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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研究太平天国史谈起
作者:罗尔纲 责编:

来源:  发布时间:2004-08-04  点击量: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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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母亲的熏陶

同志们问过我:“你是怎样做太平天国史的考匠工作?” 

说来话长,我得先说我母亲。她青年守寡,生活困难,要给缝衣店缝衣帮补生活,她买价钱便宜的乱丝乱线,要解开才能用,教我学她那样把一个个的结子解开,一条条的丝线理清,解乱丝乱线必须十分忍耐,十分小心,否则就会越解越紧,越理越乱的。她要我帮她做这件工作,把我锻炼成了忍耐、小心、不苟且的好习惯。 

母亲不认识字,她把她儿时从她母亲听来的故事说给我听,使我百听不厌,我听了她说的故事,总是追问她:“山熊奶奶怎样会变人啊?”“羊公公为什么给狼吃掉呢?”“仙女在哪啦?为什么我没有见过呢?诸如此类的问题,看来是把母亲问绝了,她总是说:“又追根问底了!”但是,她这句活,只是表示她一次比—次更加深切地了解她孩子的性格,她要满足她的孩子,她尽了她所能尽的智能来回答她的孩子。这样,她又在我好问的同时,培养成我“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习惯。二十年后,我才知道这正是乾嘉学派治学的好态度。 

我研究太平天国史,主要是辨伪、考信的工作。做这种工作,必须忍耐、小心、一丝不苟,必须“打破砂锅问到底”。这些习惯,应该说是我一生工作的基本功。我母亲在我儿时已经给我打下基础了。 

二、从学文学到想做历史学家 

五四时代,我是个中学生,虽然处在偏僻的南疆,但两年后,学校换了一个曾在北京参加五四运动的新校长,带来五四新潮,反对旧文化,宣传新文化。我受了五四运动的熏陶,在学术思想上,接受了辨伪求真的风气。 

过了几年,我在中国公学求学。在学习一门“史学方法”的课程里,读到梁启超著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知道史事、史料有不少是虚伪的,研究历史必须考证史事,鉴定史料。从梁启超所举许多辨伪考信的例子里,初步认识了考据方法和它的科学性。 

我本学文学,希望做作家,曾经努力创作,后来自知是个书呆子,生活经验太简单,创作没有泉源不会成为作家,因此放弃了这个希望,改想做历史学家。因为我曾在上海大学读过社会学系,就想用学过的一点社会学知识来研究中国上古史,选了春秋时代作为研究对象。 

1930年6月我在中国公学毕业了,从上海来到北京,做抄录工作,抄写一个在清光绪年间做过吉林边防督办、河道总督、广东巡抚吴大徵的机要幕客,后来在江苏做侯补官,又到台湾做知州的人的遗稿。这是一堆禀启的草稿。不但写的潦草,并且改来改去,十分难认,再加以年久破损,更是难上加难。曾几次请过人来抄录,都没有做得下去。我也感到有困难,先翻阅一遍,原来他写的东西都是亲身的调查,他报告了他的长官,也给自己留下记事,还写信告知朋友,因此,把记同一事件的各种草稿来互相核对,一般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于是我一个个字核对,核对了一遍又一遍。从1930年6月抄起,到1931年6月中旬抄成,这种工作,使我母亲给我忍耐、小心、不苟且的教育,得到了一次在工作中经年累月的锻炼。 

抄写工作做完后,又做校勘蒲松龄全集各种稿本和刻本的工作,读到从我的校勘结果作出断案的考证《辨伪举例》。我从这次工作的经验和读了那篇《辨伪举例》,学到了怎样发现问题、怎样提出问题和怎样解决问题的方法。后来我写的《太平天国史料里第一部大伪书——江南春梦庵笔记考伪》。等辨伪工作,便是从此而来。 

我白天做抄录工作,夜间做自己的中国上古史的研究,1931年夏历除夕,老师考问我:“你的研究工作怎样了?”我把我写的最主要的三章请他看。他看后说:“你用的材料主要是《左传》。《左传》是有问题的。用有问题的材料来写历史,就同在沙滩上建筑房子一样,别人要帮你也无法帮助的。中国上古史的资料太少了,研究要靠将来地下的发掘。我劝你还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好。中国近代史资料多哩。”这话我认为是对的。但我每天抄录的是关于对沙俄侵略的调查与交涉,黄河河决和河工,广东海关的调查,澳门的交涉,海南岛驻军和地方行政的调查,江苏吏治、中日战争、防守台湾等等,正是有关中国近代史的重要资料,却不曾有一件引起我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兴趣。我听了他的话后,又抄录这些资料至四个月之久,天天怀着要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心愿,还是茫茫然不得门而入。 

1931年9月中旬,我从北京回到我的家乡广西贵县看我母亲。有一天,从我家书箱中抽出一部残本的清朝光绪年间修的《贵县志》,随手一翻,看到一篇张嘉祥的传记。张嘉祥就是后来做清朝江南提督,帮办江南军务的张国梁。他是广东高要县人,初到贵县,在水源街咸货店做雇工。不久,辞去,加入天地会。道光二十五、六年问,在贵县大岭一带起义。道光二十九年,投降清朝南宁协副将盛钧,改名国梁。咸丰元年,隶钦差大臣向荣部下,与太平军作战,从广西一直跟追到南京,驻军孝陂卫。江南官僚地主歌颂他“保障苏、浙郡县,垂七、八年”。后来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把他追到丹阳,落水而亡。他是清朝江南大营对抗太平天国最凶恶的一个家伙。由于他在贵县起义,所以《贵县志》给他写了一篇扼要的传记。 

我看了《贵县志》这篇传记,立刻使我想起多年前看过的薛福成《庸笔记》里那篇《张忠武公逸事》与此不同。我就去查我家藏书,也有《庸龛笔记》,拿来一对,果然记得不错。《贵县志》记张嘉祥是个绑票勒索,开鸦烟馆的流氓。而《庸龛笔记》却记他“美秀而文,恂恂如儒者。”《贵县志》记张嘉祥绑票勒索被控告后,贵县知县“仅循例出票,不严拘,因得漏网”。而《庸龛笔记》却记他“喜任侠,……其党有为土豪所困者,公往助之,杀人犯法,官捕之急,遂投某山盗薮”。《贵县志》记张嘉祥起义活动的地区是贵县和横州交界的大岭、平村、博合、大滩一带。而《庸龛笔记》却记张嘉祥“山中粮匮,因往劫越南边境,”用老鼠作战,大败越南象阵,全胜而归。《贵县志》记张嘉祥于道光二十九年投降清朝南宁协副将盛钧。而《庸龛笔记》却记“洪秀全反于金田,遣党招之,嘉祥拒不往曰:‘吾之为盗非得已也,岂从叛贼者哉!’向忠武公荣提军广西,使绅士朱琦为书招之。嘉祥……降于布政使劳崇光军前,改名国梁。”两者记载,相差何其大! 

我看后就去考证谁是谁非。首先《贵县志》系地方志记本地事件,修于光绪年间,又是亲见亲闻的人所记,而薛福成却是江苏无锡人,所以我们应该相信《贵县志》的记载。道光时,清皇朝吏治废弛,地方官不问盗案。《贵县志》说:“县令杨曾惠仅循例出票,不严拘,因得漏网”,是符合当时情况的。而《庸龛笔记》说:“官捕之急,遂投某山盗薮,却与当时情况不符。张嘉祥起义活动的地区在贵县。贵县在广西的东部,越南则在广西的西边。贵县距离越南边境有几个州县,张嘉祥安得因缺粮而往越南打劫?张嘉祥于道光二十九年已投降清朝南宁协副将盛钧了,而太平天国到道光三十年冬始在金田起义,安得有金田起义后洪秀全“遣党招之”的事,而向荣是在道光三十年秋始从湖南提督调任广西提督,张嘉祥也不是向荣招降的。薛福成完全是向壁虚造。野文笔记不可轻信,前人曾经说过,这次我也第一次接触到了实际的问题。 

这样一来,就引起我去阅看太平天国史。我把家中有关太平天国史的几部书都搜集起来,开卷一看,洪大全案、石达开假诗等等问题,都出现在我眼前。于是我就从此开始了对太平天国史的研究。 

(文章来源:国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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