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女作家罗安逸(A.S.Roe)于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5月和1912年1月先后两次来中国旅行，并出版了《我眼中的中国》(1910)与《中国：机遇和变革》(1920)这两部游记。她当年在浙江中西部、钱塘江中游的县城兰溪的所见所闻，及其反映出来的辛亥革命前后江南社会中的流行思潮和变革，今天读来仍然很有意义。

一

罗安逸第二次来中国时，正好遇上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时期。1912年1月，中华民国已经宣告成立，但是孙中山在南京组成的临时政府还不能行使一个中央政府的职权，因为华北依然还是袁世凯的势力范围。这种南北分裂的局面也造成了人们思想上一定程度的混乱。罗安逸在书的开头部分这样写道：

当我们在香港上岸时，看见街上都挂着五颜六色的彩旗，在庆祝“中华民国”的成立。同船有一名想急着赶回北京的清廷大员对此却颇不以为然：“孙逸仙是谁?北方有许多人连这名字都没听说过!”他一个人留在了船上，以防在到达上海之前，头上的辫子会被人剪掉。

不过香港庆祝民国成立确实有点高兴得过早。民国初年新旧交替，就连日期也产生了混乱。我记得当时至少有三个“新年”：一个是西历的元旦，一个是南京临时政府所规定的一月十五日，而传统的中国农历春节则是在二月初。

果不其然，清廷虽然交出了军政大权，但却依然在发布诏书，规范各种琐碎事项，诸如谁有权穿带衬里的貂皮大衣，谁可以享有在紫禁城骑马的特权等。直到2月12日，隆裕皇太后才在袁世凯的施压下降下懿旨，正式宣告六岁的宣统皇帝退位。

紧接着，袁世凯于第二天宣布赞成共和体制，孙中山也于同日辞去了临时大总统的职务。两天之后，南京的临时参议院便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但是南北两方在新总统应该在何地就职问题上又产生了戏剧性的争执，所以一直拖到3月10日，袁世凯才在北京正式宣誓就职。

二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这一年当中，罗安逸观察到辛亥革命所带来的新思潮也逐渐开始传到了兰溪。这首先反映在货物流通和商业贸易上，来自上海的洋货先占领了省会杭州的市场，然后又通过水路传到了内地的其他县城和乡村。在她的游记中，罗安逸这样写道：

从兰溪沿钱塘江而下航行三天，就能到达省会杭州。浙江的铁路将来某一天还会贯通全省。到那时，乘火车很快就能到上海，后者可是孕育洋货的温床，“几乎跟外国人的一模一样”。无怪乎兰溪也渐渐地受到了西方的影响。

兰溪城的大街上，有六个店铺都在卖便宜的洋货:柏林毛线、粉色或蓝色的搪瓷脸盆、眼镜、小女孩用的发梳等。梳子目前供不应求，因为船夫和其他人最近刚剪掉了辫子，都需要用梳子来梳理他们又黑又长的头发。

煤油灯也很受欢迎，美孚石油公司的生意很红火。西药特许商店的顾客最多，不过也未到供不应求的地步。我们自己也去这些货架整洁、货品充足的药店里买过药，这也可以说明这些店受欢迎的程度。

年轻的店主热情地招呼我们，并不失时机地向我们询问他所销售这些药品的相关知识。他一瓶接一瓶地将药品摆在柜台上，请我们翻译标签，请教药的功效和每次用量等。

在一些新式的商店里在出售男女老少戴的洋帽、阳伞和内衣，后者是在当外衣卖。在这个充满变革的年代，对西方时尚的奇怪模仿不时出现。在更往南的一座城市里，我还偶尔见到过一个公子哥儿将法式紧身褡当外套穿在身上，招摇过市。

上面所提及兰溪西药店的出现，说明了当地人对于西医的看法也正在逐渐改变。跟杭州由英国圣公会医师传教士梅藤更所主持的广济医院一样，兰溪的内地会女医师传教士巴教士也经过多年的努力，靠自己的妙手圣心为成千上万名病人解除病痛折磨，从而赢得了当地人的信任和尊敬。罗安逸在书中记录了这样一则轶事：

巴教士的医术高明，在兰溪城里有口皆碑，就连附近寺庙里的菩萨也会指引病人去向她求助。有位患者受内科病折磨，看过一位又一位的郎中，但仍无济于事，最后只好到庙里求签。他抽到的签上只写了两个字:“东北。”这位病人虽然不明究里，还是立即动身前往东北方。路上他遇到了一位朋友，后者帮他解了签。“东北!”解签人说，“那就是巴教士的家啦，她医术高明。你无论晚上还是白天去，她都会手到病除。”

由于兰溪一带的城镇乡村曾一度天花肆虐，巴教士便引入了种牛痘的新技术，义务为当地的儿童和其他人服务，以预防传染病的传播。清末中国各地受鸦片的余毒甚深，巴教士又帮助当地政府在衙门的监牢内办起了一个鸦片戒毒所。根据罗安逸的说法，在以往二十年当中，巴教士已经帮助许多人彻底戒掉了毒瘾。光是在1912年这一年当中，她就治疗了上千名有毒瘾的鸦片鬼。而且她还引入了当时比较先进的“马来疗法”，病人只需交纳几元钱的成本费，就可以在较短时间内有效地戒除毒瘾。

三

禁烟是清末新政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为此清廷还专门设立了禁烟大臣管辖此事。民国成立之后，对于禁烟的打击力度有增无减。不仅发布告示，而且还采取了实际行动，收缴鸦片和烟枪、鸦片灯等烟具。罗安逸在兰溪城里成为了这场轰轰烈烈禁烟运动的目击见证人，留下了确凿的文字记载:

毫无疑问，至少在兰溪这儿，政府已经下定决心要铲除鸦片交易。烟管、烟灯、烧壶等吸鸦片的用具，一经发现即刻没收。仅在几个小时内，兰江边上所有的鸦片馆就都被抄查一清。民国二年一月，政府公开销毁大烟，将收缴来的烟具和一包包的鸦片都付之一炬。

中国其他很多地方也都开展了类似的禁烟运动，但有谣言说，烧的根本不是鸦片，而是经过加料处理，烧起来气味和鸦片相近的红糖。

不过，在兰溪城里的禁烟绝无半点虚假。大半个晌午，苦力们都在一趟趟地将准备焚烧的东西搬运到公立学堂前向阳的那个平台上。将被销毁的东西里，有吃洋烟土专用的雕花银烟枪，镶嵌着翡翠象牙和其他奢侈物品，价值不菲。不过最值钱的还是那一袋袋鸦片，价值数百，不，可能数千英镑。当地民国政府的“知事”也亲莅销烟现场。若在从前，他来时肯定要坐八抬大轿，轿前开道的衙役身着红绸黑绒，高举着红色的万民伞和其他的官方招牌。但现在的“知事”不能再摆那些排场，连丝绸也不能穿了，只是头戴一顶西式毡帽，身穿最普通的长袍，和普通百姓没什么区别。他神色匆忙，似乎想掩盖自己因穿戴失体而感到局促不安。但实际上人们几乎根本没有察觉这些。在他们眼里，“官就是官。”

终于等到点火令下，浇了煤油的鸦片等瞬间就烧起来了。火苗越窜越高，炙烤着后面的白色“影壁”。

火光闪闪，热气撩人，逼得围观的人们直往后退。他们表情麻木，既不开心也不哀伤。这是一个重要的年代，中了诅咒的中国已沉睡多年，但它现在正在觉醒，并开始慢慢恢复。

然而，兰溪城里最重要的变化乃是年轻人在观念上所发生的改变。罗安逸来到兰溪之后，城里有一位家境殷实的王公子突发奇想，要赶民国的时髦，跟这位英国女作家学习英语。于是乎罗安逸便在兰溪收了三个正式的学生。这也使她有机会近距离地接触当地的中国人，了解他们的家庭和生活方式。虽然从她的文字描述来判断，有两个学生似乎只是游手好闲、附庸文雅的公子哥儿，但是从学生们送给她的照片来看，他们看上去都长得相当精神，像是典型的民国时尚青年。

此外，在《中国：机遇和变革》“花灯与学校”这一章节中，罗安逸专门介绍到了中国的女子教育，并且引用了袁世凯的一句名言：“中国当今的第一要务就是女子教育。”她提到了那些在美国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学校里接受过良好教育，以及从欧美和日本留学归来的新女性们:

她们中有的剪短发，穿男装，在女子国民军里为国而战；有的当红十字会护士，只有一个女伴陪着，在全是士兵的房子里进进出出；有的在南京议会大厅里为妇女参政呼喊；还有的作女侦探，为政府效力。在婚嫁方面，她们也尽力采取所谓的“美国”方式，有的主动求爱，也有的像武昌一位女学生那样在一家当地报纸上登征婚广告。

综上所述，英国女作家罗安逸在游记中记录的辛亥革命时期浙江社会思潮和变革，在地方史研究、民俗学、妇女研究和民国史等众多领域均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

作者简介

沈弘，1954年生，浙江杭州人，浙江大学英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文学、目录学与版本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发表过《农夫皮尔斯》《晚清映像》《花甲忆记》《中国长城》等11部译著和编著，以及数十篇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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