二年（1767）重修太学、文庙。帝御制碑文称：“三代以前之教，非孔子不明；三代以后之教，非孔子不立”（《清高宗实录》），一再表示出对汉文化的尊崇、喜爱和利用。
清军入关后，清廷进一步在政权建设、宫廷建设、财政、文化、宗教、民俗等诸多方面，较为全面的利用和学习汉人经验和文化，并长期将汉字作为清王朝官方的主要文字。重要文献，如奏疏、碑文、档案等一般都要用满汉文字或满汉蒙三种文字书写，足以说明清王朝对汉文化和汉字的重视。这些举措为清廷在中原站稳脚跟，再向各方扩展打下了基础。
特别重要的是，存留至今，保存完好的汉字文化典籍——《四库全书》等，是清代满洲最高统治者——皇帝亲自组织搜集、编撰和刊行的。
此前，康熙皇帝执政时期，曾组织编辑《渊鉴类函》《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历象考成》《数理精蕴》等。这些书籍的主体无疑是汉学之大成。表现了当时统治者急于了解、学习汉人文化的需要。乾隆皇帝执政时期，不仅他本人对汉族文化极为尊崇，吟诗作画、舞文弄墨，名噪一时；更为重要的是，以国家政权的力量，组织人力，广泛搜集、整理汉人历史文化典籍，编撰《四库全书》。尽管他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对不利于满洲形象的文史作品进行查勘、禁毁，在中华文化史上造成了极大伤害，但还是整理、保留了大批汉文历史文化作品。这无疑体现了清代最高统治者的文化导向。
三、适应中原生活环境
就满洲族群整体而言，入关以后，生存、生活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尽管满洲统治者进入北京，将原来居住的汉人等赶走，自己单独居住；尽管清廷在全国军事要地设置八旗驻军，对各地民众，特别是汉人予以监视；尽管清廷统治者费尽心机在各地将“满洲”与汉人居住区实行区域隔绝，建设“满城”。特别是满洲统治者不仅强调要将满洲民众与汉人隔离，并一再宣称要满洲保持“满语骑射”的传统。但是，历史证明，这一切都是徒劳的。
实际上，满洲民众是生活在中原“汉人”的“汪洋大海”之中。他们入驻中原，需要汉人的理解和帮助，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为此，他们不得不了解和熟悉汉人传统习俗和文化、加强与汉人的交流。例如，他们需要的大量粮食，要依靠汉人，也要逐渐懂得“农耕”。这就迫使他们逐步抛弃以往的所谓渔猎、抢掠等“传统”习惯，学习和熟悉农业，采取中原汉人的生活和管理方式。尽管当时清统治者对满洲和八旗人口采用“国家”供给制度，予以“豢养”，但事实证明终归不是长久之计。
再如，“打天下”可以靠八旗“骑射”，但是“治天下”则不灵。他们不得不汲取中原地区汉人的统治方式，学习儒家的治国理念。这样，学习中原汉文化就成为迫切的历史任务。更为重要而普遍的是，满洲民众出于生产、生活和“管理”的多方面需要，不得不与汉人打交道，不得不与汉人做买卖，不得不学习汉语、汉字。因此，汉人的生产、生活、交往方式、生活习俗和管理方法等，必然慢慢的浸染满人。这一切，绝不是靠行政命令或设立一座“满城”可以隔绝的。不仅不能隔绝，实际上双方的联系和交流越来越多、越来越密切。满洲则越来越潜移默化的“汉化”。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是任何当政者不可能阻断的。不仅不能阻断，相反许多方面他们反而顺应了这一趋势。
举例来说：标示人类自身繁衍或血脉传承的“辈分”问题。这在汉人居住的中原地区早已是约定俗成。每个汉人家庭，无论贫富，大体在本身传承上都会制定自己家庭的辈分标示，防止出现“五服”内或近亲婚配问题。这是人类自身保证后代健康和智力发展、完善的大事。至今，如果查看汉人民国以前制定的“家谱”或“族谱”，基本都是按“辈分”来记述每个人的姓名或主要事迹。但是，满洲历史上是不大讲究这些的。直到满洲入关后，逐步了解、学习汉人的做法后，才开始仿学汉人，标示自己的“辈分”。
以皇室为例：康熙皇帝在位时，开始为他的后代制定统一的下一代“辈分”，即“胤”字。再下一代用“弘”字。此后，相沿不变。乾隆皇帝规定以下的“绵”、“奕”、“载”；道光时期规定“溥”、“毓”、“恒”、“启”等。
皇室带头，下面的八旗贵胄相应仿学。据满洲《马佳氏族谱》所载，道光二年（1822）升寅在修谱序文中介绍了该家族拟定的十六字：
“文熙启秀 积庆开先
忠诚绍世 谦惠延年”
为该族十六辈分用字。目的在于“按代依字命名，或满或汉，总以本字冠首，名字既免重复，辈行亦易分晓”。强调“自族谱中第三世祖之十四代，即以‘文’字排起，毋得紊乱。凡我同宗，其遵守之”。（《清代满族家谱选辑》之《马佳氏族谱》。该族谱初修时间不详。二修于道光二年。该族与费莫氏同源，为满洲望族）
此外，不少满洲人，后来也改为“汉姓”。如马佳氏，祖上最出名的是“图海”，其后相继有升寅、邵英等。他们家族本以初居地“马佳”为姓。后来也仿学汉人，冠以汉字“马、麻、金、凤”等汉字姓。（《马佳氏族谱》）于此可见一斑。后来，包括皇室“爱新觉罗”等，在辛亥革命时期，为避免政治变革可能出现的危害，也变更为汉人的“金”姓。
再以“丧葬”为例。古代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部落均有不同的丧葬方式。满洲崛起东方，丧葬方式基本为“火葬”。这一点从皇室丧葬方式即可以看出。清入关前直至顺治皇帝，其丧葬均为“火葬”。但是，到康熙皇帝已改为“土葬”。
乾隆皇帝即位后，干脆以政令的方式，“下旗民丧葬禁令”。该谕令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于中野。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所以通变宜民，而达其仁孝之心也。本朝肇跡关东。以师兵为营卫，迁徙无常。遇父母之丧，弃之不忍，携之不能，故用火化。以便随身捧持，聊以遂其不忍相离之愿。非得已也。自定鼎以来，八旗、蒙古各有宁居，祖宗墟墓，悉隶乡土，丧葬可依古以尽礼。而流俗不察，或仍用火化。此狃于沿习之旧，而不思当年所以不得已而出此之故也。朕思人子事亲，送死最为大事，岂可不因时定制，而痛自猛省乎？嗣后除远乡贫人，不能扶柩回里，不得已擕骨归葬者，姑听不禁外。其余一概不许火化。倘有犯者，按律治罪。”（《清高宗实录》）其实，这正是满洲学习、仿照中原汉人风俗的重要表现。其后，满洲丧葬习俗大变，由“火葬”变为“土葬”，正是这一谕令的结果。正因为如此，在今天的北京以及八旗驻防地区得以保存了大量满人，特别是满洲权贵的墓地。同时，也反映了清廷统治者入关后心态的变化与调整。
此外，满洲人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是时时刻刻不得不同汉人打交道。从日常生活所需要的粮食、蔬菜、乃至柴米油盐；到实现统治所需要的汉语、文字；再到军事装备所需的各类军用物资，几乎都需要汉人。因此，汉人的生产、生活方式，乃至服装、观念、宗教信仰等等，无一不影响着入主中原的满洲人。他们依据自己的需要，择善而从，也就不断调整和改变着自己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乃至观念、习俗等。尽管统治者一再强调并费尽心机要保持满洲的“国语骑射”等传统，但是在现实生活面前，却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有一个小例子颇能说明问题：
《大清会典》记载，乾隆二十四年选秀女时，乾隆皇帝竟然当场发现一些送选的秀女公然违背“满洲”传统，穿戴“汉族”服装。这对于“满洲”皇帝来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他发布上谕，称：“此次阅选秀女，竟有仿效汉人装饰者，实非满洲风俗。在朕前尚尔如此，其在家时恣意服饰，更不待言”。此后，他又相继发现有的秀女竟戴一只坠子（满洲习俗，要一耳带三钳），甚至出现“缠足”的习气。为此，皇帝一再发上谕，强调保持满洲习俗。由此可见，准备入选宫廷的“秀女”尚且如此，其他八旗人员的变化已经可想而知。
四、民族融合是历史发展趋势
以上记述，展示了一种趋势。尽管清廷最高统治者想用各种权势及方法反对、阻止，但生活在中原地区的“满洲”仍然在“潜移默化”中汉化。有些人企图抗拒、阻止、乃至否认这种变化，是不符合实际的。事实上，清朝统治期间，正是中国各民族加强了解、沟通，相互影响、渗透、加强融合的时期。期间，清王朝依靠强大的军事、政治实力，实现了空前的统一。当时，各民族之间，不排除有矛盾、冲突、甚至征战，但是在清王朝控制和主导下，民族融合还是主流。其中，满洲统治者，极力想保持自己的传统，强调“国语骑射”，强迫广大汉族民众剃发、易服、乃至要求汉族官员学习满文，适应“满洲”统治方式和生活方式等，使不少汉人“满化”；另一方面，广大满洲民众也在积极、主动、普遍的学习汉族及其他民族文化。满洲汉化只是其中的一种表现。各族民众整体上是走向新的融合。在这种民族融合中，民众“择善而从”，其中中原地区“汉族”文化则占有巨大优势。尽管“满洲”统治者一再强调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企图以此保持政权的稳定和长久，但是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则是不以某一民族或统治者的主观意愿为转移的。
马克思在1853年7月22日撰写的《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预言：“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的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满洲汉化的过程，再次呈现和验证了这条规律。
民族融合不是单向的，而是相互的，双向的或多向的。经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借鉴和学习。其结果，一般是较为先进的文明取得优势，得到较多的共识和采纳。事实上，清代满洲汉化的同时，汉人也在汲取满洲文化。同样，其他的民族也在这个民族熔炉中得到熏陶。马克思1857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曾再次提到民族征服问题，进而将民族间的征服及其结果归纳为三种。他说“所有征服有三种可能。征服民族把自己的生产方式强加于被征服的民族（例如，本世纪英国人在爱尔兰所做的，部分地在印度所做的）；或者是征服民族让旧生产方式维持下去，自己满足于征收贡赋（如土耳其人和罗马人）；或者是发生一种相互作用，产生一种新的、综合的生活方式（日耳曼人的征服中一部分就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清代的民族征服和民族融合，应当说走的是第三种，即民族相互融合的道路。满、汉及其蒙古、西藏、回等各民族正是在相互征战、角逐及其生活中，相互了解、渗透、模仿、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共同铸造和升华了中华文明。
应当指出，在“满洲”“汉化”过程中，清朝统治阶层及其统治的支柱——八旗确实在逐步“腐化”，逐渐失去了往日的“朝气”。他们日益贪图权势、追逐声色犬马和骄奢淫逸的生活享受，加深了与广大民众的矛盾，日益失去民心，特别是广大汉人的信任。尽管有的满洲统治者，如早期的努尔哈齐和中期的乾隆皇帝，都一再将满洲统治阶层的腐败、无能，归罪于满洲的“汉化”，否认专制体制和专制权力造成“腐化”的作用。他们实际上是将满洲“汉化”与“腐化”混为一谈。既不符合事实，也极欠公允。应当看到，正是满洲统治者的腐化、堕落，加深和激化了官民矛盾，最终导致了人民起义，埋葬了清王朝。这是在研究满洲“汉化”时应当予以分辨的。
作者简介
杨益茂，1948年生，天津市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清史、台湾史及方志学。合著《中国近代史料学稿》《中国方志学纲要》《台湾——历史与现状》及清史等论文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