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旨在研究清初汉军八旗的诸多疑难问题。认为努尔哈赤时期汉族官兵多是“随旗”行走，随旗汉人与旗人不应混淆。入旗汉人载体是包衣等内牛录，对16个外牛录提出质疑；认定六甲喇诞生于天聪朝，是旧汉兵组织。汉军旗诞生时间不是天聪五年，是天聪八年；汉军八旗及其牛录制度的完善化是崇德七年；“三顺王”与续顺公所部“归并”汉军旗，但当时未曾编组牛录。

【关 键 词】随旗/六甲喇/旧汉兵/新汉兵/旧汉兵旗/汉军/八旗

八旗制度是清初国家实体，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中外清史、满族史专家、学者，无不给予高度重视，成为研究热门课题。其中对于汉军的研究成果亦颇可观，但从宏观粗线条研究较多，而微观探索却只是皮毛，诸如汉军16牛录、六甲喇、汉军旗、汉军牛录建制等问题，尚多模糊。笔者不曾在此下过工夫，只是临时整理此文，用以抛砖引玉，请教于同仁。

一、 对汉军十六牛录质疑

清朝官方文献载称：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八旗“是满洲牛录三百有八，蒙古牛录七十六，汉军牛录十六”①。根据这一记载，前辈学者多有发挥：“满洲佐领三百有八，蒙古佐领七十有六，汉军佐领十有六，共四百佐领。每佐领编壮丁百有五十，八旗六万人”②。于是，上述意见就成为诸多专家、学者研究八旗制度的基础资料和论证根据，汉军16牛录即成定案。近年出版的诸多著作，梗概称：“汉人隶属于旗下的牛录，汉官皆编入旗，隶属于旗”③。笔者对此提出质疑。请问这16个牛录额真都是谁，所率领的部众来自何方？汉族官民既然都已入旗，为什么只有这么少的牛录？参考努尔哈赤时期的民族政策，令人怀疑。欲搞清这个问题，必须研究汉人在后金社会存在的组织状况、随旗和入旗等问题。

1. 汉人社会组织管理系统。努尔哈赤时代整个社会是八家分治，八贝勒下属官员各属一旗，以官员等级高低各分固山额真、五牛录额真、牛录额真、代子章京和屯拨什库等。八旗各级组织除统辖诸申(按丁分配)外，将投顺、俘获的汉人，按系统分配。其中较大数量为诸申家下奴仆，具有自由民身份者“每十三壮丁，编为一庄。按诸申官员品级分给为奴，于是同处一屯”④。特别是天命六年(1621年)七月以后，民族矛盾上升，努尔哈赤命都堂阿敦阿哥、武尔古岱额驸等直接管理汉人。八年(1623年)七月，改汗而用八贝勒名义管理，对汉族歧视政策日渐严重。但对汉人社会组织管理采取两个系统并无改变。譬如给牛压印，派“诸申一都司，尼堪一都司”；收税“皆以两计，一两取税一钱，征税人取二份，牛录额真、代理章京取一份。汉人之税，由管辖之备御、汉人千总取一份”⑤。可见，是旗、民分别管理。

(1)汉官管理系统 天命六年(1621年)十二月初八日，努尔哈赤宣布在汉人中，实行“百人设百长”制度。第二年正月初四日，重申“计国之男，百男设一百长”。凡是有公役之事，皆“十男令出一男。一百长出十男”。一位百长率属从役，家中“留一百长”，内外由两位百长“共管之”⑥。五名百长设一千总，即“五百汉人置一千总”。当年“分河东尼堪”为“汉总兵官各四千男，副将各三千男，参将、游击各二千男”⑦。

这些汉人不仅要纳税、出徭役，而且有当兵的义务。抽兵按丁，天命六年(1621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汗宣布：“著二十人抽一人从军”，凡是出兵者，必须“骑价银十两之马匹”，所持相关“器械”和马匹费用“由二十人合摊”。选出的兵丁，由“一百长带领前来”汗城，并带领自己家口，“令速来京城居住”。这些兵丁免去一切差徭、赋税，即“汉官一切征收之官赋等悉令停止”。明朝边关塘报说：“河东十家编军一名，朋出马一匹”⑧，报道比较实际。按照这个比例，汗书中说：“管四千之汉官，出二百兵”、“管三千兵者，立一百五十”、“管二千人者，立百兵”，这就是后金军队中的汉兵(后称旧汉兵)。

这些调往城里的汉兵，除本人、妻、子等外，“其家人仍居原处耕田”，而他们自己由“一备御率汉人五百及千总一员、兵丁二十五人”进驻城市，其中“以八人收管备御之诸物，再以善射之七人执枪携弓，佩带撒袋。至其不善射之十人，皆令植炮”。平时没有敌情，所持武器“尽收之，存于各该管官家中”。从总兵官“一百兵备十大炮，八十备长炮；有一百兵以意私役之”⑨。

从上述事实中可以看出三个问题，一是这些汉兵主要任务是城市驻防，手中武器受到严格控制。二是服役兵丁从城市到农村的家属，在两位千总管理下，形成城乡联防。城市家属等于人质。三是汉兵主要属于炮兵，用于城市防守，与天聪朝的“汉军”不同。具有满族入关后绿旗兵的性质。

由于建立汉人、汉兵管理系统，就形成以总兵官佟养性和李永芳为首的汉官统治系列，如设都堂、总兵官、参将、游击、备御、守堡或管屯等官。分辖各地的汉官有金州游击刘爱塔，盖州游击杨于渭，复州游击单荩忠，沈阳游击刘有宽，镇江游击佟养真，爱河备御高明和等。据天聪二年(1628年)十二月，皇太极“颁发汉官敕书”的记载，有总兵官佟养性。副将爱塔。参将佟延、刘岱仲、顾守通。游击有赵一鹤、马汝霖、严庚、李绍武、李大成、杨达有、吴殷、祝世昌、佟成蛟、李英杰、李国臣、张孟兆。都司李继学。备御有爱塔、佟延、李英杰、张兴国、杨铭石、赵世兴、殷廷辂、王义伟、吴裕、王远觉、佟成年、郭绍吉、宋世尧、马远功、马远龙、曹思扬、徐文、宁殷、刘远清、杨万邦、王玉吉、朱登科、崔大忠、高永富、李士新、王世平、王佳岩、朱守义、臧国祚、陈万寨、宋文远、佟正、高提明、于成功、马戍龙、韩田禾、王子登。总计是总兵官一名，副将一名，参将三名，游击十二名，备御三十五名⑩。

从这组名单中我们看到两个问题，一是名单是奖励功勋名单，各给世袭职务，他们肯定都是汉官，不是旗官。二是清朝前期对于早期牛录，统称“国初”牛录。所谓“国初”是指天命，主要是天聪朝而言。查证相关资料，汉军“国初”牛录，只有镶蓝旗汉军都统第四参领所属第五佐领，首任佐领是明朝山海关归降副将许定国(11)。因此，可以断定这个时期普遍设立汉备御、千总、百长是管理汉人的基层社会组织，不是以牛录进行编制。(12)

(2)诸申官管理系统 在诸申官员管理下的汉人组织系统，与汉官管理系统基本一致。天命七年(1622年)正月初六日，汗谕曰：“诸申官管二千七百人者，以一百三十五人充兵，其六十七人配以大炮六门，长铳四十五只，令六十七人听尔调遣。诸申管二千人者，以一百人充兵，配以大炮五门，长铳四十只，另五十人听尔调遣。管一千七百人者，以八十五人充兵，其四十四人配以大炮四门，长铳三十六只，令四十人听尔调遣。管千人者，以五十人充兵，其二十五人配以大炮二门，长铳二十只，令二十五人听尔调遣。管五百人者，则以二十五人充兵，其十人配以大炮一门，长铳十只，令十五人，听尔调遣”。兵丁家属同样以千总为组织基础，带往城镇居住。如天命八年(1623年)五月二十五日，“汗降书曰：令一游击所辖二万男丁内，四十名千总之父母、兄嫂、妻孥等皆往东京城，留二十名千总于此处，命二十名千总前往游击处。编四十名千总为二班，轮流于游击处行走，迅速督促使汉军之马匹肥壮”(12)。事实表明，诸神官员管理的汉人，与汉官所管理的汉人组织完全一致。

那么，汉兵与牛录组织是什么关系呢？据天命五年(1620年)兵制改革中说：“改设八旗官，设总兵官，分为三等。其副将、参将、游击亦如之，各牛录额真俱为备御官，每牛录下设千总四人”(13)。其中的“千总四人”对于牛录无疑是指原来的“四塔坦”。因此，在八旗牛录制度下就出现三部分人。诸申兵，诸申官员管辖的汉兵和汉官管理的汉兵。天聪八年(1623年)五月三十日，沙金参将率领八旗八备御送盐时，“以备御计(全国706备御)：一牛录诸申五人、汉人五人，汉人一备御十人……送至沈阳渡口”(14)。其中，“汉人五人”是指在诸申官员管下的汉人，“汉人一备御十人”是指汉官管辖的汉人。由于兵制改革，有时牛录与备御在文档中很难辨别。但满族贵族习惯称牛录的现象，给我们提供一些空隙。天命九年(1624年)正月初五日，汗谕说：“赴英额、赫撤穆、穆奇、马尔墩、扎库穆、抚顺、铁岭诸路之五牛录额真，尔等不得与五牛录之人分离，共同查核五牛录之汉人. . . 。遣书往盖州以西，威宁营以东之诸大臣曰：奉汗谕，著五牛录之额真，尔等不得与五牛录之人分离，共同查核五牛录之汉人”(15)。其中“五牛录之汉人”有人认为是旗人。其实是五牛录直接管理的汉人，不是旗人。由于后金社会人丁按官员等级分配，这些汉人身份隶属性强、地位低下，有的是诸申官员的赏赐品。如天命八年(1623年)七月初八日，有“萨木占巴颜游击已为备御。其子赏五百汉人，授其备御之职。汪格备御、满达里备御均未管汉人”；“扎海原为游击，其父多璧叔因子之功，曾得五百汉人，本人亦得五百汉人，故未赏给扎海汉人。所赐备御之职，著其同母所生之子受之”。其中汉人编制与牛录不同，如天命八年(1623年)有“著牛录额真、两名代子以及四名千总，将该处所居之人名，造册携带，早晚查点；守堡也将诸路之人名，造册携带之，早晚查点”，他们是“各牛录下堡民”。这些既管理牛录，又管汉人的备御官，常常被称为“牛录额真备御”。如天命八年(1623年)三月十八日，有“授图库为牛录额真备御”(16)。有的学者大半是将这种汉人认作旗人。从这些事实中不难看出两个问题，即诸申官员有的并不管理汉人；被诸申官员管理的汉人是附属于牛录或五牛录之下，并没有单独组成牛录。同时，也有的汉人被笼统地称为“隶”某旗。如天聪元年正月二十五日，“有汉人谢坤者自松山逃至，以隶镶蓝旗贝勒”。二十八日，“有汉人男丁四名自南江逃至，以隶镶白旗”(17)。这诸种与旗籍贴近的汉人，是否是旗人，必须研究“随旗”和“入旗”问题才能解决。

2. 随旗问题 清朝前期，随旗和入旗有根本区别。因为后金(清)以八旗为国体，“一国之众，八旗分隶”，满洲、蒙古、汉人，不管是入旗与否，都必须隶属于某旗之下。分析早期档案资料有汉官随旗、汉官受世职随旗、入旗汉官未编牛录和入旗已编牛录等情况。

(1)汉兵随旗。天聪八年(1634年)，孔有德、耿仲明和尚可喜等三部归服后金，所部官兵被编成“天祐兵、天助兵”，其原有的军事组织没有变更，即所谓“未能变更其组织，而消化其界限”，但他们行军打仗，却“随旗行走”。崇德三年(1638年)八月十四日，智顺王尚可喜因为出银47两，“买镶红旗孟库鲁牛录下喀丹岱之一名包衣满洲男丁，因智顺王越旗买人，为此智顺王应坐以应得之罪，罚银二百两，所买男丁赏给本牛录下穷人。审拟后奏上。上命免王应坐之罪，将所买男丁赏给孟库鲁牛录下穷人”(18)。这里提出的问题是尚可喜的部队不曾入旗和编组牛录，何以有“越旗”问题。原因是“三顺王”是随旗行走，严格按照八旗固有规范行事，旗与旗之间不准交易。从民族说，“三顺王”所部是汉兵随旗。又譬如天命八年(1623年)五月初五日，有“正白旗原驻盖州之张游击”；九年正月初八日，有“正黄旗汉人备御陈万卫”、“正蓝旗汉游击高明和”等，他们虽冠以旗分名称，但都是随旗汉官(19)。最引人注目的是额驸李永芳，史称：“抚顺所擒唐人千余名，则即削其发，服其胡衣，以为先锋”、“李永芳领辽兵三万俱住辽阳北城，各将近日新编许多乡兵，战车、枪炮、火药具备停当等”。天聪八年三月初五日，有“抚顺额驸、西乌里额驸率每旗游击一员，兵四人，前往清河料理田地事宜”(20)。从这些资料看，李永芳应是一旗首领。其“以为先锋”之句，并在李朝与贝勒阿敏发生争执，一般人会认为他已经加入蓝旗，而实际他却是个随旗汉官。后文我们将进一步追踪。

(2)受世职汉官随旗 八旗制度，对满、汉官员奖励军功，普遍“颁给敕书”，奖给世袭官职。以“三顺王”为例，天聪八年(1634年)，尚可喜归降后，皇太极曾经宣布孔有德等所部“官职升降皆听尔都元帅、总兵官之意”。此后，由于战功日积月累，孔有德等所部官兵，不能取得朝廷颁给的敕书。天聪九年七月二十三日，皇太极觉得是个问题。经过一年的思考，十年八月初六日，他决定不“背前言”和不“失信”誉，决定“三顺王”等所部朝廷还是“不给敕书”，由“三顺王”等自行奖励军功。可见，孔有德等所部“汉兵”也有给敕书问题。因为敕书意味着取得官职世袭，总得解决。崇德建清后，可能经“三顺王”等奏请，所部官员还是由朝廷颁给敕书。所以当年六月二十七日，有尚可喜下体有“金甲喇章京，李牛录章京”、“吴梅勒章京”；耿仲明下有“梅勒章京梁德清”、“曾梅勒章京”、“甲喇章京刘承祖”；孔有德下有“郝梅勒章京”、“甲喇章京孙虎”、“甲喇章京程蕴”(21) 等。这些世袭官职名称与满洲八旗官职名称一样，但它只标明功绩高低，与是否入旗没有关系，“三顺王”等所部仍然是汉兵。所以，汉兵受世职或不受世职，在未入旗之前，都是随旗行走。

“三顺王”与续顺公所部是随满洲旗还是随汉军旗呢？经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续顺公沈志祥的主动“奏请”，崇德七年(1642年)八月二十七日，皇太极“允其请”，命“以所部兵随汉军旗下行走”，以“归并汉军兵少之旗一同行走”(22)。分配的结果，孔有德归并正红旗，耿仲明归并正黄旗，尚可喜归并镶蓝旗，续顺公归并正白旗。因为旧军队组织未变，所以史家称为“附益之，而成汉军八旗”(23)。结合尚可喜“越旗”事件，证明此前的天祐、天助兵是以汉兵身份随满洲旗行走，这次特别强调“随汉军旗下行走”，且“归并汉军”。但“三顺王”与续顺公所部，原则上未编佐领，只给予各官以世袭职务，而且世袭官职是在“归并”汉军旗之前已经是事实。此后，世袭官职仍旧，如崇德八年档案记有：怀顺王耿仲明部下“三等甲喇章京宋国辅，二等甲喇章京石明雄”、“梅勒章京一员徐成功(原都元帅标右营副将)、牛录章京一员刘国臣各章京”等(24)。个别史学家就是没有将清前期这些世袭功勋职务，与军队中实际运作的官职区别开来，致成汉人为旗人。总之，汉官无世职随旗、有世职随旗、入旗而不编牛录等情况当时比较普遍，像范文程、洪承畴等都是先入旗，或取得世职，多年后编入牛录。从清初档案看，额驸李永芳投降初期受副将职务，其后晋升为总兵官，其子李延庚，在天聪三年(1629年)的“牛录章京”(25) 职务，根据李家入旗时间，也是功勋世袭职务。所以，汉兵授世职随旗是正常现象，不能将世职当成旗籍标志。

(3)编组内牛录 清代牛录分内牛录与外牛录两种，前文提到的汉军16牛录，一般人理解必是外牛录。按照有关清史专家意见，汉人“有的降附努尔哈赤把他们编入八旗，并大规模地加以迁徙”，显然是指努尔哈赤时期；或称“抚顺这一千户降民，…可以断定，是编成牛录八旗的”抑或“汉人隶属于旗下的牛录，汉官皆编入旗，隶属于旗”(26)。这些意见都说的是努尔哈赤时期。因此，我们就从这个时期着手。

天命八年(1623年)九月二十八日，努尔哈赤重申：“朝会仍循费阿拉之例，凡是诸申、汉人、蒙古牛录之人，须于天明前集于其牛录额真备御之衙门，由牛录额真备御查其在否”(27)。显然，在八旗牛录中似有汉人牛录。天命六年八月二十一日，曾经奖赏蟒古尔泰旗下“阵前攻战之四百汉人”。八年四月二十六日，阿巴泰阿哥等率领“诸申兵一千，蒙古兵一千，操炮汉兵八百”(28) 等事实，都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在努尔哈赤时代，汉人外牛录已经存在。但在“国初”外牛录中，却只有许定国一个牛录。那么，如上的所谓“汉人隶属于旗下的牛录，汉官皆编入旗，隶属于旗”和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初设八旗时的“十六牛录”到底哪里去了？

从费阿拉时期到赫图阿拉时期的所谓汉人牛录，《满文老档》中没有记载，早期汉人入旗，一般都比较注重研究李永芳抚顺投降的一千户汉人。根据现有资料，李永芳从抚顺城投降时，有据城抗战的俘虏和主动投降等两部分汉族官民，头三年都没有入旗。天命七年(1622年)正月初五日，有赵、周、王、李等50个姓氏，共90户“抚顺所俘获之汉人”，赐给各个贝勒，“放催管之人”，入辛者库牛录。随同李永芳投降的大部分汉族官民，编组牛录时间是“天聪、崇德年间”。经过详查档案，是在天聪八年编组“六个勋旧佐领”。除李永芳第五子巴颜外，其他佐领由属下人刘仲锦、李铭(兼管两佐)、高应第、陈锦管理。这些异姓佐领后来相继退出，到嘉庆年间，分别由李永芳后裔灵保、李绂、李淑忠、李淑翰、李淑楷、李侍京(29) 等管理。

这里反映出一种社会现象，即太祖时期汉人入旗多是内牛录，作为满洲奴仆，而外牛录汉人是皇太极时期，因为“往时(太祖)汉兵不用”。凡是入旗的都是“养猪之汉人及绣匠等有用之汉人”，把他们一律“收入辛者库牛录”。此外就是部分“八贝勒庄户中之汉人”，分给贝勒统辖下的牛录，“并计入其牛录之内”，多归入八旗包衣牛录。从贝勒蟒古尔泰被处罚中，他属下汉人有“分内汉人及工艺汉人、庄屯等项”。显然，凡是旗籍汉人都是内牛录。其外牛录汉人是皇太极政策的产物。难怪顺治五年统计，八旗台尼堪、汉军、包衣阿哈尼堪等在旗汉丁共有26.2816万人，占全部八旗男丁的75.75％，而包衣阿哈尼堪就占21万多人。皇太极大力发展外牛录汉军，临终也不到3万人。经入关后积极推行“投充”政策，到顺治五年只有5万丁(30)，如果诚如某些人所认为的太祖时期汉官、汉民已经普遍入旗，抑或就是按照太祖时期汉人二十丁抽一算作旗人，其数量也将相当可观，何止此数。

从上述事实中令人怀疑，初建八旗的所谓16牛录，可能是内牛录。我们查阅“国初”八旗包衣内牛录约34个，汉人“旗鼓佐领”16个。即镶黄旗杨名生、马图朗、刘自远佐领。正黄旗张泰、董德贵、额尼叶图佐领。正白旗李世昌、高国元、费扬武佐领。镶白旗钮成宪佐领。正蓝旗李登龙、高三洲、姚智义、佟保贵、金保、胡敏佐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如上的旗鼓佐领组成人员，多半来自抚顺、铁岭、沈阳、辽阳等地，没有准确入旗时间，虽是“国初”牛录，但一律归入天命建元前，亦值得商榷。总之，天命建元前的16牛录很值得研究。

二、 六甲喇与汉军旗设立

为什么天聪初年诞生汉军旗？六甲喇与汉军旗是什么关系？首次设立的汉军旗兵源来自何方等诸多问题，目前在八旗制度研究中仍然十分迷茫。譬如近年出版的有关清史著作称“汉人兵丁是由甲喇佥派。天命朝想必也是这样编组的”，其意是六甲喇早在太祖时期就存在。如此等等诸多问题很值得商榷。

1. 汉军旗诞生的背景。天聪初年诞生汉军旗主要基于两个原因，即政策和事业发展需要。关于政策原因许多著作都有较深入的研究，不再赘述。事业发展需要，主要是在明、金(清)战争中，军事发展的需要。

众所周知，后金军与明军在辽河东、西，经过半个世纪较量，相互军事优劣十分明显。尽管努尔哈赤父子在武器方面，通过战争夺取明军诸多武器，但攻城夺邑长期处于相对劣势。如何进一步取得炮兵优势，天聪初年已经迫在眉睫。而欲发展炮兵，必须重用汉人，这是诞生汉军旗的历史背景。

努尔哈赤时期，已经在守军和远征军中配置汉人炮兵，如天命七年(1622年)正月初六日，汉下书：“著汉官管四千人者，以二百人充兵，其一百人配以大炮十门，长铳八十只”，事实表明炮兵是守城汉兵的主要任务。天命八年(1623年)四月十四日，努尔哈赤命令阿巴泰、德格类、斋桑古、岳托四贝勒率领“诸申兵一千，蒙古兵一千，操炮汉兵八百”(31)，出征蒙古昂阿贝勒。表明远征军中已有汉人炮兵。

然而，出于民族政策原因，这个时期的大炮和使用大炮的汉兵数量很少。天聪初年，皇太极改变民族政策，力图夺取辽西八城，打破河西防线，大力发展炮兵。设立汉兵旗成为当务之急。额驸佟养性上疏增兵时说：“往时汉兵不用，因不用火器。夫火器南朝仗之以固守。我国火器既备，是我夺其长技，彼之兵既不能与我相敌抗，我火器又可以破彼之固守，何不增添兵力，多拿火器以我全胜之势。有时出门，全拿火器，大长军威，无事归农，各安生理。一则不废民业，一则又添兵势”。同时，积极铸造大炮。在督造总兵官额驸佟养性，监造官游击丁启明，备御祝世阴，铸将王天相，窦守位，铁匠刘计平等的努力下，于天聪五年孟春吉旦，造出红衣大将军炮，命为“天祐助威大将军”，揭开了后金自己造炮的开端。当年七月，“营红衣大将军炮四十位”(32)。可以说，自力更生发展自己的炮兵是天聪五年后金军队的重大举措。

2. 六甲喇诞生。汉军旗与六甲喇的关系，有的专家认为，汉军旗首次建立是在天聪五年正月或称七月。目前，各种有关八旗研究的著述，几乎异口同声地这样写。

天聪五年正月二十一日，皇太极敕谕额驸佟养性：“凡汉人军民一切事务，付尔总理。各官悉听尔节制”。《清史稿》作者不敢肯定汉军旗诞生的具体时间，笼统地指出是在“太宗天聪间”，足见其态度慎重。事实上，汉军旗设立是一个过程。三月十三日，皇太极在阅兵中，“守、战各兵分列两翼，使验放火炮、鸟枪，以器械精良，操演娴熟”(33)，受到表彰。这是“旧汉兵”重新组编，称作“新编汉兵”。此后的称呼仍然称作“旧汉兵”。我们在研究这段历史时，值得注意的是准确区分“汉兵”与“汉军”的用词关系，十分必要。

一般人认为汉军旗当时的内部组织，可能如同满洲旗一样，有固山额真、梅勒额真、甲喇额真、牛录额真等一应俱全，实际上并非如此。当年七月十八日，皇太极宣布改革兵制，去掉以将官员名字代替军队名称，“议设”每个固山额真下“两翼各设梅勒额真一员，每甲喇各设甲喇额真一员”。尽管甲喇额真名称在太祖晚期档案中就已出现，但多半是后世修吏者不慎所致，真正确立“甲喇”官职名称的时间是天聪五年七月十八日。认为汉兵六甲喇是从满洲八旗抽出来的意见是个严重错误。六甲喇是汉军旗设立的前身，开始是从李永芳、佟养性领导的“旧汉兵”中挑选熟练火器的部分汉兵，按十丁抽一组成。以佟养性为总兵官统领这“旧汉兵”。当年正月二十一日，命佟养性“凡汉人军民一切事务付尔总理”，到三月十三日，皇太极“阅新编汉兵”，证明在佟养性率领下汉人炮兵军团已经成立。这里的“新编汉兵”的兵源是“旧汉兵”，直到“汉军”正式名称出现，这“旧汉兵”与汉军旗不是一回事。但汉兵成为独立炮兵团，在清初军事史上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七月十八日，皇太极宣布“议设”每个固山额真下“两翼各设梅勒额真一员，每甲喇各设甲喇额真一员”。将“旧汉兵”炮兵团，按照六甲喇进行编制，仍由“总兵官佟养性管理”。可见，旧汉兵组成兵团，在六甲喇之前半年多。首任六甲喇的名单，是天聪六年正月二十一日见于史籍：“六甲喇额真副将石国柱、金玉和、高鸿中、金砺，游击李延庚，备御瞻图”。皇太极检阅新编汉兵时，是“守、战各兵分列两翼”。其中，“精兵(骑兵)额真副将石廷柱，步兵参将祝世昌”，各领一翼。从六甲喇官员状况可知，他们除石国柱有甲喇额真世职官衔外，各官实际官职分别是副将、游击和备御。六甲喇官衔是按军功和实际需要颁给敕书后的法定世袭职衔，在总兵官佟养性总理下，将抽调的旧汉兵，按照六甲喇组编而成。汉官宁完我在天聪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透露：“昨年副将高鸿中，除管家喇额真，臣曾具疏奏留”。可见，成立汉军六甲喇炮兵团，谋划于天聪四年(1630年)。所以，新编旧汉兵到甲喇官职确立，是半年时间；甲喇官职确立到六甲喇出现，即聪五年七月十八日到天聪六年正月二十一日，六甲喇名称及其具体官员名单出现，也是半年。这就不难断定甲喇官职及六甲喇都是皇太极时期的产物。

“旧汉兵”是六甲喇的前身，继之六甲喇组织形式与“旧汉兵”内容相结合，是汉兵炮兵团继续。天聪七年(1633年)正月十二日以前只有“旧汉兵”、“汉营”、“六甲喇”等称呼，没有汉军旗之说。天聪六年二月，有“六甲喇汉军、八贝勒家发炮之人”；七年正月，有“六家喇善知炮火将官备御”；十二月有“今我国设立六部，设立书房，又分为六夹喇，八固山”(34) 等的记载都证明，六甲喇作为旧汉兵独立兵团的组织形式，并列于八贝勒、八固山，成为这一时期独立单位。因此从天聪五年正月二十一日到六年正月二十一日，是新编“旧汉兵”时期。这一年不存在汉军旗的问题，所有天聪五年汉军旗诞生的论断是个严重误解。

3. 汉军旗正名。汉军旗是在六甲喇基础上，经过扩编组织之后，成为正式“汉军”。这里所说的“汉军”并非单纯指汉人组成的军队，而是指加入旗籍的汉人军队。这个发展过程经过将近两年半时间。现在我们从六甲喇兵源、军队扩编开始研究。

(1)旧汉兵。史称“总兵官额驸佟养性率旧汉兵”。所谓“旧汉兵”是六甲喇的基础兵源。他们来源于额驸佟养性、李永芳、石廷柱和包承先等家族和所部汉人，包括天聪三年永平等地投降的汉族大姓在内的汉人。“旧汉兵”的先驱是佟养性和李永芳的族属，朝鲜人说，李永芳的汉人为八旗“先锋”。太祖时期，佟、李两大额驸率领汉兵参战。天命六年八月，蟒古尔泰率领的“阵前攻战之四百汉人”和八年四月阿巴泰率领的“操炮汉兵八百”人，就是佟、李所部汉人，他们是“随旗行走”，并不是旗人。李永芳所部随满洲镶蓝旗，佟养性随满洲正蓝旗行走。当时称他们为“黑营”。如天命八年(1623年)二月十九日，出兵时“分编为白巴牙喇、红巴牙喇、黑营三队”。后来汉军“以黑色为旗帜”，就源于此。组编六甲喇时，以“旧汉兵”十丁抽一，即“十丁编兵一名”，共“新编汉兵马、步仅三千余”。这是六甲喇的军队基础，平均每甲喇有五百汉兵，加上总兵官“养性率兵五百”(35)，这“仅三千余”的实际兵额至多有三千五百人。“旧汉兵”名称直到“汉军”名称正式宣布，才不见于史。如天聪五年八月初七日有“总兵官佟养性率旧汉兵”，这是“旧汉兵”首次出现。十月初九日有“旧汉兵全军”。十二日有“参将祝世昌率旧汉兵一千六百人”(步兵)。十一月初十日有“佟养性率旧汉兵”，十七日有“旧汉官”。天聪六年正月二十一日有“新、旧汉官皆列坐”。天聪七年正月初一日有“旧汉官额驸佟养性、石廷柱等。新汉官马光远、麻登云、祖泽润等”。这五个月主要出现的是“旧汉兵”和“旧汉官”。同时，也出现“新汉官”。我们将进一步研究。

(2)新汉兵。前文的“新编汉兵”是指“旧汉兵”团诞生的行为。现在所讲的“新汉兵”是指在六甲喇基础上新编入的大凌河投降的汉族官兵。大凌河投降官兵受到皇太极高度重视，进行过两次安置。开始时，将投降官员“分与各旗，每旗四员，暂行抚养”。天聪六年正月，皇太极考虑到“若归公中抚养，各官必受劳苦”，于是决定将各官“均分隶八旗”，所属汉民各“取之半”。这样，分隶正黄旗的是副将祖可法、祖泽润、祖泽洪男丁各50人，参将姜新、游击方一元各10人，姜奎2人，计172人。分隶镶黄旗的是副将韩大勋男丁50人，参将盛忠15人，游击李明时、陈变武、张怀良各10人，计95人。分隶正红旗的是副将刘天禄男丁50人、杨华征20人，参将张廉15人，游击吴奉成10人，计95人。分隶镶红旗的是副将孙定辽男丁50人，参将段学礼15人，游击涂应乾、刘武元各10人，计85人。分隶正蓝旗的是副将邓长春男丁40人、薛大湖20人，参将吴良辅15人，游击李一洪10人，计85人。分隶镶蓝旗的是副将张存仁男丁50人、陈邦选40人，参将高光辉15人，游击方献可10人，计115人。分隶镶白旗的是副将张洪谟男丁50人、李云40人，参将韩栋50人，游击刘良臣10人，计150人。分隶正白旗的是副将曹恭诚、裴国珍男丁各50人，参将刘士英15人，游击胡弘先10人，计125人。八旗总共副将15名，参将7名，游击9名，兵丁922名，分隶满洲八旗。这些分隶八旗的大凌河官兵，是随满洲旗行走，不是加入旗籍。

天聪七年(1633年)正月，根据文馆汉官建议，从汉族官兵中“收选新、旧汉官备御及永平、大凌河炮手”，共计“二百余人”，皆“着落六家喇善知炮火将官备御定名管领”，即加入六甲喇为“新汉兵”(36)。大凌河官兵加入六甲喇的方式是，按户混编在“旧汉兵”中，以李永芳家族为例，嘉庆年间除本家族、亲戚、陪嫁公主人员、内务府及郡王府包衣等后裔外，值得注意的是有张七十等“三族，系民炮手入于旗下”。这是“旧汉兵”的重新组合，此外有“另户孔之璜一族，系大凌河人”(37)。显然，这是新、旧汉兵混编的证据。

天聪七年(1633年)是皇太极抓紧健全六甲喇炮兵关键的一年，正月份刚补充“新汉兵”，七月份就命凡是满洲各户，“有汉人十丁者，授棉甲一”，总共有1580户各出一丁，“命旧汉军额真马光远统之”，以补充“旧甲喇之缺额者”。当时领导六甲喇的是“旧汉官额驸佟养性、石廷柱等，新汉官马光远、麻登云、祖泽润等”。至此，六甲喇汉兵额在原编“旧汉兵”的基础上，又经过两次充实，接近5300人(38)。

(3)旧甲喇向固山旗演变。从旧汉兵旗经过一年半时间，过渡到汉军旗，是这新阶段的明显标志。天聪七年(1633年)正月十二日，出现“满洲八旗、蒙古二旗、旧汉兵一旗”，这个“旗”又叫“西乌里额驸之旗”。这是汉兵“旗”字首次出现。此后发生三点微妙的变化。一是旧汉兵的“兵”字改成“军”字。如“旧汉军额真石廷柱”、“旧汉军额真马光远”。二是“六甲喇”称作“旧甲喇”，即所谓“补旧甲喇之缺额者”，表明六甲喇组织将退出历史舞台。三是确立旗主。崇德二年四月二十二日，皇太极说：“固山额真者，乃该旗之主也”。上述“旧汉军额真石廷柱”、“旧汉军额真马光远”的提法，只承认他们是旧汉军的“额真”，并未承认他们是“固山”，不能算作旗主。天聪七年上半年，总兵官额驸佟养性病故前，即正月十二日宣布“旧汉兵一旗”，到八月二十八日，即经过近七个半月，授石廷柱为“旧汉军固山额真”。至此，“旧汉军旗”已经比较完整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但它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汉军旗”。主要是它没有脱胎换骨，所谓“旧汉军”名称未变。譬如天聪七年十月初七日称：“旧汉人马、步军”；天聪八年正月初一日称：“旧汉兵”；十六日，皇太极虽然肯定汉人“另编一旗”，但三月十三日，仍称作“旧汉兵一旗”。直到当年五月初五日，皇太极才正式宣布：改“旧汉兵为汉军”，即“乌真超哈”(39)。此后“旧汉兵”称呼告别于史，再未出现。所谓“旧汉兵”与“汉军”有原则区别？因为它不是简单地改变名称问题，而是旗籍问题。所以，笼统地说汉军旗诞生，可定为天聪七年正月十二日或八月二十八日，但它有非旗籍“旧汉军”之嫌。科学而名副其实的汉军旗诞生在天聪八年五月初五日。应当注意的是这时的汉军旗大部分没有编牛录，两翼六甲喇仍是基本组织形式。

三、 汉军八旗及其牛录制度完善化

汉军八旗制度完善化，准确地说是汉军八旗牛录制度的完善化。汉军八旗完善是从一旗扩大到二旗、四旗和八旗，而八旗制度完善化以牛录组织建设为中心内容。因为，汉军一旗设立时以六甲喇旧汉兵为基础，基层编制不是以牛录为单位。因此，下文我们将编制牛录与旗的增编结合研究。

1. 汉军两旗与编七十二牛录。汉军牛录编制始于旧汉兵炮兵团设立初期，当时未曾大批编组牛录，而是带有试点性的零散组编。如天聪四年(1630年)编组宜哈纳、张成德2牛录。天聪八年(1634年)编组张大猷、管大登、神推、臧调元、孙得功、郭肇基、臧国祚、崔明信、吕丰春、刘仲锦、李铭(兼管二牛录)、高应第、巴颜、陈锦、佟学文、王国光、姜一魁、高永福、李茂芳20牛录。同在天聪间编组而年代不明的有：佟成年、图瞻、屯代、范素、佟养量、佟三牛录。崇德元年(1636年)编组严国卿1牛录。崇德二年编组赵仲库、张仲第、徐大正、孙应时、张邦治、卢延祚6牛录(40)。至此，汉军已经编组33牛录。这是目前我们所能查到的具体牛录，实际当时编组的牛录是按照皇太极的要求，“照满洲例，编壮丁为牛录”，档案中将这一年编组的佐领称作“编立”佐领或“初编”佐领。可见，崇德二年是上述佐领的一次大整编。张仲第佐领的后裔丰盛额追述其祖先编佐领时称“两翼初编七十二佐领”；卢延祚佐领的后裔恩霖追述：“初编左右翼七十二个佐领”；郭肇基的后裔国兴追述：“初编参领十二员，佐领七十二员”(41)。不难看出，当时共编12参领，将原六甲喇增加至12人，佐领正式按照满洲佐领编制模式，共编72佐领。目前，我们在史料中只查到如上30余牛录属于此次编组，原因是在崇德七年八旗设立时，半数以上的牛录重新编组，都算作崇德七年编立。如正黄旗的金维城、周福、祖大眷等。镶黄旗的方得胜、祖世魁、邓长春等。正白旗的裴有学、郭光明等。正红旗的臧国祚、朱成伯等。镶红旗的孟乔芳等。镶白旗的祖泽远、裴国正等。镶蓝旗的李国翰、张存仁等，多数是大凌河时期归降的汉官，他们应当是72佐领的组成部分，因为崇德七年再次组编，故算当年编的佐领。

汉军编组牛录是六甲喇不断旗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发生四件值得注意的事情。一是天聪八年，皇太极进行兵名和营伍改革，动作比较大。五月初五日宣布：“满洲、蒙古、汉人前此骑步守哨，虽各有营伍，未分名色。故只以该管将领姓名称为某将军领之兵，今已分辨名色，永为定例。随固山额真行营兵马为阿礼哈超哈；巴雅喇营前哨兵为葛布什贤超哈…旧蒙古左营为左翼兵，右营为右翼兵”。同时宣布：“旧汉兵为乌真超哈”。二是当年九月，定“八旗制设牛录，一例定为三十牛录”，在这一政策推动下，汉军牛录加快发展，组建12参领，72牛录。三是李永芳家族和部下六个勋旧佐领，即刘仲锦、李铭(兼管二牛录)、高应第、巴颜、陈锦为首的各佐领，即诞生于此时。所以李永芳当初未编佐，不是旗人，只是随旗行走，有根有据。四是汉军旗尽管编组部分牛录，但很不规范。于是，崇德二年(1637年)七月，皇太极再次对汉军进行整顿，要求“照满洲例，编壮丁为牛录”，并宣布“分汉军为两旗”，每旗36个牛录。以昂邦章京石廷柱为左翼一旗固山额真，昂邦章京马光远为右翼一旗固山额真”(42)。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有些佐领为后世史学家整理文献时漏掉，致使我们统计数字很难准确。譬如佐领花迎春，于崇德三年随军入关征战，在临清阵亡。他的佐领一直传到乾隆六十年，六世孙是花廷柱。而在《八旗通志》的“国初”佐领中却没有记载。另外，这次编两旗，确立的“旗纛颜色皆用青元”，即传统的黑色。

2. 汉军扩编四旗。两旗汉军设立后，除整顿已经编组的牛录之外，天聪三年(1638年)，继续编组裴有学、周维屏、张思孟、张文奎、赵国祚5个牛录。五年，编组周天玉、佟达2个牛录(43)。

在增编佐领的同时，崇德四年六月，对汉军组织编制、旗色作出明确规定，与八旗满洲既有相同之处，又有区别。在编制方面决定“分二旗官属兵丁为四旗”。旗的上层编制是“固山额真一员，梅勒章京二员，甲喇章京四员”，看似与满洲旗一致，实际每个固山管的是两个旗。按旗色已经是八旗，而组织系统是四旗。每旗牛录章京18员，少于满洲旗的30员。

官员具体任职是：正黄、镶黄两旗以马光远为固山额真。马光晖、张大猷为梅勒章京。戴都、崔应泰、杨名远、张承德为甲喇章京；正白、镶白两旗以石廷柱为固山额真。达尔汉、金维城为梅勒章京。金玉和、佟国荫、佟代为甲喇章京；正红、镶红两旗以王世选为固山额真。吴守进、孟乔芳为梅勒章京，金砺、郎绍贞、王国光、臧国祚为甲喇章京；正蓝、镶蓝两旗以巴颜为固山额真，李国翰、佟图赖为梅勒章京，张良弼、曹光弼、刘仲锦、李明时为甲喇章京。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皇朝文献通考》记为“每旗设固山额真一人，梅勒章京二人，甲喇章京五人”。其中甲喇章京名额的记载，对汉军旗显然错误。另外，四旗的旗色分别是皂镶黄、皂镶白、皂镶红，纯用皂色，仍以黑色为主色(44)。

3. 汉军扩编八旗。经过松、锦大战，更多的明朝官兵投降。皇太极除将男丁“幼稚”的2000余人发往“盖州为民”外，大部分锦州、松山、杏山“新降官属兵丁”，用来充实汉军。崇德七年(1642年)六月初六日，将汉军四旗扩充为八旗，即“初汉军之设四旗，至是编为八旗”。分别任命各级官员，“以祖泽润、刘之源、吴守进、金砺、佟图赖、石廷柱、巴颜、墨尔根侍卫李国翰八人为固山额真。祖可法、张大猷、马光晖、祖泽洪、王国光、郭朝忠、孟乔芳、郎绍贞、裴国珍、屯泰、何计吉尔、金维城、祖泽远、刘仲锦、张存仁、曹光弼为梅勒章京”。当年八月初二日，在梅勒章京马光晖、孟乔芳督率下，由“铸炮牛录章京金世昌、王天相等和王锦州”等著名工匠铸造的“神威大将军”成功。八月二十七日，将“三顺王”、续顺公的天祐兵、天助兵等都“归并”在汉军八旗之中，为进攻中原做积极的军事准备。

崇德七年汉军八旗制度完善化，将先前所有牛录进行统一编制。八旗共组编40参领，每旗各5参领，正黄旗19佐领，镶黄旗18佐领，正白旗25佐领，正红旗13佐领，镶红旗19佐领，镶白旗16佐领，正蓝旗21佐领，镶蓝旗13佐领，总计144佐领。其佐领在各旗中的分布是：

正黄旗佐领熊仁、金维城、周福、金玉和、宜哈纳、高拱用、张成德、马汝龙、蒋成良、杨松、赵仲库、代都、祖大眷、立都、张仲第、李献箴、黄得功、周国佐、李茂。

镶黄旗佐领张大猷、严国卿、方得胜、蔺继文、祖泽洪、唐国政、刘文高、范茂都、高起元、张思孟、刘泰、裴登宽、祖世魁、卢延祚、管大登、邓长春、高尚义(45)。

正白旗佐领神推、王仲善、绰和纳、绰尔门、高第、臧调元、郭光明、祖云龙、李天贵、宋文印、金廷宝、宜永贵、和机格理(何计吉尔)、孙得功、胡弘选、周天玉、徐大正、董廷伯、陈伯通、裴有学、郑蛟麟、夏景梅、李天辅、周维屏、郭肇基。(46)

正红旗佐领吴守进、孙德盛、冯文运、李志登、王国光、朱成伯、姜一魁、刘涵英、王尚志、臧国祚、汪成功、吴士俊、林寿。

镶红旗佐领李茂芳、李天福、孟乔芳、王士元、柯汝极、柯永盛、赵国正、赵国祚、李永盛、孙应时、吕丰春、纪国先、郎绍正、吴汝 、佟达、佟荣年、张邦治、林家宝、金砺(47)。

镶白旗佐领姚时雍、祖泽远、卢登科、王国明、刘志友、王廷楦、尚好仁、萧永祚、裴国正、董文魁、崔明信、高国相、高永福、祖泽沛、刘汉、胡有升。

正蓝旗佐领刘仲锦、李铭、高应第、巴颜、李铭、陈锦、佟成年、佟学文、王应久、朱和善、长寿、图占、二格、屯代(泰)、范素、佟养量、佟三、刘应选、张士颜、佟养先、李盛。

镶蓝旗佐领李国翰、王政伦、高鸣钟、柳攀琳、陈维道、张存仁、赵汝卿、吕品奇、朱万化、杨文奎、任名世、刘光弼、朱万策。

从八旗制度完善化中，有三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崇德七年除漏掉的牛录外，共编144牛录，按当时规定每牛录200人计算，八旗汉军兵额是2.88万人，《圣武记》记为24050名。二是“三顺王”和续顺公的人员，原则上未编牛录。只有正白旗郭光明牛录例外，它是在沈志祥投清时离开大队自己率属投降。三是从档案中发现，《八旗通志》将崇德七年某些“国初”牛录漏记，譬如镶黄旗扬名高牛录是“崇德七年初次编佐领”时，组编的世管佐领；同旗的赵云龙牛录是“崇德七年初编佐领”时，将祖大弼部下旗牌官赵云龙授为佐领；正黄旗顾四佐领是祖大寿的锦州投降兵，崇德七年编佐领时，“放家人顾四管理”。这个佐领后来转给祖大寿之子祖泽清管理(48)。可能因为祖泽清叛逆之故，史书不载。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三个问题，一是通过对汉人在后金社会的组织管理系统、随旗和编组内牛录的研究，万历四十三年满洲八旗设立时的汉军16牛录，不是外牛录。即使是内牛录也值得商榷；二是通过对汉军诞生历史背景、六甲喇诞生及其向汉军旗演变的研究，认定甲喇与六甲喇是天聪朝产物。六甲喇官兵是汉人，不是旗人。汉军旗诞生时间不是天聪五年，最早称“旗”是天聪七年，官方正式定名“汉军”是天聪八年五月；三是汉军八旗及其牛录制度的完善化是崇德七年(1642年)六月，以编组牛录为中心内容，而“三顺王”与续顺公所部“归并”汉军旗，但未曾编组牛录。总之，将汉军旗诞生定在天聪五年是个错误。

注释：

①《清朝通典》卷68，第2518页。商务印书馆，请高宗敕撰(下同)。

②《圣武记·武事余记》卷11，第1页下。道光二十二年刻本，古微堂藏版(下同)。

③《清代全史》卷1，第3章，第166页，1991年，辽宁人民出版社(下同)。

④《清太宗实录》卷1，第10页下—11页上。

⑤《满文老档·太祖》卷37，第25—28页(东洋文库本下同)；《满文老档》(上)第60册，第571页(中华书局本下同)。

⑥《满文老档》(上)第30册，第271页；《满文老档·太祖》卷32，第14—15页。

⑦《满文老档·太祖》卷45，第46页；卷32，第19页。

⑧《满文老档》(上)第29册，第226页；第32册，第290页；《三朝了事实录》卷12，第3页下。

⑨《满文老档·太祖》卷32，第30—31页；卷45，第46页。

⑩《满文老档·太祖》(下)15册，第920—928页。

(11)《八旗通志初集》卷16，第292页。《满文老档》(上)第60册，第574页；第52册，第493～494页。

(12)《满文老档》(上)第60册，第574页；第52册，第493～494页。

(13)《皇朝文献通考》卷179，第6392页。乾隆十二年，(商务印书馆)。

(14)《满文老档》(上)第52册，第498页。

(15)《满文老档》(上)第60册，第574页。

(16)《满文老档》(上)第57册，第542页；第58册，第552页；《清太宗实录》卷17，第10页上。

(17)《清代档案丛编》第14辑，第3页，中华书局；《满文老档》(上)第47册，第440页。

(18)《牛录城守官姓长》，见《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3期，第202页；《崇德三年满文档案译编》第187页。

(19)《满文老档》(上)第51册，第480页；第60册，第576～577页。

(20)《满文老档》(上)第47册，第433页；《朝鲜李朝实录·光海(鼎)》卷128，第419页；《三朝了事实录》卷6，第12页上。

(21)《清太宗实录》卷24，第4页上、12页下；卷36，第38页下、40页下；卷37，第3页上、25页上。

(22)《清太宗实录》卷62，第7页上。

(23)《清史列传·贰臣传》卷78，第3页下、45页上、17页下；《明清史论著集刊》第301页。1959年。

(24)《清世祖实录》卷2，第10页下、第39页；《明清史料》丙编，第1本，第87页上下。

(25)《清太宗实录》卷31，第13页上。

(26)《明清史论著集刊》第301页；《清代全史》卷1，第3章，第121、166页。

(27)《满文老档》(上)第59册，第568页

(28)《满文老档》(上)第25册，第229页；第50册，第464页。

(29)镶黄旗汉军世袭谱档，综2编号袭11，嘉庆八年。

(30)《历史档案》1983年，第一期，第100页、103页。

(31)《满文老档》(上)第60册，第574页；第50册，第464页。

(32)《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第8页上；《清太宗实录》卷8，第3页下；卷9，第16页上。

(33)《清太宗实录》卷8，第6页上；卷8，第33页下；《清史稿》卷231第9323页。

(34)《满文老档》下，第49册，第1238页；《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中，第8页下、44页上。

(35)《清史列传》卷4，第13页上(佟养性传)；《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中，第4页下。

(36)《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中，第8页下。

(37)《镶黄旗汉军世袭谱档》，综2编号袭11，嘉庆八年。

(38)《清太宗实录》卷13，第2页下；卷14，第32页上。

(39)《清太宗实录》卷16，第1页下；卷17，第10页下，卷18，第3页上、第20页下。

(40)《八旗通志初集》卷13，第243、244、240、251、246、233、248页；卷14，第252、255、257、261—265页；卷15，第271、272、274、276、279页；卷16，第281、282—285页。

(41)《正黄汉世职佐领缘由家谱册》全宗2，编号：袭31，乾隆十八年八月造；《正白旗汉军世职世袭谱档》全宗2，袭字第38号；《镶黄汉世职世职家谱》全宗2，编号；袭19。道光三年分选送。

(42)《清朝文献通考》卷179，第6392；《清太宗实录》卷37，第30页上；卷37，第30页上；镶黄旗汉军世袭谱档，综2编号袭11，嘉庆八年。

(43)《清太宗实录》卷40，第15页上；《八旗通志初集》卷14，第236页；卷13，第240页；卷15，第276、270、278页。

(44)《清太宗实录》卷47，第11页上；《皇朝文献通考》卷179，第6392页；《探微集》第172页。1980年，中华书局。

(45)《八旗通志初集》卷13，第242—250页。

(46)《八旗通志初集》卷13，第251；卷14，第251—259；卷15，第270页。

(47)《八旗通志初集》卷14，第258—266页；卷15，第271、276—278页

(48)《镶黄汉世职世袭谱档》全宗2，编号：袭13嘉庆八年分选送；《正黄汉世职佐领缘由家谱册》全宗2，编号：袭31，乾隆十八年八月造；《圣武记·武事余记》卷11，第1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