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入关后，广泛吸收汉族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这种变化也体现于宗室成员的起名上。后金及清初，宗室成员的名字多用满语音译，如莽古尔泰、多尔衮、阿济格、多铎、豪格等。后来逐渐汉化，按照辈分取固定用字。乾隆年间，皇六子永瑢画了一幅《岁朝图》，进献孝圣皇太后钮祜禄氏。乾隆帝弘历在该画上题诗，内中有“永绵亦载奉慈娱”诗句。后来，弘历取其中的“永绵亦载”四字为近支宗室的字辈，并将“亦”字改作“奕”。道光五年（1825），道光帝旻宁又钦定“溥毓恒启”四字，接续“载”字辈。咸丰六年（1857），咸丰帝奕詝定“焘闿增祺”四字，作为“启”字以下的字辈。这样，宗室辈分的取字，前后计有十四字：“胤弘永绵奕载溥，毓恒启焘闿增祺”。
清代宗室不仅确定了辈分用字，并且根据亲疏之别，对第二字的偏旁也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自康熙朝始，对宗室成员取名用字的偏旁有较为严格的规定。如康熙帝玄烨诸子之名第二字均用示字旁，如胤禛、胤禟等；乾隆帝弘历诸子则用斜玉旁，如永琪、永瑆等。另一方面，远支宗室取名均不得采用与近支宗室相同的偏旁字样，以免混淆亲疏。
不难看出，这时宗室取名已经基本上不再采用满语音译的方式，而是直接用汉语取名，除了姓氏尚保留满族文化特征外，名字已经愈来愈汉化了。然而，随着宗室人口的繁衍，宗室成员起名出现了违规现象，并引起了皇帝的关注和相应处罚。
其一是同名现象。人口众多，同名现象自然难以避免，但是在宗室群体中，同名就有可能带来尊卑长幼失序的问题，甚至冲犯皇帝的圣讳。康熙三十二年（1693），针对宗室同名现象制订了处理办法。规定自王以下，至闲散宗室，如有同名者，“令卑者、幼者改”，并且更换诰册。（《光绪朝大清会典》）
乾隆十一年（1746），乾隆帝弘历给刚刚出生的七阿哥起名为永琮。岂料第二天，弘历在西苑瀛台举行宴会时，发现一个出席宴会的宗室成员也叫永琮。甚感扫兴的弘历为此责问宗人府和敬事房，为何没有将有宗室成员起名永琮一事及时上报，并要求将所有永字辈的宗室成员人名进行检查，看有无重名。遵照前述康熙三十二年制定的成例，那个名叫永琮的宗室由于身份卑于七阿哥，故不得不改名，弘历将其改名为永常。余怒未消的弘历还要求宗人府“嗣后外闲起名，不得复用内廷拟定字样”。（《钦定大清会典事例》）
尽管乾隆帝屡次降旨申明，但是同名现象仍时有出现。甚至出现了低级官员、兵丁与王公大臣同名的现象。嘉庆年间，嘉庆帝颙琰发现即将升任迪化知州的昌吉知县景安，与时任湖南巡抚景安（钮祜禄氏）同名。颙琰认为此事“殊属不合”，并无可奈何地说：“从前有与王公大臣同名者，经皇考高宗纯皇帝屡降训谕饬禁。今官员兵丁内，与王公大臣同名者甚多。此皆该管大臣平素并不留心，一任属员兵丁等率意命名所致。”颙琰下令将景安之名按照满文语义更改，又命令宗人府、吏部、兵部、八旗、内务府三旗“查明宗室觉罗旗员兵丁内，有与王公大臣同名者，俱著更改，毋令与王公大臣同。”（《钦定大清会典事例》）
这些禁令并没有彻底根除同名现象。到了咸丰、光绪朝，宗室溥字辈甚至已经有与末代皇帝溥仪同名者。此溥仪系载堪之第七子，其祖父是奕勋。咸丰十一年（1861），载堪卒，溥仪遂承袭奉国将军。光绪九年（1883），溥仪死，其子毓秀承袭奉恩将军。光绪十二年，毓秀死，身后无嗣。（《清史稿》）就在这个名叫溥仪的宗室成员去世的当年，宣统帝溥仪之生父载沣方才出世。载沣之子命名时，内务府没有发现溥仪这个名字已经被人起过。在民国初年，清史馆的前清遗老们也没有注意这个冲犯“今上”圣讳的问题，直接写入《清史稿》中的宗室年表中。
其二是用字偏旁不当。前面已提及近支宗室人名第二字的偏旁亦有严格规定，但有些宗室成员取名用字并未严格遵循。嘉庆十一年（1806），近支宗室多罗荣郡王绵亿，其长子和次子均属奕字辈，故其名第二字应用糸字旁的字样，但是却分别起名为奕铭和奕镕。嘉庆帝大为光火，认为绵亿未经奏请，即自行为两个儿子命名，实属非是，而且又不用糸字旁，故将此事交宗人府议处。嘉庆帝还质问绵亿“私用金字偏旁，为伊两子取名，不似近派宗支，自同疏远，是何居心？”并宣布：“伊既以疏远自恃，朕亦不以亲侄待伊。”结果，绵亿被革除领侍卫内大臣之职，退出乾清门。奕铭和奕镕也分别被改名为奕绘和奕縯。绵亿面对如此严厉处分，纵有百口，也无法申辩，唯有接受而已。（《光绪朝大清会典》）
有些远支宗室取名用字与近支宗室偏旁相同，造成亲疏难辨。嘉庆十三年，远支宗室成员绵瑚取名用斜玉旁的“瑚”字，而他的哥哥绵开和弟弟绵卞都没有用斜玉旁字。嘉庆帝知悉此事后，认为绵瑚取用玉旁，“大属非是”，并指责所属总管王公、贝勒、族长怠玩疏忽，下令将其改名为绵胡，并谕旨重申：“嗣后各宗室中，遇有命名不合者，随时饬改，以符定制，不得再有疏漏。”（《钦定大清会典事例》）
其三是未遵照辈分用字原则。乾隆十一年，弘历在一次宴席中发现一个名叫诸尔杭阿的宗室成员，系庄亲王永瑺之子，论辈分系弘历之孙，却依照满语音译取名。为此弘历谕旨：“昨入燕宗室内，有名诸尔杭阿者，乃朕孙辈，已令改名绵庆。著传谕履亲王、庄亲王等，朕初次见孙，以后永字下辈即用绵字。并将朕此旨载入玉牒。”（《清高宗实录》）
其四是有过度汉化之嫌。尽管入关已久的宗室成员已经深受汉文化的影响，习用汉语，可是清朝皇帝又处处防范过度汉化，以鄙薄的语气称汉文化为“汉人习气”，要求宗室不得沾染。为此，乾隆帝和嘉庆帝等曾屡次在宗室起名问题上重申这一原则。
乾隆三十二年，吏部带领一个叫满吉善的宗室成员入宫接受引见。满吉善系闽浙总督满保之子，而且又属于正黄旗下。结果，乾隆帝大为不悦，认为此人取名满吉善，是以满为姓。为此，他将其名改为吉善，并在谕旨中斥责道：“吉善乃系觉罗，甚属尊贵。吉善竟不以觉罗为尊，以满为姓，照依汉人起名。是何道理？似此者，宗人府王公等，理应留心查禁。今竟不禁止，王公所司何事？恐尚有似此等者，著交宗人府王公等查明俱行更改，将此严禁。嗣后不可如此。”（《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然而，到了嘉庆朝，嘉庆帝在刑部呈进的题本内看到有一个叫“觉罗太”的人名，质问此名“是何取意，竟染汉人习气矣”。为此，颙琰下令将觉罗太“交宗人府即令按照满洲语意更改其名外，并著该衙门及八旗满洲蒙古都统，通行查明。如有似此指姓命名者，俱著饬禁，均令按照满洲语意，另行更改，毋得再行指姓命名，致蹈汉人习气”。（《钦定大清会典事例》）
嘉庆十三年，颙琰在宗人府呈交的一个题本内，发现奉恩将军英智之次子名叫清永泰。颙琰认为此名也属违规。为此，他在谕旨中指出：“向来满洲命名，除清语（即满语）不计字数外，若用汉文，止准用二字，不准用三字。今清永泰之名，几与汉人姓名相连者无异，殊乖定制。”为此，他命令清永泰改名为永泰，并将管理宗人府的王公予以罚俸三个月的处分，清永泰本人的族长、学长也受到罚俸六个月的处分。（《清仁宗实录》）
道光三年（1823），道光帝旻宁将一名叫永恒泰的宗室佐领改名为永恒，认为永恒泰之名“并非满洲成语，殊属不合”。但他并未处罚其他人员，仅是重申道：“嗣后宗室有似此命名者，著宗人府于呈报时，即行饬改。”（《钦定大清会典事例》）
既用汉字取名，却又认为宗室取三字名是沾染汉人习气，这种论断显然带有主观随意性，令宗室难以适从，也极大限制了他们取名用字的范围。前所述及的先后两个溥仪重名的现象，正反映了宗室取名用字日益受限的困窘。
作者简介
孙昉，1973年生，陕西西安人。历史学博士，商务印书馆编辑。主要从事晚清外交史、中国近代社会史和文献学研究，著有《西北哥老会与辛亥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