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友李尚英同志在他的文集付梓之际，嘱我为之做序，实不敢当。尚英同志一直瘁力于编辑工作和清史研究，收获颇丰。我虽于清史外行，但也算个老编辑了，且又与尚英同志共事多年，相知较深，故不揣冒昧，略赘数语，权当为序。

尚英同志20世纪6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是“文革”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首届硕士研究生。1978年10月入学后，师从历史学一代宗师杨向奎教授研读清史。1981年10月毕业后即留在研究生院《学习与思考》（1985年易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编辑部工作，一干就是20余年。

尚英同志无论是当编辑，还是担负编辑部的领导工作，都是忠于职守，不图名，不图利，兢兢业业，踏踏实实，任劳任怨。他经常是骑着自行车，不辞辛苦地走访专家、作者和读者，千方百计地组织上乘之作，以提高学报质量。记得数年前，印制学报的印刷厂在东坝，距离研究生院几十里地，他每次都是骑着自行车往返，来回要两三个小时，从不叫一声苦。有一次，从印刷厂回研究生院的路上，大雨如注，道路很滑，尚英同志一不小心，连人带车摔倒在路旁，顿时浑身泥水，血流满面。研究生院的很多人赞扬上英同志有“老黄牛精神”。

尚英同志除了广交朋友，努力组织上乘稿件，不断提高学报质量，为使学报在国内外学界占有一定地位、产生更多影响外，还积极培养学术新人。研究生投寄给学报编辑部的每篇稿件，尚英同志都要认真审阅，精细加工，反复核定，最大限度地避免各种错漏，受到作者的欢迎和好评。如一位作者给他的信中说：“看到您对我的文章进行三番五次的修改，令人十分感动。真没想到您肯对拙文花费如此大的精力，一种钦佩、感激之情油然而生。”现今国内社科界的一些中青年名家，有许多人的处女作最初都是发表在研究生院学报上的。可以说，这其中同样浸透着尚英的心血。2001年1月初举行的学报创刊20周年纪念会上，研究生院首届学生会主席、现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的郑新立教授赞扬尚英说：“李尚英是我同一届的校友，20年来一直在学报工作。这一点很不简单。他20年来热爱这一编辑事业，把自己全部精力贡献给这个杂志。这种甘为他人做嫁衣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尚英今年已到耄年，可以说，他把自己最美好的时光都献给了编辑事业。他得到大家的肯定和赞扬，是当之无愧的。前几年国家曾大力表彰过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家，在这些中青年科学家成长的过程中，如果缺少了众多任劳任怨、甘为他人做嫁衣的编辑们的辛勤工作，他们所取得的成绩必然大打折扣。正因如此，我想我们的社会不应该忘记名家背后的编辑们作为“无名英雄”的功绩。

尚英同志还是一个勤奋刻苦、笔耕不辍的清史研究专家。他在清史界笔耕有年，虽称不上是“大家”，但也颇有建树。尚英一直称自己是一个“业余清史研究者”，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在他的全部精力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用于编辑工作，只有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于研读清史。他没有个人的爱好，也很少看电视，颇有些像鲁迅说的把别人喝茶的时间也用到了学习上。研究清史成了他最大的“业余爱好”。正由于他的勤奋、刻苦，20年间他撰写了数量不菲的论著，在清史界占据了一席之地。他研究清史的范围大体涉及民间宗教和农民战争史、清代政治、地理、社会风俗等方面。其中，对民间宗教和农民战争史的研究成果尤为突出。1980年，著名史学家喻松青先生发表了《论明清白莲教》的论文，揭开了“文革”后民间宗教研究的序幕。次年尚英发表了他研究天理教的论文，受到一位日本学者的称颂，认为研究天理教者必得看此文。此后，尚英又发表了有关八卦教、震卦教、坎卦教、清水教、糍粑教、老官斋教等论文，并于1990年出版了《民间宗教常识答问》以书。此书虽为通俗性读物，但在当时的史学界还是第一部专门研究和介绍民间宗教的著作。尚英的八卦教、天理教的研究成果，被著名清史专家王俊义教授称誉为“具有开拓性”；他在民间信仰方面的研究也受到了一些学者的关注，被认为“亦有建树”。

如今，尚英同志是一位已近耆老之人。我衷心希望他从编辑工作岗位退下来后，除了发挥自己的“余热”外，在清史的研究上再结出更加丰硕的成果。

（本文原载《清代政治与民间宗教》，，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