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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士与学者
作者:李文海 责编:

来源:  发布时间:2004-07-19  点击量: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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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岁末,听到大年同志不幸病逝的消息,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仅仅在几个月前,在当年7月9日举行的庆祝中国史学会成立50周年的会上,还同大年同志一起交谈照相,并聆听了带有他一贯特色的讲话。谁想到这具有欢庆色彩的瞬间,竟成为同大年同志的永诀。

  大年同志的辞世,对于我个人来讲,是失去了一位尊敬的师长;对于史学界来讲,是失去了一位睿智的学者。 

  我20岁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开始学习历史的时候,就对刘大年这个名字有了深刻的印象。这不仅因为他的《美国侵华史》是我们学习中国近代史的必读参考书,还因为大年同志曾在北方大学工作过,而北方大学是中国人民大学前身之一,我的师长中很有几位与大年同志共过事,他们常常谈起大年同志。 

  一直到1958到,我才同大年同志有了直接的接触。那是中宣部为了迎接新中国的十年大庆,想要编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年史》,这个任务落到了大年同志头上。大年同志组织了一个十余人的班子,我记得近代史所参加的有余绳武同志、蔡美彪同志、曲跻武同志和从翰香同志;所外的有王宗一同志、管大同同志、李普同志、王汝丰同志,我的专业本来是中国古代史,不知为什么也把我调去了。这个班子工作了将近两年时间。我分的任务是写抗美援朝战争,写了讨论,讨论了又写,几易其稿,却总也通不过。史料、观点、结构、文字,没有一处不要经过极严格的审议和批判。由于各种原因,这部书稿没有出版,但对我来说,却受到了一次真正的科研工作的启蒙训练,使我初步懂得了学术工作的严肃性和艰巨性。我也正是从那以后,把研究方向转到了中国近现代史。大年同志在学术上是十分严格的,但在待人接物上却很平易近人。工作后期,三年困难时期已经开始,有好几次讨论完书稿后,大年同志拿出自己不多的工资,请大家到仿膳饭庄吃肉末烧饼,此情此景至今还历历在目。 

  刘红同志写的《刘大年与佐藤猛夫重逢记》中,把大年同志称作“战士型史学家”,卫藤沈吉教授很赞赏这个提法,认为颇能反映大年先生的特质。金冲及同志在为大年同志所著的《我亲历的抗日战争与研究》一书的《序》中,也指出:“大年同志是一名英勇不屈的战士,又是一位好学深思的学者,这两个侧面在他身上十分自然地融为一体。”可见,这是不少人对大年同志的共同认识,也正是大年同志极可宝贵的学术品质。这样说,不仅因为他曾经亲身参加了抗日战争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是一位驰骋疆场的名副其实的八路军战士;更因为他从事学术工作以后,并不改变献身民族解放和民族振兴伟大事业的初衷,依然将学术作为武器,通过潜心的历史研究,探求历史的真实,揭示历史的真相,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提供历史的启示和借鉴。我们只要看一看大年同志所写的论著,就可以发现,几乎没有一篇不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同时也没有一篇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大年同志是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令人尊敬的是,他不随风摇摆,而是凭着自己对唯物史观的坚定信念,努力按照科学的观点和方法,去认识历史,解剖历史,说明历史。他不但在社会主义处于高潮、马克思主义十分吃香的时候是这样,而且在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处于低潮,在有些人看来,似乎马克思主义“就要消失了,没有了,失败了”的时候,也依然是这样。这实在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大年同志十分注意优良学风的提倡。他常说,写一篇文章,不能人云亦云,旧调重谈,总要有一点新的意思,说一点新话,有一点自己的风格和特色。否则,就不如不写。在纪念孙中山诞辰130周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大年同志特地约我在晚上到他的房间里去,说是随便谈谈。那天,他对史学界出现的种种不良学风,发了许多感慨,并叹惜说:“学风问题不解决,会极大地制约和阻碍历史学的进步和发展。”还有一次,大年同志同我谈起某些学术回忆录的失真问题,指出有些人不负责任,胡编乱造,既颠倒了历史,又搞乱了思想,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他说,他正在编一本《刘大年存当代学人手札》,目的就是为学术发展史提供一点可信的资料。 

 

  我想,沿着大年同志的方向和足迹,在史学园地里更加努力地耕耘,应该是对这位可敬的战士型史学家的最好悼念。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6期,中华文史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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