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人走向世界，早已是极为普通平常的事情了。可是，当我们把目光回溯到一百多年前的晚清，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刚刚被西方列强敲开的时候，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中国人，尤其是政府官员，只是凤毛麟角，屈指可数。而且他们的脚步是那样蹒跚、踉跄。那么，晚清中国人究竟是怎样一步一步地走向世界的呢？他们都是些什么人，通过什么途径，走向世界的呢？本文试图把晚清中国人走向世界的历程，大致分为三个时期，简要描述其变化发展的历史轨迹。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实行海禁政策和闭关政策，严格限制中国人出海贸易和旅行。1840年（道光二十年）英国发动了鸦片战争，用军舰大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1842年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开放了上海等5个沿海通商口岸，从此外国商人、传教士、外交官、军人、旅行家等大批涌入中国，但中国人出国却为数很少。
19世纪40-60年代出国的中国人大致有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被西方殖民者诱拐贩卖的契约华工，当时被称为“苦力”或“猪仔”。外国洋行及其雇用的买办、掮客，诱骗华工签订契约搭乘外国轮船出洋，贩卖到急需劳工的古巴、美国、秘鲁、澳大利亚等地。据统计， 1847-1852年，从厦门通过贸易共输出华工8281名。这些华工在贩运途中和劳动场所，遭到非人待遇，被当作奴隶和牲畜一样残酷虐待，死亡率很高，生活极为悲惨。这与非洲黑奴贸易一样，根本不是正常的国际人员交往。后来还有一些华侨和华工陆续出海到东南亚各国开垦和移民。
第二类出洋的中国人是个别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人或替西方商人、洋行、外国外交、宗教、文化教育机构团体服务的买办、雇员、翻译。例如福建人林鍼，受雇于厦门美商，1847年6月到美国，工作一年多后回国，他写了一部《西海纪游草》，是晚清中国人撰写的最早的美国游记。又如广东南海文人罗森，寓居香港时认识了美国传教士卫廉士，1854年（咸丰四年）由其推荐担任美国培理将军远征日本舰队的汉文翻译。罗随培理舰队到过日本横滨、下田、箱馆等地，参与了日美订约、开埠过程，回国后写了一篇《日本日记》在香港发表，这是晚清中国人第一部日本游记。还有苏州文人王韬曾受雇于英国传教士在上海开办的墨海书馆。1867年（同治六年）他应英国传教士理雅各邀请，赴欧洲访问，曾在英国牛津大学讲演孔孟学说和中英关系，可以说是晚清第一位在欧洲大学讲坛上宣讲中国文化的中国学者。1870年回到香港后，他办了《循环日报》，还写了《普法战记》等书。
第三类是由外国传教士带到西方留学的中国青少年。其中最有名的是1847年被美国传教士、香港马礼逊学堂校长布朗带到美国马萨诸塞州留学读书的容闳、黄宽、黄胜三人。容闳185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成为第一个从美国大学毕业的中国人。黄宽后来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医科毕业，成为经过欧洲医科大学正规训练的中国第一位西医。黄胜则与伍廷芳共同创办《中外新报》，与王韬合作成立中华印务总局，成为近代出版印刷业的先驱人物。
第四类出洋的中国人则是由外国人士带领前往西方游历访问的少数中国官员。例如1866年清政府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要请假回国结婚，总理衙门便派遣了前山西襄陵县（今襄汾县）知县斌椿与其子广英以及3名同文馆学生，随赫德赴欧洲观光游历。他们在英、法、德等9国游历了7个月后归国，这是晚清中国官员走出国门海外游历的第一次尝试。他们所写的游记如《乘槎笔记》《航海述奇》等记录了晚清官员对欧洲最初的见闻。还有1868年的蒲安臣使团。该团由刚卸任的美国公使蒲安臣率领，他被授予“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的头衔。为了维护面子和平衡列强关系，使团成员还包括两名清政府总理衙门的章京志刚、孙家谷，以及一名英国人和一名法国人。使团用2年8个月，访问了欧美11个国家。其间，蒲安臣四处包揽交涉、谈判，甚至擅自与外国缔约，中国使臣几乎成了点缀品和观光客。不过这毕竟跨出了中国外交走向世界迈向国际社会的第一步。使团里的中国人也通过出访大开眼界，接触了新事物、新思想，这可以从他们的游记，如志刚的《初使泰西记》、孙家谷的《使西述略》、使团翻译张德彝的《欧美环游记》等书中看出来。
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开始向外国派遣外交使节、独立的游历考察官员和官费留学生，中国人由完全被动到逐渐主动地走向世界。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列强通过《北京条约》取得公使驻京权利。西方国家陆续派遣公使驻华，并在北京开设公使馆，在上海等地开设领事馆。而清政府直到70年代才开始派遣赴外使臣。最早在1870年派遣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为出使法国特使、钦差大臣，其使命只是为“天津教案”向法国道歉。1875年（光绪元年）任命的出使英国钦差大臣郭嵩焘，最初的使命也是为了“马嘉理案件”赴英国道歉，然后才转为长驻英国，成为晚清第一位驻外公使。出国后，郭嵩焘能认真考察和分析西方国情和现状，在日记和报告中对西方文明有些肯定的描述。不料竟遭到顽固保守派士大夫的群起攻击。尤其是驻英副使刘锡鸿还打小报告诬告郭嵩焘“崇洋媚外”“有失国体”，甚至有“私通洋人之嫌”，最后任期未满就被清政府调回。他写的《使西纪程》一书也被禁止发行并毁版。1877年至1878年，清政府陆续在英、法、德、日、美等国开设了驻外使馆，派遣了驻外使团。早期的中国外交官群体为晚清中国人走向世界、认识世界起了重要作用，如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黄遵宪等人都撰写了许多考察研究外国的报告、日记和著作。
19世纪70-80年代清政府还主动独立地派出一些官员出洋考察、游历和调查。例如1874年清政府曾派出陈兰彬、容闳等官员专程到美洲古巴和秘鲁调查华工受虐待状况，力图维护华工权益。1876年派遣浙海关文案李圭与海关洋员一起前往美国费城参观世界博览会。他写了一部《环游地球新录》，不仅记录了费城世博会及各国见闻，而且以亲身经历证明了“地球确实是圆的”。1879年道员徐建寅受北洋大臣李鸿章派遣到欧洲订购铁甲舰，同时考察了各国工厂。他写的《欧游杂录》是中国官员第一次对欧洲近代工业进行深入考察的珍贵记录。这个时期地方大员也开始派员出国游历考察，如1878年四川总督丁宝桢派江西贡生黄楙材游历考察缅甸、印度等国。
1887年清政府还通过考试，从中央六部中下级官员中选拔了12名海外游历使，分别派赴亚洲、欧洲、南北美洲20多个国家，进行了为期两年的、以调查研究外国情况为主要任务的海外游历考察。海外游历使最远到达了南美洲的智利、巴西等国，其路程之远及所到国家之多，是前所未有的。而且他们所取得的外国调查研究的成果也是空前的。可惜这批海外游历使回国后却没有被重用，也没有让他们在外交岗位上发挥作用，其外国调查研究成果被束之高阁未受重视，以至这样一次走向世界的举动，竟然渐渐被埋没和遗忘。
这个时期清政府开始向海外派遣官费留学生。最早是官派幼童留美。1871年在容闳的建议下，曾国藩和李鸿章联名奏请派幼童赴美留学，获清廷批准。在上海设立出洋肆业局招生，从1872年至1875年先后分四批派遣120名10-16岁幼童赴美国留学。他们被分散安排在美国居民家中住宿，在美国的中学毕业后，陆续有50多人考入耶鲁、哈佛、哥伦比亚等美国大学学习。留美幼童在美国学习勤奋，进步很快，同时思想、习俗也渐渐发生变化，如见了官员不愿下跪，要求穿西装、剪辫子、进出教堂等，因此被守旧顽固派攻击为“适异忘本，目无师长”，要求将留美学生赶快撤回。加上当时美国出现排华风潮，清政府在1881年决定将留美幼童全部撤回，以至幼童留美计划半途而废。这些留美学生回国后不少人成为清末民初中国政界、军界、外交界、科技界和教育界的著名人物，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贡献。如主持修建京张铁路、被誉为“中国工程师之父”的詹天佑，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清华学堂校长唐国安，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等。
此后，1877年至1897年清政府又先后派遣了4批共80多名学生留学欧洲，主要是英国和法国。因为这些学生大多数是从福州船政学堂学生中选拔的，赴欧主要是学习海军的造船和驾驶专业，故史称“留欧船政学生”。这些学生回国后成为中国早期海军和造船工业的骨干，为中国近代海军的创立、发展作出了贡献。晚清北洋舰队的主要舰长如刘步蟾、林泰曾、邓世昌、林永升等都是留欧船政学生，他们几人都在甲午战争中为国捐躯。还有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翻译家、民国初年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严复，当年也是官派留学英国的船政学生。1896年清政府还选派了唐宝锷等13名学生赴日本留学，这是中国第一批官派留日学生。
值得注意的还有1896年李鸿章的出洋。当时清廷派大学士李鸿章为特命头等钦差大臣出席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他负有“联俄拒日”的使命，与俄国政府签订了《中俄密约》，还应邀访问了德、法、英、美、加拿大等国，会见了各国元首和政要，如英国女皇维多利亚、德国首相俾斯麦、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等。李鸿章使团是19世纪清政府派出的最高级别外交使团，此行共历时190天，水陆行程9万里，是晚清中国人走向世界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1895年甲午战败后，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广大爱国知识分子强烈要求向西方与日本学习，通过改革或革命救亡图存。因此在20世纪初出现了一个赴日本留学和考察的热潮，成为晚清中国人走向世界第三个时期的新特色。当时清末新政急需人才，清政府实行提倡鼓励官费、自费并举赴日留学的政策。
1905年废除科举考试后，出洋留学也成了知识分子的重要出路。而且日本政府采取主动吸引中国留学生的政策，加上赴日留学路途近、交通方便、费用省、文字习俗相似等因素，都是留日热潮形成的重要原因。留日学生从1901年的200多人，1903年增到1300多人，1905-1906年猛增到8000多人，达到最高潮。后来因中、日双方的限制政策和国内教育的逐渐普及、欧美国家也积极招收中国留学生，留日热才逐渐降温。
与19世纪清政府派往欧美的官费留学生大多学习理工和海军不同，20世纪初以自费生为主的留日学生学习的专业非常广泛，从政法、文史、军事、外语、师范到理工、农医、商业以及音乐、美术、体育等等，而其中以学政法和陆军为最热门。很多留日学生在日本吸收新知识、新思想，参加爱国运动，逐渐从改良走向革命。他们利用在海外求学的条件，组织革命团体，出版革命书刊，使日本东京成为20世纪初中国革命派的主要海外基地。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的主要骨干如黄兴、宋教仁、胡汉民等都是留日学生。重要的革命宣传家如陈天华、邹容及历次武装起义的指挥和骨干如刘道一、秋瑾等，也都是留日学生，他们为发动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作出了重大贡献。
另外，归国的留日学生也是清末新政改革的骨干力量。筹备立宪、法制改革、教育改革、军事改革的许多建议、法令、制度都是他们起草的。不少归国留日学生成了清政府各种新政机构的官员或新军的各级军官和各级新式学堂的教员。
除了赴日留学外，20世纪初还有大批中国官员、士绅、文人、学者或官派或自费赴日本考察游历。他们考察的范围很广，从宪政、法律、军事、教育、工业、商业、农业、交通到司法、卫生、监狱等等。他们还撰写了不少调查报告和考察记，为中国改革和建设提供借鉴和参考。
这个时期还应特别提到1905-1906年的五大臣出洋，它标志着晚清中国官员在走向世界的历程上又迈出了一大步。1905年由于民族危机加深和日俄战争的影响，国内要求立宪的呼声日益高涨，驻外公使和地方督抚也纷纷奏请仿效日本与欧美的政治制度。清廷决定派王公大臣出洋，深入考察欧美与日本的政治，归国报告后再作决策。这次出洋的特点是官员级别高、随员多、目标明确、效果显著。出洋人选几经变动，最后派出的是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湖南巡抚端方、山东布政使尚其亨和顺天府丞李盛铎五人，全都是王公亲贵和一、二品大员。此外，还选调了近百名素质较高的官员和归国留学生为随员。出洋目的是“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他们分成两路先后考察了欧美13国和日本，共半年左右。考察虽以宪政为中心，但实际调查范围很广，涉及议会、政府、司法、工厂、银行、学校等，并请外国政治家和学者讲解宪政原理和各种制度，还大量收集、翻译各类外国图书资料。他们回国后力陈中国立宪之必要，终于促使清廷在1906年9月1日正式颁布“仿行立宪”的上谕。他们还向慈禧太后和光绪帝进呈了介绍各国政治的《欧美政治要义》《列国政要》等书和大批外国书籍，对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的各项改革和制度、法律建设有重要参考价值。
此外，戊戌变法失败后被迫流亡海外的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梁启超等也周游列国，考察和分析各国政治和文化，撰写游记。如康有为写了《欧洲十一国游记》，梁启超就1902年美洲之行，写了《新大陆游记》。他们的著作为中国人认识世界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资料。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晚清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官员走向世界的一个大体发展轨迹。从在外国人带领下走出国门，到中国人独立周游世界；从选拔中下级官员海外游历，到派遣王公大臣出洋考察；从出洋观光或泛泛调查异国风情，到全面深入考察外国国情特别是政治制度；从回国后默默无闻几乎被遗忘，到推动立宪决策发挥重要作用。这反映出晚清中国人在走向世界的艰难曲折道路上一步一步地在前进，逐步了解国际社会，登上世界舞台。但同时也暴露了清王朝的衰败和腐朽，终究不能挽救其最后灭亡的命运。此外晚清走向世界的中国留学生也经历了从留美幼童的半途而废，到留欧船政学生的甲午悲剧，再到留日学生的革命风潮。中国爱国青年学生通过走向世界，走向革命，终于成了清王朝的掘墓人。
作者简介
王晓秋，江苏海门人，1942年生于上海，196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第9-11届全国政协委员。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和中外关系史研究。主要著作有《近代中日启示录》《近代中国与世界》《近代中国与日本》《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东亚历史比较研究》《改良与革命》等十多部，发表论文二百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