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的选拔与任命关系民生吏治和官场生态。嘉庆年间发生的王树勋蒙捐官职一案，牵连到多名高官，内而尚书、侍郎，外而总督、巡抚，在当时曾引起朝野震动。透过王树勋的宦海浮沉，可以从一个侧面对清中叶的吏治和官场生态加以了解和认识。
王树勋生于乾隆十九年（1754）左右，其父王纶曾任山东莒州同知、京师南城副指挥等职。王树勋自幼随父在莒州、京城等地读书，后来借助父亲生前的人脉关系，得以冒大兴县籍考取童生。由于时运不济，王树勋屡次应考未中，便在地藏庵出家，拜僧人妙悟为师。当时妙悟之师达文为广惠寺方丈，邀请王树勋到广惠寺住持，王树勋迎来了他人生的第一个转折。
王树勋跟师祖达文学讲佛法，由于喜读佛学典籍，兼有科举的基础，因此能够将儒、释、道三教义理融合，比达文讲得更圆通。当时的翰林院检讨庞士冠、庶吉士谭光祥、内阁侍读学士蒋予蒲、员外郎金光悌、举人章宗源等官绅常到寺里游玩，因见王树勋讲究佛法圆通，时往听讲并熟识。在他们的宣扬下，不久王树勋的名声便已在京师传开。
王树勋以佛法讲述为纽带，与京中各色人物多有交往，讲法授徒是其交往的重要方式。庞士冠、谭光祥、章宗源均在广惠寺内受戒，皈依三宝，向王树勋礼拜，称其为师父；蒋予蒲、金光悌二人虽未皈依礼拜，但受其“杀、盗、淫、妄、酒”五字戒。
随着交际圈的不断扩大，王树勋在选择交往对象时也变得更为功利。通过这些途径，他在京师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社会交际网络。乾隆五十九年，王树勋等人因“占人坟茔作庙基，或权子母取重利”（瞿兑之《人物风俗制度谈》）的不法情事泄露，被步军统领衙门缉拿审讯。凭借社交积累的人脉关系，王树勋得到司员吉伦等人的袒护，并没有受到应有的处罚，仅仅是被杖责、勒令返回原籍而已。
自被递解回扬州原籍到嘉庆元年（1796），王树勋一直在家蓄养发辫，未曾抛头露面；他的再次转运，多赖在广西担任知府的本家王文治从中推荐。王文治与官员伊江阿相处甚好，俱善念佛。嘉庆元年春间，时任刑部右侍郎的伊江阿出差路过扬州，王文治因王树勋熟悉佛典，便趁机把他推荐给了伊江阿。伊江阿外放山东巡抚后，王文治便推荐王树勋给伊江阿做了幕僚。与伊江阿相识并出任其幕僚，成为王树勋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王树勋在山东巡抚署内常与伊江阿讲论佛法，并帮助处理每日的公文稿案，然后交伊江阿定夺。不过，他在山东官场的所作所为远不止此。王树勋在山东负责帮办河工事宜，对相关工程及人事任命很有话语权；甚至还闹出在河工上施法、徒伤人命的荒唐事。此事在当时传遍南北官场、闹得尽人皆知，时人张惠言在其《书山东河工事》一文中有详细记载。
虽然在山东官场很是恣意跋扈，但是充当幕僚终究于仕宦正途无益，王树勋从前曾冒大兴籍捐过监生，也是想在官场求个出身功名。恰逢黄河在山东曹县决口，朝廷亟需银两、人员兴筑坝工，王树勋便拿出自己积攒的银子托人到京捐了州同职衔。后来他又与伊江阿商量办理投效事宜，恰逢清廷为镇压白莲教筹集军费而新开川楚事例，新的捐纳事例比出银办理报效要实惠，伊江阿便筹划为王树勋报捐。除伊江阿外，平时与王树勋共事的两江总督李奉翰、东河总督司马驹和署理济南知府陈廷杰等人，看在伊江阿的份上也各出银数百两。
嘉庆四年，在伊江阿等人的资助和运作下，王树勋通过虚报年龄、隐瞒出身经历成功报捐通判；而身为山东巡抚的伊江阿则遭遇仕途上的重大挫折，被革职拿问，并追究在山东浮收漕粮以及佞佛、宽盗等罪责。王树勋随后和伊江阿一同回到京城；伊江阿旋即被贬为塔尔巴哈台领队大臣，远赴新疆任职，王树勋把他送到兰州才返回。
因已经报捐通判职衔，王树勋在兰州与伊江阿告别后，便前往陕西军营投效，负责帮同办理围剿白莲教事宜。陕甘总督松筠喜好谈论佛法，王树勋遂投其所好，受到格外赏识，这也成为他人生中的第三次戏剧性转折。
嘉庆四年，随着太上皇乾隆帝的驾崩，嘉庆帝开始改变以往对白莲教一味镇压的政策，转而采取较为温和的平乱办法。身负戡乱重任的松筠积极贯彻招抚政策，王树勋亦参与其中，并因此而立功。时任湖北巡抚张映汉在给清廷的奏报中提到，王树勋曾携带札谕、着道装招抚顾朝先等，并“带同情愿投诚之贼匪等投出就抚”。不过也有记载认为，成功招抚并非王树勋的功劳，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会有某寨距险以守，闻松（筠）率大军至，将就降，树勋乘间往说使受抚，引为己功，松（筠）遂奖以官。”（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这些说法之间多少有些不同，也从侧面反映出外界认知的不确定性以及王树勋身份的复杂性。不论招抚事宜是难是易，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够被委以招降这个特殊的任务，已足可见王树勋的本事；而此次成功招降也成为他建功、升迁的起点。
嘉庆五年，经松筠奏请，王树勋被带至湖北军营效力。到湖北后不久，王树勋便补放了德安府通判的实缺，并于嘉庆七年再次升补为荆州府同知。此后除因母丧回籍丁忧外，王树勋一直在湖北任职。嘉庆十七年，襄阳知府杨曰鲲在任病故，知府之职空缺为王树勋的高升创造了条件。在湖北巡抚张映汉、布政使素纳的保举下，捐纳出身的王树勋成功升补襄阳知府并送部引见。至此，身处宦海十余载的王树勋迎来了他人生的巅峰。
嘉庆十九年九月，湖广总督马慧裕和湖北巡抚张映汉联名奏请将襄阳知府一缺由原来的冲繁中缺改为冲繁难兼三要缺，并以王树勋“治繁理剧之区不甚相宜”为由，请求将他留在湖北补授他职或送部引见铨选，而另择合适人选出任襄阳知府之职。针对马慧裕和张映汉的奏报，吏部随即以“襄阳系腹地中缺，并无今昔情形不同之处”（《嘉庆二十年五月初二日掌江西道监察御史石承藻为襄阳府知府王树勋以僧人还俗捐官请严查议处事奏折》），将二人关于改襄阳知府一缺为要缺的奏请驳回，但同时同意把王树勋调离原岗。王树勋的仕途从此开始发生转向。
新的任命经邸报发出后，尚在京师的王树勋便遭到掌江西道监察御史石承藻的弹劾。石承藻在奏折中指出，王树勋无论是出家为僧、结交缙绅，还是还俗捐官、违例升迁，这些都是广为人知的事实；他在不法事实清楚的情况下仍然仕途得意左右逢源，实属骇异。种种情况表明，王树勋的背后有着更大的势力支撑和权力荫庇。石承藻将矛头指向了湖广总督马慧裕和湖北巡抚张映汉，并对他们数月之前奏请将襄阳知府一缺由原来的冲繁中缺改为冲繁难兼三要缺的真实动机表示怀疑。吏部“襄阳系腹地中缺，并无今昔情形不同之处”的评语证实，襄阳的情况在王树勋管理期间并未发生大的变化。而且彼时官员试用制度已经成熟，新任官员能否胜任新职至迟在一年之内便有分晓；马慧裕和张映汉在王树勋担任襄阳知府两年后才提出更换人员，实在有悖常理。
石承藻的怀疑不是没有道理。鉴于此次弹劾牵连督抚大员、影响甚广，他在证据搜集方面也是下足了功夫。就在弹劾的前一天，他还专程到王树勋曾经出家的广惠寺细访，并从住持僧超凡那里了解到王树勋以前出家为僧的详细情形。接到石承藻的弹劾，嘉庆帝随即下旨将王树勋解任，并交刑部严审。经刑部议定并报嘉庆帝批准，王树勋被枷号两个月发遣黑龙江充当苦差，他的仕途也就此终结。
伴随着相关案情的审理，对涉案有关人员的责任追究在嘉庆帝的严厉督促下次第展开。首当其冲的是湖广总督马慧裕和湖北巡抚张映汉。马慧裕、张映汉身为督抚大员，本应对辖区内官员身份的真实性负责，而将曾经被杖责返籍、勒令还俗的王树勋荐升知府实属失职。在嘉庆帝看来，王树勋的所作所为没有中央和地方要员的支持协助很难办到，他能够以还俗僧人捐官升任知府而不被举发，更是令人匪夷所思。
除申斥马慧裕、张映汉外，嘉庆帝还责令管理刑部事务的大学士董诰通过王树勋招供的线索来追究其他涉案失职人员的责任。原任刑部尚书金光悌、刑部侍郎宋镕、两江总督百龄、仓场侍郎蒋予蒲、广东督粮道陈廷杰等要员皆因与王树勋往来而受到追究，被责令据实奏报与王树勋交往的来龙去脉，以及未能如实举发捐官情弊的原因。
马慧裕和张映汉在奏折中承认风闻王树勋披剃为僧的事实，同时也陈述了因为不知传言是否属实而未将其举发弹劾的顾虑。至于百龄、蒋予蒲、陈廷杰等人，一方面交代与王树勋交往的经历，以示“不敢稍涉隐饰”之意；另一方面则强调既不知王树勋即系在京犯案递籍还俗之僧明心，又不知王树勋如何得官的缘由，竭力洗脱自己。
面对这些奏报，熟知内情的嘉庆帝自然不满意；但是鉴于王树勋蒙捐官职一事时间较为久远，而且有很多急务还要依靠督抚等要员尽快办理，因此也就不再继续深究涉案人员的责任。经吏部审理并报嘉庆帝裁定，当事人如伊江阿、金光悌等均已病故，不再追究；举人章宗源、生员赏镛等人被斥革惩办；而王树勋冒捐监生、通判之出结各官及历次保举之湖北历任各上司，则由吏部查取职名进行倒查；仓场侍郎蒋予蒲、刑部侍郎宋镕等被交部议处；湖广总督马慧裕、湖北巡抚张映汉身为督抚大员，本应照属员劣迹昭著不行揭报例议处，被嘉庆帝从宽降三级留任；而两江总督百龄因事隔十余年，王树勋容止改换，不能辨识也属情有可原，被免予追责。经过暴风骤雨般的查办后，官场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简单总结王树勋的经历可以发现，他的生平转机都与“佛”有关。从屡试不顺到出家为僧迅速成名，从讲论佛法结识山东巡抚伊江阿到出任幕僚、报捐通判，再从军前投效备受赏识到累迁至襄阳知府，王树勋人生当中这三次关键性转折可谓是“佛缘一线牵”。
在御史石承藻的极力弹劾下，王树勋以往的种种不法行径，特别是以还俗僧人的身份捐纳职官的旧案被彻底翻出，并最终受到惩罚。此案在当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诗人舒位曾作《和尚太守谣》专门记述此事。
王树勋传奇闹剧出现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官场生态的整体恶化以及整个官僚系统监督管理的弱化。官员选任本有标准可循，然而凭借与官场大僚的深厚交情，王树勋顺利实现了由民到官的身份转换；在私人的社会交际网络面前，既有的制度规定俨然成为摆设。而负有监督职责的各级官员，面对问题非但不予核查，反而听任放纵、文过饰非，种种情形着实暴露出他们法纪观念之淡薄。王树勋宦海浮沉的经历表明，利用在身份甄别和监管体系方面的漏洞，清中叶的人际社交网络已经对官方的正常行政造成严重侵蚀；而这种违纪悖法行为的得逞，将因循苟且的官场生态展现得淋漓尽致。
作者简介
廖吉广，1989年生，山东滕州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硕士，现为山东人民出版社编辑。发表《雍乾之际的在任守制与政策调整》等论文。
周勇军，1988年生，浙江淳安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发表《道光朝<海昌备志>纂修始末探析》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