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财政一向量入为出，道光三十年（1850）岁入不到四千万两，略多于岁出，岁余无几；战争、重大灾害等突发事件尚不在财政预算之内。因此，太平军兴、黄河丰北大决后，地丁钱漕、盐课、关税收入有减无增，河工特别是军饷开支有增无减，财政入不敷出。处此困境，咸丰帝即位不久即动拨内库币银百万两，充广西军饷（《谕内阁著再由内库添拨币银一百万两作速解赴广西军营备用》）；后又采纳大臣建议，将内务府三口乾隆朝铸造的大金钟熔铸成8503块金条、计重2.703万两，另将圆明园等处计228件、重8747斤的大小铜瓶等库存铜器熔化成铜料铸钱，但终属杯水车薪。为缓解财政困难，清廷采取多项应急措施，设法开源节流。
节流之法，主要是分成裁减文武官员俸银，酌减宫中服用开支，暂停兴修工程。开源即增加财政收入，以广开捐输为首要措施。咸丰二年（1852）十月，户部等遵旨拟定《筹饷章程》23条，首条便是敦促京内外官员一体量力捐输。截至次年二月中旬，在京王公大臣及四品以下各员先后四次捐输。第四次计捐现银14.131万两，外加以廉俸扣抵捐项千余两。定郡王载铨个人一次捐银十万两，被赏加亲王衔；其余人等或交部从优议叙，或被赏戴花翎、蓝翎。同月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文瑞奏称“筹饷之法几至束手无策，虽补苴多方，而缓不济急，抑且中外官民交困，人心摇动，势难再为滋扰”（《文瑞奏陈饬令富宦捐输家资管见折》），提议饬令富宦捐输家资。军机处遂列出名单，由此滋生挟私讦告流弊。在开会商议捐资名单及数额时，户部尚书孙瑞珍因自己赫然在列而激愤不已，与文瑞发生争执。文瑞据此奏劾孙氏，结果两人均因“殊失大臣之礼”而被交部议处。
面向民间的捐输启动更早。咸丰元年冬，咸丰帝依户部所议，准粤东商民出资助饷，并推及各省。陕西巡抚张祥河、云贵总督吴文镕等首先倡率，各捐银万两。各地纷纷出示劝捐，但大多名为劝捐实为勒派，地方胥吏与军营员弁借词劝捐，勒索滋扰，导致怨声四起。为鼓励绅民踊跃捐款，清廷宣布凡捐银数万两或更多者将予以破格奖励，出资较多省份将增加乡试中额和生员学额。与这种捐后兑现的奖励相比，捐纳属明码实价的功名买卖，只要交足银两，平民可捐得贡监、封典、虚衔，官阶九品以外者可捐升至道员，降革者可捐复原职，等等。时人就咸丰三年夏苏南设局劝捐情形慨叹：“常昭有官绅公启一纸，内有一联云‘官衔翎顶，荣施如愿以偿；银米钱洋，捐数以多为贵’，窃恐为后世奇谈也。嗟乎！功名原国家之名器，今而后愈趋愈下……近来动止，无不借资民力，如绅富家已邀恩重叠，虽襁褓之孩已得奖励，假有身不清白如数捐输者，亦居然衣冠中人矣。”（柯悟迟《漏网喁鱼集》）清廷后来还打破捐例，允许打折收捐，并简化手续，将空白“执照”发给各藩司和军营粮台，由后者自行开捐。此举渐次泛滥，应者日趋寥落。
上述筹饷方法显非长久之计。财用将竭而军需日增，仅向荣大营每月就需银二三十万两。咸丰三年六月十六日，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的祁寯藻密折告急：“自广西用兵以来，迄今三载，经臣部奏拨军饷及各省截留筹解，已至二千九百六十三万余两，移缓就急，提后尽前，罗掘之方，实已无微不尽……粮台之设，至六七处之多，请饷纷纷，日不暇给……近来捐输之数，业已大减于前，内币所藏，亦复不敢轻议……似此情形，实属计无所出。现在户部银库截至本月十二日止，正项待支银仅存二十二万七千余两，七月份应发兵饷尚多不敷。臣等备员农部，多或十余年，少亦一二载，从未见窘迫情形竟有至于今日者。”（《祁寯藻等奏陈度支万分窘迫请饬军营大臣迅图蒇事折》）因饷需支绌，加之作为铸钱原料的滇铜因道路梗阻无法运至，清廷踌躇再三，决计更多采用铸大钱、发宝钞、发银票等滥发钱币之策。
咸丰三年五月，户部下设的宝泉铸钱局等首先开铸当十铜大钱；七月增铸当五十大钱。次年，添铸当五、当二十、当百、当五百、当千等各类大钱。当百以上大钱面文称“咸丰元宝”，以下称“重宝”，其中当千大钱重二两，十成净铜，紫色。因铜料稀缺、成本高，户部还先后开铸当一、当五、当十铁钱和铅钱。另有十多个省份相继设局改铸大钱，其面值、铸式、重量、成色十分杂乱。同年十一月中旬，咸丰帝又准许户部印制纸钞，额题“大清宝钞”，旁八字为“天下通宝，平准出入”，下曰“此钞即代制钱行用，并准按成交纳地丁钱粮一切税课捐项，京、外各库一概收解”，面额从一千文、二千文、五千文到十千文、一百千文不等。归户部监督的官银钱号也大量发行京钱票，最大面额为一万文。另有十多个行省也相继开设官银钱号，发行所谓的“局票”。此外，发行银票即“户部官票”的奏议于同年二月末获准，面额从一两、三两、五两到十两、五十两不等。
从咸丰三年至咸丰帝病逝的八年间，清廷共发行大钱、银票、宝钞、京钱票合六千余万银两，占彼时国库总收入的69.5%。（彭泽益《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通过以法令形式强制发行大钱以及根本无法兑现的宝钞、银票，清廷大肆收兑民间银钱，同时用搭放大钱、钞票的方式支付兵饷、河工、官薪等，以减少财政支出。借通货膨胀这一下策，清廷巧取豪夺竭蹶搜刮，虽相对弥补了财政亏空，但仍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财政危机，反而给社会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终属饮鸩止渴。
由于缺乏最起码的信用，大钱、钞票在市面上难以流通。在苏南，“乡间当十钱私禁不用……肩挑荷贩者即口语云‘新咸丰不要’”（柯悟迟《漏网喁鱼集》）。在北方，当十大钱出京师即不可用，日益贬值。及至当百以上大钱面世后，其实值更是一泻千里。通货膨胀、百物腾贵使民众深受其害。农户按规定搭大钱、纸币完纳地丁钱粮往往遭拒，负担骤然加重，生计困顿。因担心收取大钱不能使用，商贩裹足不前，城中铺户大多歇业，商贸萧条。总体而言，“自行使大钱，而贫民之流为乞丐者不少，乞丐之至于倒毙者益多”（《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官兵也同受其累。咸丰四年秋以四品京堂候补的吴式芬诉苦说：“惟米珠薪桂，更倍于前，居大不易。贱眷安顿山东，不拟来京矣……大钱不能畅行，以致食物日贵。农部议以制钱与当五、当十、当五十、当百五种钱，每千文各二成配用，亦迄不知能遵用否。旗民生计维艰，可为深虑。”（《瑛兰坡藏名人尺牍》）扬州江北大营兵勇因兵饷搭放大钱而哗然拒领，清廷担心激变，只得下令取消搭放。另一方面，钱商、当商借通货膨胀投机牟利；一些官吏在课税时故意刁难，拒绝按例搭收大钱和钞票，然后再到市面上低价收购大钱和钞票搭解藩库或部库，从中赚取差价，同样大发横财。
咸丰朝滥发钱币，还使原本难以维持的制钱制度更加脆弱。无数制钱因充作改铸大钱的铜料被销毁，大钱的重量也一再减轻。在获利心理驱策下，民间私铸大钱之风日炽，虽严刑峻法不能取缔，使币制更加混乱，加速了大钱的解体。咸丰四年六月，清廷被迫下令停铸当千至当二百大钱；次年六月，停铸当百、当五十大钱；到咸丰九年，铁钱又告停铸，仅当十铜大钱仍在京师流通，市价仅值制钱二文。宝钞、银票的命运与之相近，虽仍在继续流通，但咸丰十年二月已不再发行。到次年，宝钞百文仅抵制钱三文，几成废纸。与此同时，作为实际硬通货的白银价格一路飙升。这些都给后世社会经济生活留下巨大隐患。
作者简介
夏春涛，1963年生，江苏扬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党校副校长，二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太平天国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建研究，著有《中国国情与发展道路》《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等。本文选自作者承担的《清史·通纪》第六卷书稿部分章节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