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统治在咸丰年间陷入全面危机，其表面原因在于太平天国运动，究其根源，仍在于吏治腐败。贪腐引发军事、经济危机，从而又加重了政治或统治危机。咸丰二年（1852）末，礼科掌印给事中毛鸿宾奏称：

窃观近年以来，内外大臣泄泄沓沓，拘泥丛脞（cuǒ，细碎），以缄默退缩为谦谨，以推诿避就为和衷，以先事布置为张皇，以勇往担当为孟浪。每于无关紧要之处，备极苛察，而遇重大事件，反敢阳奉阴违，藐国法若弁髦（biàn máo，无用之物）。属员尤而效之，上下成风，牢不可破。自阁部大僚以及各省督抚疆吏，诸务皆然，而军营为尤甚。（《毛鸿宾奏请严申国典赐徐广缙自裁置经略事权统一以振军威折》）

为使群臣咸知感奋，共图振作，咸丰帝数次下罪己诏。咸丰二年三月末，即太平军猛攻桂林之际，他下诏表示：“然劳师糜饷，俾幺么小丑未能迅就荡平，皆予罪也……惟有自省愆尤、倍深刻责而已。”（《谕内阁著再申谕赛尚阿等勿蹈故辙并将洪大全仍著解京师讯究》）十一月下旬武昌告危时再度下诏，为未能安辑四方而深自反省。次年正月初八又下一诏，为“不能察吏安民”引咎自责，同时表示“即再三引咎自责，亦属虚文。惟有恐惧修省，叩吁昊苍宥（yòu，饶恕）予之辜、拯我穷黎”（《谕内阁本月上辛祈谷大祀朕引咎自责著该部及各直省刊刻謄黄宣示中外》）。四月初八复下一谕，表示“深惭治理乖方，愆尤丛集……倍觉愧悚。兹于本月初七日又值雩祭前期，因志吾之过以自警焉”（《朱笔省咎报天恩谕》）。

除下诏自责外，咸丰帝还沿用登极之初的举措，力图从广开言路、调整人事两方面入手，实现整饬吏治、扭转危局的心愿。咸丰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工部左侍郎吕贤基奏称“粤匪”、河工、度支、漕运事事可危，吁请诏求直言、集思广益。咸丰帝遂于同日降旨，再次令各部院大臣、九卿科道各进直言，以匡时政。不过，他此时更希望群臣开药方、支高招，对某些言之无物的奏折颇为厌弃，斥其“空言多，实事少。过去事得失易见，万难事并无布置，此时夥陈无谓之词，有何益也？”有些密奏披露了一些隐情，诸如军营统兵员弁捏报人数浮领钱粮，各省为奏销事宜贿赂户部官吏。咸丰帝当即下令稽查严办，但大多不了了之。他还以避免多所牵制、有误军机为由，否决了设立行营监察御史的建议。在此情形下，下诏求言也就难有实效。

为扭转军事上的颓势，咸丰帝频频撤换钦差大臣，并再三严申力洗前愆（qiān，罪）勿蹈故辙。然而，事与愿违，战局与吏治不但毫无改观，反而日趋恶化。他曾表示将依据国典执法，但对于丧师失地者，通常仅革职谪戍，以至连他自己也承认惩处不力。咸丰二年五月下旬，为整肃军纪，咸丰帝谕令嗣后对贻误军机者参奏正法，参将、游击以下各员即于军前正法，但并未起到震慑作用。两江总督陆建瀛自上游闻警逃回江宁后，朝中诛杀大员的呼声日益高涨。有人愤言：“夫赛尚阿不即加诛，始有徐广缙之迁延；徐广缙不即加诛，始有陆建瀛之逃遁”（《黄彭年奏陈敌众东窜急宜选才襄办以全大局折》）。更有人犯颜直谏：“近来领兵大帅统驭乖方，前岁皇上特以遏必隆刀颁赐赛尚阿，嗣复交徐广缙。迄今两载，未闻戮及一人。岂军中竟无可诛之人耶？”（《蔡寿祺奏陈时事多艰谨筹用人八策折》）“迭次恭读上谕，有军律治罪、猛以济宽明文，迄未见行一失律之诛，天下将视诏旨为具文。”（《吴廷溥奏陈东南大局危迫请将贻误军机之陆建瀛即行就地正法折》）咸丰帝虽为用人失当懊悔不已，并下令查抄赛尚阿等三人全部家产，将其子一并革职，但除陆建瀛江宁失陷时丧命外，赛尚阿、徐广缙后来均从轻发落，并被重新起用，这就很难起到以儆效尤的作用。

在惩治渎职官员方面，咸丰帝也动过真格。二年十一月中旬知悉岳州文武先行弃城逃避后，他饬令查明严办，表示“此时若不择其尤者正法数人，断不能挽回积习”。根据刑部议奏，他下令将知县胡方谷、参将阿克东阿即行查拿处斩；知府廉昌斩监候，秋后处决。但随后的情形颇具戏剧性：署湖广总督张亮基奏称，廉、胡均已病故，阿于城破之日即已阵亡。于是，咸丰帝谕令前二人毋庸议罪，后者著查实后奏明请恤。不意咸丰三年五月，阿氏在江苏海州自首；其子先前扶柩到京，称其父“殉难自尽”，至此谎言穿帮，真相大白。至于对岳州失守负主要责任的已革湖北提督博勒恭武，咸丰帝虽下令将其就地正法，但因地方当局官官相护、办事拖沓，博氏得以一路潜行至京外黄村藏匿，迟至三年四月才被拿获处斩，成为军兴以来被处死的官员中职衔最高者。武昌二次失陷后，湖北巡抚青麐（lín）因先期缒（zhuì，系在绳子上放下去）城逃命，也被正法。

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咸丰帝意识到澄清吏治、争取民心的重要性。二年十一月下旬，降旨赞许御史陈庆镛之条陈切中时弊，强调“当此防剿吃紧，首重人和。如地方官能得民心，镇将等能得兵心，何患不众志成城，同仇敌忾？”（《寄谕徐广缙等著将御史陈庆镛条陈军务各条采择筹办并严防武昌下游水陆各要隘》）本此理念，他迭降谕旨，宣布凡被兵省份经查明奏请后，分别蠲缓钱粮、酌情抚恤，以苏民困；严申地方官不得借捐输之名苛派骚扰民间；强调各地办理团练的经费不假手胥吏，归公正绅耆掌管。次年正月，又诏令各直省督抚务须破除情面，对属员严加查察，如有贪鄙不职之员立即据实严参。不过，在官场陋习并无实质性改变的情况下，这些旨令基本上形同具文。

局面日颓，从一个侧面暴露出人才匮乏之弊。翰林院编修曹登庸就此喟叹：“国家尊贤养士二百余年，何遂无人若此！臣愚以为其积弊不自今日始也。升平既久，则粉饰滋多。官无大小，皆以趋承奔竞为能；事无重轻，总以迁避弥缝为上。间有二三留心时务、守正不阿之士，非议其迂阔，即谓之沽名。”（《曹登庸奏陈整饬吏治刑赏亟宜破格以振人心折》）鉴于人事更迭频繁、需才孔亟，咸丰帝一再授意罗致人才。在群臣对此予以呼应的诸多奏折中，主张对曾国藩、胡林翼、江忠源等人委以重任的呼声日益高涨。

在真正可用之才匮乏的同时，官僚队伍却急剧膨胀。随着战火迅速蔓延，不少省份被迫暂停乡试，通过科考选拔官吏渠道不畅，但因军功保举及捐班人员激增，仕途反而更形拥挤。军功保举使确有才干者得以脱颖而出，同时也滋生保举太滥之弊，官之升擢者一折动辄十余人甚至数十人。早在广西时期，帮办军务的将领乌兰泰便据实奏称：“军营之弊，往往以败仗报胜仗，杀贼以少报多，借以邀功保人……其打仗尤为奋勇者，虽不可因误败以掩其功，亦不得见仗即保，毫无节止，以至贼未见少，官升日多。”（《乌兰泰奏报督黔兵于独鳌山接仗获胜并误败损将伤兵自请治罪折》）咸丰帝申令嗣后不得滥加保举，但又不得不借封赏刺激士气，致使痼疾难除。就连曾国藩后来也承认：“默思所行之事，惟保举太滥，是余乱政”（《致沅弟》）。据载，“清同治间，湘淮军兴，削平发、捻、回诸大乱，各路军功所保记名提督，部册所载近八千人，总兵则近二万人，副将以下汗牛充栋矣。”（张祖翼《清代野记》）捐纳出身者更是泥沙俱下。道光帝曾谓：“捐班我总不放心，彼等将本求利，其心可知。科目未必无不肖，究竟礼义廉耻之心犹在，一拨便转。得人则地方蒙其福，失人则地方受其累。”（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咸丰三年正月，翰林院编修蔡寿祺就用人之策奏称：“惟捐输一事最足以伤国脉而扰民生”，“候补者负累日重，题补后亏空必多，朘剥移挪，伊于胡底”，应停止捐输，举贤任能，搜罗寒畯，以求仕途清、民心靖。（《蔡寿祺奏陈时事多艰谨筹用人八策折》）然而，迫于筹饷压力，清廷仍不计后果地卖官鬻爵，导致官僚队伍鱼龙混杂，官场风气日益败坏，从而增大了整饬吏治的难度。

总之，在江宁陷落前后，面对日益纷乱的政局，咸丰帝有心整饬吏治，但又感到无从措手，大多以诏谕形式就事论事，缺乏通盘考虑，且不能真正做到宽猛相济。在不触动旧的体制机制、人事变动幅度不大的情况下，希图迅速澄清吏治，终是镜花水月。于是，官场因循玩泄之风依旧，乃至数年后相继牵扯出三桩大案。

咸丰八年四月末，时当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前大学士耆英奉命赴津与英法外交代表交涉议和事宜，在遭对方拒见和奚落后擅自回京，被赐自尽。同年，顺天乡试舞弊案败露，担任主考官的大学士柏葰因私自撤换试卷获罪，于次年二月被斩；副考官户部尚书朱凤标被革职，其余数十名涉案者也分别受到惩处。此案尚未平息，官商勾结侵吞巨款的户部宝钞案又掀波澜，计籍没官吏、商人各数十家，株连数百人；管理户部事务的大学士翁心存也受牵连，被迫自请开缺。在内外形势所逼和近臣肃顺力谏下，咸丰帝终于痛下决心严惩贪渎官员，甚或斩决一品大员柏葰，起到一定震慑作用，但未免为时已晚。而肃顺等人则趁整饬吏治之机，通过查办三案，尤其是科场案、户钞案，铲除异己、树立威势，进而完全掌控军机处，一时间炙手可热，遭恭亲王奕等人忌恨。

作者简介

夏春涛，1963年生，江苏扬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党校副校长，二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太平天国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建研究，著有《中国国情与发展道路》《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等。本文选自作者承担的《清史·通纪》第六卷书稿部分章节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