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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成龙的平常与不平常(2017年第10期)
作者:习骅 责编:

来源:中华文史网  发布时间:2017-11-27  点击量: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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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1年(康熙二十年)某天上午,康熙帝在紫禁城接见直隶巡抚于成龙时,拉着他的手说:你是今时清官第一!

算起来,于成龙可能是受康熙帝表扬最多、评价最高的官员。由于他的推崇,三百多年来,于成龙逐渐家喻户晓。如今电视剧等文学艺术作品的渲染,令于成龙的形象更加丰满,一些同志在感叹之余,又觉得他完美得高不可攀。

事实并非如此。

一、于成龙本是平常人

   于成龙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与我们有许多相似之处,有些硬件条件可能还不如我们。

落榜复读生,智商平平。于成龙是明代巡抚于坦后人,但家道早已中落。虽然志向高远,偏偏考试不行,二十多年过不了科举关。1639年(明崇祯十二年),23岁的青年于成龙在太原参加乡试,结果与举人擦肩而过,只中了个副榜贡生,就是落榜生中基础比较好的,可以免费到国子监复读。

不久明亡清兴,一耽搁又是几年。清朝恢复科举之后,于成龙又考了几次,仍然考不上。终其一生,他的最高学历还是落榜复读生。后来当了大官,在一些重要场合,礼仪规定必须写明职务级别和学历,这项规定对他来说无异于羞辱。局势稳定后,官场中人普遍高学历,低学历低人一等,当事人当然自卑。

而“前朝”这个标记对于于成龙来说,是更加沉重的历史包袱。封建士大夫思想意识偏激,认为高尚的知识分子应该以身殉前朝,至少应该老老实实在家种地。在后朝做官属于大节有亏,同女人改嫁一样丢人。可以想象,于成龙承受了多大的心灵煎熬。

入职晚,工作岗位奇差。于成龙最终能进入官场,得益于政府的一项特殊政策。清初百废待兴,科举取士根本赶不上需要,朝廷决定直接从社会上挖人才。于成龙喜从天降,居然被选中。

但这块馅饼并不好吃,他的工作岗位是广西罗城县令。罗城刚刚归化不久,自古瘴疠荒蛮,而且距内地好几千公里。长期战乱导致县城只剩下6户人家,无民生可言,无基础设施,民风冥顽凶悍,犯罪分子明火执仗,根本不适合居住。朝廷此前派去过两个县令,一个被人杀了,一直无法破案,另一位干了没几天,为了保命,扔下大印跑了。这一年于成龙已经45岁,干还是不干?

犯过错误,受到断崖式处理。于成龙不是神,至少有两次犯错误的记录,而且处分都很重。一次是在武昌知府任上,他负责为部队架桥。这个山西人对水乡不熟悉,工程质量不过关,军队还没使用,桥就被洪水冲垮了,结果受到了开除留用的严重处分。

另一次发生在两江总督任上。这个职位是于成龙事业的巅峰,但他因为年纪大、疾病缠身,疏忽了对身边工作人员的管束。助理田万侯打着他的旗号为非作歹,造成了极坏的政治影响。康熙帝没有因为器重于成龙就手下留情,严肃追究了他的责任,于成龙被连降五级,实实在在的断崖式处理。

曾经动摇过,也有自己的小算盘。于成龙不是输入固定程序自动运行的机器人,面对压力也会恐惧软弱。初到罗城,两间四处透风的破茅草房便是办公室加宿舍,几块土疙瘩垒成办公桌,夜里害怕坏人进来,不敢睡觉,饿肚子更是平常。花钱招聘过两拨工勤人员,有的被凶徒打死,有的吓成了神经病,余下的不是病死,就是不辞而别,县太爷连正常生活都难。

于成龙后悔了:这鬼地方简直是人间地狱,我脑子有病啊,我自找的!快扛不住的时候,他强烈要求调动。假如大家都不安心在艰苦地区工作,不等于国家版图缩小了吗?所以上司没有理会。

虽然说了落后话,但活儿确实干得漂亮,于是朝廷重用他为四川合州知州。于成龙如释重负地告诉好朋友:罗城的城隍庙真灵啊,我去求过平安,现在真的活着离开啦!

也有小毛病、小爱好。于成龙可能是清代绰号最多的高干,比如于青菜、于糠粥、于半鸭、于青天等等。实际上也有不那么正面的绰号,比如酒徒。他的确喜欢喝点小酒,但凡条件许可,每天必喝。尽管没有耽误事的记载,但作为地方一把手,被围观拍砖是逃不掉的。

二、于成龙的非凡成就

就是这样一个寻常人,康熙帝器重他,官场尊敬他,历史学家认可他,百姓怀念他。如此超越时空、各方评价高度一致的封建官僚,在历史上极其少见。

于成龙为什么如此成功呢?

主观上,与人民紧紧相拥。于成龙书读得很多,加上祖先的影响。儒家倡导的“民本”思想、“为生民立命”的价值取向,是他人生的基本信念。“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明末的腐败和明末清初的战乱,让他对人民的苦难抱有深深同情,坚定了他的使命感。正因为如此,当有人劝他别去罗城找死,暗示他副榜贡生前途有限,不值得拼命,他一抒胸臆,解释了别人的疑问:科举制发明之前就没人做大事吗?我去罗城不求富贵温饱,只求“天理良心”,老百姓活得好一点。

他卖掉房产凑齐路费,毅然赴任。“与民相爱如家人父子”,宁愿吃糠咽菜,也不拿他们一个子儿。深入虎穴卧底,与土匪称兄道弟,然后从重从快活埋了匪首。所到之处,无不迅速恢复秩序,人民安居乐业。——正所谓“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康熙帝称他是“天下廉吏第一”,至今人们还把他同“清官”等同,其实这是不全面的。于成龙不但清廉自爱,而且大有作为、善于作为,施政目标始终是保土安民,代表和维护了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人民性清晰。因此,于成龙的“得票率”自然高于曾国藩、左宗棠。

1661年(顺治十八年)康熙帝登基。在这一年,老书生于成龙当上了罗城县令。“察吏安民”四个字正是康熙帝亲政后的执政理念,直指时弊,顺应民心,符合时代要求,契合于成龙这类有抱负的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康熙帝围绕安民从严治吏,多次说“朕事事以百姓为念”。对这样的君主,于成龙没有理由不忠诚。而他的忠诚不是说在口头上、写在文件里,而是体现在保土安民的实际行动上,甚至愿意付出生命。

他的忠诚还表现在胸怀坦荡,不揣摩上意,只要对社稷苍生有益的事就大胆去做。在两江总督任上,于成龙请求皇帝破格提拔与自己同名同姓的爱将、同样廉洁有为的小于成龙。康熙帝力排众议加以支持,最终小于成龙也成为名臣,贡献多多。假如没有志向的一致和心灵的默契,这样的故事不可能发生。

于成龙去世后,康熙帝还向人打听他的事迹,并且感慨说:“居官如成龙,能有几耶?”其实,经过一个甲子的努力,康熙朝的清官能吏队伍蔚为壮观,除了两个于成龙,还有张伯行、范承勋、格尔古德、赵申乔、彭鹏等等,名单很长很长。没有这样一个名单,就没有康乾盛世;没有康熙帝这样志向高远的卓越政治家,就没有这份名单,两者互为因果。

作者简介:

习骅,北京大学法学博士。现任中央纪委驻审计署纪检组副组长。撰有历史随笔《大清“裸官”庆亲王的作风问题》《雍正如何让官吏为国家做事》《皇帝的伙食费到底多少?》《雍正铁腕治吏的启示》《“癸酉之变”与嘉庆帝的反思》等,出版《中国历史的教训》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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