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研究若从孟森、萧一山诸先生相关著作问世作为起始，至今尚不及百年历史，但清史研究已成为在中国断代史研究中成果最多的研究领域之一，且随着社会大环境的变迁，日益成为中国历史研究中的一门显学。
在清史研究诸多方面中，清代边疆民族史研究占有一个突出的地位，为中外史学家关注，已是不争的事实。尤其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戴逸教授主编的《简明清史》一、二册[1]首开先河，将清代边疆民族史作为全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所论命题做了全面系统的论述，把清代边疆民族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起点。近二十年来有关清代边疆民族史新的研究成果不断面世，其中较重要的著作有：王戎笙主编《清代全史》10卷本[2]，杨学琛《清代民族史》[3]，马汝珩、马大正主编《清代的边疆政策》和《清代边疆开发研究》[4]，王戎笙主编《清代的边疆开发》[5]，马汝珩、成崇德主编《清代边疆开发》[6]，成崇德《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边疆民族卷》[7]，张羽新《清代前期西部边政史论》[8]，袁森坡《康雍乾经营与开发北疆》[9]，卢明辉主编《清代北部边疆民族经济发展史》[10]，华立《清代新疆农业开发史》[11]，阿拉腾奥其尔《清代伊犁将军论稿》[12]，成崇德、张世明《清代西藏开发研究》[13]等等。在清代边疆民族史研究的众多研究者中，马汝珩教授是一位十分活跃的研究者，他的研究成果在同类研究中占有一个重要而突出的地位。
马汝珩教授50年代师从著名历史学家尚钺教授和戴逸教授，研究生毕业后即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他的首篇学术论文《试论阿古柏政权的建立及其反动本质》于1957年发表，自此开始了他对清代边疆民族史的个案研究。至90年代中期，在四十余年的教学研究生涯中，汝珩教授的清代边疆民族史研究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个案研究阶段。自1957年至1966年“文革”前夕的10年间。这一阶段共刊发不同体裁的文章20篇，其中涉及清代边疆民族史个案研究较为重要的有：
《试论阿古柏政权的建立及其反动本质》，《历史教学》1957年第8期：
《试论清代云南回民起义的性质》，《教学与研究》1958年第3期；
《关于回汉通婚问题》，《中国穆斯林》[14]1958年第10期；
《清末云南回民起义中各兄弟民族参加起义情况》，《历史教学》1959年第2期；
《关于杜文秀评价问题》，《民族团结》1962年第3期。
此时个案研究集中在两个方向，一是阿古柏问题；二是云南回民起义与杜文秀评价。
第二阶段，综合研究阶段。这一阶段大体上贯穿于整个70年代，而最终成果集中在戴逸主编的《简明清史》一、二册之中[15]。相关的重要论文还有：
《论康熙》[16]，《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75年第1期；
《清朝政府平定准噶尔部叛乱与抵御沙俄侵略的斗争》[17]，《历史研究》1976年第2期；
《土尔扈特蒙古西迁及其反对沙俄压迫重返祖国的斗争》[18]，《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3期；
《论阿睦尔撒纳的反动一生》，《新疆大学学报》1979年第1～2期合刊。
此时卫拉特蒙古史开始成为汝珩教授研究的新的兴奋点。
第三阶段，综合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阶段。这一阶段始于80年代初期，止于90年代中期。此时是汝珩教授研究的全面收获期。收入《清代边疆民族史论稿》中的文章大部分即完成于这一阶段，并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即以清代回族史和卫拉特蒙古史研究的深化为基础，扩大到对清代边疆政策和边疆开发的综合研究的开拓，其研究成果在同时期的同类研究中自成一家，并占有领先地位。
汝珩教授的清代边疆民族史研究，在清代边疆政策和边疆开发、卫拉特蒙古史尤其是土尔扈特蒙古政治史、回民起义和回族历史人物研究三个方面均有突出的建树，下面拟分别加以简要评价。
一清代边疆政策和边疆开发研究
汝珩教授的清代边疆政策和边疆开发研究始于由他执笔的《简明清史》第一、二册的相关章节，而其总体思路则成型并体现在由他主编的《清代的边疆政策》和《清代边疆开发》两本学术论集之中。这两本学术专著迄今还在同类题材著作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为同仁和关注此问题的读者所重视。汝珩教授认为，清朝统治者在边疆政策中，执行了一系列比较明确的基本方针，概言之，就是“恩威并施” 和“因俗而治”[19]。清政府是由少数民族--满族的上层贵族所建立，它和另一个重要的少数民族--蒙古族结成了密切而持久的联盟，同时又总结和吸取了历代王朝治理边疆民族的经验和教训，制定了比较完整而行之有效的边疆民族统治政策，逐步加强了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有效管辖。对于清代边疆民族政策的历史评价，如在《简明清史》所言：“清代的民族统治政策是比较成功的，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民族之间的团结，促进了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为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辽阔版图奠定了基础。”之[20]后在《清代的边疆政策》中对清代边疆民族政策的失误与历史局限性又直陈其弊，指出清代边疆民族政策的鲜明的民族压迫、阶级压迫性质和封闭保守性质[21]。
值得注意的是，汝珩教授在对清代边疆民族政策进行宏观的、全面的研究的同时，还着力于清代边疆的重要事件和人物的个案研究，其中80年代前半期发表的《略论新疆和卓家族势力的兴衰》[22]是国内此类题材的首篇力作。该文将和卓家族的兴起、发展到最终衰亡放到明末清初直至有清一代的历史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对伊斯兰教传人新疆与和卓家族势力的形成、白山派与黑山派之争及阿帕克和卓在南疆的统治、大小和卓之乱及其后裔的复辟活动进行详尽深入的阐论。
二卫拉特蒙古史，尤其是土尔扈特蒙古政治史的研究
70年代汝珩教授在进行清代边疆民族史的综合研究时，即开始注意当时尚鲜为史学家注意的卫拉特蒙古史的研究。明清之际，特别在清代前期，雄踞西北的卫拉特蒙古诸部，其中和硕特部进军青藏高原，准噶尔部建立的政权统领天山南北，土尔扈特部率部远迁伏尔加河流域。卫拉特蒙古诸部对内与新建立的清王朝或是合作，或是对抗；对外则抗击俄国的蚕食渗透，是一支显赫一时的政治势力。由汝珩教授执笔撰写的《清朝政府平定准噶尔部叛乱与抵御沙俄侵略的斗争》[23]是当时一篇有分量的研究论文。由此开始在其后的近二十年间，汝珩教授为当今史坛奉献了一系列资料翔实、立论精当的研究精品，其中主要有：
《顾实汗生平略述》《民族研究》1983年第2期；
《准噶尔民族政权的奠基人--巴图尔珲台吉》《西北史地》1983年第4期；
《厄鲁特蒙古喇嘛僧咱雅班第达评述》《新疆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和《一部托忒文重要史料--咱雅班第达传》《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
《论杜尔伯特三车凌维护国家统一的斗争》《清史研究集》第1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罗卜藏丹津叛乱与清政府善后措施》《新疆大学学报》1980第3期[24]。
在卫拉特蒙古史研究中，汝珩教授对土尔扈特政治史的研究倾注更多的心力，取得了可喜的成果。除了前已提到的《土尔扈特蒙古西迁及其反对沙俄压迫重返祖国的斗争》一文可称之为当代中国土尔扈特史研究开山之作外，80年代以降又连续完成了一糸列重要论文，如：
《土尔扈特蒙古系谱述略》《民族研究》1982年第l期：
． 《伏尔加河畔土尔扈特汗国的建立及其与俄国的关系》《西北史地》1987年第4期；
《阿玉奇汗简论》《中国民族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略论十八世纪二十--五十年代土尔扈特汗国》《新疆社会科学》1986年第6期
《试论雍正谕土尔扈特汗敕书》《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和《略论雍正年间清政府两次派往俄国的使团》《外交学院学报》1989年第4期；
《试论渥巴锡》《民族研究》1981年第1期。
正是在深入的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汝珩教授与我合作完成了《漂落异域的民族--17至18世纪的土尔扈特蒙古》一书，于199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三回民起义和回族历史人物研究
早在50年代，汝珩教授即已撰写了《试述清代云南回民起义的性质》[25]。进入80年代又先后撰写了《太平天国时期云南回族人民反清运动》[26]和《试谈清代咸同年间回民反清运动性质与领袖人物评价问题》[27]，指出咸同年间回民反清运动的性质“应属于中国近代史上各族人民反封建斗争范畴，具有一定反封建剥削的意义”。对于回民起义中历史人物评价，汝珩教授提出有三种不同类型人物，应作具体分析，即是：“有些人为反抗清政府的封建统治，领导人民群众同清政府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直至最后献出自己的生命，在回族革命斗争史上谱写下英雄的篇章；有些人在运动起初时，在人民群众推举下领导抗清斗争，但当起义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或走向失败，或取得一定胜利，在敌人剿抚策略的攻势下，他们动摇起来，投降了清朝，出卖了起义群众，给起义事业带来严重损害；还有些人在领导起义中虽然坚持了抗清斗争，有的甚至最后牺牲自己的身家性命，但在起义过程中，或因对清廷抱有幻想而向统治者乞抚求和，或为抗清而向国外请求援助，因而给起义带来不利影响，或使起义进程复杂化。”应该说，对咸同年间回民起义中领袖人物的最后归宿作如此分类是符合历史本来面目的。而《略论白彦虎历史评价问题》[28]和《关于杜文秀评价研究的自我回顾》[29]则是对白彦虎和杜文秀历史功过的总结性评议。在后文中，作者通过对杜文秀与英国关系的深入分析后指出，将有关杜文秀与英国交往的文件，“作为否定杜文秀评价史料依据是不可信的，而我已把杜文秀列为第一种起义领袖的类型而转向于完全肯定的评价”；前文在对白彦虎一生活动的主要方面做了全面而概括的评述后，重点分析了白彦虎与阿古柏合流的历史现象，并指出，“我们对白彦虎评价，既要看到他坚决抗清的功绩，也不能忽视他与阿古柏合流的错误，然而功过相较，还是功大于过的，所以直到百年之后，新疆回族人民中间还广泛传颂白彦虎的抗清业绩，以表示对这位反清回族英雄的崇敬与怀念”。汝珩教授的分析和结论当然是一家之言，但确实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一种思考的借鉴。
也许汝珩教授是一位回族学者的特殊身份。他在进行几十年回族人物的个案的基础上，于90年代写了《从海富润案件看乾隆对回族的统治政策》[30]，通过对回族知识分子海富润文字狱始末分析，以小见大，分析了乾隆帝的“因俗而治”的原则和“剿抚并用”政策的灵活运用及其实际效果。可惜二年后汝珩教授因病而“封笔”，不然我们有理由相信能读到他关于清政府治理回族政策的宏篇大论之作。
当我们简述了汝珩教授研究生涯的三个阶段和他的三个研究重点方向之后，对他的研究特点试作评议，当是必要。据我读了汝珩教授超过百万字的成果和我们二十余年合作的亲身体会，其研究特点大体有以下四端：
第一，史料的多样性
理论是研究工作的灵魂，而史料则是研究赖以进行并深化的基础。汝珩教授在确定研究选题时，首先对于所研究命题以往成果中的史料利用情况有一个客观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对有无发掘新史料的可能进行实事求是的判断，而且他又通晓英、日、俄多种文字，为其收集资料的广泛性创造了良好条件。在选择史料时又特别重视档案史料、当事人的回忆和同时代人的记述的利用，由于边疆民族史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少数民族文字的档案和史籍的利用具有特殊的意义，基于此认识，汝珩教授在研究中始终把史料的广泛与多样性放在研究的一个重要地位并贯彻于研究的全
过程。史料的多样性在他的卫拉特蒙古史研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如在顾实汗研究中，一方面充分吸纳了日本学者若松宽的最新成果，同时大量利用了当时国内尚无人利用过的松巴湛布用藏文撰写、经美籍华裔学者杨和瑁英译并注释的《青海史》；在研究咱雅班第达时，在国内首次利用了成崇德先生据蒙文汉译的《咱雅班第达传》；在土尔扈特蒙古史的研究中，更是大量利用了汉、满、蒙、俄文的原始档案和英、俄、日、法、德诸多文种的史籍与研究成果。正是史料的多样性，才在研究中有可能弥补以往研究中的空缺与遗漏，发前人所未发之议。
第二，研究的开创性
重复前人研究之所述、所见，是研究之大忌。研究本身就应是创新，这是汝珩教授经常说的一句话，他不仅这样说，也身体力行这样做。我们十分欣赏我们的朋友、日本学者若松宽教授研究中的创新，他的选题都是前人所未曾注意或未曾研究过的问题。他据此发掘新史料，完成自己的研究命题[31]。汝珩教授在自己研究的三个重点方向上所发表的论文，多半作品刊发时是国内首篇，如土尔扈特前期史研究，顾实汗、咱雅班第达、杜尔伯特部三车凌、渥巴锡、伊拉古克三、阿拉善建旗年代考、新疆和卓家族、海富润案件等等；有些研究诸如清代边疆经略、清代边疆治理和开发等虽同类题材的研究成果众多，但汝珩教授的成果或是发前人所未发，或是在宏观性、综合性上有所见长而为人们重视。
第三，方法的科学性
研究方法是否符合研究的客观规律是研究能否取得成功的重要关键之一。个案研究是研究深化的基础，而综合研究将有助于个案研究结论的升华，两者相辅相成，互补互促，缺一不可。从汝珩教授的研究实践的轨迹可看出，他做到了将个案研究与综合研究两者和谐的结合。如他的《漂落异域的民族——17至18世纪的土尔扈特蒙古》一书的写作正是在众多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把握了分则成文、合则成书的心有全局的研究布局；而他的清代边疆政策与边疆开发研究，则是在清代边疆经略的综合研究基础上提炼出的重大而带有全局性课题，并进行深入研究，而清代边疆政策与边疆开发研究的深入，又推动了清代边疆经略研究的进一步展开。
第四，合作的广泛性
如果说上述三个研究特点主要是反映了汝珩教授史识的精湛与史学的渊博，那么合作的广泛性则是体现了汝珩教授史德的诱人魅力。志同道合的研究者之间合作大有利于研究的开展与深化，但现实生活中人们遗感地发现，研究者之间合作善始者众，而善终者鲜，能形成持续几十年合作伙伴者更鲜，高度个人化的研究工作，合作中除了学术观点的相同、学术志趣的一致外，需要更多的理解和宽容。这一点汝珩教授均具备，他在共同研究中提携后学，关心后辈，心境坦荡，宽以待人，严于律己，给合作者以莫大吸引力。作为与汝珩教授合作几十年的我体会尤深。我想与他同样有长期合作关系的他的同辈和学生也会与我有同感。长期以来汝珩教授周围形成了一个研究清代边疆民族史的学者群体，而他的崇高的史德成为团结这一学者群体的既无形又有形的强大凝聚力。现在汝珩教授虽已因病而“封笔”，但他的人格魅力已成为我们的共同精神财富、处事准则，贯彻于各自的研究实践之中。
综上所述，在当代中国史坛的清代边疆民族史研究中，汝珩教授的研究成果当是研究发展进程中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坐标，他的研究见解、他的研究特点将长久为人们所关注，甚至成为研究的对象。后来者在涉猎清代边疆民族史时都将会刻意了解汝珩教授的见解，并从中吸取经验。
当然，研究未有尽期，既是研究进程中的一个坐标，随着研究的进一步开拓与深化，在清代边疆民族研究代有新人、成果迭出的研究发展进程中，汝珩教授的研究也存在其不足与局限，以下两方面似应提出。
1．在清代边疆政策与边疆开发研究中，汝珩教授下力最勤是梳理其内容、总结其经验、阐发其在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中的作用，这是80年代以来研究大环境所使然，尽管也指出实施过程中的弊病与失误，以及其阶级实质与保守性，但毕竟后者未成为深入研究的对象。因此，当人们站在新世纪门槛上审视时，不禁得出其研究整体倾向是对清代边疆政策誉之过甚的印象。这大概可称之为是研究进程中的历史局限吧。所幸汝珩教授的助手和学生，现已成为清史研究中坚，正循先生研究轨迹深入研究，又有所创新。
成崇德、张世明在《清代西藏开发研究》[32]一书中指出，平心而论，清政府边疆政策在鸦片战争以前的失误在于片面追求社会稳定，而边疆地区的开发和发展则是次要的。因此清代边疆政策追求稳定为社会控制目标，忽视了边疆地区的发展，一旦中央政府衰微，面对外来侵略和内部动乱，边疆地区就陷入难以应对的困境。从根本上不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大局。中国封建时期的边疆政策完善于清代，康雍乾盛世的边疆经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最终奠定了统一多民族中国的版图，但人们在讴歌之余，认真总结教训当也刻不容缓，看来对康雍乾盛世辉煌光环下的阴影进行深入研究已提上研究工作的日程。
2·研究者个人的力量终是有限的，汝珩教授在清代边疆民族史领域的研究为人们留下了丰硕的成果，但同时留下了大量空缺尚待后来者去努力探索。试举几例如次：
近代以来清政府边疆政策的调整举措与最终的失败，其历程、其缘由值得认真研究总结；
近代以来卫拉特蒙古诸部的发展与变迁，目前尚未被研究者更多关注，即是17至18世纪卫拉特蒙古史研究中也亟需发掘满文档案和藏文史籍，予以开拓与深化；
有清一代治理回族的政策尚缺宏观与微观的深入研究之作，与此有密切关联的清政府对伊斯兰教政策的认真总结也待更多学人关注。
原载马大正《中国边疆研究论稿》，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07－219页。
[1]人民出版社，1980年、1984年。
[2]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
[3]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
[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1990年。
[5]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
[6]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
[7]辽海出版社，1999年。
[8]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
[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10]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
[11]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
[12]民族出版社，1996年。
[13]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
[14]署名求是。
[15]第一册之第五章第一节“清朝中央集权统治的加强”；第二册之第十章“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统一与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第十一章“以白莲教为主的各族人民大起义”。
[16]署名庆思，系与戴逸合著。
[17]署名庆思，系与杜文凯合著。
[18]与王思治合著。
[19]马汝珩、马大正主编：《清代的边疆政政策》，第82-84页。
[20]戴逸主编：《简明清史》第2册，第20页。
[21]马汝珩、马大正主编：《清代的边疆政策》，82-84页。
[22] 《宁夏社会科学》，19841。
[23] 《历史研究》，19762。
[24]汝珩教授关于卫拉特蒙古史的主要成果已结集在与马大正合著的《厄鲁特蒙古史论集》之中，该书1984年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5] 《教学与研究》，19583。
[26] 《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1年。
[27] 《民族研究》，19841。
[28] 《清史研究通讯》，19874。
[29] 《中国回族研究》第2辑，1992年。
[30] 《回族研究》，19921。
[31]对若松宽研究的这一特点分析，可参阅拙作：《略论若松宽的清代蒙古历史与宗教研究》，载马大正等编译《清代蒙古的历史与宗教》，l～15页，黑龙江教育出版杜，1994年。
[32]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