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略是以档案汇编反映某一重大史事始末经过的专书，属于以军事题材为主兼及国家其他大事的专题档案史料汇编。其编纂目的除了为保存史料外，更主要的是为颂扬某一皇帝的武功，赞美其在战争决策及军事指挥方面识见的英明与韬略的超凡。因此，清代自康熙二十一年（１６８２）编纂《平定三逆方略》起， 历朝皇帝，凡在重大军事行动结束后，都下诏设馆，纂修方略或纪略。有清一代官方共纂修了二十五部方略和纪略，即：《平定三逆方略》、《平定罗刹方略》、《平定海寇纪略》、《平定察哈尔方略》、《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平定金川方略》、《平定准噶尔方略》、《开国方略》、《临清纪略》、《平定两金川方略》、《兰州纪略》、《石峰堡纪略》、《台湾纪略》、《安南纪略》、《廓尔喀纪略》、《巴布勒纪略》、《平苗匪纪略》、《剿平三省邪匪方略》、《平定教匪纪略》、《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剿平粤匪方略》、《剿平捻匪方略》、《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平定云南回匪方略》、《平定贵州苗匪纪略》。此外尚有一些官修的非军事题材的方略或纪略， 如《圣祖仁皇帝治河方略》、《钦定河源纪略》等。凡官修方略， 均开设专门机构，称为方略馆。在康熙时期，方略馆是临时机构，书成即撤。乾隆十三年（１７４８） 敕修《平定金川方略》，翌年，即谕令将方略馆作为常设机构。自此以后，凡奉旨纂辑方略或纪略，虽由方略馆承办，但仍需从各衙门抽调人员，组织专门纂修班子。因纂修方略的主要史料来源是军机处抄录的上谕及录副奏折，方略馆遂归军机处兼管，其总裁亦由军机大臣兼任。馆内日常设有纂修官九名（汉人六名，满人三名），其中除有一名汉纂修官规定由翰林院派充外，其余纂修官均由军机大臣从军机章京内派充。另有提调官四人、收掌官四人，亦均从满汉军机章京中选派。还有译汉、校对、供事等官，均未规定员额，需用时由军机大臣向内阁、翰林院、詹事府或吏部等衙门咨取或传取。方略的体例与实录、圣训等书有别，其书无凡例、无门类，采取编年体例，以上谕为主，按其年月日次序，配以奏折；上谕力求全录，奏折则加以删节，并于删节之处，酌增字句，使其上下连贯，不落删削之痕迹。方略或纪略由方略馆编出初稿后，经呈进皇帝审阅定稿，然后交由武英殿刊刻印行，但印数很少，只有王公贵族、部院大臣、纂修各官及地方督抚大员、著名绅耆寺僧、外国使臣等才有可能得获钦赐，作为一种特殊荣耀而加以秘藏。具体赏赐对象并无定制，多由皇帝亲自决定。所有获赐人员，先由方略馆发给执照，然后凭照领书。故其时社会流传甚少。此外，清代私人也有纂修纪略或方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