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术界特别是史学界，人们只要谈到太平天国，无不想起罗尔纲先生；只要提起罗尔纲先生，人们马上就会联想到太平天国。诚然，罗尔纲先生与太平天国史是密不可分的，他为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功不可没。正值太平天国革命150周年之际，让我们共同回顾这位史学巨子研究太平天国辉煌而艰辛历程中的几个片断吧。
反帝反封建的热血青年
1901年1月29日，罗尔纲出生于广西贵县（今贵港市）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儿时，罗尔纲聪敏好学，但父亲早逝，母亲青年守寡，生活困难，要给缝衣店缝衣帮补生活。她买来价钱便宜的乱丝乱线，要解开才能用。她耐心教儿子像她那样把一个个的结子解开，一条条的丝线理清。解乱丝线必须十分忍耐，非常小心，否则就会越解越紧，越理越乱。母亲要他做这件异常繁琐乏味的工作，把他从小锻炼成了忍耐、小心、不苟且的好习惯。母亲虽不识字但能把从她母亲那里听来的故事说给儿子听，使尔纲百听不厌还爱追根问底。母亲一边清理乱线一边讲故事，并尽量回答孩子的提问。这样，潜移默化地培养了罗尔纲“打破砂锅纹（问）到底”的习性，为他日后做学问、研究太平天国史打下了良好的根基。
罗尔纲的青年时代正值国家多难之秋。他先是上贵县中学。“五四”时代，贵县虽处在偏僻的南疆，但两年后学校换了一位曾在北京参加“五四”运动的新校长，带来了“五四”新潮。他受到进步老师的教育，心中燃起了爱国救亡之火。1925年就读于上海浦东中学时，他积极参加“五卅”运动，后因病回家，又参加贵县的进步组织“微熹青年社”。1926年考入上海大学文学系，当时正是国共合作、反帝反封建的高潮时期。这年10月，他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栏中发表了《怎样集中革命势力》、《农民运动的紧要》、《今后的努力》等政治论文，号召人们团结反帝反军阀。当年他在上海投入了反对军阀孙传芳的运动，在散发传单中曾被逮捕。1926年10月22日《民国日报》“觉悟”副刊发表了他的一篇《石达开故居》，他借歌颂故乡的革命英雄以述志，文章的结尾是一首诗：“柳河！／你向前激进哟，／浪淘了那建筑在沙滩上的阶级去吧！／天平山！／你伟大哟，／怎么还不快向那黑暗的宇宙／冲出红色的光芒呀！”短短数行诗句，这位热血青年对剥削阶级的憎恨、对反动派黑暗统治的诅咒以及对新生活的渴望都倾诉出来了。
锐意研究太平天国史
罗尔纲先生是怎样成为太平天国史研究的一代宗师的呢？据他在《我是怎样走上研究太平天国史的路子的？》披露：他本来学文学，希望做作家，曾努力学习创作，后来自知是个书呆子，生活经验太简单，创作没有泉源，不会成为作家，因此放弃了这个希望，改想做历史学家。起初研究中国上古史，选了春秋时代作为研究对象。1930年6月，他在上海中国公学毕业，从上海来到北平，在中国公学校长胡适家协助胡适整理其父胡传的文稿。白天给胡家抄录陈稿，夜间做自己的中国上古史研究。1931年9月，他从北平回贵县看望母亲，有一天，从书箱中抽出清光绪年间修的《贵县志》随手一翻，看到一篇张嘉祥的传记（张是后来做清朝江南提督、帮办江南军务的张国梁，他是清朝江南大营对抗太平天国最凶恶的一个家伙）。他立刻想起自己多年前看过曾国藩幕僚薛福成《庸龛笔记》里那篇记张国梁的《张忠武公逸事》，薛把张嘉祥这个盗匪写成好汉。他将两书对照，发现薛福成完全是面壁虚造，野史笔记不可轻信，这样一来，就引起他去阅看太平天国史。为此写了一篇“订谬”的文章，就从那一天起，那一篇小小的考证开始了他对平太天国的研究。接着，他把家中有关太平天国史的几部书都搜集起来，开卷一看，洪大泉案、石达开假诗等问题都出现在眼前，于是，促使他走上了对太平天国史进行辨伪考信的清道夫的道路。他勤奋收集资料，锐意钻研，1932年就写成了《太平天国广西起义史》。
1934年春，罗尔纲再次来到北平。当时中华文化基金委员会有一个文书工作要他做，每天只写几封信，工作很清闲，每月工资120元，做满两年由该会送去美国留学，但他认为这不是学术工作不愿干。另一个工作是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考古室助理，整天要做编目工作，月薪只60元。这个研究所的助理都是多年不升级不加薪的。但他认为这是学术工作，却欣然接受了。人家都笑他傻瓜。回忆起来，罗先生说，假如当年他干了前项工作，两年后去美国镀金了，不但研究太平天国史要抛弃，说不定会改变整个人生。但是他毫不迟疑地干了后者，不但晚上继续研究太平天国史，而白天繁重的编目工作，正是为提高研究太平天国史能力最好的训练。
此后，罗尔纲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任职，1954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任一级研究员直至1997年逝世。其间，1950年12月至1964年4月，他在南京参加太平天国历史展览工作，调查太平天国史迹，发掘编纂太平天国文献资料，并承担筹建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的重任。
数十年甘坐冷板凳
罗尔纲先生在总结他的治学经验时曾说：“我研究太平天国史，首先是作辨伪、考信的工作。做这种工作，必须忍耐、小心、一丝不苟，必须打破砂锅纹（问）到底。这些习惯，应该说是我一生工作的基本功。”自从1934年他选择了北大文科研究所考古室的工作直至逝世，他数十年甘坐冷板凳的治学精神一直坚持下来，在搜集、整理太平天国史料的过程中更得到充分的体现。
1950年南京成立了专门搜集整理太平天国史料的机构，罗先生主持了这项规模宏大、繁重复杂的工作。从1950年到1959年10年间共发掘了太平天国资料1200多万字。这些史料的得来，除了向全国各地广泛征集和到苏、浙、皖三省搜访外，主要是罗尔纲带领工作人员在南京图书馆颐和路、龙蟠里两个书库和前苏南区文物保管委员会书库里发掘得来的。他们对南京图书馆的有关藏书进行了深入的摸底工作，按库、按架、按排的次序，除经部图书之外，所有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以后的史部、子部、集部、丛书、杂志、报纸、函牍、档案等，都一册一册地、一页一页地去翻阅。凡看见有关太平天国的资料就详细地登记在簿子上，遇有特别重要的资料就作一简略提要。通过这种有目的、有计划的摸底工作，共搜集得有关资料的刻本、稿本和抄本925种、方志730种，合计1655种，15274册，使许多被蛛网尘封的珍贵史料得以重见光明，公之于世。在完成此项工作中，罗先生总是亲自带头入库，而且无间寒暑，长期坚持这种沙里淘金甚至是大海捞针的工作的。
搜集到这一大批太平天国的史料后，罗先生又作了大量的“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辨伪、订谬、考证的整理工作。他在史料发掘和整理上的功绩，将为后人永远铭记不忘。
《李秀成自述》是太平天国史的重要史料，罗尔纲从年轻时就开始进行笺证注释，直至1982年出版《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前后长达49年。古人说：“青春治史，皓首穷经。”罗先生注《李秀成自述》，可谓从青春注到白首。他为了鉴定李秀成自述原稿是否为李秀成的亲笔，特地去请教考古和书法专家丁云青，学习了宋、明以来书法专家的著作，运用“书家八法”的理论，把《李秀成自述原稿》与《李秀成谕李昭寿书》两个文件的笔画拆开来作对照研究。他把这两个文件的照片一个字一个字、一笔一画剪下来贴在纸上，许多日子凝神观看，反复对比。用这个办法果然证实了两个文件确为一人的笔迹。他写成《笔迹鉴定的有效性与限制性举例》一文，取得了书法专家和史学界的同意，终于解决了《李秀成自述》的真伪问题。接着他又不断地考订、增补、注释。正是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使他取得了一个个研究太平天国史的硕果。
一代宗师，诲人不倦
数十年间，罗尔纲先生不仅自己孜孜不倦地从事太平天国史研究，而且为培养造就新一代史学人才倾注了满腔热情。我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之所以在史坛上取得巨大成就，是和罗尔纲这位用心血培育后来人的园丁分不开的。可以说，建国后新一辈的太平天国史学者几乎都是在他的启迪与扶掖下成长起来的。
著名的历史学家戴逸说：“我写《中国近代史稿》上编，太平天国占的比重最大，我主要的参考书，便是罗先生所整理和考订的资料，立论的主要依据，也是罗先生所著《太平天国史稿》和《太平天国史事考》等厚厚的7本专集。罗先生辨伪考信给我引路，我很尊敬和感谢他。”
历史学家杜德风先生在谈到国内外研究太平天国史的学者时说：“无人不读罗先生的书，无人不受他的启迪，从他的书中吸取养料。”
历史学家郭毅生回忆：他20世纪50年代在北大读研究生期间，陆续读了罗尔纲的考证论著和有关史料，从而确定了论文选题，开始了对太平天国的研究。
曾任苏州大学历史系主任的段本洛深情地写道：“每当我研究太平天国史有一点心得的时候，眼前总有一个高大的形象在熠熠闪光，那就是罗尔纲先生。……我阅读了罗先生的《太平天国史稿》、《太平天国史事考》……等大量著作，吮吸着丰富的养料，启迪着思想的火花……罗先生实际上成为我学习上的第一位启蒙老师。”
复旦大学研究太平天国军事史的沈渭滨教授说：“我不是罗先生的门弟子，但引发我研究太平天国史兴趣的正是罗先生。……我读罗先生的书，每每为先生的博大精深所感动。……罗先生的著作一直成为我求知解惑的良师。”
桂林市博物馆的梁碧兰为筹备太平天国文物陈列的事曾向罗请教，她说：“我与罗老素昧平生，至今未能一见，他的关怀与教育却使我终身受益，永志不忘。”为什么呢？她在《锲而不舍，金石可镂》一文中道出了罗先生如何在溽暑燠热的伏天，给青年研究人员逐字逐句审改文章，肯定优点，指出不足。更为难能可贵的是，罗先生还在百忙之中特地给她复印了30页有关史料，亲自装订好寄来，扉页上又写了两行使用资料应注意的问题。
业余研究太平天国史的新闻工作者苏双碧在撰写《太平天国人物论集》过程中，曾向罗先生请教。苏双碧说：“罗老总是诲人不倦，把他所知道的史料以及他自己的学术见解都毫不保留地说出来，经常还要搬来许多史料，一条一条地指给我看。”
史式撰写《太平天国词语汇释》，罗先生给予热情支持并为之作序推荐。
广西师大的钟文典教授考证出萧朝贵之妻为杨云娇，并无洪宣娇其人。罗先生读了此文后十分赞赏，并亲自提供新发现的文献为钟教授作佐证。
罗先生对同辈或后学者的研究成果，总是倾力相助、尽心扶持、乐观其成的。
忠实质朴，奉公克己
罗尔纲先生忠厚质朴，虚若怀谷，平易近人，自奉甚俭。有记者报道他说：“这位和本世纪（20世纪）同龄的大学者，却很象农民。”他不仅在20世纪50年代穿着朴素，迄至80、90年代仍然是布衣旧鞋，蔬食无珍肴，生活自甘淡泊。他并不缺钱，而是把大宗稿费用到公益事业上去，用到太平天国史研究上去。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从出版大量史料所得的稿费中，分给罗尔纲应得的一份，但是他都不接受，馆方只好立户存入银行。1964年他从南京返回北京，馆方便将这笔稿费寄去，他却又将款退回；再寄去仍然是退回；直到馆方收下作为福利费，罗先生才高兴。他自1954年调到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后，每年都有一笔3000元调查研究出差费。这笔钱经他请准，全部交给南京市太平天国史料编纂委员会作为征集和缮写史料之用。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建立后又同样作为该馆的费用。10年间3万元巨款都是这样处理的。而他每次因公出差考察，车费都是自己出，从来不用公家分文。
罗先生是一级研究员，有名的大专家，但他觉得自己拿了高薪，深感不安，便向所方提出申请，主动要求降低工资。后来组织上准了他的请求，他才心安理得。
这赠稿费、调研费和减工资决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而是体现罗先生克已奉公、廉洁无私的高尚品德，至足感人。
对故乡贵港关怀备至
提起罗尔纲，在贵港市几乎是无人不晓，与他有过交往的人无不盛赞他学识渊博和对家乡事业的关怀。早在1932年他在贵县中学任教，同时兼任贵县修志局特约编纂，但任太平天国史部分编纂工作时，由于他治学严谨，教学有方，平易近人，深得青年学生的爱戴。1933年贵县筹建翼王纪念亭，他又提供了许多关于石达开的宝贵资料。建国后，他热爱家乡，关心家乡建设，虽然远在北京或南京，却经常看《贵县报》和《贵县文史资料》，与贵县的梅竹公等史学工作者保持密切联系。他笔耕不辍，却在百忙中写了约20封信给梅竹公，对贵县文史研究工作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还寄回一批很有价值的研究资料。体弱多病、年事已高的他为了给家乡的史学工作者解答问题，常常忍着头晕目眩的病痛写信，有时痔疮发作不能坐凳，就站着写。作为当年贵县学运领导人之一，他还常给贵县党史办提供宝贵史料，但每次给他寄去稿酬，他总是如数退回，并挚情地来函说：“一个人应该为家乡做点事，领稿费万万不该。”
1980年，贵县籍北师大学生张壮强持梅竹公的便函去求教，当时他正在病中，见是家乡学子来访，马上扶病接待，并给张壮强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治史意见。
1985年贵县政协岑凤荣等4人专程赴京拜望罗先生，得到他的热情接待。他关切地询问了家乡建设的情况。当他得悉贵县要将东湖公园改名达开公园，还要筹建翼王石达开纪念馆时，十分赞同，并连夜赶写了两千多字的“建立石达开纪念馆的意见”，对建馆提出了周详的计划。
1986年，罗先生把出版《困学集》的稿费全部捐献给家乡，给县图书馆捐赠一批专著和资料。贵县图书馆为此设立了“罗尔纲著作专柜”，为家乡人民研究太平天国史提供了可靠的资料。同年，贵县修葺了翼王亭，立起“渡船碑”，建立石达开塑像，还在赐谷村、那帮村分别建立天王洪秀全革命活动遗址和翼王石达开故居遗址纪念碑，都得到罗先生的热心指导。当贵县太平天国研究会成立时，他又仔细地为研究会提出了不少研究项目。而对前往北京探望他的家乡使者，他总是热情接待，侃侃而谈，对贵县的四化建设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和建议，对桑梓的关心怀念之情，溢于言表。
“近代史所著作最富的人”
近70年来，罗先生钻研不息，在学术上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尤其是对太平天国史的研究更为海内外所宗仰。经他长期搜集、整理和编辑而成的《太平天国文献》4巨集、《太平天国资料汇编》1200万字，悉心勘考，去伪存真，给太平天国的研究者们以极大的便利。他勤于著述，先后出版了《太平天国史纲》、《太平天国史稿》、《太平天国史事考》、《太平天国史料辨伪集》、《天历考及天历与夏历公历对照表》、《太平天国史料考释集》、《太平天国文物图释》、《太平天国史迹调查集》、《太平天国史丛考》（甲集、乙集）、《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等。1985年，他在耄耋之年又将其经营40年的150万字的巨著《太平天国史》修订完成出版。此书体大思精，包罗宏富，识见高远，论述了太平天国的兴衰成败，堪称太平天国史研究历程上的一座丰碑。此外，还有《缘营兵志》、《湘军兵志》、《晚清兵志》（六部）等军事著作和《金石萃编校补》、《水浒传原本和著者》等。粗略统计，罗先生的著作超过700万字，所主编的资料约2000万字，其中关于太平天国史的著作即达30余种。
正如著名的历史学家黎澍先生所说，罗尔纲先生是“近代史所著作最富的人，一个真正的专家。”
（文章来源：《文史春秋》2001年第1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