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洵老师离开我们巳快一年了。我们多年师从这位令人尊敬的导师，并一直受其教诲，因此，内心一直萌动着为他老人家写点什么的强烈冲动。由于前段时间特忙，被搁置下来了。时值李洵先生的自选文集——《下学集》出版，拿着这本厚厚的文集，睹物思人，李洵老师的音容笑貌重又出现在脑海里，他是那么地慈祥，仿佛耳畔又响起了他那和风细雨般地淳谆教诲！感情再也不能自己了，于是，拿起了这支沉重的笔。千言万语不知从何开始，让我们从《下学集》谈起吧!
一
李洵先生，辽宁北镇人，1922年出生。1945年毕业于北平临时大学文学院史学系。1948年，到解放区的东北大学任教，从事中国通史的教学工作。在大学读书时，李先生兴趣很广，对豢汉史、辽宋金元史都想学习。谢刚主先生的一部《晚明史籍考》，把李先生引上了研究明清史的道路。这是李先生学术生涯的重要转折，从此，明清史就与先生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先生毕业为之奋斗的事业。李先生从事明清史的教学与研究四十余年，硕果累累，享誉海内外，形成了自己的体系，主要著作有：《明清史》、《明史食货志校注》、《正德皇帝大传》，及与薛虹先生合著的《清代全史》第一卷。另外，尚有重要论文三十余篇，可谓著作等身。李先生晚年，在学生的再三敦促下自编文集，对平生学术进行总结，将有保存价值的文章，汇集成册，这就是摆放案头的《下学集》，它大体反映了先生明清史的研究状况，那么，为什么要取名为《下学集》呢？先生生前未曾透露过以“下学”命名文集的缘由，弟子不敢妄加揣度其含义，近读《论语》，在《论语，子路第十三》发现有这样一段话：“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臼：‘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这也许就是先生文集命名为“下学”的典故出处吧!“下”的原意为位置的低处，与“上”相对。“下学”可以理解为基础的知识，普通的学问。联想到先生为人和蔼谦逊，自然，这也应是先生学术人格的自谦。但先生的学问并不象他所谦虚的那样，他的《下学集》是他积数十年之功，研究明清史的精粹所在，学术范围很广，且在诸多领域都有精辟独到的见解，谓之“上达’也是当之无愧的。
经济史研究向来为治史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所重视。先生也用力颇勤，通过深入细致的研究，向学术界贡献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先生认为，二百七十六年的明代经济史，既是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解体的历史，同时又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发展的历史。它以公元十五世纪中叶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十五世纪中叶以前，包括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五朝。在这一时期内，由于明政府施行了一系列旨在恢复社会生产的措施，迅速排除了蒙古贵族统治所带来的落后因素，封建经济得到了较快地恢复和发展。田土的垦辟，税收的增加，接近或超过前代最高水平。但其社会经济结构基本上是宋元封建经济结构的延续或恢复。中国封建经济史发生深刻变化，从公元十五世纪中叶前后开始。发生于明中叶的全国性流民运动，造成空前的社会震荡，紊乱了正常的封建秩序，对宋元以来的经济结构起了破坏作用，是明中叶以来社会危机不断加深的根源。同时，相当数量的流民在被抛出正常生活轨道，与劳动条件相分离后，转化为自由的以出卖劳动力为主的雇佣劳动者，为城市手工业和乡村农业经营提供了充足的廉价劳动力，为中国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准备了前提条件，明代流民具有不完全的和被延缓的资本原始积累的性质。因此，明代前期是宋元以来封建社会的后期阶段，明中叶以后则是资本主义萌芽和发展的时期。资本主义萌芽是明代经济史最主要的内容。见“从王祯《农书，到徐光启《农政全书》所表现的明代农业的生产力水平”《下学集》第52页》先生在对明代经济史总体把握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先生在对明代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明代流民、中国十六世纪的海盗等方面，做了精深的剖析之后，对明清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发展的阶段性及特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应当发生于公元十五世纪中叶，十六、十七世纪有所发展，十七世纪后期到十八世纪末，进入了一个缓慢发展的时期。十九世纪以后，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影响下，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被歪曲、被压抑，形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资本主义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阶段性及其特点”同上书第20页
明清政治起伏迭荡，扑朔迷离，吸引了众多才华横溢的研究者。先生在这一领域也奋力爬梳，成就赫然，使明清史研究放射出异彩。明代的内阁和司礼监，在明代政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成为研究者众所瞩目的课题，分别就内阁、司礼监研究的专著，论文颇多，也巳达到相当的深度。先生远见卓识，独辟蹊径，对明代内阁与司礼监的结构关系做了独创性的研究，他认为，讨论明代内阁问题不能不谈司礼监，更不能割断两者在政治结构中的相互联系。内阁职掌票拟，司礼监“掌章奏文书，照阁票批红”。内阁是“外内阁”，司礼监是“内内阁”，它们是皇帝行使皇权的两架办事机器，和皇权组成明代特有的最高决策机构。“明代内阁与司礼监的结构关系”同上书第136页
大礼议是明代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影响明代政治甚巨。先生对这一问题做了纵深的历史考察。先生认为，表面看，大礼议似乎是明世宗入继帝位后的继统与继宗之争，事实上，有着更广阔的政治背景与深刻的影响，是十五世纪中叶以后明朝统治危机的表现，沸沸扬扬的大礼议以皇帝的胜利而告平息。大都是新科进士或地方下吏的议礼派官员被重用，进入政权中枢，他们有别于几朝元老，具有改革的思想，推进了嘉靖改革，揭开了十六世纪后改革浪潮的序幕，同时，党争的展开，内阁权力的增大，政局动荡不安，都和大礼议有直接的关系。“‘大礼议’与明代政治”同上书第147页
明末的东林党也是明史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李先生以其特有的视角，对东林党形成的原因，内部组成，政治主张进行了分析，认为东林党是在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阶级斗争有了新内容的情况下产生的。因此，东林党争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各次派别斗争，它不是一个阶级的政党，有着广泛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是地主阶级和城市中等阶级的联盟，“明末东林党的形成及其政治主张”，同上书第234页
明清交替与中国历史进程也曾是学术界热衷的话题。先生为这个问题的解决，也贡献出了自己的智慧。先生在详尽地论述了十七世纪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发展总趋势、明亡后各种政治势力的斗争、清入关和统治全国的影响等之后，得出结论说，中国封建社会经过唐宋时期的繁荣和明前期的发展，其内部已蕴育着某些解体的因素。十五世纪中叶出现的流民运动使政府赋役征收系统发生紊乱，小农经济瓦解，资本主义萌芽出现，赋税征收白银化，都反映了封建制解体的特征。十六世纪之后，中国社会向着封建制解体、资本主义萌芽发生发展的总趋势演进，与当时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总趋势是同步的，而明末贵族大地主的统治严重阻碍了这种发展的趋势。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虽推翻了明朝贵族大地主的残暴统治，为中国历史的发展扫清了一大障碍，然而，由于内部的争权夺势及政策的失误，清朝势力得以入关，君临天下。残酷的民族征服战争使发达的江南经济备受摧残，十六世纪以来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趋势呈现停滞状态，清初，对民营手工业采取的某些限制政策，也妨碍了民营手工业的发展。更由于清朝势力在入关时尚处于封建领主制阶段，社会发展水平低于内地，带来了落后的农奴制生产方式，干扰了中国历史的进程，虽然到了十八世纪前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复苏，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再次获得发展的机会，但时间巳整整过了一百年，而这一百年，正是世界各国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时期，中国却落后了一大步。“四十天与一百年——论明清两王朝交替的历史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同上书第439页
其它如明代的官和吏，明代政界的地域性从政限制，明代江南士大夫势力的兴衰，明末政局、明武宗、明朝全辽政策、建州女真的社会性质、雍乾政治等，先生皆发前人所未发，表现了非凡的学识。
文化史在明清史研究领域，是一个薄弱环节。先生厚积薄发，也为学术界献上了一份厚礼。明代教育发达，士子人数达几十万，只有少数能科举及第，金榜题名，大多数被排挤在仕途之外。在士阶层中普遍的存在着一种失落感。先生通过对明嘉靖年间有名的文学家卢楠之身世，特性及不幸遭遇的个案分析，探讨了中国十六，十七世纪知识分于的社会地位，出路等一系列问题。认为，当时多数士子既无地位、功名，又无财产，纷纷寻找各种非“正途”的出路，有的出卖诗文当“山人”，做食客，有的谈兵击剑，寻求立功机会，有的做吏，有的经商，结果导致了“士风丕变”。“说‘卢楠之狱”同上书第309页
明中叶后，随着王学的流行，各地大建书院，讲学运动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由于讲学偏离官方哲学的准则，“离经叛道”的“异端”。气味浓重，在嘉靖、万历、天启三朝都发生过毁书院，禁讲学的事件。先生认为，中国十六，十七世纪，社会意识形态观念发生变化，“存天理，灭人欲”命题的真理性开始受到怀疑，王学所提倡的“人人皆可为圣人”，使人猛醒天理、人欲可合二为一，圣人和干民都具有“良知”上的平等地位。泰州学派走得更远，已非名教所能羁络，他们的异端思想通过书院讲学，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对程朱理学构成挑战。形成了社会信仰危机，为了保护没落的朱学，挽救旧的意识形态的危机，政府两次下令拆毁全国书院。天启时，魏忠贤宦党集团更大规模地拆毁书院，惩治讲学人员，已经远寓了意识形态的争论，是宦党集团铲除政敌的一种暴力手段，明代发生的几次毁书院、禁讲学事件都以这种政治文化的变动为背景。“明嘉、万，天启三朝禁毁院之政治文化背景”同上书第325页
十六世纪以后，中国历史进入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不但经济、政治方面有不少变化，社会意识形态，尤其是社会的政治思想，也充满着这种变化的轨迹。十七世纪中叶的明末清初，曾出现过三位大思想家，即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就对当世的影响来说，顾炎武最大。先生对顾炎武的七篇政治论文进行了论述，认为顾炎武在其“郡县”等七篇政治论文中提出了封建专制主义体制的改革问题，中国十七世纪白银问题，十七世纪中国地方政治势力的发展问题，军制改革问题，“联天下之半”组织抗清政权问题和江南独立抗清的经济基础问题。顾炎武在十七世纪中叶提出的这些社会问题，是中国封建社会发生变动和资本主义萌芽有所发展的反映。“论顾炎武在‘郡县’等七篇政治论文中提出的社会问题”同上书第337页
李先生在明清史研究领域，学术造诣甚高，创意颇多，一篇短文不可能做详细的介绍。上面的引述只能概略地举出先生的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挂一漏万在所难免。但这已足以显示先生研究明清史的成绩和卓然大家的风范。
二
上帝是公平的，给予每人个的时间都是二十四小时，据最新生理科学研究成果显示，人脑的先天差异甚微。那么是什么因素促成了先生学术研究的辉煌呢？当然，先生成功的原因很多，但与其治学风格关系尤大。我们跟随先生多年，对其治学风格略有领会，下面简述一二。
1。志存高远
先生出身书香门第，自小即受到乾嘉学派学术风格的熏陶，对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非常热悉。先生曾说，他最早阅读的学术著作就是考据学者的作品，而且，为其深深折服。但先生不固定一隅，能吸取众家所长，特别是在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后，完成了史学观念的转变。不为了历史而历史，以探索历史发展规律为己任。先生常说，什么是历史学呢？历史学就是对历史问题的哲学回答。先生是治明清史的，研究明清历史的发展变化规律是其主要任务。先生认为，耍弄清楚明清历史的发展变化规律，光研究明清史料是不够的，必须把明清时期放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和世界历史的范围内来考察，才能实现。因此，先生相当重视纵横两方面的知识素养，先生对中国通史的丰富知识，是如我等晚辈后生所望尘莫及的。记得有一次课间闲聊，先生嘱咐我们不要虚度青春，趁年青时多读书，将终生受益，并以自己的读书经历教育我们。他说，他上中学时，读的是教会中学，学校课程以理科为主，不开中国历史，放学回家，在其家父的督促下，每天读一卷史书，从《史记》开始，每天如此，中学期间，就读完了前四史。以后，坚持不懈，二十五史都认真通读过。其中，《唐书》印象最深，时隔数十年一提起唐史人物，就大概知道在哪一卷。《四书》是他那个年代的人必读的，先生开始读的是白板《四书》，没有断句，他读过的这套《四书》，至今仍摆放在他的书架上。先生除了有“通”的深厚功底外，还有较高的世界历史修养。这从他的许多论著中都能看出来。如他在《十五、十六世纪明代中国若干历史问题》一文中指出，在公元十五世纪存在一个以明代中国为中心的亚洲世界，在清前期仍保持着亚洲世界的核心地位，先生对明清时期中国在亚洲世界的历史地位的合乎实际的评价，是建立在对亚洲历史深刻了解的基础上的，又如在《明代流民运动》一文中，把明代的贵族田地与英国羊吃人的田地做比较，概括出明代中国资本原始积累过程的历史特点，这些都说明，先生对世界历史是相当熟悉的。因此，他的观点常常在较高的角度提出，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及中国未能实现近代转型原因的解释也具有更强的理性色彩。
2。史论结合
对历史的认识是通过对史料分析，归纳等研究方法取得的，史料是历史工作者复原历史本来面貌的重要手段。离开了史料，就无法进行历史研究。但任何历史研究都是在一定理论指导下进行的，正确的理论往往使研究者事半功倍，取得意想不到的成绩。因此，理论修养在历史研究中是同样重要的。先生1948年到解放区的东北大学任教，为适应新的形势，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基础，完成了历史观的根本转变。在以后的学习和工作中，对马克思主义坚持不断地学习。先生对《资本论》情有独钟，多次反复研读，领会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历史的方法。先生在教导学生时，也强调《资本论》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要学生学习马克思研究问题的方法。记得读硕士研究生时，在先生给我们开列的大量必读书目中，《资本论》位居必读理论书目的最前列。但先生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必须和中国历史问题相联系，“新史学基础理论的提高，要求自己的历史业务知识必须相应提高，否则，理论越学越空”见《下学集》自序因此，先生对史料功夫也极为重视，年轻时，凭着身强力壮和献身明清史研究的热情，上课之外的全部时间都在资料室中度过，按步就班地看《明实录》，且一边看一边摘抄。以后，由于研究工作的需要，先生把《明实录》读了两遍半。《清实录》也读到嘉庆朝，先生生前，常以未能通读《清实录》为憾。此外，有关明清史其他史料和近人著作也广泛阅读。读书之余，就将自己的心得写成论文。总之，科学的理论方法和具体研究实践相结合，是先生治学的一大特点，也是使先生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原因。
3。抓住时代特点，确立稳定的研究方向。
十六至十八世纪，在世界范围内，是封建制度逐步消亡，资本主义制度逐步确立、发展的时期。虽然中西社会发展道路不同，历史结果也大相径庭，但历史发展的多样性中，也表现了某种程度的统一性。此阶段的中国封建社会也巳进入晚期，虽封建社会结构仍占居主导地位，然亦显露出解体的征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已经产生，并有所发展，不过，中国历史并未自动地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在外来资本主义的冲击下，形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的社会形态，李先生在民族责任感、历史使命感的驱使下，紧紧抓住这个时代的特点，感受时代脉搏的跳动，围绕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发展及其受挫这个中心，多层次t多渠道，全方位地层开其学术研究，并取得系统的研究成果。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告诉我们，生产关系的性质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商品经济的发展，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的前提。因此，先生研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首先从考察明代生产力发展状况，商晶经济繁荣程度入手，撰写了“从王祯《农书》到徐光启《农政全书》所表现的明代农业的生产水平”、“从明代商品种类和价格变动看商品生产的发展”，对明代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商品生产情况做了基本估计。在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条件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撰写了“明代流民运动”，“公元十六世纪的中国海盗”，考察了明代中国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过程和特点，进而，扩大研究领域，将思维焦点转移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发展对政治、文化思想的影响上，如“论明代江南地区士大夫势力的兴衰”、“明末东林党的形成及其政治主张”、“论明末政局”，“明嘉，万，天启三朝禁毁书院之政治文化背景”、“论顾炎武在‘郡县’等七篇政治论文中提出的社会问题”等文皆是。先生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原因的探讨也不吝笔墨，写了“明末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初探”、“四十天与一百年——论明清两王朝交替的历史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为说清清兵入关和统治全国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迟滞的影响，对清入关前的历史也给予了高度重视，写了“论明朝的全辽政策”、“公元十五世纪到十七世纪中叶建州女真族社会性质问题的探讨”等文。其它论文也都大致围绕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及其发展迟滞这个主题。总之，先生的学术研究并不是为了写文章而写文章，急功近利，东打一枪，西放一炮，每个具体问题的研究都服务于其崇高的历史使命感。先生在教我们如何做学问时，也强调这一点。要我们研究问题相对集中，只有如此，才能多出成果，写出有深度的论文。老师的话，弟子未敢一日忘怀，只是做得不够，有负老师厚望。
4。虚怀若谷 容纳百川
先生和蔼谦逊，自尊自信而不固执武断，这种人格特性表现在做学问上，就是容得下不同意见，提倡学术民主，博采众长。先生给我们上课时，常鼓励大家讲出自己对某些历史问题的看法，他说，学生不一定非得同意老师的观点。在学生毕业论文的指导上，体现更为明显，主张学生自选论文题目，不必局限于老师的研究范围。对学生如此，对学术界同行也是这样。先生《明代流民运动》一文发表后，反应强烈，有人提出不同意见与先生商榷，先生不但未予以反驳，而且从文章本身找原因，吸取别人的正确意见。先生在认为“这是我的一种学术上的创意”的同时，也承认“还须更多的论证，才会成立”。这是多么虚心的态度！
在具体研究方法上，先生更是提倡运用多种手段进行研究，先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非常熟悉，如阶级分析方法，先生运用娴热，广泛使用。但并不排斥其它研究方法。如考据方法，先生就时加使用，且得心应手，典型的例子就是《明史食货志校注》。《明史食货志》问世巳二百四十余年，出自多人之手，且迭经改写，故史实、文字、资料出处等方面多有讹误，称引之际，颇多顾虑。先生不惜花大力气，用《明实录》、《明会典》、《明史》的经传、稿志及明人笔记、文集等资料，——校勘、注释，完成《明史食货志校注》一书，所改错字、校正史实甚多，另外，还将心理学理论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如先生在研究明武宗这个有趣的历史人物中，注意对其心理、性格特征的描述。在论说卢楠时，也是如此。
先生的一生是和明清史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三十四岁时，就写出我国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明清史》，虽先生常称是“少年之作”，但它确实哺育了几代明清史工作者，直到现在，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在以后几十年的研究中，先生更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明清史研究成果。现在，先生巳故去一年，对先生的研究成果能否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在这里，我们不想加以评说，我们要说的是，任何学术思想都是时代的产物，当然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印记。对李先生的学术研究也应作如是观，但不论怎么说，先生的成果曾代表了一个时期我国明清史研究的水平，是我们将明清史研究推向更深层次的基础。凡研究明清史的，先生的论著是不可不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先生的研究成果是明清史研究史上的一座丰碑，更是一缕春风，她将吹开明清史研究领域里的众多花朵!
（资料来源：《史学集刊》1996年第4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