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老师：
元旦前夕甫寄一函恭贺新年，1月9日即得回应。你回信总是那么快，那么及时。我像往常连接目诵两遍，领会再三。你对拙著《晚清政治革命新论》的撰写再次悉心点化，一句“盼早日脱稿”尤其令我感慨系之。你说:
近年来年轻人往往绕过重大选题而选择冷门，虽有创获，但对传统旧说冲击不大。这种“攻坚战”，太少人去做，也是当前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缺憾。
你大概又在动员和鼓励我加盟于这样的“攻坚战”。其实，你不知道，我总觉得“高处不胜寒”，而且自量功力与才识等个人素质均无从谈起，不足以厕身其间，以免太累。拙著就试图尽可能回避某些劳而无功的烦恼，多说些平淡无奇的话，也许更符合如今做教员的职业特征。我倒有点纳闷：既然你谋开风气的念头无从减少，锐气不逊当年，近来《历史研究》编辑部约你撰文评述目前的近代史研究状况时，你又何必婉辞谢绝？其一以贯之的逻辑思路安在？我当时来不及细想，只把准备回函的信封写好，就埋头赶写书稿和应付博士课程中的两门外语去了。这一埋头就如武陵人，竟不知秦汉魏晋。我哪能知道，就在3个月之后，你却匆匆空悬绛帐，从此天上人间！
你不知道，就在你溘然弃世的前天晚上，我在回函辞谢华中理工大学“人文讲坛”之函约时，还建议对方多邀请像你这样既不乏敏捷思维、又身怀口才绝技、还洒一路宗师风采的学长去开启那些自命为跨世纪人才的大学生。我还自作主张，把你的住址连同邮编详告对方。也正是在这天晚上，我回函你所关注的《曾国藩学刊》负责人，请求对方在载有拙稿《曾国藩研究三题》的该刊第三辑出版后，代我寄呈你一份。同样是在这天晚上，我同拙著的责任编辑建国社长通电话时，也介绍了你对拙著的再三指点与垂念。至今我无法知道，究竟是哪只看不见的手在你即将乘鹤而去时既不明说，却又频频操纵和暗示我集中做些与你有关的事。如今拙稿总算已经写完，该轮到我把那个空信封拿出来赶写回信的时候了。如果你泉下有知，我要对着你的亡灵拉拉家常，说几句一直来不及说的心里话。倘若蕊珠羽化只意味着一颗智慧之星的毁灭，那就权当自言自语，让我一吐积郁于胸的哀思吧！
窗外不见明月，惟有寒星闪烁，秋风萧瑟。站在京杭大运河的南端，我透过杂乱无章的指天高楼再往南望去，仿佛看到你麟吐玉书之地，看到你襄理侨乡校政之所，还有你晚年卸下兼差专守羊城杏坛之家。虽然师母孙茜老师在暑假前就已赐函提醒：我曾去过的那个家早已人去楼空，连师母也已携哀他迁，但在我的心目中，南国羊城的天河北路375号303房将是一个永不消失的空间，因为它曾经牵系着我的成长。有情的飞鸿数十次风雨无阻南携你的手谕，其中绝大部分就是从那里启程的。
有位新西兰作家说，福建的长汀是赤县神州最美丽的两座县城之一。我不知道此话是否属实，我只知道你的父亲震东公就曾在那里组织劳苦乡亲奋起暴动，直至血染桑梓。你身落尘埃时的第一声呼喊就来自长汀。大概因为烈士的雄姿强化了长汀的美丽，才有人为之赞叹和倾倒。大概因为烈士的血脉造就了你矢志求真而义无反顾的学人风采，才使你在宁静与沉闷相匹配的史学园地显得有些与众不同。
大学二年级时，经中国近代史课程主讲教师林增平教授提示，翻阅《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方知你时岳师之名。时值中华人文学术时兴“拔乱反正”。不知是专业性质的局囿，还是研究素质有别，哲学界与文学界抢尽风头，不乏才华横溢的大手笔。相比之下，史学队伍则以“马后炮”或事后诸葛亮居多，常见奢谈打“死老虎”，还不乏“怀旧”的职业病，以独立见解开风气者却屈指可数。在我看来，你就是那少数中人。无论是执著求真的态度，还是放眼未来的豪情、才识与文采，你都在一流。
我曾口出狂言，毕业时就报考你或与你的学识、才情、风格相近者的研究生，圆一个“走出潇湘”的少年之梦。孰料随后不久，家中既遭变故：年近花甲的家父突然双目失明，已经分配到户的两亩“责任田”亟待承耕。我身为农家独子，别无选择，只盼早日打道回家，先把双亲接出再说。当时以为自己年龄不大，外语成绩也不算差，将来至少还有资格考它十年八载。却没想到，一旦走上工作岗位，肩挑教员、儿子、丈夫、父亲四位一体的责任，自己所能追求的就不完全是那么回事了。况且，由于有过两次高考分数偏高而阴差阳错连遭冷落的心酸经历，我还有点相信缘分，此生所欲求的，又往往是此生所未得的，也许我原本就没有立雪李门的缘分。至于后来借助于学术会议，得以识荆，接受你的教诲，连同一份非同寻常的关怀与垂爱，补上一段师生情缘，那并非我敢梦想的。
1985年，那是白兰瓜的季节，我作为益阳师专的青年教员，厕身于学长云集的全国第三届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开幕式那天，总算看到了坐在主席台上不带讲稿侃侃而谈的你：一个由瘦弱身材衬托出干练与利索的你，一个微笑有分寸而抽烟无节制的你，一个如雷贯耳的学术声名与花白的头发大致相称却与实际年龄不完全相称的你，还有一个虽并不好“斗”，但仿佛只有在即兴辩论时方可充分展示思辨强项与语言表达能力的你。
分组讨论的第一天下午，你从兰州大学讲学返回，主持小组讨论。当你的老搭档赵矢元教授简短地通报上午的小组讨论情况后，经过短暂的冷场，你突然提出：下午的发言以齿叙，从最幼者开始。话音刚落，睽睽众目齐射我这个没见过世面和上不了台盘的山野顽童。我期期艾艾，窘迫得连推辞一类话语也说不好，只能红着脖子结结巴巴说几句，交差而已。当人民大学的宫明老师向我提出一个并不很难的问题时，我也紧张得不知如何措辞。还是热心的赵矢元先生主动替我解答，我似乎才对“解放”、“仗义”等词多了一分贴切的理解。也许因为有了你把我逼上“梁山”这一遭，才使我有可能在此后的学术研讨会上不至于过分胆怯，即使“答记者问”之类，也不再吞吞吐吐。
逼迫归逼迫，交往归交往。既然我连小组发言都那么紧张，自然不敢乘机向你靠拢请益。那是因为你的名气太大，而且在我看来，你属于才子型的史家，才子又往往是孤傲的别名，不好接近。我还猜想：你已经南下，出任汕头大学的副校长，在我们国家，那也是既不大也不小的官衔，你可能会有副校长的架子，可能不同于我所熟悉的林增平老师那样的校长。林老师是既不想“入道”，也不擅“入道”，才始终保持一份忠厚长者的书生本色。某日下午，我尾随徐泰来先生和你，在甘肃省委干部招待所附近寻找邮局，把会议资料寄回家中，一路上都在静听你俩叙说师生情话，始终不敢张嘴插一句。个中木讷与呆滞，实秉性使然。
两年之后，徐泰来先生在张家界主持中国近代史宏观研究讨论会，你姗姗来迟。在此会上，我针对你那山鸣谷应的“两种趋向说”斗胆提出两点质疑，言下之意是主张在你停止思维的地方继续前进。当时我还为你的迟到而庆幸，因为你听不到我的发言。其实，那不过是我自作聪明，你从提交会场的论文中就已看到来自无名小卒的批评。
再过两年，亦即1989年，当张家界的邻里天子山再次举行同类研讨会时，主席台上传来你的声音：
有位青年学者对我的观点提出批评，他的观点是对的。我由于受民族感情的制约，没有把问题阐述清楚，还自相矛盾……
你的一席话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孟浪后学与一代宗师之间的心理距离由此荡然无存。我总算明白，这就是作为学术大师的你。与其说你瘦弱，还不如说你高大。你不仅可敬，而且可亲。在这一点上，你同曾经鼓励我挑毛病的林增平老师并没有什么区别。
该会闭幕式刚结束，还不到晚餐时间，我在走廊上遇到一向满面春风善待后学的张磊老师。张老师先是鼓励后学一番，然后屈尊邀我到他的房间坐一坐。原来，你们师兄弟就住在同一个房间，你正在关门吐雾。当你的师弟张老师把我介绍给你时，你轻轻地说一句“我知道”，辄示意我坐在你旁边的椅子上。显然，该轮到我向你和张老师走近的时候了……
承颜接辞之后，便是赓续不绝的书信往来。数易寒暑，无从间断。你很清楚，尽管我已从益阳师专调入湘潭师范学院，那也不过是从一个黄土高坡移居另一个黄土高坡，习史的资料、时间、经费乃至文化氛围在在稀缺，举步维艰。每当在研习过程中遇到难题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寄函向你求援。你不嫌弃我这个散兵游勇的浅陋与平庸，有求必应。你著书立说是大手笔，函授传檄也是身手不凡。每函一般是满满的一页，个别时候是两页，字形不大，开门见山。话治学，评学风，品味世道人情，论说古今人物，你都推心置腹，几乎无所不谈。1991年10月武汉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国际研讨会与1993年11月康梁研究国际研讨会期间，你又耳提面命，要言不烦。无论是阅读函示，还是面聆教诲，我都如坐春风。个中收获与快意，岂能凭借语言表达清楚！因为每一句关问都源于一份爱心，每一次鞭策都蕴涵一份力量。我虽明白，你并没有义务为我如此付出，但我不明白，像你这样的好人为何偏偏寿命不长？
尤其令我感动的是，为了改善我的工作环境，你带着病体，接连替我设计过好几个报考博士生的方案和工作调动方案，此类函件多达十余封，酣语长情充斥字里行间。1992年7月13日手谕就提醒我：
你这次能评上副教授，则是否再考博士生，似可再斟酌。为了离开湘潭，还可以有其他的办法。
同年9月25日钧示云：
报载，国光公司拟在湖南重奖“高考状元”，结果引起一声风波。省高教局不出示“状元”名单，经民间多方努力，找到了二名“状元”已发奖，尚有二名没有找到，有关领导对此至今尚未表态。这件事突出地反映了某某领导人的保守，令人扼腕。你想早日离开湖南的意愿就更加可以理解了。我一定替你留意，有了机会，将立即通知你。
正当你四处托人替我落实接收单位时，已故陈旭麓先生的大弟子郑云山教授也在西子湖畔为我争取调入，而且办事速度颇快，据说与校长沈善洪教授过问此事有关。次年春，杭州的商调函即将抵潭，我因双亲不愿意离湘随迁而有些犹豫，辄就此情向你函禀，不意你于一周之内专函裁点——
世佑：
来书奉悉。你谈的情况，似乎比我想的还糟。既如此，那么，还有什么可犹豫的？不管怎么说，杭州总要比湘潭好得多。所说的“距湖南太远”，根本不成为理由。为什么非在家乡老死不可呢？这种“家乡观念”，实质上也是封建观念，是一种不开化、不文明的表现，所谓“故土难离”、“安土重迁”之类。凡有所成就者，有几个是在家乡干事业的？
杭大的情况我也不甚了了。曾有一位吉大的同事调到杭大去，但没有深谈过。不过，作为省城的大学总不至于比你们学校差吧！杭州的气候也不太好，夏天太热，但我想也不会比湘潭坏到哪里去，至于其他自然条件是湘潭所不可比拟的。
我觉得，你应该取积极态度，而不是消极地等待，即使家属的工作一时难以安排，也在所不计。去了再说。此复。祝顺遂。
时岳
4月6日
我自6岁发蒙采芹，历时十余年，认师若干，像你这样一针见血严厉批评和指点到家者，可谓独无仅有。手捧此函，五尺男儿有感于大匠塑人的颜范与神力，热泪不招自引。儿时常听家母说：爱之深而责之切。不知此言是否可以普泛化，但我觉得你时岳师离我很近，很近……我于1993年11月携妻小迁居钱塘后，你又及时函嘱—到一个新单位，要有一段熟悉情况、适应环境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切忌妄发议论。因为新来乍到，可能言不中的，也可能招人侧目，先做好本职工作，站稳脚跟，然后图改善环境。
迁杭3年来，栖身于这块“天堂”意识颇浓的土地，我的耳边无时不在回响起你时岳师的这番教诲。当我以在职形式攻读博士学位课程后，你又牵念着我的学位论文选题。你还说，如果走南京二档查阅资料，你要把我引荐给你的大学同窗、南京大学著名近世史专家茅家琦教授。
尼采说过：“上帝死了！”我在一篇与史学无关的短文中则提出：“上帝还活着，它原本就喜欢同弱者过不去。”李老师：如今当我回首自己所经历的这段师生情缘，我真想补充说：“上帝一般喜欢同弱者过不去，但有时似乎也同情弱者。”其道理很简单：上帝使作辍学肤如我者于无心插柳之后还能拥有你这样的师长—— 一位早在50年代前期就曾以邵循正先生的研究生身份崭露头角的师长，一位举世瞩目和诲我不倦的师长。
李老师：面对你慷慨馈赠的如海师恩，此生我无以为报，曾经与成关教授协商，拟在你70华诞时，加盟于你的入室弟子成关、雷颐、书源诸兄之中，或直抵南国羊城，或聚首长白山下，参与谢师庆典，聊报师恩于万一。如今你却过早地撒手尘寰，我连这点小小的心愿都已无从实现，真不知此生还能为你做点什么。我原以为自己也算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因为我可以像苏格拉底那样从容地面对死亡。现在我才知道，死亡只意味着已死者的毁灭与未死者的痛苦，二者都是极端残酷的。尽管人类无法逃避死亡，但也应当诅咒死亡，直到人类都已习惯于死亡和从容地接受死亡为止。
8年前，我在悼念陈旭麓先生一文结尾时写道：“陈先生抛离了人世间的纷纷攘攘，从此换得一份在生难得的安静，这是后学于痛悼之余惟一感到欣慰的。”李老师：我要把这段话也对你复述一遍，权充此函的结尾，因为此意也适合你。不是吗？
世佑拜上
1996年10月2日—12月24日于杭州—北京 —翠亨—益阳—杭州
（资料来源：《李时岳先生纪念文集》，辽宁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转载自学术批评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