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边疆研究具有十分悠久、厚重的历史和无比丰硕的积累成果。正如中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马大正先生所说：“综观中国边疆研究的演进历程，可以用千年积累、百年探索两句话来概括”，中国边疆研究“至今已成为社会科学领域诸学科中的一门显学。”[1]本文依据马先生的新著《中国当代边疆研究（1949-2014）》提供的丰富资料，并参以其他史料，对中国边疆百年研究成果与中国边疆学的构建谈一些粗浅看法。
一、清代以来中国边疆研究的三次高潮及其成就
从中国上古时代的典籍中，人们就能看到有关边疆的历史记载。这正说明先民们研究边疆的悠久历史。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中国历朝各代无不存在边疆问题，这在各种史籍中的记载(如正史、史书、文集、笔记、档案、调查报告、考古资料，等等)屡见不鲜，同时也说明国人研究边疆的历史始终未断。这也可理解为马先生所说的中国边疆研究的“千年积累”。所谓“百年探索”，实际上涵盖了19世纪至20世纪前半叶约150年的研究“拓荒”时期所探索出来的成果。
自19世纪至今，中国边疆研究出现了三次高潮。中国边疆研究的第一次高潮，肇始于嘉道时期。嘉庆后期，中国边疆危机已有显现；道光即位后边疆危机日趋严重和发展，道光后期边疆危机更是与国家危机和中华民族兴衰存亡紧密相连。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嘉庆、道光、咸丰三朝边疆研究出现了一个兴盛时期，即西北边疆史地学的兴起。此时，出现了一批杰出的研究边疆政治、历史、地理、民族、文化、军事、域外的专家，如祁韵士、徐松、洪亮吉、龚自珍、魏源、何秋涛、姚莹、沈垚、俞正燮等人，编著了许多边疆研究与边疆考察、探索相结合的不朽著作，如《圣武记》《西陲要略》《皇朝藩部要略》《蒙古游牧记》《新疆识略》，等等。但这些人虽在学术界乃至政坛极有影响，但只可称为“边疆史地学研究者的趣缘集合体”[2]，他们的著作也主要反映了西北地区（主要是新疆地区）边疆少数民族的社会环境和社会状况，且后来均作为史书留存于世，成为后人研究和利用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功垂万代的资源。功虽不可灭，但充其量也只是清代西北史地一门学科的源流。
中国边疆研究的第二次高潮出现于20世纪前半叶，主要是30至40年代。抗日战争以来，随着民族危机的不断加重，学人亲涉边区作科学探究者愈众，他们自觉地融入现实社会之中，承担起社会和历史的责任。这使此时期的边疆研究正逐步演变为一门发展中的现代“边缘学科”。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在不同范围、不同层面上，以不同视角、不同方法从事边疆史地、边界沿革及边患、边疆社会、边疆经济、边疆民族等方面的研究，出现了众多的研究群体（如中国边政学会、中国地理学会）、研究刊物（如《禹贡》），撰写了大量的研究著作、论文、考察报告、游记等。一些大学还适时地成立了边政学系，使边疆研究向纵深发展。特别是著名学者吴文藻先生的“边政学”的提出，成为本次高潮的一个标志性成果。平心而论，尽管本次高潮成果繁复，影响深远，但正如民国时期有学者所言“抗战以来，政府（对边疆事务）注意尤亟，学人亲涉边区作科学之探究者更众”，然“吾人对于我国本身之边疆状况，其认识程度且不逮甚。”《边政公论》“发刊词”也说：“边疆工作这一部门，现在还如入座新宾，真正面目，犹未为大家所认识。”[3]研究的范围自然还是摆脱不了“拓荒”的范畴。
新中国建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学术界占据了主导地位，直至上世纪70年代，中国历史学研究取得了许多前人所无法企及的重大成就。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由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帝国主义侵华史和中国民族史研究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对于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为第三次研究高潮的到来作了一定程度的准备工作。但总体言，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却由于各种原因而遭到冷落。[4]
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这是中国边疆研究的一个新起点，标志着中国边疆第三次研究高潮的到来。此后，中国边疆研究中心为了冲破当时实际上存在着的禁锢学者的研究禁区，确立通过开展以中国古代疆域史、中国近代边界沿革史和中国边疆研究史为主要内容的三大研究系列，推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战略构想，以及主编一套学术丛书、创办一份学术期刊作为实施该战略构想的重要举措。随之，又采取了两项有力措施：一是在国家社科基金办公室的扶持下，设立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边疆史地学评审小组，极大地鼓舞了边疆史地研究人员科研积极性，加速了一些边疆史地研究课题的立项，从而使边疆史地研究得以深化。二是创建刊发边疆史地研究成果的学术平台：在兰州大学历史系主办的《西北史地》上开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学术专栏；创办全国首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杂志《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组织出版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丛书》《中国边疆史地文库》《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资料丛书》《中国边疆史地资料丛刊》和《边疆史地丛书》；在1988年至2006年先后召开了三次中国边疆研究学术讨论会，出版了论文专集。
截至目前已流行于世的边疆研究著作和论文，从选题上看多有创新，涉及中国历代边疆理论与政策、边疆史地、边疆治理与开发、边疆经济与文化、边疆民族与民族关系、边疆的稳定与发展、边疆地区与周边关系、藩属与朝贡体系、边臣疆吏、边界研究、边疆和边界研究概况与评述等各个方面，并在1999年的“第二届中国边疆史地学术讨论会”上提出了中国边疆学的构想 ，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此后2006年的学术研讨会，更进一步深入探讨了有关构建中国边疆学的一些问题。
从学者研究和出版内容上看，这些论著可分为综论类、专论类、专题性论集类、资料和译著类，它们多提前人所未提，发前人所未发，具有填补学术研究空白的作用。其中，综论性专著中，马大正、刘逖的《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一门发展中的边缘学科的演进历程》，正如著名历史学家戴逸先生所说，作者将20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和作为一门边缘学科的演进历程这两个主题有机地结合起来，完美地将中国边疆研究史研究和中国边疆的理论研究结合起来，“体现出此书的广度和深度”，成为“国内外第一部比较系统地研究中国边疆研究发展历程的著作”，“是适应中国边疆研究发展趋势的拓荒之作”（第105页）。林荣贵主编的《中国古代疆域史》，对起自先秦迄止清朝灭亡整个历史时期中国疆域的形成、发展、奠定、变迁的全过程做了科学、系统的描述和阐论，内容极为丰富。专论类和专题性学术论著中，著者们经过潜心研究，甚至“十年磨一剑”，厚积薄发，因而所论多具填补该项研究薄弱环节的作用，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如，吕一燃主编的《中国边疆史地论集》、马大正主编的《中国边疆史地论集续编》，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发展上起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赵云田的《清末新政研究--20世纪初的中国边疆》，是中国边疆研究中同类主题学术专著的第一部，填补了清末边疆新政这一课题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李国强《南中国海研究：历史与现状》，以确凿的铁的事实，论证了南中国海历来是中国无可非议的领土，有力地维护了国家主权。专题性学术论集中，吕一燃《中国北部边疆史研究》、马大正《边疆与民族-历史断面研考》《中国边疆研究论稿》、周伟洲《边疆民族历史与文物考论》、纪大椿《新疆近世史论稿》、孟广耀《北部边疆民族史研究》等论著，都以很高的学术含量为业内同行所看重。日本学者若松宽编选的论文专集《清代蒙古的历史与宗教》，被马先生誉为选题新颖、资料丰富、研考严谨，在日本、中国乃至国际蒙古学界都有较为广泛的影响。丛书选题中资料和译著也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如吕一燃编的《马克思恩格斯论国家、领土与边界》一书中所提供的资料，在中国边疆研究中极具指导性和唯一性，实为中国边疆研究的灵魂。
从研究方法上看，已逐步开始了将边疆史地研究与法学、民族学、宗教学、外交学、社会学、考古学、社会调查等学科相联系，彻底从“拓荒”中走了出来，展现了一个新的研究时代的到来。众所周知，马先生非常重视社会调查，尤其是新疆调查的组织者、领导者和参与者。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总是积极参与社会调查。例如，土尔扈特部在乾隆三十六年回归祖国后，得到了清廷的妥善安置，并获得了一块水草丰美的优良牧场。然而，一位西方学者却引用一则不知来源的土尔扈特谚语，讥讽清廷拨给的都是不毛之地。马先生1982年经过亲临上述地区实际考察，证明清代史书记载是真实的，“果然名不虚传”，而那则不知来源的土尔扈特谚语是靠不住的。[5]这就证实了史书记载的正确，纠正了流传中的讹误，还原了历史本来的面目。
从学术影响上看，既有深厚的学术价值，又具有现实意义，对于总结已有成果和建设、揭露外来势力的干涉、发展边疆地区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这方面，马先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在边疆稳定与发展、尤其是反对新疆分裂势力的斗争中，所发表的一些论著即可说明。马先生一贯认为并多次强调，历史研究必须面对未来，紧密为现实服务，要“以史为鉴”。对于边疆的治理，他指出，“从边疆治理的角度，认真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是十分必要的，”“管好一片地（边疆地区）、守住一条线（边界线），是历朝边疆政策的根本目的” 。又说：“从当前来说，维护边疆稳定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重中之重是台湾，台海形势的发展，绝对不是一个局部问题，而是一个影响中国全局的大问题。其次就是新疆和东北。”[6]以新疆和西藏为例，他认为，当前在新疆和西藏反分裂斗争中，我们应该形成以下几点共识：一是在当前国际大背景下，地区民族主义的抬头与宗教势力的泛滥已成一股浊流。二是反分裂斗争的成败得失，关键在于争取群众。同时又要有正确的斗争策略。边疆地区在反分裂斗争中，要强化国家意识，淡化民族意识。三是正确处理边疆民族地区的人民内部矛盾是十分重要的。在遇到民族之间的纠纷时，切忌把具体问题与民族问题连在一起，应该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四是解决好宗教问题是至关子重要的。要高度重视边疆地区的宗教问题，认真、全面贯彻党的各项宗教政策，政府应只进行宏观管理，各地寺庙要切实地负起责任来。[7]这些见解不仅全面深刻，而且对各级领导都极有参考作用。
在中国边疆研究领域，除了上述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研究成果外，还涌现了一大批学术专家、学术新人。他们的论文颇具高质量，在学界有较大的影响，受到老一辈专家的高度评价。马先生在评述李国强的著作时说：“我看到了一位年轻学子成长的历程，于我也可谓是学人生涯中的一乐。”（第106页）这些既显现了学者们为国所作的突出贡献，也体现了一个老学者对年轻学人的护持、提携之心，成为年轻学子成长的引路人和助推力。
二、中国边疆学的构筑
在中国边疆研究出现的前两次研究高潮中，特别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民族危亡的加剧，不断涌现出来的众多研究团体、研究刊物、研究者和研究成果；学术上引入新的学派和研究方法，对中国边疆进行全方位、多视角的观察和研究，从而使中国边疆研究逐渐突破传统史学的巢臼。
中国边疆研究第三次研究高潮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迅速使中国边疆区域研究实现了“两个突破”：“一是突破了以往仅仅研究近代边疆问题的狭窄范围，开始形成了以中国古代疆域史、中国近代边界沿革史和中国边疆研究史三大研究系列为重点的研究格局，促成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大发展；二是突破了史地研究的范围，将中国边疆历史与现状相结合，形成了成果众多、选题深入、贴近现实的特点。”[8]不仅使边疆研究完全从“拓荒”中走了出来，有力地促成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三次研究高潮的到来；同时又以研究领域宽阔且不断向纵深发展，成果厚实且坚挺，研究方法上历史与现实的有机结合以及多种学科的介入，都使中国边疆领域的研究出现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种种迹象显示，马大正等先生拓荒后开创的一门新兴的边缘、交叉学科-中国边疆学，必将在中国学术界生根、开花、结果。
再从当前中国边疆所处的形势来看，中国边疆学的构建也是刻不容缓的。如所周知，中国政府提出的建设“一带一路”的战略设想，不仅将造福域内各族人民，也必将给沿线的域外国家、地区的人民带来巨大利益和发展前景。实现这一战略，以及时下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国梦、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都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内外环境。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中国边疆地区的恐怖主义已成为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大敌。中国的新疆有东突厥恐怖主义、西藏和台湾有闹“独立”的分裂势力，云南、广西等地的毒品泛滥也十分猖獗。这都给中国边疆学术领域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以往马先生等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做了表率，但仅靠几个人的力量显然是不够的，需要动员全体中国边疆研究学者参加进来。构筑中国边疆学由此也成为学界急需的一件大事。
这一切都预示着中国学术界必将有一个新的学科――中国边疆学的出现。
从学术发展的历程看，吴文藻先生提出的边政学，应该视为开了中国边疆学的先河。
1941年，创刊的《边政公论》在其《发刊词》中说，中国边疆研究的范畴，就是边疆政治。具体言，第一，“政治的实施必须凭借着政策和机构”，所以边疆政策与边疆机构是研究边疆政治的重点。第二，要推动边疆政治研究，“则必对其所寄托的社会有彻底的认识”。[9]为此，就要认真研究边疆民族、边疆的自然环境与边疆文化。次年，著名学者吴文藻先生在《边政公论》第一卷第五六两期发表的《边政学发凡》，发挥了《边政公论》的思想，明确地提出了构建边政学的设想，并给边政学划出了一个轮廓。他认为，边政学就是“研究边疆政治的专门学问”，研究的内容是边疆政治、边疆行政和边疆政策，研究方法则应运用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史学、地理学以及有关国防的科学。由此而言，“边政学”的提法，较之以往人们所常使用的“边事”、“边务”名称，“来得显明确定”，也较为适用。
但是，边政学决不等于边疆学。第一，无论是《边政公论》期刊，还是吴文藻先生的边政学，两者都没有提出边政学的指导思想、概念、理论，例如，吴先生认为，边政学“是从政治学与人类学同时着眼”，“人类学社会学实在是二而一的东西”，“政治学对于边政学之重要，不过次于人类学”。显然，在吴先生看来，边政学实质上就是人类学。这就为此后边政学的研究以民族学的观点为指导思想倾向埋下了种子。马先生则指出，边疆学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是中国边疆史地研究遵循的最高政治原则。实质上是说，中国边疆学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以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为最终目的。两者相比，边疆学要比边政学站得高、看得远，更符合学科发展的规律和趋势。
第二，边政学提出的有关边疆研究的内容范围相对狭小。边政学“就是研究边疆政治的专门学问”[10]，其内容涵盖边疆政治、边疆政策、边疆民族、边疆宗教、边疆文化及边疆自然环境。马先生则指出，中国边疆学是一门研究中国边疆形成和发展规律的多学科交叉的边缘学科，它不但要追寻边疆历史发展的轨迹，还应探求边疆发展的现实和未来，应是一门极具中国特色的新兴学科。可见，边政学与边疆学不可同日而语。
第三，从研究方法上看，边政学与边疆学有相似之处，但后者结合现时学术发展趋势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第四，边政学也提出了要重视实际，要有“实际知识”，但比较笼统。马先生则明确地提出边疆学要将历史与现实紧密结合起来（第三、四两点内容下面再谈）。
第五，台湾学者承袭了吴文藻等先生边疆研究传统后，取得了很多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但可能受到其“研究边疆政治，必先考察边疆民族，这是边政学的特质”[11]的影响，把边政学嬗变为边疆民族研究，“实是进入一个误区”，令人“不无遗憾”（第144-145页）。
边政学出世后，许多高等院校纷纷设立了边政学系，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私立朝阳大学、东北大学、国立中央大学等都设立了边政学系，有的边疆研究社团成立了中国边政学会；举办学术刊物，如顾颉刚先生编撰的《禹贡》；出版了不少有影响的学术论著，如中国边政学会在40年代组织出版了边疆政教丛书。正如马大正先生所说：高校边政学系的成立，是“中国近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机构第一次专门以边疆研究对象设置的科系”，它们和边疆研究社团的有效工作“对于培养熟悉边疆的人才”，“凝聚专门研究人才、推动边疆研究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吴文藻先生“有关边政学学科的设想，仍不失其学术生命力”（第65、71页）。再从当时的内外局势来看，边政学的提出，对于凝聚全体国人的民族之心，抵抗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侵略，维护民族独立、争取民族解放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如果说，吴文藻先生边政学的提出，是中国边疆研究第二次研究高潮的标志性成果，那么，中国边疆学的提出就是中国边疆研究第三次研究高潮的标志性成果。上世纪末本世纪以来，马大正先生和中国边疆研究中心的学者们，逐渐明确地提出了构建中国边疆学的设想。2006年，马先生在“第二届中国边疆史地学术讨论会”上提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近年来所取得的学术成果和正在进行的重大课题为构建中国边疆学作了重要铺垫，疆域理论研究可作为中国边疆学构建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
为使中国边疆学的构筑能建立在更为扎实、牢固的基础上，中国边疆研究中心在本世纪初作出了加强边疆理论研究的决定，并召开一系列的学术会议，出版了《中国边疆学》的刊物，《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开辟了“中国边疆学研究”的学术专栏，对有关边疆理论进行了认真探讨。这就促进了边疆理论研究全面持续升温，成果和人才迭出，云南大学适时编辑、出版了“中国边疆研究丛书”，丛书反映了中国边疆研究学者们对中国边疆学的一些重要问题，诸如中国边疆学的指导思想、任务、性质、对象、基本功能、作用、内涵、研究类型、研究方法、研究文献，以及中国边疆学的框架等研究成果。学者们的见解与观点虽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乏歧义，却说明中国边疆学的构建已成为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
三、马大正先生是中国边疆学的拓荒者
“我的愿望是构筑中国边疆学。”这是马先生2007年回答《北京日报》记者提问时说的一句肺腑之言和良好愿望。实际上，马先生早在20余年前就已萌发此想法，并为实现这一愿望进行了许多艰苦的探索。可以说，建立“中国边疆学”，是一个蕴育于马先生心中20余年的情结。
创建中国边疆学，这是自上世纪后期一直萦绕在马大正先生头脑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近十余年来，他殚精竭虑地为创建中国边疆学而笔耕不辍，先后写了《从中国边疆研究的发展到中国边疆学的构筑》《思考与行动――以边疆研究深化与边疆中心发展为中心》《关于边疆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组织跨学科力量对中国边疆重大问题进行联合攻关》《关于构筑中国边疆学的断想》《深化边疆理论研究与推动中国边疆学的构筑》《边疆研究应该有一个大发展》等论文，多次提出和大力呼吁尽早创建中国边疆学，并从边疆学的理论、政策、研究范围、研究内容（包括研究中的热点和难点）、资料建设等方面做了认真而深入的探讨，从而使自己成为中国边疆学的重要倡导人、奠基人和躬行实践的探索者。马先生在构筑中国边疆学上做的主要工作是：
第一，阐述了构筑中国边疆学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马先生多次说过：“边疆研究要有一个大发展，这是学科发展的需要，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职责”。他又指出：“中国边疆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优良的传统、丰硕的成果，可用‘千年积累、百年探索’来概括中国边疆研究的发展历程。”[12]可以说，中国边疆学是中国几代学者（其中，有的甚至用毕生精力）努力神往的一门学科。改革开放以后，马先生一来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工作，即领导该中心制定了“十一五”事业发展规划，明确将“一个核心、二个服务、三个坚持”作为总体目标。一个核心是，将学科建设总目标确定为在“十一五”期间完成中国边疆学学科的初步理论构筑；二个服务是为边疆研究学科建设服务，为中国边疆稳定和发展服务；三个坚持是，坚持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坚持精品战略、出成果、出人才，坚持面向社会、继续实施开放性科研工作的思想和方针。此后，在马先生和“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带领和推动下，学界出现了自清中叶以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第三次研究高潮，对边疆问题的研究迅速取得了长足进展，特别是实现了两大突破（前已述及）。这期间，马先生和许多学者在基础研究领域和应用研究领域中发表和出版的大量具有战略性、宏观性的以史为鉴的论著，使中国边疆研究呈现出蓬勃向上的大发展态势，正如著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专家方铁先生所说:“作为一个全新学科的中国边疆学已现雏形，并展现了广阔的发展前景。”[13]进一步言，中国边疆学一旦建立，“它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都能得到更充分地发展……实现其为现实服务的功能。”[14]
正是在这一大好形势下，2001年初，马先生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笔谈专栏“面向21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写了《思考与行动――以边疆研究深化与边疆中心发展为中心》一文，文章正式向学界发出呼吁：“为创建一门新兴边缘学科――中国边疆学而努力！”[15]从此，他把构筑中国边疆学作为自己和当代从事边疆研究学人的共同职责和紧迫任务。
第二，提出并多方论述中国边疆学的构想。
马先生指出：“中国边疆学的构筑确实是一个宏大的命题，也是长久以来我的一个愿望和努力方向。”[16]为尽速创建中国边疆学，马先生在他的文集和其他场合多次谈及中国边疆学的构想。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
（1）命名 这门即将建立的新学科可称为“中国边疆学”。
（2）指导思想和最高政治原则 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是中国边疆史地研究遵循的最高政治原则。
（3）任务 通过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进而全面揭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规律和探求维护国家统一、边疆稳定、民族团结的治国安邦之策。
（4）性质 中国边疆学是一门研究中国边疆形成和发展规律的多学科交叉的边缘学科，它不但要追寻边疆历史发展的轨迹，还应探求边疆发展的现实和未来，应是一门极具中国特色的新兴学科。这门综合性学科，既属于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但同时也包括自然科学的部分内容。
（5）对象 研究中国边疆，要做到历史（以史为鉴）与现实（资政育人）相结合。
（6）基本功能 可概言为文化积累功能和咨政育民功能两大方面。具体言之，一是描述功能，着重解决所研究的是“是什么”的问题。二是解释功能，即在说明“是什么”的基础上，解决“为什么”的问题，以探寻中国边疆形成和发展的规律。三是预测功能，即在解决了前两点后，进而探求“怎么办”的问题。其中，前瞻性、预测性与对策性研究是中国边疆学实用价值的集中反映，也是学科服务于实践的直接体现。四是教育功能，中国边疆学本身在世界观、价值观、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等方面给广大民众以直接影响，事实上发挥着直接教育和间接教育的两大功能。
（7）作用 有助于培养人们以史为鉴的爱国主义和自觉维护祖国一统大业和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大无畏精神，并化为实际行动。
（8）内涵
不仅包括中国边疆的历史、政治、经济、民族、军事、社会、文化等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还应包括中国边疆的自然环境、生态环境等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
（9）研究类型 “中国边疆学”分为基础研究领域与应用研究领域，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其中，“中国边疆学·基础研究领域”，包括中国边疆理论、中国历代疆域、历代治边政策、边疆经济、边疆人口、边疆地理、边疆国际关系、边疆军事、边界变迁、边疆人物等诸多研究方面。“中国边疆学·应用研究领域”，则是在基础研究的基础上对当今及未来中国边疆的发展和稳定的战略性、预测性的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其与基础研究领域的不同点主要表现为有更强的现实性。
（10）研究方法 不仅包括传统的历史学、地理学，还因为考古学、政治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经济学、宗教学、语言学、心理学以及某些技术学科的介入，使中国边疆学成为一门交叉学科、边缘学科。所以中国边疆学的研究方法，应是多学科研究方法的整合。
（11）研究文献 国内外现存的正史、文集、方志、档案（尤其是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档案）、野史、笔记、碑刻、近代中外报刊、实地调查材料，以及外国人写的著作、亲历记，等等。
第三，提出有关中国边疆学未来发展的思考与建议。
马先生于2009年5月在云南召开的“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边疆学理论探讨”高层论坛系列讲座上，就中国边疆学未来发展提出了进一步的思考与建议。他认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应深化对中国边疆史的研究，对传统项目研究的开拓与深化、历史上的疑点问题的拓荒性研究 、边疆研究理论上难点的探索、现实中的热点问题研究等四大类问题应展开持续研究。马先生还指出，为推动中国边疆学的构筑，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者需要对中国边疆学的理论框架、内涵与外延、功能与特点、与相邻学科的关系等问题有一个明确而又完整的说法；要让管理部门认同构筑中国边疆学既是学科发展的需要，又能对当前中国发展问题有用；边疆学应进入高等院校，设置相关的硕士、博士边疆研究专业非常重要，这方面要向云南大学学习。
马先生还多次提出边疆学应进入高等学校，表明他非常重视推动边疆教育，认为这是构筑中国边疆学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所谓边疆教育，一是社会教育，马先生撰文或在各种场合大力宣传边疆与普及边疆知识；二是学校教育。马先生身体力行，自1999年以来，亲自培养了6名博士研究生，并促进了山东大学和云南大学边疆方向博士点的设置。
以上马先生阐述的中国边疆学的主要内容，为中国边疆学的创建奠定了扎实基础。
我认为，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部类学科的研究中，将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结合最为紧密的，当属中国边疆领域的各门学科。现在，是将它们整合在一起的时候了。而在这门新学科的构筑中，中国边疆学的框架是极为重要、甚至是首位的工作。许多学者为此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有价值的意见。其中，我个人认为，马先生按照学科门类研究古今贯穿、边疆理论研究先导、基础研究与现实的应用研究相结合三原则而制定的框架最值得关注、思考。
马先生关于中国边疆学的框架图
中国边疆考古学
——中国边疆历史学—— 中国边疆文献学
中国边疆研究史学
中国边疆安全学
中国边疆法制学
――中国边疆政治学 ―― 中国边疆军事学
――中国边疆经济学
――中国边疆人口学
――中国边疆文化学
―― 中国边疆地理学
――中国边疆民族问题研究
在上表中，我觉得是否在“中国边疆民族问题研究”下平行加个“中国边疆与域内外交往学（史）”。“中国边疆管理学”是否改为“中国边疆行政管理学”；“中国边疆管理学”下平行加个“中国边疆教育学”。这样，似乎更符合马先生提出的中国边疆学的功能和加强边疆教育的意见。
今年是马大正先生八旬大寿之年。他的同事、朋友、学生自发地编辑出版一本论文集，以示志贺。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大好事，不仅是为一位德高望重的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庆贺生辰，更重要的是借此机会进一步总结百年边疆研究的成果与经验，以促进边疆研究的纵深发展与中国边疆学的加速创立。
我与马先生相交较晚，但很早就知道他的大名，对他孜孜以求地研究边疆的精神及成果深感敬佩，尤其是他的“拓荒”（马先生为构建中国边疆学费了极大心血，他的一系列工作和成就使我感到，称他为“中国边疆学的奠基人”一点也不为过分。但马先生十分谦逊谨慎，几次带着近乎央求的口吻，要我不要用此称呼。恭敬不如从命。）精神更是深深地感动和激励着我；马先生大约对我也有所了解，故在我退休以后，与朱诚如先生一起建议，并聘我参加清史编纂工作。2004年，我出任国家清史编委会主办的“中华文史网”主编后，与马先生来往较多。当时，他虽然不主管网站，但对我们非常关心与爱护、扶植，有两件事给我印象最深:一是马先生看了《史苑》（中华文史网电子刊物，最初一月一期，每期约10万字）后说：“咱们都搞过刊物，一个月一期，不要说组稿（《史苑》规定，作者必须提供原创稿件）、审稿、改稿，就是校对也需要不少时间。”嘱咐我们工作要劳逸结合，使我很感动，后来我们适时作了调整，改为两月出一期。二是他在一次中华文史网召开的工作会议上，除了肯定网站工作未出政治和其他问题，对我们工作感到放心外，还强调指出：“你们上网的稿件，心中无数，逮住什么（稿件）上什么。”希望我们多了解各学科发展状况，做到心中有数，才能把网站工作搞得更好。这番话，使大家很受鼓舞和教育，工作方向更加明确了。几年后，因工作需要，我被调到通纪组任外聘专家，工作之余，有心跟马先生学习边疆史地知识，通读了《马大正文集》，并写了几篇读后感，刊发在几个报刊上。通过学习和马先生的面授，我对中国百年边疆研究和中国边疆学的创立过程有了一丝了解，遂写此文以表达我对百年边疆研究成果的祝贺，并预祝中国边疆学早日创立，为维护和发展中国的大一统事业和多民族国家巩固而不断地取得重要成就。同时，也预祝马先生身体康健，为中国边疆研究和中国边疆学的创立，继续作出彪炳史册的贡献。
[1] 马大正：《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4）》第556页、前言第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以下引用本书时，只在正文中注页数。
[2] 张世明：《嘉道咸时期边疆史地学的繁荣与经世致用思潮的复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1期。
[3] 柯象峰：《中国边疆研究计划与方法之商榷》；《边政公论发刊词》，马大正主编：《民国边政史料汇编》第1册，第3页，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
[4] 概言之，前两次中国边疆研究高潮时期，多侧重于中国边疆史地的个案研究，我们只要看看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和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清代边疆史地论著索引》就可一目了然。如，在该书“总论”中，大多就边疆论边疆，研究边疆的定义、边疆纠纷、边疆危机与失地；在该书“对外关系”中，大多叙述欧美、日本各列强对中国边疆的侵略活动、每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过程，斥责清廷卖国行为，赞扬中国人民反抗斗争史实等。颇负盛名的《禹贡学会》除编《中国地理沿革史》外，只有几种地理沿革图、中国地名辞典，辑录地理书籍中各种文化史料，整理历代的地理志。（第558页）外国学者中，如1934年去世的日本著名学者内藤湖南教授出于“日人经营我东三省政策一面”，而为“满蒙丛书所收东北史地诸书”作解题，如考证明代女真的疆域、清朝姓氏，以及“自来史家所未留意”之“自奉天出辽西的路线”等。（见周一良《日本内藤湖南先生在中国史学上之贡献》，《史学年报》第二卷第一期，1932年）
[7] 以上所述马先生的见解和意见，可参看《马大正文集》有关论文。
[8] 马大正：《马大正文集》第588页，世纪出版集团等，2005。
[9] 马大正主编：《民国边政史料汇编》第1册，第4、5页。
[10] 吴文藻：《边政学发凡》，马大正主编：《民国边政史料汇编》第1册，第489页。
[11] 吴文藻：《边政学发凡》，《边政公论》第一卷，第五、六期。
[12] 马大正：《深化边疆理论研究与推动中国边疆学的构筑》，《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1期。
[13] 方铁：《论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2期。
[14] 《骥行万里志弥坚 平生抱负在边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马大正研究员访谈》，《东北史地》2009年第4期。
[16] 马大正：《深化边疆理论研究与推动中国边疆学的构筑》，《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