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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帝退位到洪宪帝制──许宝蘅日记中的袁世凯
作者:马忠文 责编:孔祥文

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发布时间:2013-11-14  点击量: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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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情况下,依靠一种单一史料很难说能够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研究”,日记也不例外。但是,作为一种私密性较强的史料,日记确有其独特之处。虽然琐碎和零散,但不经意间透露出的珍贵历史信息,往往出乎意外,非常有助于我们了解一些历史细节。

新近出版的《许宝蘅日记》堪称反映清末民初北京政治与社会风俗的资料宝库。[1]日记中对清末发生的诸如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崩逝、辛亥清室让位、民初党派斗争等重要事件均有记载。[2]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笔者拟对日记中有关袁世凯的活动稍加梳理,意在为学者深入研究袁氏提供线索和素材。可能日记中对袁氏的记录是零星的、侧影式的,显得并不全面,但是,这种漫笔式的记载,却披露了一些内幕和细节,为我们了解辛亥时期的历史提供了鲜活的史料。

 

一、许宝蘅初入军机处

 

许宝蘅(1875─1961),字季湘,号巢云,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他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撰写的履历写道:“由附生应光绪二十八年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本省乡试,中式第七十八名举人。二十九年五月报捐内阁中书,蒙前任陕甘总督崧保荐经济特科,闰五月保和殿召试,钦取一等第三十名。三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蒙钦派大臣验看,奉旨著照例分发行走,钦此。即日到阁。八月初八日奉学部咨调派学制调查局行走,二十二日奉巡警部奏调派充外城巡警总厅卫生处办事委员,九月十七日奉派署六品警官,十月初一日派充太庙孟冬时享稽查官。”[3]这时,他还是一位并不起眼的小京官。但是,一年后许宝蘅便考取了军机章京。

丁未年(1907年)是清季重要的一个年份。这年夏秋之际爆发了丁未政潮,军机大臣瞿鸿禨与四川总督(后调邮传部尚书)岑春煊,在与庆王奕劻、直隶总督袁世凯的激烈较量中失败,最终二人均被罢官。七月,慈禧谕令大学士、湖广总督张之洞与袁世凯同时调入军机处,任军机大臣,政局暂时得以稳定。许宝蘅正是这种背景下以学部主事考取军机章京的。许日记丁未年对其几次考试也有记载:

 

九月廿五日(10月31日)八时到学部,考选军机,题为“贾谊陆贽论”,限四刻交卷,写白折一开两行,一时归。

十月十五日(11月20日)考军机章京,六时起,入东华门至宪政编查馆,同考者凡一百三十人,候至十一时馀,世、鹿、张、袁四大臣均到,始点名散卷,十二时出题,为“辨上下定名志论”,限八刻交卷,余作三百四十字,五刻交卷出。

十月廿日(11月25日)知军机已取定七十人,二十三日复试。

十月廿三日(11月28日)六时半起,八时到宪政馆,十时半军机大臣世、鹿两中堂、袁尚书到,点名散卷,十一时出题,题为“敏事慎言论”,三刻交卷,写一开二行时交卷者已十馀人矣。

十月廿五日(11月30日)  知军机复试案发,余列第一,共取五十一人。[4]

 

这次考选军机章京总计有130人,许宝蘅经过几次考试,最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十一月初十日(12月14日)正式入直,并在领班章京的带领下,与其他新章京一起谒见庆邸(奕劻)、醇邸(载沣)、世中堂(世续)、张中堂(之洞)、鹿协揆(传霖)、袁宫保(世凯)等全体军机大臣,这是他第一次见到袁世凯,也是第一次见到张之洞。

许宝蘅顺利考取军机章京除了文笔方面的绝对优势,可能与大学士张之洞的激赏有直接关系。仁和许氏本为江浙大族,世代簪缨,百年间科举蝉联,出现了像许乃钊、许乃谷、许庚身等大名鼎鼎的政治人物,这样的家族背景对他是非常有利的。许宝蘅的父亲许之琎,长期在湖北做官,曾署汉阳、东湖知县,光绪十七年因处置宜昌教案得当,颇受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器重,[5]许宝蘅之二兄宝芬也得以入张氏幕府。丁未八月张之洞抵京参政,许氏兄弟俱在京。这一时期张氏的幕僚吴菊农(敬修)、梁敦彥、张望屺(曾畴)、陈仁先(曾寿)、高泽畬(凌霨)、许同莘、杨仪曾(熊祥)与许氏兄弟更是往还密切,他们向张之洞的推介可能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宣统元年(1909年)四月,许宝蘅因母亲去世而丁忧,暂时离开军机处。同年八月,张之洞逝世。许氏在八月二十二日(10月5日)日记中写道:

 

寄云(按,即许宝芬,字寄云)往张相宅,余拟明日往吊。余于南皮颇无缘,在鄂多年未尝一谒,中间在江宁、在京皆未谒见,洎至南皮入都亦仅照例投刺,至前年考军机时南皮见余卷大赏识,谓人曰“写作俱佳,数小时中能作箴铭体尤难”,及至传到班后,仅于直庐中旅见,未曾私谒。前奉母讳后,南皮与司直(王孝绳,号司直,王仁堪之子)谈及余,又大赞美,并谓“当其到班时,人皆以项城赏识,认为项城私人,实不知乃我所取”,又谓“所作极得体要,小军机向以浙人为著,岂其有秘授耶?”因电召寄云及余欲以铁路事相委,而余自汉北来,初在百日假内,继因左楼(许宝蘅夫人刘氏,号左楼)病以至于殁,迄未出门,今余事已毕,而公又骑箕去矣,虽未受其恩惠,实有知己之感。[6]

 

许氏的这段道白意在说明张之洞对他的青睐,完全是对其才干的赏识,同时也透露出袁世凯对他非同一般的信任,否则张不会有“项城私人”一说。窥其原因,或因光绪三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军机章京复试时,张之洞没有参加,许宝蘅再获第一,与袁氏赞赏相关。至少,许宝蘅文笔优长,不止让张欣赏不已,袁世凯也很看重。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十二日(8月8日),袁世凯曾交给许氏一项重要的任务:“以宪法纲要说帖稿嘱改。”当时立宪问题成为朝野上下最为关注的问题,袁世凯将说帖交由许宝蘅修改,说明他对这位秘书的高度认可。许宝蘅根据项城原稿,将首段略加删改。他在日记中抄录了这段文字:

 

方今天下大势,弱肉强食。对于国外则有强权而无公理,对于国内则尚立宪而绌专制。专制之国,君民分隔,故力散而势弱;立宪之国,上下一心,故力聚而势强。盖立宪政体处常则君民共守其法制,处变则君民共任其艰难,至其要义所在,惟使人民与闻政事。既许人民与闻政事,则凡有政事之内容,无不明白透彻,自无疑虑,即可使之担负责任。我国今日外则列强环伺,狡焉思逞,内则民气嚣张,匪党构煽,尤非此不足弥患而御侮,惟人民与闻政事,亦不可不立范围,此议院之制所由起也。议院法规必须详密,权限必须分明,始能有利而无害。东西各国如英、法、德、日无论已,即专恣一如俄罗斯,顽固如土耳其,如波斯,近皆迫于外患,亦先后颁宪法、设议院。可见处今之世,如欲保其疆土,全其种类,诚舍立宪别无善策,然非设立议院亦无从实行立宪。我之宣布立宪已历两年,而应行事项尚未实行,近日中外之请开国会者责言日至,不知议院由宪法而生,非宪法由议院而出。开设议院年限固宜预定,而所有应筹备各事,尤当先期举办,以立完全宪法之本。倘或不慎,势成燎原,再图补救之方,而所损已多矣。盖宪法本有钦定、民定之别,定自上而朝廷主持其势顺,定自下而人民迫胁其势逆,逆顺之别即治乱之机,尤不可不慎者也。[7]

 

这段文字是袁世凯说帖提纲挈领的概括性文字,整个文字紧凑清晰,说理透彻,措辞平实。七月十八日(8月14日)该说帖并“九年之内应办各事年表”一同递上。可惜笔者未能查到该说帖原文,而清廷于八月初一日(8月27日)颁布《九年预备立宪逐年推行筹备事宜谕》,[8]似与该说帖有关。大约许氏也视为得意文字,故全文抄录在日记中。

日记中还有一条重要而有趣的记载。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初一日(7月28日)记:“入直,万寿期,内外省折件或先期赶到或后期到,故班上无事,各部院亦仅以例事入奏,八时三刻即退直,见二班交班条云:袁堂令查检二十四年两广总督送来查得康有为等书件,南皮令检二十六年湖北办唐才常等折件,不知何意。”[9] 在立宪活动紧锣密鼓之际,袁、张令军机章京检查康案和唐常才案的旧档,原因何在,许宝蘅当时就存疑问,今人当然更是难知其详了。这有待于将来其他文献的发现或可解开这个不解之谜。

 

二、辛亥前后的宫廷见闻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摄政王载沣在两宫丧仪与宣统皇帝登基仪式结束后,于十一月廿六日(12月19日)对朝中重臣大加封赏,庆王奕劻以亲王世袭,世续、鹿传霖太子少保,张之洞、袁世凯加太子太保,以示优遇。但是,十多天后,刚刚得到封赏的军机大臣袁世凯便被载沣罢黜。许宝蘅是当时的见证人。他在日记中对前后几天的中枢活动有所记载:

 

十二月十一日(1909年1月2日)入直。军机见起后复召世、张二相入,发出蓝谕三道:一,袁太保开缺回籍养疴;一,那相(那桐)入军机;一,澍贝勒(载澍)在乾清门侍卫上行走。按,澍贝勒为孚郡王之嗣子,乙未、丙申间得罪革爵圈禁,庚子释免者。十一时散归。

十二日(1月3日)入直,崧生侍郎署外务部尚书,那相到军机处,庆邸仍未入直,十一时散归。

十六日(1月7日)入直,庆邸自初十请假,今日始入,十二时散。[10]

 

十二月十一日这天,载沣先是召见军机大臣,然后又单独召见世续、张之洞,讨论的应该是处置袁世凯之事。[11]奕劻自十二月初十日开始请假,这天没有入直。载沣等满洲权贵猜忌袁世凯由来已久,他选择十一日奕劻请假这天做出决断,可能是为了避免与奕劻发生争执,也许奕劻得知消息,有意回避。直到十六日庆王才销假入直,他对袁的处置肯定不满意。许宝蘅日记中对此事没有任何评论,只是准确记下了当时的情节,可与其他材料互证。

袁世凯离京后,许宝蘅也因丁继母忧,读礼家中。期间经过官制改革,军机处改成内阁承宣厅,故宣统三年辛亥六月许氏服满后,乃改任承宣厅行走,其实仍是当年军机章京的角色。是年六月廿五日(7月20日)许宝蘅再次入内当差时,感慨万千。他在日记写道:

 

三时半起,晚饭入直,到东华门下车,步行至西苑门内直房中,与阁丞、厅长……相见,进谒庆邸、那相、徐相(徐世昌)。忆前入直时,光绪戊申春间及九月后皆在西苑,至十月二十一、二十二日连遭大丧,即日移入大内,后遂不复至此。是日九钟时,余恭缮太皇太后懿旨一道,世、张、鹿、袁四公环立案前,尚剩十数字未就,忽内监传召王大臣速入见,心惊手颤,几不卒书。缮就,王大臣捧以入宫。俄顷传慈驭上仙矣,至今追思犹为惕惕。当时六堂,今仅庆邸一人,张文襄、鹿文端相继逝世,世相调任,袁宫保放归,诸公于余皆有知遇之雅,又不胜室迩人遐之感。[12]

 

这段记述颇见许宝蘅对于时局的担忧,以及对张、袁见赏仍怀感激之恩的心情。

不久,辛亥革命爆发,朝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八月,在武昌起义的炮声中,回天无力的载沣不得不听从奕劻等人的建议,重新起用在籍“养疴”的袁世凯,希望他重振精神,为清廷收拾危局。依旧在中枢服务的许宝蘅再次获得了随袁世凯办事的机会,从而又一次见证了近代史上的关键时刻。

八月廿三日(10月14日) 载沣到仪鸾殿向隆裕太后请旨两次,终于任命袁项城为鄂督,岑西林(春煊)为川督,这是满洲权贵面临危机被迫做出的决定。但是,袁世凯并不满足,屡次以生病为由坚辞,直到九月十一日(11月1日),奕劻、那桐、徐世昌上折请辞去责任内阁总理、协理职务,同时“泽公(载泽)、洵贝勒(载洵)、伦贝子(溥伦)、肃亲王(善耆)同折辞职,邹子东(嘉来)、唐春卿(景崇)、绍英、吴蔚如(郁生)四大臣同折辞职”,结果均奉上谕允准,并“命袁项城为总理大臣,俟到京后组织内阁,未到以前,暂仍由现在国务大臣办事。涛贝勒亦辞军谘大臣,命以荫午楼(荫昌)代之”。[13]十八日(11月8日)资政院依照宪法信条公举袁世凯为总理大臣。这时,袁氏已暂时达到获得最大权力的目的,乃电奏二日内起程入京。二十三日(11月13日)袁氏到京,次日入宫召对良久,开始正式担负起内阁总理大臣的职责。此后,袁世凯的举措见诸于不少文献,兹不引述,但是,诸如迁移办公地点,以及改变摄政王处理政务的程序等细节,则非常珍贵地反映在许宝蘅日记中。可以看看许氏对这些细节的记载:

 

九月廿七日(11月17日)四时到法制院,因项城意欲将法制院屋改为总理大臣公所,将来拟于此处办事。

十月初二日(11月22日) 早饭后入东华门到景运门直庐。袁相奏定入对奏事停止事项,自明日起改在内阁公署办事,即以法制院改为公署,法制院迁于北池子。十一时散,到承宣厅,一时到公署,布置一切,至六时归。[14]

 

既然袁世凯已经成为资政院通过的内阁总理大臣,其办公场所自然不能仍在宫中,所以他必须另择“公所”(也称公署),将原来的法制院作为自己的办公地点,并宣布从十月初二日停止“入对奏事”。这简单的几笔,并非小事,它从决策程序的层面预示着封建帝王专制的终结。

此前一直由摄政王代表宣统皇帝处理政务。有关程序,许宝蘅在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廿一日(12月14日)有详细记述:

 

今日摄政王在养心殿办事,召见军机如前制。按,养心殿为先皇帝平日居处之所,由内右门入,街西为遵义门(与月华门相对),门内为养心门,中为养心殿。余随堂官入遵义门,门下南向小屋奏事处宫监所居,堂官于此听起,见起后缮旨上述,如旧制。[15]

 

但是,时隔三年,情况彻底改变了。辛亥年十月初三日(11月23日)许氏写道:

 

 六时二刻黎明到公署,七时总理至,办事,拟旨三道,九时偕顺臣送进呈事件匣入乾清门,交内奏事处呈监国钤章发下,领回公署,分别发交。午饭后一时与阁丞、厅长同阅各折件,拟旨记档,至四时半方毕,五时晚饭,散归。[16]

 

这天袁世凯到了总理公所办公。先由他拟旨,由许宝蘅等人入乾清门交内奏事处,呈载沣钤印,领回公署,分别发交。摄政王只是履行钤印的程序。袁世凯任总理的责任内阁制在这一天以新的形式得以实施。许的记载也很别致,初二日记中还称袁为“袁相”,初三日便改称为“总理”,似乎他也意识到了前后的差异。

身为总理公署的秘书,在稍后的日记中,许宝蘅对袁世凯的踪迹和内廷动态均有记述:

 

十月十二日(12月2日)六时起,七时到署,九时半随项城入内,十一时回署。

十月十六日(12月6日)午饭后到公署,知监国避位,已奉太后懿旨仍以醇亲王就第。回首三年,不胜凄感。晚饭后拟旨数道,又预备明日请旨派全权大臣与南军协议,又商酌以后谕旨用宝等事,至十二时后始散。

十月十七日(12月7日)七时三刻起,早饭后九时到公署。项城入对于养心殿,奉太后谕:“余一切不能深知,以后专任于尔。”奏对历一钟馀。资政院前奏剪发、改历两案,今日降旨:凡我臣民皆准其自由剪发,改历事着内阁妥速筹办。又奉旨项城为全权大臣,委托唐少川(绍仪)为代表,又委托严范孙(修)、杨杏城(士琦)参预讨论,又委托各省人每省一人讨论各省事宜,定于下午五钟在署会议,四时散归。

 

此时各界要求清室退位,实行共和制度的呼声日盛,一些新军将领也通电拥护共和。清王朝已经陷入四面楚歌之中。十一月初九日(12月28日)隆裕太后召集王公贵族及国务大臣商议皇帝退位之事。许宝蘅记录了隆裕的言论,可见这位鲜才寡能而又命运多舛的满洲妇人的窘境:

 

本日皇太后御养心殿,先召见庆王等,旋召见总理大臣及各国务大臣,皇太后谕:“顷见庆王等,他们都说没有主意,要问你们,我全交与你们办,你们办得好,我自然感激,即使办不好,我亦不怨你们。皇上现在年纪小,将来大了也必不怨你们,都是我的主意。”言至此,痛哭,诸大臣亦哭,又谕:“我并不是说我家里的事,只要天下平安就好。”诸大臣退出拟旨进呈,诸王公又斟酌改易数语,诸王公复入对一次,退出后,诸大臣向诸王公言及现在不名一钱,诸王公默然,候旨发下后各散。[17]

 

十一月十四日(1912年1月2日)又记:

 

五时半起,早饭后到公署,拟稿数件。总理入对,太后谕:“我现在已退让到极步,唐绍仪并不能办事。”总理对:“唐已有电来辞代表。”太后谕:“可令其回京,有事由你直接办。”又谕:“现在宫中搜罗得黄金八万两,你可领去用,时势危急若此,你不能只挤对我,奕劻等平时所得的钱也不少,应该拿出来用。”总理对:“奕劻出银十五万。”太后谕:“十五万何济事,你不必顾忌,仅可向他们要。”奏对一钟馀方出,十二时后事毕,散。[18]

 

可以看到,自摄政王载沣避位回藩,清朝的江山社稷已经无人过问了,像奕劻这样当初卖官鬻爵大发横财的懿亲,现在也退避三舍,摆出事不关己的态度,难怪隆裕不禁对庆王大加责备。为了争取有利的议和条件,清廷不得不孤注一掷,除了号召亲贵毁家纾难、筹集军费外,又对袁世凯大加拉拢。十二月初七日(1912年1月25日)隆裕召见醇王载沣,令其到总理公署宣懿旨,赐封袁世凯一等侯爵。袁力辞不受。几经商议,以优待清室条件换取清帝退位的协议终于达成。十二月十五日(2月2日)隆裕召见国务大臣,商酌优礼皇室条件,据许日记,“闻太后甚为满意,亲贵亦认可”。 [19]于是,袁世凯乃电告伍廷芳。十天后,清帝退位诏书颁布,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辛亥革命中袁世凯依靠政治手腕,一方面待价而沽,向清廷索要大权;一面凭借手中的北洋武力镇压革命党人,采用软硬兼施的手段,逼迫清室退位,并获得民国大总统的职位。从许宝蘅日记看,当时载沣、奕劻等懿亲纷纷逃避,大厦将倾,清廷已无人当家,局面已无可收拾。袁世凯因势利导,最终获取了最大的政治收益,这与他崇尚功利的个性追求是完全吻合的。袁本人的心态似乎也很复杂,许宝蘅日记有所反映。日记写道:

 

十二月廿五日(1912年2月12日)三时到厅,知辞位之谕旨已下。二百六十八年之国祚遂尔旁移,一变中国有史以来未有之局,古语云:“得之易者,失之亦不难。”岂不信哉?戊申之冬,有谓本朝以摄政始,当以摄政终。又,黄蘖禅师有诗云“继统偏安三十六”,当时以为指年而言,不料仅三十六月。古来鼎革之际,必纷扰若干年,而后国亡,今竟如此之易,岂天心已厌乱耶?吾恐乱犹未已也。

十二月廿七日(2月14日) 八时到公署,见项城,询余解此事否?又谓:“我五十三岁,弄到如此下场,岂不伤心。”余谓:“此事若不如此办法,两宫之危险,大局之糜烂,皆不可思议,不过此后诸事,非实力整顿、扫除一切不可,否则共和徒虚名耳。”项城又谓:“外人亦助彼党,昨日宣布后,借款便交。”余谓:“外人决不能不赞成共和,以其为最美之国体,不赞成则跌其自己之价值也。” [20]

 

许宝蘅也是士大夫阶层的一员,深受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他除了从天意的角度解释清亡的原因,还从避免流血冲突、保护两宫安危、为百姓减少灾难的角度正面评价清帝退位的意义。从二人的对话看,袁世凯对此极表赞同。但是,令袁世凯最为窃喜的恐怕还是已经到手的最高统治权力,一切都来的那么迅速,就连他本人也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我五十三岁,弄到如此下场,岂不伤心”,这样的感叹可以有多种诠释。在笔者看来,这未见得就是袁氏虚伪的表示,更多的则是他心虚不安的真情流露。在当时局势瞬间万变的时刻,心力疲惫的袁总理向一位比较亲近的随从偶尔流露一丝复杂的心绪,也是情理中的事情。

 

三、民国初年的北京政局

 

政权更迭之际总是呈现出一片混乱的景象。身为秘书,许宝蘅记录了许多中枢活动的内容。这些点滴的记载,将民国初建后大总统决策制度、文秘制度的建立情况,大致描绘出来。日记中写道:

 

辛亥十二月廿九日(1912年2月16日)早饭后到公署。璧臣(华世奎,字璧臣)告余项城命厅员及各参议员皆移至外务部署内办公,留余在原处传话接洽,大约须俟移动后再行。昨日南京参议院有电来,昨日三钟公举项城为大总统,请其赴宁任事,项城复黎元洪电告以北方不能轻动。

壬子正月初三日(2月20日) 十一时到公署,知项城派余为内政秘书,承宣厅同人移在南院办事,公署将为总统私第。

正月初四日(2月21日) 七时起,到秘书室晤同人阮斗瞻(忠枢)、金伯平(文山)、吴向之(廷燮)、闵保之(尔昌)、沈吕生(祖宽)、余东屏(建侯)诸人,又晤临时筹备处同人,筹备处设在外务部西侧,内分法制、外交、内政、财政、军事、边事各股。项城嘱余与承宣厅诸人接洽办事,四时先散。[21]

 

可见,在许宝蘅的协助下,新旧交替才得以完成,总统府的秘书班子才得以建立。许宝蘅还亲自见证了正月十二日(2月29日)发生的军队哗变事件:

 

七时起,早饭后到厅,到秘书室,午饭后到行,五时仍回秘书室。八时正晚饭,忽报齐化门外所驻第三镇之九标炮辎各营兵变,攻入齐化门,因传说将下剪发令,又因陆军部将该营加饷扣减,遂尔哗溃。正在查询,即闻枪声甚近,盖府内尚驻有十标一营与变兵相应,遂与总统避入地穴内,一面派人宣谕并无扣饷、剪发之事。又闻枪声甚急,一面派人分头探察宣谕,劝令归伍。旋报称该兵队有退向齐化门者,又有投西去者,又有投南去者,声言决不伤及总统,盖志在抢掠也。枪声稍远,侍总统回至办公室,知照各路侦探,旋见东安门一带火起,灯市口一带继之,东北、东南两面相继焚烧,探报变兵大肆抢掠;又报南京来使有洪军保护无虞;又报第三镇九标一营赴帅府园保护曹仲山统制。二、三两营拟出营救火,请总统命令,余谓黑夜之间未叛之兵,不宜轻出,遂止其出营。又报东四牌楼一带无处不抢,又执法处报西城尚安靖,本府卫兵亦有离伍出抢者。至三时后,各处火势渐衰。乌金吾报已调消防队救火,枪声渐少,至四时倦极,在椅上躺睡。此次变端,初无所闻,事起后无从弹压,惟有静以待旦。

 

关于此次兵变,传统说法认为是袁氏为拒绝到南京任职大总统而幕后策划的,但从许氏的记载看,这种说法值得重新讨论。[22]

稍后,国务院初组,许宝蘅又受唐绍仪之邀兼任国务院秘书,一时间在总统府和国务院之间疲于奔命,履行着艰巨的幕职工作。袁世凯先后与唐绍仪、陆征祥、熊希龄等总理发生矛盾,他的工作更显得艰难而无所适从。五月,院、府的秘书工作归于正常,许宝蘅萌发退意。五月十七日(7月1日)许氏递总统书,请退出承宣厅,奉批“勉为其难”,不允。[23]同时,许又上书总理陆征祥,请求辞去国务院秘书之职。五月二十一日他再见袁世凯,略陈乞退之意,“总统仍以忍耐为嘱”。[24]时许氏已聘德清俞陛云次女俞玟为继室夫人,准备完婚,请同僚阮忠枢再向袁代陈,要求请假,但未获准,直到八月二十五日(10月5日)才获假一星期完婚。这件小事也可见袁世凯对许宝蘅的信任与依赖。本来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字乾若)推荐许宝蘅为铨叙局局长,“总统、总理始均认可,惟以秘书厅无熟手为虑,继又有他人欲得之,故迟迟未发”,直到九月初八日(10月17日)才正式任命。[25]

许宝蘅在日记中对民初政府机构、官衙的转迁及袁世凯生活起居情况的记载,为其他文献所无,也非局内人所能知晓和了解者。日记写道:

 

二月三十日(1913年4月6日) 星期。今日总统移居西苑,国务院亦移至集灵囿。此地原连属于西苑,醇王摄政时就此建府,自宣统初元兴工,三年未落成而清亡矣,土木之工极为奢侈,当时物力艰难,虽不爱惜,可为感叹!今国务院迁此,修其未竣之工及装饰铺陈,又须耗费无算,窃为不然。且房屋二三百间,分为三所,并不能合公署之用,西园为秘书厅,厅后为国务会议之所,东所及中所为总理住室及十部办公室,并无馀地可置各局,故本局暂时不能迁往。[26]

 

许氏对袁世凯迁居西苑没有异议,对国务院迁至集灵囿颇有微词,以为又将耗费国帑,且并不能满足全院之用。日记又记:

 

三月初五日(1913年4月11日)  入西苑门,昔年辨色入朝经行旧地,不胜感叹。军机直庐现为卫兵住所,所划数间为接待室,坐船至宝光门下,到秘书厅,即仪鸾殿,现改为怀仁堂,正室为总统治事,东为秘书厅,西为军事处。

四月初十日(5月15日)  一时到西苑,总统已移至丰泽园办事,秘书厅在菊香书屋,偕书衡(王式通,字书衡)至春耦斋游览,四时到局,六时归。[27]

 

这是袁世凯作为民国总统入主西苑(今中南海)的相关记载。他将慈禧居住的仪鸾殿改称怀仁堂,作为办公地点;一月后又移住丰泽园办事,秘书厅在菊香书屋。此后,中南海一直是民国政要居住和办公的场所。许宝蘅还记录了民国三年、四年元旦总统接受官员“觐贺”和政府公宴的场面:

 

癸丑十二月初六日(1914年1月1日)  八时起。挹珊(史久望)来,与治香(傅岳棻)同到西苑觐贺,总统在怀仁堂受贺,余等入西苑门坐拖床到宝光门,在东配房候齐。第一班,国务员、大理院长、政治会议议长;第二班,本府属官;第三班,各国公使;第四班,皇室代表;第五班,天主教主教;第六班,院属厅局及各部属官。余等十一时行礼。又偕仲膺(夏寿田)、治香、挹珊谒黎副总统于瀛台。十二时到国务院谒总理。

癸丑十二月十二日(1914年1月7日)  十二时赴西苑公宴,在怀仁堂外,总统居中,左黎宋卿(黎元洪),右熊秉三(熊希龄),皆南面专席,政治会议议长、副议长、皇族伦贝子、润贝勒、侗将军、章嘉呼图克图、国务员侍坐,各部次长、各局长、政治会议委员、各蒙古王公、喇嘛均北面,共二十七席,二时散。

甲寅十一月十六日(1915年1月1日)  六时半起。访杨仲桓,同诣西苑门,坐冰床诣怀仁堂,觐贺大总统,遇各衙门熟人,握手相贺,十时礼毕。又诣瀛台贺副总统,散出,沿堤出西苑门,此道乃昔年常经之处,今已桥阑坍毁,道路荒秽矣。[28]

 

1915年10月10日(九月初二日)是国庆日,“定例总统今日阅兵、宴会”,但是,复辟帝制的舆论喧嚣尘上,政局微妙,故均停止举行。经过杨度、杨士琦等筹安会诸君子的精心策划,在日本的支持下,袁世凯宣布称帝。1916年1月1日(乙卯十一月二十六日)怀仁堂上演了中华帝国的臣僚觐见洪宪皇帝的一幕。许宝蘅记云:

 

八时起。九时半到新华门乘汽车、洋车到宝光门,诣怀仁堂,诸特任简任官齐集,十时半今上出,立怀仁堂阶上,众行三鞠躬礼,班散,今上御宝座,清室代表贝勒溥润先进见,次章嘉呼图克图,次天主教主教,今上均起座行礼,十一时毕。[29]

 

日记中的“今上”即袁世凯。与前清在紫禁城内行叩拜礼不同,官员们只须在怀仁堂行三鞠躬礼而已。“今上”又对清室代表、蒙古地区宗教人士和天主教主教的行礼“起座行礼”,这些比起清王朝的封建礼制,已大为进化,含有了西方文明的因素。然而,帝制毕竟还是帝制。许宝蘅虽对袁称帝无甚评论,但新年(丙辰)日记开篇题“洪宪元年”四字,表明他对此并无成见。[30]

但是,袁氏逆时代潮流而动的行为很快遭到各界的声讨,北洋集团内部也出现反对的声音。二月十九日(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不得不命令取消帝制,将推戴书退还参政院,并召集参政院开临时会。次日命将洪宪年号废止。在反袁的浪潮中,许宝蘅也开始对“元首”有委婉的批评。日记云:

 

二月廿八日(3月31日)二时到部。阅袁子久家书,议论颇切实。

廿九日(4月1日)  阅袁子久保龄家书,诫元首语曰:“临事要忠诚,勿任权术;接物要谦和,勿露高兴。”又曰:“凡欲集大事者,当时时在人情物理上揣摩著想,勿任我一己之意见,恃我一己之权力,则攸往咸宜矣。”又曰:“专靠才智做事而不济之以学问,自古及今未有不败者。”均极切至,时元首方驻高丽也。……十二时后归。阅袁笃臣保庆《自乂琐言》。

三十日(4月2日)  星期。夜阅袁子久书札。[31]

 

许宝蘅并没有直接批评袁世凯,而是借用袁之叔父袁保龄(字子久)训诫世凯的话来表达自己的见解,这非常符合传统士大夫为尊者讳的伦理修养。五月初六日(6月6日)袁世凯病死,他才于日记中发表了自己的感慨。不过,仔细品味,也难以看出批评的意味:

 

  十二时闻项城薨逝,迎黄陂(黎元洪)代理。项城生平怀抱极阔,大欲建功立名,果敢坚强,乘时际会,当国五年,訾毁者虽多,要非群材所能比拟也。星命家多言其今年不利,其果然耶?国事如何,黝冥莫测,不独为逝者哀,实可为斯民痛也。午后到部,与诸友谈,不愿治事,六时即散归。[32]

 

此后一个月,他多次入新华门,到怀仁堂致祭。无论是常祭,官员公祭,还是大祭礼,他都准时参加,直到五月二十八日(6月28日)袁氏举殡。可见,许宝蘅对袁世凯始终怀着敬畏和景仰的心态。这与孙中山逝世后许氏的评说可做一对比。1925年3月19日许氏日记:

 

昨得内务部知会,孙中山灵柩今日由协和医院移殡社稷坛,各官署长官均往送,余派渤鹏代往,拟作挽联,殊难措辞。……作中山挽联云:“生有自来,百世万年兹论定;没而犹视,九州四海庶澄清。”余常谓中山为人强忍,非常流所及,生于同治乙丑,正甲子克复金陵之后,与秦始混一而胡亥生、曹魏初兴而司马显、唐文皇继立而武才人在宫无异,以轮回之说推之,或为洪、杨之转世,其生必有自来,否则以一匹夫而享大名,虽清室之亡不由斯人,而名则斯人受之矣。[33]

 

在今天看来,以轮回转世之说解释孙中山的际遇与功业不免有荒诞之嫌。许宝蘅以洪杨转世喻之,显然是有倾向性的。他对孙“以匹夫而享大名”多少有些不理解,只能推说“其生必有自来”。这些评论很难视为一种正式的历史评价。不过,结语所谓“虽清室之亡不由斯人,而名则斯人受之矣”最有味道,值得治史者仔细玩味,大概其心中难免有以旧主袁世凯作参照的意味。许宝蘅终究是旧式文人,思想保守,后参与丁巳复辟,又追随溥仪到了伪满。[34]其遗老情结如此之深,对孙中山略有微词也就不足为奇了。

 

结  语

 

在新旧交替的过渡时代,许宝蘅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至少在新旧权力交替过程中,他敬业为公,谨慎忍耐,顾全大局,颇受袁世凯的信任。所以,民初前两年许氏的处境还算顺利。但是,随着北洋班底对新权力的完全掌控,像许宝蘅这样原本与袁并无渊源的官员便逐步被边缘化了。1913年新任总理熊希龄免去许氏的铨叙局局长职务,另行任命夏寿田就是典型的例子。[35]到了1914年,许宝蘅只能屈居内务部考绩司司长的职务,对此,他也并不在意。1916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恢复民国元年官职,裁去考绩司,许氏只得辞职。1918年徐世昌被选为大总统,钱能训(为许宝蘅族姑丈)为国务总理,经其提携,许氏再次出任总统府秘书,不久复任铨叙局局长,次年署理内务部次长。1920年,又调任国务院参议,基本上赋闲了。在民初黑暗的北京官场中,许宝蘅始终能有一个狭小的生存空间,多少源于他长期服务中枢的资历,特别是“项城旧人”的身份,[36]这大概是他始终敬重袁世凯的主要原因。   

 



[1] 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全5册),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本文承许恪儒先生审阅并提出了修改意见,特此致谢

[2] 关于许宝蘅对光绪和慈禧崩逝前后情况的记载,参见马忠文:《时人日记中的光绪、慈禧之死》,《广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3] 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1册,第112页,注释1。

[4] 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1册,第150、153、154、155页。

[5] 《张之洞全集》第8册中有关光绪十七年宜昌教案的电报中,提到的“许令”,即许之琎,时署理汉阳知县。见该书(武汉:武汉出版社,2008年),第93─98页。

[6] 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1册,第263页。引文中人名字号乃引者所加并括注,下同。

[7] 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1册,第196页。

[8]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67─68页。

[9] 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1册,第193页。

[10] 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1册,第228─229页。

[11] 1944年许宝蘅七十岁时撰写的自订年谱中“光绪三十四年”条下写道:“十二月□日,监国摄政王召见军机大臣,临时止袁项城不入,良久,庆邸与鹿、世、张三公下,出监国蓝笔谕旨稿,命袁开缺,回籍养疴。袁骤然色变,遂退出。”显然,这些说法与当年日记所记不符,应属于记忆失误。见《夬庐居士年谱》,《许宝蘅日记》第5册,附录三,第2077─2078页。

[12] 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1册,第353页。

[13] 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1册,第372页。

[14] 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1册,第377、378页。

[15] 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1册,第226页。

[16] 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1册,第378页。

[17] 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1册,第380─381、384页。

[18] 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1册,第 387页。

[19] 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1册,第393页。

[20] 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1册,第394、395页。

[21] 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1册,第395页;第2册,第397─398页.

[22] 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2册,第398─399页。北京大学尚小明教授专门撰文研究该问题,参见尚小明:《论袁世凯策划民元北京兵变说之不能成立》,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2011年10月,武汉。

[23] 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2册,第414页。

[24] 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2册,第414页。

[25] 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2册,第434页。

[26] 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2册,第423页。

[27] 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2册,第435、440页

[28] 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2册,第476、477、516页。

[29] 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2册,第561─562页。

[30] 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2册,第566页,注释1。

[31] 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2册,第573页。

[32] 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2册,第582页。

[33] 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3册,第1057页。

[34] 参见马忠文:《许宝蘅与溥仪》,《博览群书》2011年第10期。

[35] 参见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2册,第458页。

[36] 许氏在1925年3月19日记中写道:“晤众异(梁鸿志,字众异),谓前数日有人谋铨局,合肥(指段祺瑞)谓许某乃项城旧人,不愿更动。鸡肋之味,尚有觊觎者,可叹!可叹!”见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3册,第10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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