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家琦，著名历史学家。1927年生于江苏镇江,1947年考入中央大学经济系，1951年毕业后一直在南京大学工作，先后任历史系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并兼任历史系系主任等职。现任台湾研究所名誉所长。有《太平天国兴亡史》、《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太平天国通史》（主编）、《台湾三十年》（主编）等专著11部。在太平天国与晚清史、当代台湾史、中国近代城市史、中国近代经济史等领域有卓越贡献。

　　三年前，第一次拜访茅家琦先生，在临街的小院里，花木扶疏，先生倚桂而立，爽朗的笑声至今记忆犹深。三年后的今天，当我再次循着旧时足迹敲着院落的小门时，已是人去楼空，墙角深处荒草依依。先生从新家三楼的阳台上望着这里，言语间不无留恋，“那个地方，我整整住了20年呀，说搬就搬了。”可是不搬不行，前年院前的小街拓宽后，车水马龙，常常至夜里两三点还嘈杂一片，先生年纪大了，自然经不住折腾。还有周边楼房越建越高，先生院子里的阳光却越来越少，到了冬天花儿草儿和人一起受冻，先生不忍心。 

　　院子没了，先生侍弄的花草多半送了人，剩下的植在原处，任其自生自灭。先生自此也断了赏月弄花的闲情，索性呆在了书房里，足不出户，俨然是“大隐隐于市”。 

一年的杂粮和一本书的细粮，让我受惠至今。 

　　先生的新居布置幽雅，只是少了些绿的气息，客厅四壁依旧挂着三年前的那几幅字画，记得当时，我和先生打趣，“这些可都是名家的真迹呀，价值连城。”先生微笑着宽容我的唐突，说，“钱对于我来说，哪比得上里面的记忆重要。” 

　　先生学识渊博，一生治史，皓首穷经，却常以“后知后觉”自命，曾自题句“了犹未了，以不了了之”。香港饶宗颐先生视先生为平生史学挚友，听闻后，和句“不患不了，而患于了；既知其了，亦何必了”，并题诗“平生耽考史，兴味属吴曹”相赠。 

　　“先生可有家学渊源？”我一度以为，前代学人缘何高山仰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素有家学背景。 

　　“没有，和你一样，小学中学大学一路读上来的。我的父亲当时是一名很普通的银行职员，微薄的薪水得养活家里六七口人，生活拮据，能顺利供我读书念字，已经殊属不易，哪来的家学渊源呀。” 

　　“听说您曾经也考取了北京大学，有这回事吗？” 

　　“1945年高中毕业后，我先是工作了一年，在当时的南京中国银行做检券生，可是少年意气，不甘心就这么点钞票点一辈子，1947年夏天就报考了大学，结果考取了北京大学和中央大学。正巧考试过后，生了一场大病，父亲不放心我一个人长途跋涉，身处异地，就让我就近读了中央大学。事情其实就这么简单。” 

　　“后悔过吗？” 

　　“为什么要后悔呢？当时的中央大学并不比北大逊色，现在想来，可能真是缘分注定，我在南京大学呆了50多年了，一直到现在退休，所有人生重要的事情都在这里完成的。” 

　　“那您对于历史的爱好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一直都有吧，最初对经济史有兴趣，因为大学读的是经济系。” 

　　“怎么想到了报考经济系？” 

　　“因为工作好找嘛（笑），和现在一样，读经济系能进商行、公司这些待遇比较好的地方。可是没想到，大学阶段只读了一年的书。1948年秋季开学没多久，淮海战役就开战了，学校的老师和同学都疏散了，我没走，留了下来。” 

　　“不怕吗？” 

　　“也不是不怕，我的家在姜堰，离得很近，就是回去，也是躲不了战火的。” 

　　“这么说，先生对于历史的研究还是半路起家的。” 

　　“毕业后，原本可以去东吴大学，就是现在的苏州大学，后来南京大学把我留了下来，在图书馆做秘书工作，主要搞政治运动。要知道，政治在当时可是压倒一切的字眼，我的工作性质决定了我可以自由出入于图书馆的任何地方，可以找任何人谈话，结果反而方便了我读书。足足一年多的时间，我几乎整天呆在图书馆的书库里，差不多把几十万册书翻了个遍，虽然没有办法细读，但极大的拓宽了我的学术视野，培养了搞学术的感觉和热情，算是补了大学里的课。” 

　　“之后呢？” 

　　“之后我调到学校教务处工作，当时的副校长孙叔平教授觉得我还不错，让我教政治经济学的课，他指导我通读了大量的哲学和经济学的书，《资本论》是第一本被我啃下来的理论书籍。” 

　　言毕，先生自嘲般地总结道：“一年的杂粮和一本书的细粮，让我受惠至今。” 

到了1978年，还有人四处告我是“四人帮分子” 

　　先生以太平天国史研究享誉史学界，著作等身，成就有口皆碑，第一届太平天国史研究会成立之时，罗尔刚先生在病榻之中力荐先生担任会长，先生一度力辞，最终众望难违。 

　　值得注意的是，先生所有著作均是在进入八十年代以后问世的，当时先生已过"知天命"的年纪，而早在60年代初，先生青年时已经声名鹊起，可惜的是年富力强的十几年岁月皆因动乱而被生生隔绝了。 

　　那场十年浩劫还残忍的夺去了先生的两位亲人--父亲和妹妹，滔天罪恶真是罄竹难书，即便在晚年，先生仍旧不忍提及。“实际上，我是在文革以前，1964年的时候，就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当时《新华日报》连续用了两个整版的篇幅点名批评我，这个待遇在当时相当高了。不过学校方面对我还不错，一直保护着我，没受很大的伤害。四清后，我回到学校，听到学校了有人放言，说什么‘谁连校长都被整下来了，茅家琦居然还未动’”。 

　　“当时学校里没有其他先生和你一样的遭遇吗？” 

　　“没有，整个就搞我一个人，因为之前我在文汇报上发了一篇文章，省里党的领导人在党校干部会议上专门拎我出来作反面典型。差不多从1964年到文革正式爆发这两年时间里，虽然还没有扣什么大帽子，但我已经预感到自己下场不妙了。” 

　　“精神压力很大，是不是有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 

　　先生顿了顿，忽然笑起来：“不过，也有个好处，后来发现，学校里本来不认识我的人全都知道了，历史系有个茅家琦，我后来的许多朋友都对我说，第一次知道我全因为那次1964年的批判。” 

　　先生所提的1964年事件，在夏春涛先生所撰的《二十世纪太平天国史研究》一书中有详细的提及，当时的太平天国史学研究界，关于忠王李秀成晚节不保乞降的真正用意存在学术争鸣，从来没有研究过太史的戚本禹在康生的授意下，打着揪“叛徒”、彰“气节”的旗号，发起了一场批判李秀成的政治运动，先生因为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主张事实求是地看待忠王功过的文章《论李秀成》而招致政治横祸，陷入文网。那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前夜，先生难免紧张，幸亏南京大学老校长匡亚明力保，才避免遭受更大的劫难。先生在晚年撰写的《白下读书五十年》一文中又回忆了匡老当年“不要紧张，再写文章”的宽慰，感激之情铭记终生。 

　　“真正的文革十年里怎么样了？” 

　　“开始玩真的了，我第一个倒霉，大帽子一个接一个，针对我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地贴出来。批吴晗、翦伯赞，我就是他们在南京的‘黑线人物’；批刘少奇，我是他在学校的代理人；批叛徒集团，我又成了‘叛徒哲学的吹鼓手’，甚至到了1978年，还有人四处告我是‘四人帮分子’。” 

　　“最痛苦的记忆是什么？” 

　　“整个记忆都是最痛苦的，学术搞不了不说，还得扫厕所，扫马路，做小工，下农场。印象比较深的是，一次去大桥南京长江大桥）劳动，扛枕木，扛一块我还能撑住，旁边一位''造反派''冲着我嚷，''你是黑帮，扛两块''，那我受不了，那枕木有两三米长吧，扛着扛着我眼睛开始发黑，身体不受控制的摇摆，脚下面是几十米深的长江，掉下去小命就没了，我想着不能这样就死了呀，赶忙把枕木扔下来。” 

　　先生故意没有提及父亲和妹妹屈死的事情，而我居然有点不识时务地继续问道，“先生的父亲……” 

　　先生的脸色有些难看，显然被触到了痛处，“1968年的事，当时气氛最紧张，工宣大队进驻宿舍区，要抄家批斗，老人家因为受不了刺激，自杀了，接着我的妹妹也因为丈夫被打成右派，一时想不开，留下了刚读初中的孩子。当时，我在下面被管制劳动，不能去……” 

　　我赶紧转换话题，“差不多，前后学术研究被中断了十几年吧。” 

　　“14年。”先生的语气有些耿耿于怀。 

　　我说：“可惜！” 

　　先生继而欣慰一笑：“反过来想，我们这些当时三四十岁的人还不是最倒霉的，毕竟读完了大学，基础打好了，关键看你能不能在1978年以后立即动起来，还有弥补的机会，当时十几岁的人是最惨的，错过了读书的机会，一辈子都追不回来了。” 

“五四”提倡民主、科学，还差了个人文。 

　　文革惨痛的经历给先生的身心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阴影，先生干脆学闻一多“躲进小楼成一统”的做法，闭门揶客，属意学术研究。及至晚年，更是深入简出，“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天上云卷云舒”。 

　　“先生，现在一天都做些什么呢？” 

　　“散散步，看看书，看看报纸电视，一天很快就下来了。” 

　　“没有什么其他爱好吗？”我问。 

　　“早年也曾打桥牌、下围棋、吹萧弄笛，可后来耽于学术，全拜拜了，1980年我在巴夫罗纽约大学访问的时候，主人盛情邀我去听交响乐，我却在音乐大厅里打瞌睡。” 

　　先生可能是在谦虚，熟悉先生的同人都知道先生精于书法，写得一手好字。三年前，我所在的文科实验班五周年庆，曾特意登门向先生求赠墨宝，先生欣然应允，即兴题词“五年诗书时化雨，十载春秋坐春风”，笔力苍劲，力透纸背，至今尚存于身边。 

　　我向先生提起此事，先生坦言：“没有时间练了，要做的事情很多。” 

　　“做什么呢？” 

　　“趁现在脑子还管用，还能想问题，多留点东西下来吧，而且人老了，知识积淀下来，反而还能有新的思路出来，不能浪费呀。” 

　　先生告诉我，刚刚脱手的《百年沧桑--中国国民党史》一书即将由鹭江出版社出版，现在手头做的是《蒋经国传》的准备工作。 

　　“晚年治学，除了学问上的造诣，应该还别有所悟吧？” 

　　“常常看报纸，看电视，有时候都惊讶，这个社会伦理道德怎么变成了现在这样。工业革命后，西方学者就提出人文关怀，因为经济发展，导致功利主义盛行，而中国的"五四"提出了民主和科学，还差了个人文。现在再看，情况糟得很，科学发展这么快，生物工程日新月异，一旦人性能够被改造，有可能群趋于功利主义，‘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这个‘几希’也几乎泯灭殆尽。” 

两岸统一是个长期的计划，不要打仗，一打仗，会平添许多仇恨。 

　　学者治史，或守一门，或专一朝，发前人之覆，成一家之言，上则为专家，下则为匠师；另则统揽全局，触类旁通，辟蹊径，拓领域，成则为大家，败则无立足之地。先生当然属于后者，40岁时以太平天国史奠定声名，其后却刀锋一转，致力于台湾和城市近代化研究，尤其是开辟了1949年解放后台湾研究的新领域，堪称第一人。 

　　“20多年前，先生是怎么想到研究台湾问题的？” 

　　“偶然吧。改革开发后，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第一批邀请中国十名学者访美，有我一个。到美国后,我在耶鲁大学作访问学者,一次偶然看到一本关于台湾的书,发现与我们讲的截然相反。里面讲的台湾近几十年来所发生的变化,让我大吃一惊,我就觉得有研究台湾的必要,有必要让国人重新认识一下台湾。于是回国后,我就开始作这方面的研究,当时大陆还没有人敢做这方面的研究,我是大陆研究1949年之后台湾历史的第一人。” 

　　“这可是只身闯禁区，先生文革时受过罪，没有顾虑吗？” 

　　“我回来后，找了许多人谈，别人都不敢，其实我是慎重考虑过的，当时大的气氛已经转到对和平统一的关注上了，再骂台湾，再一味说台湾不好，对统一没有任何好处。后来，我常玩笑说，研究台湾，不能从宣传部考虑，要从统战部考虑。” 

　　先生80年代即已致力于台湾研究，但一直到了1992年才有幸亲赴台湾，一尝夙愿，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当时，还赋诗一组《甲戌访台抒怀》，中云：“何当再剪西窗烛，峡上晴空竹报安。” 

　　“先生对当前台湾研究的现状怎么看？” 

　　“跟踪性的对策研究太多，但是为决策服务的基础性研究就相对薄弱，对台湾整个经济、政治、文化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台独分子动辄作乱，我们许多政论文虽然很有气势，但实际效果并不好。” 

　　“先生对两岸统一有信心吗？” 

　　“同宗同源，应该和平统一，也必须和平统一。但是个长期的计划，不要打仗，一打仗，会平添许多仇恨，历史上有很多教训。” 

历史学家应有文献学家的考据功夫和哲学家的思辨精神 

　　“先生读书治史半辈子，有什么缺憾吗？” 

　　“我只能这么说吧，如果从头再来，读大学，搞研究，我会比现在更好些。这辈子已经尽最大努力了，为什么还这么说呢？因为过去摸索的时间太多了，不知道怎么做学问，现在忽然觉悟了许多，可惜时间不饶人。” 

　　“其实整个史学界也一直在摸索，我知道，建国后的史学研究并不是一开始就踏上正轨的。” 

　　“当时的思潮就是按照马列主义来研究，实际上就是按照某些领导人的几句话来研究历史。完全偏了。1951年1月11号，太平天国在金田起义100周年的时候，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纪念，可能是包括邓拓、范文澜在内的一些人写的，下面的人就以里面的话为研究的指导思想。我也是从这里开始的，当时气氛就是这样，个人根本无法辨别。” 

　　“就没有人提出质疑？” 

　　先生说，“知识分子差不多都相信，而且是真心相信，这有历史因素，共产党就是靠的马列主义赢得了胜利，马列主义便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凡是马列主义的东西都是对的，也包括了马列主义者的话。当时我还年轻，算不上是马列主义者，那些大官，北京的权威是。” 

　　“什么时候起了变化？” 

　　“到了1960年，情况变了，还不是从我们小人物开始变的，是从大人物开始变的。范文澜提出了个‘论从史出’，重视史料，这就科学多了，其实他自己开始也和我们一样，后来觉得不对才变的。”先生继续说，“这下子，许多既往的研究都有问题了，许多已经盖棺认定的结论都需要重新认识。比如太平天国里的杨秀清、李秀成，近代的孙中山，还有洋务运动等等。” 

　　“就说说孙中山吧。” 

　　“比如，我们以前说孙中山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英雄，成了处处反帝，每一个措施都是正确的，实际上不是这样。我们怀念他，景仰他，但并不代表他是完美无瑕疵的。袁世凯有个21条，大家知道是卖国的，而一般人不知道的是，当时孙中山为了联合日本反对袁氏，也在和日本人谈判，1915年草签了一份《中日盟约》共计11条，内容与21条差不多。有学者不承认所依据的史料，但是孙中山当时的许多公开言论已经暗合了。” 

　　“这11条有何特点？” 

　　“享受特权，通商贸易、开矿等权利，我现在讲不准的……”先生起身去书房，翻出他写的《孙中山评传》，认真查考。 

　　“我们回头看，当时的情况下，反袁与反日谁更迫切一些？” 

　　“话就很难说了，反袁毕竟是国家内部的矛盾，为了解决国内矛盾，引狼入室，从历史上来看，都不会有好结果。我只是想说，如果对孙中山没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中华民国史上的许多问题就得不到合理的解释。为了一味赞扬孙而抹杀一些客观存在的事情，这是不可取的，历史学家应有文献学家的考据功夫和哲学家的思辨精神。” 

把自己的思想强加给别人，也是一种斗争哲学。 

　　“先生对学术独立性的问题怎么看？” 

　　“我佩服顾准的独立思考的精神，但如果学术结论跟当前政策矛盾的话，怎么办？我会不公开研究内容，可以写东西，但不要四处宣扬，打乱现时的秩序。” 

　　“知而不说，是不是明哲保身？” 

　　“你要这么说，也没办法。” 

　　“等于两种状态，要么清楚的死，要么糊涂的生，先生选择什么？” 

　　“清楚的死。” 

　　“对呀，那就应该把知道的真实的东西讲出来，别人也要清楚的死。” 

　　先生笑，继而说：“知识分子应该对别人有信心，相信别人也会清醒起来，把自己的思想强加给别人，也是一种斗争哲学。以往的历史就是动辄斗争，势不两立，人的本性里都有争强好胜的因素。” 

　　“三国曹丕说：‘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学者不能经世致用，还能做什么？” 

　　“提经世致用是绝对化，学者只能是关怀，人文高度的关怀，应该相信别人也在走向真理，天下不是你一人聪明。事实上，很多你自以为对的看法往往也不是绝对真理。” 

　　“先生打算出总集，对学术历程进行回顾吗？” 

　　“我也想过编个什么集子，后来觉得不行，以前的文章，今天还有多少我自己还在肯定的？恐怕连自己都否定了，再编出来给别人看，还有什么意思？我又不可能去改，那也改不胜改。如果出，也一定是选集，自我否定才能长进，才能发展。” 

　　“先生现在恬淡安宁，像是‘大隐隐于市’。” 

　　“离大隐还远，我算是介于大隐、小隐之间吧，人老了，图清净，相安无事，对自己对别人都好。” 

　　三天后，我又去看先生，在书房里与先生合影，临出门，先生再三嘱咐我，文章要实事求是，不要夸饰，我说，一定，一定。先生另送了我一本写他自己的书，后来知道，书名是先生执意自起的，叫作《焚膏补拙》。回来的路上，突然又想去看看当年的院子，院里有人在指指点点，可能快有新的住户了，那棵桂树还在。两天后，我拿到新洗出来的照片，回到住处翻出当年的合影，两相对照，发现，先生的白发添了不少。 

　　（资料来源：《东方》2002年第12期，转载自“世纪中国”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