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清政府的官员也分化出保守派、洋务派及清流派等多种类型。风云变幻之际，有一位曾任尚书、总督、军机大臣、大学士的重臣王文韶，纵横捭阖于各派之间，有政坛“不倒翁”之称。

一、实干封疆

王文韶(1830-1908），字夔石，号赓虞，又号耕娱，晚年自称退圃，浙江仁和（今属杭州）人。王文韶自小聪颖，年少时因家道中落，曾一度想弃儒经商，塾师勉励他“子第力业，事业未可量”。于是王文韶继续刻苦攻读，后来拜知名学者钱绎为师，学业长进更快。钱绎十分看好王文韶的前途，把女儿许配给他。

咸丰元年（1851），王文韶在乡试中高中举人。这一届浙江乡试的考官之一就是内阁学士沈桂芬。在中国古代官场，乡试的主考官是举子极其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被称为“座师”。沈桂芬后来入职军机，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兵部尚书等职，是洋务派在中央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与沈桂芬的师徒关系，成为了日后王文韶官途上扶摇直上的重要助力。中举次年，王文韶考中进士，选庶吉士，分配到户部，任主事，累迁至户部郎中。

王文韶在户部顺利处理了军费报销问题。在镇压太平天国、捻军时，清政府在拨给军队军费的同时，推行厘金制度，曾国藩湘军、李鸿章淮军、左宗棠楚军等自筹军费，账目混乱，搜刮地方、中饱私囊者比比皆是。按照规定，战后应对军费进行严格审核，账目不符的军官，要被严惩。王文韶提交《请免册报私议》，建议取消册报，不再详细审核军队账目，得到了中央官员和地方将领的一致欢迎。这么做一是因为时间太久，军队账目混乱，很难短时间内查清；二是厘金制度下地方军队的军费基本靠自筹就地解决，如对骄兵悍将再严加审核，难免引起兵变。军费报销案的宽大处理，使得曾国藩异常感激，其后主动请求裁撤湘军。

同治三年（1864），王文韶授湖北安襄郧荆道，正逢湘军蒋凝学部因不愿入陇而中途溃散，王文韶筹集粮饷，安抚溃散的军队，采取措施严防士兵逃逸。因措置得宜，受到左宗棠、李鸿章的好评，两人同时上奏清廷，保举王文韶“可大用”。在他们保荐下，同治六年，王文韶被提拔为湖北按察使，主管一省司法。任职湖北期间，王文韶与武昌盐法道盛康交情匪浅，盛康更让其长子盛宣怀拜王文韶为师。

同治八年，王文韶奉命担任湖南布政使。十年，署湖南巡抚。当时，贵州爆发了苗民暴动，蔓延到湖南。湖南各地纷纷组织军队镇压，但各军号令不一，无法有效抵抗，多为义军所败。王文韶代理巡抚后，统一军令，一边报告中央，主动表示可以支援云贵，一边出兵进剿，以兵事专任按察使席宝田。后来席宝田因患病无法行走，王文韶认为临敌易将属兵家大忌，命其坐在担架上继续指挥清军，督部将苏元春、龚继昌等分路进军，斩杀义军首领张秀眉，成功镇压苗民起义，并绘制了详细的“苗疆要塞图”，报送清廷。而后，湖南宁远暴动，耒阳朱鸿英自称明裔，揭竿而起。王文韶命令属下道员陈宝箴进兵剿灭。不久，又派遣总兵谢晋钧平定新化、衡阳、永州的“土寇”叛乱。十一年，他因功补授湖南巡抚。《清史稿》称王文韶“抚湘六年，内治称静谧焉”。他镇压暴动、维护王朝统治的表现，也为自己赢得了“知兵”之名。

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内部围绕海防与塞防问题进行了大讨论，王文韶认为“滨海固宜筹备，而内地亦应讲求；滨海有事则利害恐适参半，内地有备则缓急尤觉可资”（《洋务运动》），遂自行于光绪元年（1874）在长沙建立湖南机器局，这是近代湖南第一家洋务企业。他让出身淮军、懂得机器制造的韩殿甲负责筹办。为了节约资金，该局并未像其他机器局一样聘请洋人，原材料方面就地取材，使用本地所产的煤，并试用本省攸县、安化所产的铁，获得成功。该局主要制造枪炮和火药，仿制后膛枪、开花炮弹，制造黑火药。王文韶一边向清廷汇报湖南机器局的详情，一边计划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制造大炮。但清政府正面临巨大财政困难，对该局购机、建厂及生产所用银两不予报销，自筹经费又不足，遂于次年停工。光绪九年中法战争爆发，时任湖南巡抚的庞际云奏请开工获准，该局又开始制造劈山炮、前膛步枪、机扳抬枪和火药，供应开赴闽、粤前线的部队。

王文韶从22岁金榜题名入仕途到42岁出任湖南巡抚，仅用了20年的时间，可谓仕途亨通。虽然无法与39岁就担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40岁入仕、49岁任浙江巡抚的左宗棠相比，但李、左二人在战乱期间快速擢升，是因为军功显赫而超常提拔。光绪四年，王文韶被任命署兵部左侍郎，并在军机处学习行走，后调任户部左侍郎。八年末，兼署户部尚书。

二、宦海沉浮

籍贯是影响中国古代官场人际关系的重要环节，往往也是政治派系划分的标志之一。同治年间，慈禧太后掌握中央政权，为制衡朝廷各派系的权力，分化政府中汉人的力量，故选取入值军机的两名汉族官员在籍贯上往往一南一北，通过挑起地域矛盾，最终达到大权独揽的目的。同治年间，军机大臣中汉族官员沈桂芬、李鸿藻的不和，初步奠定了南北地域之争，其后两派之争不断激化。

身为南方人且是南派领袖沈桂芬学生的王文韶，在南北派系之争中，自然是南派的重要力量之一。为了加强南派力量，沈桂芬于光绪四年将王文韶从湖南调任兵部侍郎，入军机处。北派的李鸿藻，则在自己身边凝聚“清流”，形成一股很大的政治力量。

光绪七年，沈桂芬病死，南派丧失了最重要的力量。次年，北派官员和清流派借云南报销案对南派进行打击。山西道御史陈启泰上奏，云南官员为报销账目，贿赂户部官员，其后直指军机大臣景廉、户部侍郎兼署户部尚书王文韶，成为轰动朝野的大案。因案件牵扯关系和大员太多，最终以王文韶请求辞官回家养亲，部分官员被降职处分，而不了了之。六年后，王文韶才被启用，重任湖南巡抚。

当时湖南沅州府境内山峭水急、交通险阻、民贫地瘠，文化上更可谓粗野，士气颓废至极，其境内三县芷江、黔阳、麻阳都已数十年无人中举，更发生过轰动全国的童生闹考、殴打知府事件。王文韶任命国子监朱其懿署理沅州府，并要求他针对这一情况“极力整顿，认真办理”。朱其懿上任后不久创办了沅水校经堂，改革传统教育，大力鼓励士子治学，王文韶对此表示赞扬，亲自手书“通经致用”匾额，后来熊希龄、杨凤笙等名士均出自该学堂。

光绪十五年，清政府升王文韶为云贵总督。他任内曾多次镇压农民运动和苗民起义。英、法吞并缅甸、越南后，西南地区的防务日益紧张。王文韶曾命令各地少数民族土司积极防备。

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之战爆发。清政府败给日本，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此时，洋务派的领袖李鸿章从云端跌落，交出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大印。懂军事与外交，处事又圆滑的王文韶成为了各方认可的人选。在战争后期，光绪帝曾多次询问王文韶和两江总督刘坤一清军能否再战，两人均在报告中委婉推诿，圆滑地躲避了战争的责任。

王文韶上任后，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翁同龢等守旧派试图排挤、打击甲午战后失势的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势力。王文韶一边逢迎权力炙手可热的翁同龢派，一边重用李鸿章旧部，使得局势得以平稳过渡。他在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任内，曾多次疏陈建议加强北洋海防、整顿水师、兴办天津武备学堂、并重建旅顺大连炮台。他认为，南北海防以天津为根本之地，以大沽、北塘为内户，以金旅、威海为外户，而山海关、营口等处分扼水陆要冲，互为犄角，环海3000余里，务必统筹海防，颇具卓识。此外他一方面积极治理永定河水患、开垦农田，同时还奏设天津大学前身的天津中西学堂、铁路学堂、育才馆、俄文馆、上海南洋学堂等一大批新式学堂，为国家造就众多人才。

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的帝后之争越来越激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态度，对帝后两党都很关键，王文韶从中施展“柔软”身段。起初，慈禧太后恩准变法，光绪帝推行新政，他加入强学会，慷慨解囊捐款5000两。后来，慈禧太后态度转变，王文韶调整风向，“上决已定，必从康言，我全驳之……”（《康南海自编年谱》），此后态度也转向消极，对中央颁布的新政措施也多敷衍缓行。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人士遭到杀戮，王文韶又设法尽量减轻对他们的迫害。他受命调查严复，为其开脱，使严复逃脱牢狱之灾。

光绪二十四年，翁同龢被打发回常熟老家，为彻底掌握京畿地区，慈禧太后安排亲信荣禄出任直隶总督，王文韶明升暗降被调离北洋，到京任军机大臣，补了翁同龢的空位。

三、处世之道

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预立端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试图废黜光绪帝，因外国干预未成，其后怀恨在心。义和团运动爆发，慈禧太后试图依靠义和团的力量对抗外国势力。当时坚决反对开战的大臣许景廉等先后被杀，熟知中外力量差距的王文韶亦劝阻开战，也差点被砍了脑袋，刚毅、赵舒翘等保守派则赞成开战。结果清军和义和团在列强的猛烈进攻下不断败退。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曾一天五次召见军机大臣，只有王文韶一个人赶来报到。西逃前，慈禧太后对他说：“尔年高，……可随后赶来。刚毅、赵舒翘素能骑马，必须同行。”（《庚子大事记》）可见，当时太后并不看好他，甚至丢下他不管。但他在三天后辗转几百里，携带军机处印信奔赴怀来，使得清廷中枢得以顺利运转，慈禧太后大受感动，王文韶被依为肱骨，与荣禄成为其最信任的两人。

义和团失败后，与八国谈判求和时，王文韶被任命为外务部全权会办大臣，赏黄马褂，但担辛苦和挨骂名的却是李鸿章。事后，王文韶又得到双眼花翎奖赏。后来，获赏“紫禁城骑马”。返京后转授文渊阁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参与清末新政。在科举存废的问题上，当时大员张之洞、刘坤一等人均主张废除科举制，唯独王文韶反对，最终被张之洞等说服。光绪三十三年，清政府批准了七十七岁的王文韶因病致休、请求回乡的要求。次年冬天，王文韶因病去世。此时已经风雨飘摇的清政府给他谥号文勤，晋赠太保衔，对他兢兢业业维护清政府统治的一生给予充分的肯定。

王文韶油滑的处世方式，在其留下的日记中更有深刻体现。作为清季政坛的重要人物，王文韶给后世留下了近80万字的日记材料。清季其他官员如翁同龢等人的日记中记载了大量有关时政的重要材料，而王文韶在日记中记载的大多是天气、饮食及感谢清廷赏赐等内容，对于与官员、友人商谈的详情并不记载。特别是历史关键时期如戊戌变法及义和团运动时其日记并未记载，以传统士人记载日记的惯例及其本人的日记记载整体看，极有可能是后来毁掉或故意不记载。晚清士人也认为王文韶处事：“透亮圆到，有琉璃球之称，遇事不持己见。”（《宾退随笔》）当时京师士大夫还言传王文韶有“油浸枇杷核子”之称，“盖甚言其滑也，枇杷核子固滑矣，若再加以油浸之，其为滑殆有不可以方物者”（《清朝野史大观》）。

纵观王文韶的官场生涯，有处世圆滑的一面，这是晚清官员普遍存在的现象。但他在地方勇于任事，建立军工企业，兴办新式学堂、矿务、铁路等，对中国近代化做出的贡献，是可贵的，也是不应忽视的。

作者简介

苏明强，1984年生，山东宁阳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晚清政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