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尔纲先生发表在1979年《近代史研究》创刊号上《蓝大顺问题考》一文（以下简称《罗文》），再次提出了太平天国时期李永和、蓝朝鼎农民起义史事中很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

《罗文》主要论点是：李、蓝起义军首领是李永和与蓝大顺，蓝大顺不是蓝朝鼎，不是蓝朝柱，而是另一人蓝朝璧；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十一月在四川丹□牺牲的，不是李、蓝义军首领蓝大顺，但究竟是否蓝朝鼎，文中未予肯定。

《罗文》所依为主要论据的史料，一为1861年骆秉章初入四川，在“进援绵州，大获胜仗”的奏稿尾附片“贼中逃出文生黄鼎禀”报（以下简称《骆片》）： 

“据贼中逃出文生黄鼎禀称，被贼掳入蓝逆营中，几及一年，蓝逆名朝鼎，云南昭通人，贼中称为帅主，骁悍善战。其族人名朝柱，年长于朝鼎数月，呼之为兄，贼中称为副帅，然诸事悉蓝朝鼎调度，不敢异同。今外间或称蓝朝柱为蓝大顺，蓝朝鼎为蓝二顺，其实贼中无此称谓，而蓝大顺尚非巨魁也。”上为《罗文》中所引附片文字。此片尾，骆秉章特别声明此附片是说明“奏报称首逆蓝朝鼎，不用蓝大顺名字”的原因。《罗文》认为：“骆秉章所得（黄鼎）的情报是全部错误的”，认为除蓝朝鼎、蓝朝柱外，还有个“蓝大顺就是川滇起义军中与李永和齐名，各领一路的领袖”。为了说明这一论点，《罗文》所依据的第二件史料是1864年春（同治三年三月），初任陕西巡抚刘蓉奏稿中《附擒斩蓝逆情形疏》（以下简称《刘疏》）所说，在陕西安康叶家坪战死的义军中称蓝大顺的统领，经调查为蓝朝璧，因此，《罗文》认为，这个称蓝大顺的蓝朝璧，就是“起义军中与李永和齐名，各领一路的领袖”。并以当时同在陕西镇压义军的西安将军多隆阿、四品京堂李云麟的奏报为佐证，进一步肯定说：“起义军最高领袖并不是如同那一个反革命分子黄鼎所说的是蓝朝鼎，而蓝大顺的本名，也不是如同他所说的叫蓝朝柱”，而《罗文》所指蓝大顺（蓝朝璧）是“从太平天国已未九年（1859年、清咸丰九年）秋天起义时起，直到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1864年，同治三年）二月，在陕西安康紫溪河处复败止”义军中与李永和齐名，高于兰朝鼎、蓝朝柱的领袖。《罗文》又认为：刘蓉、多隆阿、李云麟的奏报及清廷两下谕旨追查蓝大顺的下落“虽然没有明文否认（四年前）骆秉章的奏稿，但实际上，却是用事实否认了骆秉章的奏稿”。 

《罗文》的结论是：《骆片》是轻信黄鼎的假情报。是“全部错误的”《刘疏》所说是“真实的”。我不同意《罗文》的这种看法。我认为：《罗文》对所依据史料的判断并不准确；在分析史料时，未恰当地结合史实；有的地方还凭想象下了结论。 

关于骆秉章与刘蓉奏稿的真伪，我认为应结合当时史实来分析。骆秉章在清朝封疆大吏中，素有“老谋深算”之称，1861年他带湘军入川时已年近七十。入川前，在湖南任巡抚也快十年，曾支持在籍侍郎曾国藩练湘军，提拔左宗棠，看重胡林翼，又是湘军元老，有着长期和太平军作战的反革命经验，也有一套官场中政治手腕。1859年湖南宝庆会战，太平军石达开部失利；1860年，四川李、蓝义军转战六十余州县震惊清廷；1861年骆秉章部分湘军由湖南入川，说明清廷对他和湘军的依重与信赖。他入川时，李永和部义军已据青神、攻眉州，离成都不远；张国福部义军入永川、逼重庆。成都将军崇实要骆率湘军去成都，保省城；川东道又催请他由万县上驶重庆。骆秉章既不去成都，也不走重庆，而率湘军由万县登陆，走顺庆（南充）直趋绵州（绵阳），因为蓝朝鼎部义军十余万正围攻这座可上控陕南、下逼成都的重要城镇。据骆秉章当时所说，李、蓝义军“两股中，以李党为最多，而蓝党为最悍，又皆分布北路（按指绵阳一带），难保不窥伺汉中”；“伪元帅蓝朝鼎……既悍善战，所统逆众十余万，悉惟号令是从”。这可以看出，当时义军在川两大股，就是攻眉州的李永和与围绵州的蓝朝鼎。李永和在义军中曾被称为“顺天王”，蓝朝鼎是义军中唯一称“大帅”的人，未见还有自称“大顺”高于蓝朝鼎与李永和的蓝朝璧。 

黄鼎，正是在蓝朝鼎部义军围绵州时叛逃骆秉章的。据《邛崃县志》记：“骆督初至川，求知贼情者而难其人。适崇庆黄鼎自贼营归，州官欲捕之，鼎闻而遁。会督令至，州官乃征请致之。既见骆督。为陈贼状，甚悉，故能一战（按指绵州会战）成功。”黄鼎是蓝部义军统帅部“文生”，管理文书也参与筹画军机的事，他怕死投敌，跪倒在骆秉章足下，“陈贼状”，作为“进见礼”，以求宽赦，黄鼎所陈主要应是义军军事情况，故帮助了骆秉章能“一战成功”。至于谎报义军中大顺、二顺是否朝鼎或朝柱，是没有什么实际价值的。何况骆秉章是亲自指挥湘军在绵州与蓝朝鼎部义军作战的人，黄鼎叛投他后，又一直随湘军对义军作战，后又随刘蓉入陕，前后四年时间，并未见骆秉章与刘蓉对黄鼎这次的报告有所怀疑。 

十余年前，我们清理《巴县档案》时，就曾发现1861年绵州会战期间，四川防剿军务总局，曾向各州县刊发《陷贼见闻记》一书。在刊发行文中说：“咸丰十一年十月初四日，奉防剿军务总局宪札：照得本局现由贼营逃出之人，以《陷贼见闻记》呈阅前来。查其所叙贼中情形，尚属详细，剿办机宜亦多可采，应即查照办理，以期迅扫贼氛。除将所呈《陷贼见闻记》刊刻成本，分别移行照办……计发《陷贼见闻记》十五本……”很可惜，我们在档案中未发现原书，各州县方志中也未见有抄录和记载。但就上引刊发文中，可以判定此书为黄鼎所呈，是这个叛徒的“进见礼”，故详在“剿办机宜”。 

从史实分析，我认为《骆片》对研究李、蓝起义还是很重要的，在根据不足的情况下，不能轻易否定。 

刘蓉，是骆秉章入川所带幕僚。绵州会战时，他参与军机有功，经骆保奏以“知府选用”。一月后，骆实援川督，保选他任川布政使。他平步青云，是骆一手扶持起来的。此人最善于投机取巧、贪功谎报，如1862年李永和被湘军胡中和部围困犍为龙家场，刘在成都听说义军被困、弹尽粮绝，于是就要亲自“出征”，把李永和突围被俘之功全归于他自己，还写《军书行》说他“青条三尺缚降王，须叟尽扫狐狸穴”、“书生破贼亦偶尔……投戎惊呼赛诸葛”，无耻自夸。事后，骆为刘蓉报功，清廷“上谕”也只好说刘蓉是“运筹决胜”。1863年，石达开大渡河被围，水阻粮绝时，刘蓉得知后，又要“出征”。他驻军富林（汉源），未至前沿。石达开受骗被俘前致骆秉章的函，也是投入唐友耕营的。事后，刘蓉又大吹他自己的战功。1864年春，刘蓉实授陕西巡抚由川带兵入陕，时逢太平军陈得才部回援天京撤离汉中，刘蓉进驻汉中后，奏报他所带“官军收复汉中府城……毙贼四、五百名”。象这样的事例，在刘蓉经历中还有。 

《罗文》中肯定《刘疏》是真实的。《刘疏》从当时军事情况与多隆阿、李云麟以及张集馨的奏稿来对照看，基本上还是符合史实的。但《罗文》中的问题是仅根据这件史料而错误地肯定了：在陕西安康叶家坪牺牲的、被称为蓝大顺的义军统领蓝朝璧，是从云南昭通起义开始，就与李永和齐名，各领一路的领袖。如据此看法，必然还有个结论是：在李永和、蓝朝鼎之上，还有个首领蓝大顺（蓝朝璧）。在1978年9月人民出版社所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写的《中国近代史稿》一书中，就出现这样提法。 

我认为：《刘疏》中称蓝大顺的蓝朝璧，不是李、蓝义军从云南、四川转战入陕五年期间的最高统帅；李、蓝义军的最高统帅在云南、四川时是李永和与蓝朝鼎。 

理由是这样：1．查1859至1864年清四川总督、成都将军曾望颜、有凤、崇实、骆秉章的奏稿或年谱，未见有蓝朝璧之名。2．查现存四川档案馆所藏《巴县档案》中1859至1864年有关李、蓝起义档案一百三十六件，皆未见有蓝朝璧之名。3．查李、蓝义军在云南、四川转战，各地省、府、厅、州、县志和川中一些私家著述的未刊手稿和地方所存“族谱”中，皆未见有蓝朝璧之名。4．查1859至1864年期间《清实录》中有关李、蓝起义军记载，在《刘疏》以前，亦尚未见提蓝朝璧之名。为此，我仅能同意在李、蓝义军1859年至1864年间（甚至可延至1865年在阶州的失败时）是有“以蓝大顺为号召的旗帜”的人，但不是整个时期，更不是蓝朝璧。李、兰义军的领袖应是李永和与蓝朝鼎。 

我说刘蓉爱谎报贪功，在《刘疏》中，他说战死叶家坪的蓝朝璧，先称“蓝逆”，后始称“首逆”。刘蓉对李、蓝义军中谁是首领，应比李云麟、多隆阿、张集馨都清楚得多。何况黄鼎是随刘蓉入陕，当时就在刘蓉军中，据《清实录》同治三年三月二十六日记刘蓉奏说：“周至克后，蓝逆溃围……图窜金鸡两河，与曹逆余党合股。经黄鼎等设伏邀击，因夜雨未能穷追，蓝逆负伤逃遁。旋窜紫溪河地方，经在籍王事管告率团勇□获，首逆蓝朝璧……”再据《清代七百名人传·刘蓉传》中记：“（同治）三年正月，敌攻广元之梨坪，蓉遣知县黄鼎、戴炳奎等由旺苍坝扼剿”；“三月……官军寻复周至，蓝朝柱率余党窜金鸡两河，将与曹敌合。黄鼎连破曹敌于八斗坪、洵阳坝，又破蓝逆于朗板橙……四月，敌粮尽势蹙，蓝朝柱窜安康紫溪河，为团勇所殪。”这些记载，说明黄鼎随刘蓉入陕，一直在军作战，在史实上与刘蓉奏稿相符。所不同的是刘蓉所提蓝朝璧，七百名人传里所书为蓝朝柱。刘蓉真要查明在叶家坪战死、自称蓝大顺、从周至溃围的义军首领是谁，只要让黄鼎去一看就明白，为什么要绕圈子查来问去，最后在他巡抚大人的奏稿里出现了“蓝大顺”是他所击毙的“首逆蓝朝璧”。看来，这与他一贯夺人之功为己功的作风相关。当时，军前是李云麟的部队，李云麟的奏报比刘蓉的就更清楚，提到义军中还有称“三顺”、“四顺”的人，但未见有能说明在叶家坪战死、称蓝大顺的究竟是何人。 

以上，是我读《罗文》后，在这一方面看法不同之处。我的看法，可能并不全面，甚或还有错误，提出来向罗老和史学界同志们请教。至于蓝大顺究竟是谁？这个问题，我想在另文中再来论述。 

（文章来源：《历史知识》1981年第1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