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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驻防闲散旗人挑补绿营兵缺考实
作者:王刚 责编:

来源:《军事历史研究》2018年,06期  发布时间:2021-12-07  点击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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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八旗、绿营虽是两套相互独立的军队系统,但二者间事实上有着人员流动,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彼此之间看似森严的界限。旗人入绿营是清代八旗、绿营人员交流的主要内容,包括旗人出任绿营官职、八旗闲散壮丁挑补绿营兵缺等情形。其中驻防闲散旗人挑补绿营兵缺是清代军制中颇为特殊的一种情形,学界对此有过一定研究①,但尚未充分发掘档案史料,使得对驻防旗人所入绿营的类型与营分、挑补绿营兵缺的旗人数量、挑补措施对八旗与绿营双方的实际影响等问题仍有继续探讨的空间。本文主要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满汉文未刊档案,并结合部分已出版档案及《清实录》、地方志等资料,拟对上述问题加以考证,期待深化清代军制与满汉关系等有关问题之研究。

一、 驻防闲散旗人挑补绿营兵缺措施的初步推行与中止

清代前期,与京师八旗人员选任绿营官的普遍化、制度化②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清廷长期禁止各地八旗驻防人员选任绿营官。直到嘉庆四年( 1799 年) ,清廷才首次允许驻防旗员入绿营出任 “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等官”③。在各八旗驻防地区,相较于旗员进入绿营任官,八旗闲散壮丁挑补绿营兵缺的现象更为普遍。全国各驻防点中最早有旗丁入绿营为兵的很可能是江南京口 (今镇江)。早在顺治十八年(1661 年) ,清廷即规定,京口八旗汉军“向系五丁披甲一副,今著四丁披甲一副”,而将军“刘之源等带去闲甲著仍充入绿旗兵数”。④ 因相关史料的缺乏,京口驻防当时挑补绿营的详情已不得而知。而根据现有史料,类似做法在之后数十年间未见在其它驻防地区推广实行。

自康熙中后期起,八旗驻防的人口数量快速增长,生计问题逐渐凸显,“圣世之滋生弥盛,兵丁之食指愈多,家口嗷嗷,时虞窘迫”。⑤ 八旗驻防兵额是相对固定的,越来越多的成年男丁因无法挑补兵缺,沦为无饷无差的闲散( 又称余丁)。在此背景下,一些地方大员提出了将闲散旗人编入绿营当兵食粮的方案。康熙五十七年( 1718 年) ,由于福州驻防汉军“除二千披甲外,余丁又有二千余人,滋生人众,无披甲钱粮之人生计稍为艰苦,再观丁貌,比绿营散丁绝强”,⑥闽浙总督觉罗满保奏请挑选部分汉军余丁入绿营为兵。康熙帝认为“此事甚好”,⑦遂批准“于四旗壮丁内挑选三百名,分发将军、总督、巡抚标下各一百名,遇有各营缺出,陆续验补”。⑧

此后,福州驻防的做法被若干八旗驻防点效仿。雍正七年( 1729 年) ,雍正帝下令“嗣后将军


①傅克东:《八旗官兵拨入绿营考析》,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8 年;定宜庄:《清代绿营中的八旗官兵》,王锺翰主编:《满族历史与文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 年;定宜庄:《有关清代八旗与绿营关系的两个问题》,朱诚如主编:《清史论集———庆贺王锺翰教授九十华诞》,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 年。

②关于京师八旗人员选任绿营官的具体情形,参见杜家骥:《清代旗人选任绿营官制度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编:《清代满汉关系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年;王妍:《清代旗人选任绿营提督考》,《历史档案》2016 年第 4 期。

③嘉庆《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 447《兵部·职制》,《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 68 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91 年,第 1104 页。

④《清圣祖实录》卷 4,顺治十八年七月庚寅,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 81 页。

⑤《镇海将军王釴奏请增旗兵口米事》,乾隆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军机处汉文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03 - 0488 -015

⑥《闽浙总督满保奏请分拨福建四旗余丁以便管理折》,康熙五十七年三月二十四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年,第 1281 页。

⑦《闽浙总督满保奏请分拨福建四旗余丁以便管理折》,康熙五十七年三月二十四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1281 页。

⑧《清圣祖实录》卷 280,康熙五十七年七月癸卯,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 741 页。

标下绿旗兵丁缺出,即将汉军余丁顶补,仍食绿旗粮饷”。而作为补偿,军标绿营兵丁“于本省督、抚、提、镇标下并同城、附近营汛内有开除名粮,即将此等之人充补”。①

军标,即八旗将军直接统辖的绿营,是清代军制中一类相当特殊的情况,在乾隆以前仅存在于福州、广州、京口三处由汉军八旗单独组成的驻防地。军标绿营与驻防八旗驻地接近,同属八旗将军统辖,彼此关系密切,二者时常共同操演、巡防,人员交流也甚为频繁。雍正之后,此三处的汉军旗闲散壮丁入军标绿营为兵,渐成常态,但进入绿营的各驻防点旗人数量不尽相同。乾隆初年,福州“军标绿旗两营兵丁共一千八百六十名”,以其中 400 兵缺“统就四旗壮丁内拔补,其余两营兵缺一千四百六十名,仍归两营余丁,通匀挑选人材技艺兼优者拔补”,②闲散旗人占军标总兵数的 21% 有余。广州军标设四营,雍正年间曾有兵丁 3467 名③,至乾隆二年( 1736 年) 时,军标兵缺“分给八旗各一百名,共八百名,即为八旗壮丁拔补定额”,“其余四营绿旗兵缺,仍留为绿旗余丁挑补”,八旗壮丁占军标总兵数的 23% 有余。同时,当局还规定,广州汉军旗壮丁只能挑补军标中钱粮较少的步兵缺,不得挑补钱粮较多的马兵缺,“从前八旗壮丁有已拨马缺者,后遇缺出,俱仍于绿旗步兵拔补,即将步缺令壮丁顶补,以还额数”。④ 京口军标包括陆路左、右二营与水师左、右二营,乾隆初年有兵丁共计 3300 余人,⑤至乾隆十八年(1753 年) ,京口军标陆路二营兵丁“系六分旗人,四分汉人,即出有兵缺,亦照旗汉分补”,⑥旗人已占半数以上。

除军标外,少数八旗驻防点也存在闲散旗人挑补绿营督标、抚标兵缺的情况。如前文所述,福州驻防曾于康熙末期将汉军 200 名闲散旗人分拨同城的闽浙总督与福建巡抚标下绿营。杭州未设军标,驻防当局于雍正十一年(1733 年)从八旗“闲散余丁一千六百余名”中选出汉军 300 名,拨入同城的浙江巡抚标下绿营为兵,“其补标兵者,即食标营银米,随标操演,除该班差遣外,就近归满营本旗安歇,仍得学习清话、清书,不至生疏旗下规矩。如果守法奉公,弓马娴练,千把以上等官,听督抚选拔题升”。⑦

被拨入督标、抚标绿营的汉军八旗闲散不久又被命令撤回。闲散旗人编入军标绿营,直接挤占对方人员领饷的名额,以致其子弟“虽人才壮健,而拔补无阶”,⑧难免引起他们的不满。督标、抚标不由八旗将军统辖,与八旗关系相对疏远,将旗人安插进这些部队,招致的抵触更为严重。雍正十三年(1735 年) ,浙江巡抚程元章奏称,其辖下抚标二营共设额兵 700 余名,“除随粮公粮外,实在兵丁止六百余名,非若闽省督抚两标数千名可比。杭城省会重地,城守营额兵原少,而抚标弁兵亦一体派差,凡巡缉私盐、查拿盗贼等事,在在需兵差遣。而新补旗兵例不派拨,则标兵应付差使,实


①《广州将军蔡良奏请营粮按旗营验补并马粮缺出由旗丁绿营步战兵丁内择优拔补折》,雍正八年五月二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18 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 年,第 785 页。

②《福州将军阿尔赛奏请准军标绿旗兵缺分别挑补汉军旗营余丁顶补事》,乾隆元年五月初二日,宫中朱批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04 01 16 0002 038

③雍正《广东通志》卷 23《兵防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562 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年,第 826 页。

④《清高宗实录》卷 38,乾隆二年三月丙申,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 692—693 页。

⑤乾隆《江南通志》卷 93《武备志·兵制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509 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年,第 567—570 页。

⑥《镇海将军海常奏报莅任后查看旗营情形折》,乾隆十八年四月十一日,《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 5 辑,台北:台北故宫博物院,1982 年,第 83 页。

⑦《杭州将军阿里衮等奏请挑送杭州闲散汉军三百名补充督抚标下兵丁折》,雍正十一年五月初十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03 -0171 -0167 -004。此件档案原文为汉文。

⑧《广州将军柏之蕃等奏覆会商军标八旗壮丁与绿旗壮丁相间挑补事宜请旨遵行折》,雍正十一年八月二十五日,《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24 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 年,第 986 页。

有不敷”。① 此外,抚标兵额每年仅出缺 40 名左右,300 名汉军闲散“非历十年之久,不能补足,不但经年守候,抑且先后不均,且绿旗亦有余丁,无缺顶补,未免向隅”。② 雍正帝随即颁布谕旨:“今汉军余丁日多,仍令充补本将军标下绿旗之缺,于情理实为允当。若照闽省之例,以将军所辖汉军余丁充补非将军所辖绿旗兵丁之缺,从前闽省办理未协,况浙江抚标额兵本少,岂可又分三百名,令汉军充补? 若果汉军余丁繁多,当另思所以安顿之法。”于是下令停止闽浙两地汉军闲散旗人挑补督抚标绿营兵缺之举,“将闽省从前顶补绿旗之汉军撤回,俟本标缺出顶补,其缺仍给还绿旗,浙省顶补甲兵亦著撤回”。③

需要指出的是,清代实行的闲散旗人挑补绿营兵缺的制度,并非被取消旗籍的“出旗”,不可将二者混为一谈。乾隆年间,清廷曾强令汉军出旗。大批汉军旗人随即进入绿营,继续当兵食粮。

乾隆二十八年(1763 年) ,仅京口驻防即有约 1700 名兵丁在出旗后被拨入绿营,接纳出旗者的并不限于军标,还包括两江总督、江苏巡抚、漕运总督、江南河道总督、江南提督、狼山总兵标下各营及各城守营等,共 20 余营。④ 同年,杭州驻防汉军出旗,汉军兵丁共计 1903 人,其中“愿转补绿营兵者九百八十五名”。⑤ 杭州出旗兵丁被分派至浙江境内的“巡抚标下二营、杭州副将一营及邻近之嘉兴、湖州、绍兴、严州、金华等府标营,宁波之提督标营”,⑥等等。除汉军外,各地满洲、蒙古八旗中的开户、另记档案人等非正身旗人群体亦在乾隆年间被勒令出旗,⑦其中一部分人也被拨入绿营。出旗与闲散旗人挑补绿营兵缺的区别在于:首先,汉军及开户、另记档案人等各类群体出旗后,即永久失去旗籍,此后或隶籍于绿营,或归入民籍自谋生计,均无法返回八旗。而闲散旗人挑补绿营兵缺虽亦属八旗向绿营的人员流动,但拨入绿营的闲散旗丁继续保留旗籍,只是暂时占用绿营兵额,领取粮饷,一旦条件具备,依旧回旗当差,“伊等在旗父兄出有甲缺,仍准挑回顶甲”。⑧ 这与出旗者的境况本质上不同。其次,各地驻防旗人出旗时,因数量众多,当局难以一一妥善安置。除一部分出旗者选择归入民籍并自谋生路外,拟拨入绿营的群体仍然十分庞大,一时之间远超各地绿营的容纳能力。因此当局仅安置了原来已在旗营中食粮的兵丁,出旗的闲散旗人则基本不予顾及。而闲散旗人挑补绿营兵缺则完全以旗营中无差无饷的闲散壮丁为对象,更具有救济弱势者的福利色彩。再者,驻防旗人的出旗仅见于乾隆中叶,是一次大规模的突发性事件。闲散旗人挑补绿营兵缺的措施则始于顺治朝,康熙、雍正、乾隆、道光各朝均有不同程度的推行,这种人员间的交流更为普遍化、常态化。


①《上谕内阁》,雍正十三年四月初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第 8 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360 页。

②《上谕内阁》,雍正十三年四月初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第 8 册,第 360 页。

③《上谕内阁》,雍正十三年四月初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第 8 册,第 360 页。

④《江宁将军容保等奏议复将京口驻防汉军旗官兵或出旗为民或调入绿营折》,乾隆二十八年二月十三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03 0180 2008 025

⑤《杭州将军福禄等奏安置裁汰杭州驻防八旗官兵出旗为民折》,乾隆二十八年五月十九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03 0180 2030 032

⑥《杭州将军福禄等奏议复裁减杭州驻防汉军兵丁折》,乾隆二十八年二月十六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03 0180 2011 015

⑦开户、另记档案等群体均属于非正身旗人,地位低于普通的正身旗人,主要来源于最初的旗下奴仆。关于开户、另记档案人等非正身旗人的来源、数量、社会地位等问题,参见刘小萌:《八旗户籍中的旗下人诸名称考释》,《社会科学辑刊》1987 年第 3期。

⑧《广州将军柏之蕃奏陈标营外委缺出可否将汉军余丁所补之绿旗兵丁一体拔补折》,雍正十二年二月十九日,《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25 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 年,第 919 页。

福州、京口、广州汉军相继出旗后,三地的族群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新组建的福州驻防全为满洲旗人,京口驻防全为蒙古旗人,广州驻防改为满洲、汉军各半,只有规模较小的福州三江口八旗水师营仍旧全由汉军组成。汉军旗人被裁汰后,原隶属于汉军驻防将军的军标绿营自然也无继续存在的必要。乾隆中叶,清廷陆续将三地的军标绿营裁撤,闲散旗人拨入军标绿营的惯例也就此终结。

由于清廷对满蒙旗人“沾染汉俗”的担心,在乾隆之前,挑补绿营兵缺的基本都是汉军旗人。但也有个别例外情况,如西安、太原两地的驻防当局曾令少量满蒙八旗闲散拨入同城的巡抚标下绿营。乾隆年间,西安驻防已有“于八旗满洲、蒙古闲散人内挑选二十名为巡抚亲丁,给与绿营马兵钱粮”的做法。① 乾隆三十七年(1772 年) ,当局从西安抽调八旗官兵移驻新疆巴里坤,拨入抚标的 20 名旗人也被抽调,且无人补缺,西安将军福僧阿遂奏请嗣后停止挑补抚标亲丁之事。兵部议覆认为:“各省巡抚各有标营兵差遣,前因西安附近边陲,挑给满洲亲丁。既系现应移驻巴里坤数内之人,且向无差遣,应如所请停挑。再自定伊犁、回部以来,边陲俱属内地,应通行各省驻防,有似此挑取满洲亲丁者,概行停止。”②太原驻防也曾以 40 名满洲、蒙古旗闲散“挑食抚标亲丁钱粮,作为养育,以资生计”。③ 这一现象始于雍正初年,编入抚标的闲散旗人由山西巡抚“斟酌其学习情形,教习技艺、军纪,有合适差遣即行试用,若满洲有学习优异者,则选为额定领催、披甲”,④仍旧回八旗内任职,并不挤占绿营官缺。乾隆三十七年( 1772 年) ,乾隆帝特地传谕将此举禁止,他认为 “八旗驻防挑作督抚亲丁,本属非体,即云为其资生起见,而以旗人藉巡抚随粮分润,其名亦不可居”;即便是考虑到“闲散幼丁众多,欲为筹其养赡”的现实情况,也可采取“裁巡抚之随粮,增旗丁之养育”的措施,即裁撤绿营抚标亲丁的员额,用其钱粮增设八旗养育兵,在旗营内部安置闲散壮丁,“其事自属光明正大,于伊等生计亦有实济”。上谕明令:“所有太原驻防挑补巡抚衙门亲丁之处,著照西安例,即行裁汰。”⑤

雍正帝曾有言:“满洲虽系骨肉之亲,但决不可抢汉人的份……此路一开,则各种心思泛起,满洲感激之心在两者之间,而汉人心寒者实系显然。”⑥由于忌惮绿营官兵的不满,加之对旗人丧失 “满洲旧俗”的担忧,尽管各驻防点八旗闲散壮丁数量日渐增长,清廷却迟迟不肯将旗人入绿营为兵的措施向全国普遍推行。

清代前期闲散旗人挑补绿营兵缺的现象十分零散,各地的做法也不统一,体现出一定的随机性。但清廷也就此发布过明确的一致性的指令,屡屡加以限制和规范,有明显的规则可循。乾隆之前,驻防旗人入绿营为兵者,基本都是汉军闲散壮丁,所入各营限定于与驻防同城的军标、督标、抚标等,人数与规模也被当局控制在较小的范围内,拨入督标、抚标者还迅速被撤回。从地域上看,除南方京口、福州、广州、杭州与北方西安、太原等少数地点外,其余八旗驻防地均未推行过闲散旗人拨入绿营的方案。至乾隆后期,由于清廷的裁汰与严格控制,各地闲散旗人挑补绿营兵缺的现象实际上已不存在。


①《清高宗实录》卷 912,乾隆三十七年七月庚子,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 216 页。

②《清高宗实录》卷 912,乾隆三十七年七月庚子,第 216 页。

③《清高宗实录》卷 914,乾隆三十七年八月丙子,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 251 页。

④《山西巡抚诺岷奏请由闲散满洲等人内选人教习折》,雍正二年闰四月初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译编:《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合肥:黄山书社,1998 年,第 791 页。

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第 7 册,乾隆三十七年八月十四日,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 年,第 130 页。 ⑥《陕西巡抚图里琛奏请督抚标营兵丁补用满洲折》,雍正三年十月初二日,《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1221 页。

二、 驻防闲散旗人挑补绿营兵缺方案之重新制定

道光年间,八旗的生计问题空前恶化,迫使清廷再度推行驻防闲散旗人挑补绿营兵缺的政策。这一时期的挑补范围扩大到了所有兼设八旗驻防与绿营的地区,多地的满洲、蒙古闲散旗人也首次被允许拨入绿营。道光元年(1821 年)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武隆阿等人率先奏请将“各直省绿营马兵分半作为旗缺,并令驻防子弟一体挑补绿营守、战、马粮”。① 此议若果真付诸实施,对既有军制冲击太大,且极易激起绿营官兵的忿恨与反抗。对此,道光帝申斥云:“紊旧制而失人心,莫此为甚。”武隆阿等随即被“交部严加议处,以为莠言乱政者戒”。② 道光六年( 1826 年) ,直隶总督那彦成又提议,“各省驻防闲散,无论满洲、蒙古、汉军,俱准其入绿营挑补马兵”,具体实施方案如下: 于该驻防同城及附近营分,遇有马兵开革事故,与该营战守兵一体校阅技艺挑补,不得过本营十分之二,毋庸与通省兵额核计。至考拔弁缺,惟当以弓马劳绩为定,不必复行区别。其由旗咨送时,只准将年壮闲散情愿赴挑者验送,不得有强派勒掯情弊。挑入绿营之后,所有训练、约束及升转、降革各事宜,均有该营将弁照绿营章程一体办理,如有滋事干涉地方者,亦照绿营例交地方官惩办。如该驻防同城及附近标营分马兵额缺较少,该闲散有愿挑战兵、守兵者,亦准送挑,俱不得过十分之二。③

与武隆阿等人的奏请相比,那彦成的方案强调闲散旗人主要挑补粮饷较多的绿营马兵之缺,只是在马兵人数不敷的情况下,才允许其挑补粮饷较少的战兵、守兵等的缺额,且无论是何兵种,均不得超过绿营各营人数的十分之二,在数额上亦有限。道光帝认可了这一较为稳妥的计划,下令“驻防省分各该督抚会同将军、都统、副都统,妥议章程奏咨,以期经久”④,准备在各地实施该计划。自道光七年(1827 年)起,陕西、甘肃、山西、山东、河南、湖北、江苏、广东等同时设有八旗驻防与绿营的省份,相继制定了闲散旗人挑补本省绿营兵缺的详细方案。由于各驻防点闲散旗人数目不一,人口压力不同,各省绿营的编制与兵额也各有差异,故而被拨入绿营的闲散旗人数量有多寡之分,且闲散旗人及其家口被编入绿营后的管理模式也不尽相同。

西安驻防“旗人生齿蕃衍,闲散最多”,⑤面临的人口压力较之其他地区更大,“若照部议将绿营马兵缺出,以四缺为一轮,前三缺尽绿营战守兵挑补,至第四缺始挑旗营闲散一人,未免旷日持久,有疏通之名,迟造就之效”。⑥ 因此,驻防当局对兵部提出的方案略加修改,强调闲散旗人可以与绿营兵丁同步挑选,“遇有西安抚标、城守及西安镇标、附近省会各绿营马兵缺出,无论第几缺,俱准旗营咨送闲散,与绿营战守官兵一体比较技艺挑补”。⑦ 同属陕甘地区的宁夏(今银川,清代隶属甘肃省)、凉州(今甘肃武威)、庄浪(今甘肃永登) 三处驻防八旗闲散被编入绿营的模式,与西安


①《清宣宗实录》卷 26,道光元年十一月辛未,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第 1 册,第 462 页。

②《清宣宗实录》卷 26,道光元年十一月辛未,第 1 册,第 463 页。

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 31 册,道光六年十一月十二日,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年, 386 页。

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 31 册,道光六年十一月十二日,第 386 页。

⑤《署理陕甘总督鄂山奏为遵旨会议陕甘两省驻防旗营闲散挑补绿营兵丁事》,道光七年闰五月初七日,宫中朱批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04 01 01 0685 020

⑥《署理陕甘总督鄂山奏为遵旨会议陕甘两省驻防旗营闲散挑补绿营兵丁事》,道光七年闰五月初七日,宫中朱批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04 01 01 0685 020

⑦《署理陕甘总督鄂山奏为遵旨会议陕甘两省驻防旗营闲散挑补绿营兵丁事》,道光七年闰五月初七日,宫中朱批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04 -01 -01 -0685 -020。

驻防稍有不同,系严格遵照部议,“于附近绿营马兵所出四缺之内,以第四缺挑补闲散一人”。① 上述四地闲散旗人拨入绿营后的具体管理措施则完全一致:

各驻防甲兵之子弟于挑补绿营兵丁之后,该甲兵本身退故,别无次丁顶补,若挑补绿营兵缺之子弟有情愿告退,仍回本旗顶补马甲以养赡家口者,应由绿营于册内开除,咨回各本旗分别办理。其不愿退回,仍在绿营差操者,亦听其便,所出旗营马甲归于本旗另行挑补。此外……该闲散挑入附近标营,兵丁如离家较远,势难兼顾家属,应准随同前往,报明本旗立案。倘有事故开革,准仍归本旗入档,如不愿携带家属者,亦听其便。兵丁例领红白赏银,该闲散既挑入绿营,应在绿营照该营之例支领,其户口虽隶绿营,每届年终,应仍由各绿营该管镇将咨照驻防旗营,以备查考在案。②

西安等四地的八旗闲散壮丁被编入绿营后,可以携带家属同往,其户口暂时改隶绿营,并按照绿营章程加以管理。但他们并未彻底丧失旗籍,还保留着旗人的若干权利,如闲散旗人本人仍可以回旗顶补马甲,其亡故后,家属也可回旗归档。

山西境内有太原、右卫(今右玉)、绥远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清代隶属山西省)三处八旗驻防点,太原驻防与山西巡抚标下左、右二营及太原营等绿营军同城,右卫驻防与朔平营同城,而“绥远城并无同城营分,惟与归化营附近”。③ 道光七年( 1827 年) ,据绥远城将军奕颢、归化城副都统富尔嵩阿、太原城守尉萨隆阿等驻防将领报告,三地“附近、同城各绿营马兵额缺较少”,因而满洲、蒙古闲散壮丁均“愿以马、战、守三项兼挑”。当局遂决定“嗣后太原驻防同城之太原抚标左、右等三营,绥远驻防附近之归化营,右卫附近同城之朔平营,遇有战守兵缺出,将各驻防闲散均于四缺中挑补一缺。仍令各营将弁于兵丁出缺之时,即咨明协领、城守尉等,拣选年壮技优、情愿赴挑之闲散,咨送挑取。如有不愿赴挑者,仍听其便”。④

山东八旗驻防有青州、德州两处,“青州绿营相距满营五里,德州绿营与满营同城,此外并无附近绿营”。道光七年(1827 年) ,青州驻防有闲散旗人288 名,德州驻防有闲散旗人181 名,“均系未食钱粮,情愿赴挑”。按当局的安置方案,闲散旗人“应即于青、德二营就近挑补,以资造就”。而青州、德州营未设置战兵,只有马兵与守兵。马兵一向由守兵升补,守兵则于绿营余丁内“随时考拔”。依据那彦成的方案,以绿营兵缺的十分之二“挑补驻防,业已定有限制”,加之又规定四缺为一轮,绿营人员挑过三缺后,才轮到闲散旗人挑补一缺,致使兵额有限,“各闲散仍不能及时报效,殊非疏通本意”。署山东巡抚程含章等遂奏请变通原方案,改为“无分缺饬,一体校补”。⑤

道光初年,河南开封驻防“八旗满洲、蒙古十佐领下,共计另户闲散三百四十四名”⑥;而同城绿


①《署理陕甘总督鄂山奏为遵旨会议陕甘两省驻防旗营闲散挑补绿营兵丁事》,道光七年闰五月初七日,宫中朱批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04 01 01 0685 020

②《署理陕甘总督鄂山奏为遵旨会议陕甘两省驻防旗营闲散挑补绿营兵丁事》,道光七年闰五月初七日,宫中朱批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04 01 01 0685 020

③《绥远城将军奕颢奏为查明驻防闲散愿以绿营马战守兵兼挑筹议章程事》,道光七年四月十二日,宫中朱批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04 01 16 0129 048

④《绥远城将军奕颢奏为查明驻防闲散愿以绿营马战守兵兼挑筹议章程事》,道光七年四月十二日,宫中朱批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04 01 16 0129 048

⑤《署理山东巡抚程含章奏为酌议东省驻防闲散就近于青州德州二营陆续挑补事》,道光七年四月二十五日,宫中朱批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04 01 16 0129 045

⑥《河南巡抚程祖洛奏为循例均齐豫省驻防闲散人丁事》,道光五年十二月初四日,宫中朱批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04 01 18 0036 039

营,有河南巡抚标左、右二营及开封城守营,“共额设马兵三百六十名、守兵一千五百六十二名,将来遇有额缺,将满营闲散就近挑补十分之二,既已足资疏通,且核与绿营兵丁进阶无异,并无壅滞”。因此,该地采取的方案是,八旗闲散均可就近编入开封绿营,“毋庸再于省外营汛议补,以免迁移而示体恤”。①

荆州八旗驻防闲散壮丁在道光初年时多达 2000 余人,但周边绿营驻军较少,“同城、附近之处,仅有该府城守、水师二营”,且“荆州水师营兵亦须谙习水性者始克挑补”。虽然“八旗满洲、蒙古闲散内,除情愿挑补陆路马兵并战守兵丁外,亦间有能识水性之人,情愿备挑水师兵丁”,但由于荆州城守、水师二营兵额有限,仍难以安置众多闲散壮丁。荆州周边各府县有“荆门、宜都、远安三营相距一二百里,此外各标镇协营相距均有三四百里至七八百里不等。驻防闲散挑补兵丁之后,即应归营操练,关支粮饷,仅敷食用,离家遥远,恐不免内顾掣肘。愿否赴挑,必须出自情愿,毫无勉强,方可行之久远”。湖广总督嵩孚等人经反复比较,认为“提镇所属各营相离窎远,多有不通水道之地,陆路往来,盘费维艰”,均不便安置闲散;惟有驻省城武昌的“督抚两标虽距荆州五百余里,第水路可通,往来甚便……该闲散等或系父兄身有钱粮,或伯叔现充马甲,足以赡养眷口,内顾无忧,挑补督抚标兵丁均属出自情愿”。因而决定:荆州驻防愿挑绿营闲散者主要编入荆州城守、水师二营及武昌督抚两标各营,“遇有马战守并开革事故,与绿营兵丁一体校阅技艺挑补。仍俟此四标营挑取足额,再将未经挑补闲散在于荆门、宜都、远安三营内以次挑补,总不得过本营十分之二,毋庸与通省兵额合计”。②

江宁(今南京)八旗驻防的总人口在各驻防点中也位居前列,道光七年( 1827 年) ,该处“闲散计有二千余人”,当局计划将江宁闲散旗人安插进同城的两江督标二营与江宁城守协二营,总共可挑补闲散 372 人。具体方案是:“俟绿营各兵开革事故缺出,四缺轮一,以第四缺挑补闲散。除已食钱粮及养育兵并革退、残废之闲散不准送挑外,余有愿入绿营者,悉令赴该佐领具报,汇呈到旗。各就该旗秉公考验,以年壮技娴者送出备挑。”闲散被挑中后,即领取绿营兵饷,“一切训练、约束及升转、降革等事,宜恪遵谕旨,由该营将弁照绿营章程一体办理”。这些措施与西安等地大体相同,但江宁当局担心旗人编入绿营会混淆满、汉界限,并未允许他们携带家属前往,甚至特地规定凡入绿营当差的八旗闲散,不得移住“汉城”中,而是由绿营将领“将挨日轮当之差预为派定,饬各如期赴值”。③ 每日差事完毕,闲散们仍回满城家中住宿。

广州八旗驻防自乾隆以后兼设满洲与汉军,各占总兵额的一半,但实际上汉军的人口数量远多于满洲。嘉庆十四年(1809 年) ,广州满洲旗官兵与家口的总人数为 4500 余,其中“未经食粮之已成岁男丁现止七十二名”,④闲散壮丁数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汉军旗总人数 1. 43 万余,闲散人数也远多于满洲旗,“未经食粮已及岁之男丁现有一千八百余名”。⑤ 至道光年间,当地仍是“满洲


①《河南巡抚程祖洛奏为遵旨核议驻防满洲闲散挑补绿营兵弁章程事》,道光七年三月初八日,宫中朱批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04 01 01 0685 010

②《湖广总督嵩孚奏为筹议驻防满营闲散挑补绿营兵弁章程事》,道光七年五月十五日,宫中朱批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04 01 01 0685 023

③《江宁将军普恭等奏为遵旨会议江宁省城驻防闲散挑补绿营兵缺章程并请暂缓挑送京口闲散事》,道光七年闰五月十七日,宫中朱批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04 -01 -01 -0685 -019。

④《广州将军庆溥奏为广州驻防汉军兵丁请准借公项银发商生息养育事》,嘉庆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宫中朱批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04 01 01 0514 057

⑤《广州将军庆溥奏为广州驻防汉军兵丁请准借公项银发商生息养育事》,嘉庆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宫中朱批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04 -01 -01 -0514 -057。

人户不致甚多,额设兵粮挑补尚易”,①事实上仅汉军闲散有入绿营食粮之需求。经两广总督李鸿宾与驻防将领共同商定,制定详细实施方案如下:

陆路则有抚标左、右二营,广州城守协左、右二营,均与驻防同城。又省外永靖营,三水营,增城营左、右二营,前山营,四会营,督标中、左、右、前、后五营,肇庆城守协左、右二营,共十七营。内河水师则有水师提标前、后二营,顺德协左、右二营,新会营左、右二营,督标水师营共七营。以上水陆二十四营内,四营与驻防同城,余相距自九十里至二百九十里不等,皆在三百里以内。俟各该营马兵开革事故,于四缺中,以第一、第二、第三缺将绿营战守兵丁挑补,至第四缺挑补驻防闲散一人。仍于马兵缺出时,由该营移会八旗左司,具报将军、都统,将闲散挑取送拔……合计马、步、守三项,均不得过各该营十分之二 ……该闲散或因距家较远,未能兼顾,或因滨海瘴气,不服水土,有不愿赴挑者,应请悉听其便,其缺仍归绿营拔补。②

照此方案,广州汉军闲散将被安插于广州本城及距此 300 里范围内的本省各营,其地域覆盖了广州府下辖的增城、三水、顺德、新会、香山、东莞等县及邻近的肇庆府。

三、 驻防闲散旗人挑补绿营兵缺方案执行之成效

各省陆续制定的驻防闲散旗人挑补绿营兵缺的方案看似详细妥当,但实际执行情况与纸面规定相去甚远。真正有闲散旗人被拨入绿营的驻防点寥寥无几,且人数至多不过数百人,只占闲散群体的一小部分。各省督抚、驻防将领起初顾虑需要挑补绿营的闲散旗人数量与驻防同城的绿营兵额不敷,还专门在省内异地划定可供拨入的营分。事后证明,这些工作纯属徒劳,由于闲散旗人贪图安逸,对当局分配的各类兵缺挑三拣四,最终鲜有赴外地绿营入伍者。

山西绥远城、右卫、太原三地闲散旗人挑补绿营兵缺的具体情形,笔者尚未在档案史料中找到直接记载。而据此项政策实施前的道光五年( 1825 年) 的一份满文奏折称,当年绥远城“八旗满洲、蒙古二十个佐领下现有闲散共一千一百七名”,规模较小的右卫“八旗现有闲散一百九十一名”。③ 道光十五年(1835 年)的另一份满文奏折则载,当时绥远城“满洲、蒙古八旗二十佐领”仍有闲散1558 名,右卫驻防也有闲散225 名。④ 此时距当局下令将八旗闲散编入绿营已有8 年时间,而尚未安置的闲散数目仍相当“可观”,且还在快速增长,表明此项政策实际收效并不大。

宁夏驻防自道光七年(1827 年)起计划将闲散编入附近绿营,至道光二十三年( 1843 年) 时,满洲旗内仍有“另户闲散”886 人、“幼丁”1579 人,蒙古旗内仍有“另户闲散”404 人、“幼丁”557 人,⑤ 闲散男丁总数竟多达 3426 名,可见其挑补方案成效甚微。

开封驻防的规模虽远小于绥远城、宁夏,但闲散旗人数量同样在持续增长。道光五年( 1825


①《广州将军苏勒芳阿等奏为遵旨会议驻防汉军八旗闲散改补绿营粮缺酌定章程事》,道光十六年八月十七日,宫中朱批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04 01 01 0774 004

②《两广总督李鸿宾奏为遵旨会议驻防闲散挑补同城及附近营分兵弁章程事》,道光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宫中朱批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04 01 01 0685 022

③《绥远城将军奕颢奏遵例均拨绥远城右卫八旗闲散折》,道光五年四月十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宫珍藏杀虎口右卫右玉县御批奏折汇编》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10 年,第 1184 页。

④《绥远城将军惠显等奏均齐绥远城右卫满蒙八旗闲散折》,道光十五年四月初七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03 0203 4152 011

⑤《宁夏将军舒伦保奏均齐宁夏八旗各佐领下闲散幼丁折》,道光二十三年五月十二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03 -0204 -4235 -049。

年)时,开封驻防满洲、蒙古旗共有闲散 344 名。① 至道光十四年( 1834 年) 即闲散入绿营之政策推行 7 年后,闲散人数不但未减少,反而增至 439 名。②

德州驻防的闲散壮丁至道光八年( 1828 年) 时,仅“挑过十有余缺,而人数稍多,仍不免于壅滞”。德州为城守尉级驻防点,兵额和总人口均少于山东省内层级更高的副都统级驻防点青州,相关福利措施也不及后者。如嘉庆二十年( 1815 年) 时,山东巡抚陈预与青州副都统八十六共同议定,以青州“满营所存马价银六千两并提藩库扣存市平银二万四千两”作为本金,“发商生息解营”,从八旗闲散壮丁 500 人中“挑选余兵二百四十名,每名月给银一两”。③“余兵”设置于八旗内部,其地位和待遇类似于养育兵,也是一种针对闲散旗人的福利性兵缺。但德州驻防并未同步设立余兵,以致闲散人丁日渐增多。山东巡抚琦善因而于道光八年( 1828 年) 奏请德州也“照青州满营成案,将马价银六千两,再于藩库余平项下提银一万四千两,凑成二万两,发商一分生息,每月可得息银二百两。随饷批解德州满营,由该城守尉在于德州四旗闲散壮丁内挑选一百五十名,作为余兵,与马步甲一体操练”。④ 此议随即得到道光帝批准。⑤ 德州驻防通过在八旗内部新设余兵的方式,已能将现有闲散壮丁的大部分妥为安置,因而先前制定的闲散旗人编入绿营的方案很可能未再

推行。

荆州八旗闲散编入绿营一事,从开始即面临着较多不便。荆州城及附近地区的绿营兵力单薄,不能提供足够的兵额,当局只得指定数百里之外武昌的绿营湖广督标、湖北抚标供闲散旗人挑补。但旗下闲散壮丁的积极性并不高,道光七年( 1827 年) ,荆州驻防闲散 2000 余人内,情愿赴绿营挑补兵缺者仅有“一百数十名”,⑥只占很小的比例。这 100 余名闲散“除挑入荆州城守营之兵外,陆续挑入督抚两标营兵共有七十九名”。自道光九年( 1829 年) 起,即“无愿挑督抚两标兵缺者,推原其故,盖因得项仅敷租房度日之用,不能兼顾家口”。至道光十年( 1830 年) ,“除陆续告退者共五十名外,现在省城犹有兵丁二十九名”,⑦此前补入绿营的闲散旗人已经撤回大半。

广州闲散旗人拨入绿营的方案实际上也未收到效果。据广州将军庆保于道光九年( 1829 年) 奏称,八旗“闲散俱为家口所累,不能远道赴挑。三载以来,仅于同城之抚标、协营挑补名粮二十一名。现查满洲、汉军丁口统计增至二万一千余人,其未食钱粮男丁现有五千三百余名之多”。⑧ 不仅将闲散旗人拨入广州城外各营的原定计划未得实施,就连入同城绿营者的数量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此番挑补绿营兵缺之举没有对解决广州八旗生计难题产生多少积极效果。


①《河南巡抚程祖洛奏为循例均齐豫省驻防闲散人丁事》,道光五年十二月初四日,宫中朱批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04 01 18 0036 039

②《河南巡抚桂良奏为循例均齐驻防闲散人丁事》,道光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宫中朱批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04 -01 01 0752 066

③《山东巡抚琦善奏为德州满营现多闲散壮丁请准照案筹款生息挑选余兵事》,道光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宫中朱批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04 01 01 0698 080

④《山东巡抚琦善奏为德州满营现多闲散壮丁请准照案筹款生息挑选余兵事》,道光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宫中朱批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04 01 01 0698 080

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 33 册,道光八年十二月初五日,第 391 页。

⑥《湖广总督嵩孚奏为筹议驻防满营闲散挑补绿营兵弁章程事》,道光七年五月十五日,宫中朱批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04 01 01 0685 023

⑦《荆州将军庆山奏荆州旗丁挑入绿营粮饷仍照旧章办理片》,道光十年十一月十一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03 0202 4095 046. 2。此件档案原文为汉文。

⑧《广州将军庆保奏为广州驻防满洲汉军生计维艰请旨借项生息事》,道光九年九月初二日,宫中朱批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04 -01 -01 -0706 -014。

道光七年(1827 年) ,福州驻防闲散“情愿赴挑者共七十二名”,数量甚少。而且这些人“或因父母年老,家无次丁,或有妻子依倚度日”,均不肯离家太远,“止愿就省城八营额缺考补,并无情愿赴挑附近营分及战兵、守兵之人”,对拟挑补的绿营缺额挑肥拣瘦。同一时期,邻近的三江口另有 “愿挑水师旗营壮丁共有七人,亦止愿挑内河兵缺”,①不愿赴相对艰苦的外海水师营。大量闲散旗人宁可继续过无差无饷的潦倒生活,也不愿参与挑补。少数主动参与挑补者,则将目标锁定在离家近且相对安逸轻松的个别营分,以及粮饷较多的马兵缺。这固然反映出当时驻防旗人群体的懒散、堕落,同时也因这些“肥缺”的数量有限,最后实际挑补到绿营兵缺的闲散旗人只能是少之又少。而这种现象绝非福建驻防所仅见。

还有一些驻防点或因闲散人丁较少,或因调拨上面临诸多困难,实际上根本无人赴绿营当兵食粮,甚至连相关方案都未曾制定。例如,道光七年( 1827 年) ,京口驻防“闲散现止九百余人”,其中“实在年壮技娴仅有五百余人”,“此时若将精壮闲散挑送绿营,恐于满营额缺转致不敷”。② 因此,统辖京口驻防的江宁将军普恭并未上报当地的挑补方案。同年,杭州驻防满洲、蒙古八旗闲散共有 612 人,其中“残疾者一百三十四名,尚在习学骑射年幼闲散二百十四名,现在精壮闲散只有二百六十四名”,“仅敷挑满营缺额”,③也不存在入绿营为兵者。当时,同属浙江的乍浦驻防“闲散亦无愿赴绿营挑补之人”。④

道光年间推行的八旗闲散壮丁挑补绿营兵缺之方案,虽计划在直省各驻防点全面实施,但总的来看,当时真正入绿营为兵者只占闲散总数的很小比例。同时,各地八旗闲散的人数仍在持续增长,当局各种安置措施出台的速度远远赶不上闲散旗人增长的速度,对于缓解八旗生计问题的效果十分有限。此外,由于旗人挑补绿营兵缺时仍保留旗籍,随时可以退回八旗,且闲散壮丁多被安置在与八旗驻防同城、邻近的少数营分中,因而对绿营的实际影响与冲击有限,未曾激化满汉矛盾,也没有使旧有军制产生大的变动。

清廷以驻防闲散旗人挑补绿营兵缺之举并未触及八旗驻防体制的核心,没有改变八旗制度对旗人的束缚,也就无法解决闲散旗人的生计难题。而自道光朝起,外患内乱接踵而至,多处八旗驻防点受到波及。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军曾攻陷乍浦、京口,两地驻防旗人死亡者均在数百名以上。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江宁、杭州、乍浦、京口、德州等驻防点均被太平军攻破,驻防旗人伤亡殆尽。仅江宁一地就有八旗“驻防官兵三万余人同时尽节,孑遗无存”⑤。在同治年间的新疆战乱中,伊犁、乌鲁木齐等驻防地的满蒙旗人也几乎全部丧生。此外,荆州、西安、宁夏、成都等驻防点虽未曾毁于战火,但也有大批旗人被调往全国各战场作战,人员损失惨重。同治之后,国内战事逐渐停息,清廷重建江宁、杭州等八旗驻防时,又从其他地区抽调了大批旗人,这也直接减轻了被抽调驻防点的人口压力。长期困扰清廷的驻防八旗闲散人口问题,竟以如此惨烈的方式得到了一定程度


①《署理闽浙总督韩克均奏为遵旨会议闽浙驻防闲散挑补绿营弁兵事》,道光七年三月二十九日,宫中朱批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04 01 01 0685 005

②《江宁将军普恭等奏为遵旨会议江宁省城驻防闲散挑补绿营兵缺章程并请暂缓挑送京口闲散事》,道光七年闰五月十七日,宫中朱批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04 -01 -01 -0685 -019。

③《杭州将军果勒丰阿等奏为遵旨查明杭州驻防满营现在闲散仅敷本营挑补情形事》,道光七年三月初十日,宫中朱批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04 01 01 0685 011

④《署理闽浙总督韩克均奏为遵旨会议闽浙驻防闲散挑补绿营弁兵事》,道光七年三月二十九日,宫中朱批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04 01 01 0685 005

⑤《江宁将军丰绅等奏为援案请将江宁驻防阵亡殉难官兵妇孺列入祀典致祭事》,光绪十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宫中朱批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04 -01 -14 -0087 -059。

的缓解。另一方面,晚清的绿营军制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各省绿营员额逐步被裁减,其作用被新出现的勇营取代。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咸丰朝以后,闲散旗人挑补绿营的措施虽未被清廷正式下令取消,但实际上已是名存实亡。

结 语

驻防闲散旗人挑补绿营兵缺,打破了八旗、绿营之间看似森严的壁垒,是清代军制中颇为特殊的情形。这一现象始见于顺治后期,起初仅是个别驻防点自发采取的临时性安排,并未形成常态。

康熙五十七年(1718 年)之后,为缓解日益严峻的八旗生计问题,清廷相继允许福州、广州、京口三处汉军单独驻防地点的闲散旗人拨入军标绿营。雍正、乾隆时,由于统治者忌惮绿营官兵可能的反抗,也担忧满蒙旗人“沾染汉俗”,挑补措施的实施范围受到严格限制。驻防旗人入绿营为兵者,基本都是汉军闲散壮丁,所入各营限于与驻防同城的军标、督标、抚标等,人数也被控制在较少范围内,拨入督标、抚标者还很快被勒令撤回。乾隆中期,各地驻防汉军大部出旗,军标相继被裁撤,汉军闲散挑补绿营兵缺的情形遂暂告停止。

道光年间,由于八旗闲散人口的持续膨胀及其生计状况的恶化,清廷才被迫实施新的挑补方案。这一时期的挑补范围扩大到了所有兼设八旗驻防与绿营的地区,多地的满洲、蒙古闲散旗人也首次被允许拨入绿营。官员们虽然表面上宣称:“各省绿营马步兵丁,弓马技艺虽俱练习,终不能如旗人之操纵自如,张弛任意。”①但以闲散旗人挑补绿营兵缺之议,绝非出自军事方面的考虑,而是受缓解八旗生计问题的财政上的动机所驱动,当局真正关心的只是闲散旗人如何从绿营领取粮饷。在安置驻防闲散旗人的过程中,清廷还对满蒙旗人与汉军旗人差别对待,绿营官兵更是倍受歧视,利益横遭侵犯,充分暴露出清代军制中基于民族歧视而产生的严重不平等。挑补绿营兵缺的八旗壮丁并未出旗,在身份上仍旧是旗人。从各驻防地的规定上看,对兵丁户籍要求最为严格的西安,也仅是令挑补绿营兵缺的闲散旗人将户口暂隶绿营,一旦有机会,仍可回旗顶补兵缺。江宁驻防的有关章程则更加宽松,允许闲散旗人仍在满城家中住宿,只在应差之日赴绿营点卯应景而已,这样的安排如同儿戏,对保持和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毫无意义。在方案执行的实际效果方面,根据档案史料的记载,道光年间各地制定的方案大多停留在纸面上,真正入绿营为兵的八旗壮丁只占闲散总数的很小比例。以八旗闲散挑补绿营兵缺的方案,对于缓解驻防八旗的人口压力与生活困难没有产生多少实际效果,同时也不宜对这一事件在激化满汉矛盾方面所起的负面影响作过高估计。


①《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武隆阿等为请以绿营马兵之半改为旗额事奏折》,道光元年十月二十六日,吕小鲜:《道光初筹议八旗生计史料》,《历史档案》1994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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