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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绿营官兵编入八旗水师考析
作者:王 刚 责编:

来源:《清史研究》2016年01期  发布时间:2017-03-02  点击量: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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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与绿营是清代军制的两大组成部分,二者虽自成体系、互不隶属,但彼此间并非完全隔绝,实际上存在着少量的人员交流。顺治、康熙年间,清廷曾在东北吉林、黑龙江等八旗驻防地区设立 “水师营”。但这些 “水师”实际仅承担水上运输等任务,并非用于作战,人员也基本是未隶旗籍的汉人,与后来设立的各支八旗水师有明显差异。自康熙后期起,清廷陆续设立数支八旗水师。为弥补八旗官兵不善水战的缺陷,清廷特意将部分绿营官员、水手、船匠等编入八旗水师。这成为绿营人员向八旗流动的极罕见特例。

学术界关于清代八旗水师的研究,目前已取得一定成果。但对于绿营官兵编入八旗水师这一问题,尚缺乏关注。由于绿营人员编入八旗水师仅是清廷的一项临时举措,并未形成稳定的制度性规则,致使相关史料零散分布于数量庞大的清代档案,特别是满文档案之中。而对八旗水师的既有研究往往仅依靠会典、八旗通志、驻防志等习见文献,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满、汉文档案鲜有利用。受史料来源的限制,相关问题难以厘清。本文拟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系统梳理档案、方志、政书等各类史料,对八旗水师中绿营官兵的编入时间、人数、裁汰经过等问题进行考证,并探讨绿营官兵在水师旗营内的生存实态,以期深化清代军事史与满汉关系史等领域的研究。


一、八旗水师的设立与绿营官兵的编入


清初,各支水师均属于绿营系统,京师禁旅八旗与各地驻防八旗并无水师。最早设立的一支


参见傅克东: 《八旗水师事略》,《满族研究》1986 年第 1 期; 定宜庄: 《清代八旗驻防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03 年; 周文博: 《居于汉人之间———清代福州驻防水师旗营的发展演变》,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年。


八旗水师,是位于关外盛京地区的旅顺水师营 ( 又称金州水师营) 。康熙后期,辽东沿海因未设水师,致使防务空虚,屡遭海盗袭扰。为加强海防,清廷于康熙五十二年 ( 1713) 下令设立旅顺水师营。水师兵丁共 500 人,包括 “岛丁”470 人及归降的海盗陈尚义部下 “谙练水性之人三十名”,另设 “协领一员、佐领二员、防御四员、骁骑校八员,均属奉天将军统辖”。所谓岛丁”,很可能是清廷从辽东沿海岛屿招募的汉人壮丁。他们按照每一百人设一佐领的编制,被编入八旗。另据 《钦定八旗通志》载,旅顺水师营设 “汉军领催五十名、水师兵四百五十名”,可见被编入水师的 “岛丁”与归降海盗当时均隶属于汉军旗。

清代东北地区并未设置绿营驻军与战船,故而八旗水师没有现成的船只可供利用。新设的旅顺水师的船只实际上来源于邻近的山东绿营的裁汰战船。康熙五十二年, “据山东总兵李雄奏请,裁伊标下水师营战船十只。即将所裁数内截留数船,分往金州看守地方,巡防海洋”。与战船一同前来旅顺的,还有绿营水手 100 人,“每船留舵工等十人,永为配搭,留教习官数员管理”。

清廷之所以将绿营教习官员与水手编入八旗水师,是因为八旗官兵长于骑射,素来不习水战,“盛京旅顺地方虽设有水师官兵,而俱不能谙练水师事务,若无教习之员,恐其有名无实”。旅顺水师中的绿营教习人员,除来自山东外,还有远从南方闽、浙等省调来的。如雍正七年( 1729) ,清廷令 “福建水师提督蓝廷珍,于千总内拣选数员,于兵丁内拣选数名熟谙水师者,令赴盛京,交与该将军,令其教习旅顺水师官兵。其由福建起身之时,着该督抚照资助送往浙江、湖广弁兵之例,给与盘费”。

雍正年间至乾隆初期,清廷又陆续在天津、江宁 ( 今南京) 、乍浦 ( 位于今浙江平湖) 、福州、广州等地设置八旗水师。在关内各地增设八旗水师,固然有完善和扩充八旗军武备、弥补其不善水战之不足的考虑,但更主要的动机,则是应对当时日益严重的八旗生计问题,意在使编入水师的旗下 “壮丁皆得藉此名粮,以资养赡”。

雍正三年底,清廷下令设立天津八旗水师,从京城闲散旗人中 “拨派兵丁二千名”,其中满洲旗兵丁 1600 人、蒙古旗兵丁 400 人。同时,“制造大赶缯船十六只、小赶缯船十六只,酌量分配官兵,分为两班操演。其赶缯船各随小船一只,应令造杉板船三十二只。雇募驾船头舵水手,令兵丁学习熟练”。被编入天津八旗水师的还有绿营 “教习官二十三员、舵工等水手五百三十六人”。水师驻地设在天津 “海口芦家嘴”。10


《清圣祖实录》卷 256,康熙五十二年八月甲戌。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请金州岛披甲归隶水师营等情折》( 无日期)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译编: 《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黄山书社,1998 年,第 2556 页。

《钦定八旗通志》卷 35 《兵制志四·八旗驻防兵制》,《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664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第 838 页。

《清圣祖实录》卷 255,康熙五十二年闰五月乙卯。

《署天津水师营都统阿鲁奏天津水师营请留头舵等永为定例折》,雍正十一年六月初八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 03 -0171 - 0167 - 005。下文所引未出版档案,均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

《清世宗实录》卷 85,雍正七年八月甲寅。

《浙江总督李卫等奏乍浦地方有匿名帖子折》,雍正八年正月初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17 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 年,第 653 页。

《清世宗实录》卷 39,雍正三年十二月己巳。

《署天津水师营都统阿鲁奏天津水师营请留头舵等永为定例折》,雍正十一年六月初八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号: 03 -0171 -0167 -005。

10 光绪 《重修天津府志》卷 36 《经政十·兵防》,《中国地方志集成·天津府县志辑》第 2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第 98 页。


雍正五年设立的江宁水师是八旗水师中较为特殊的一支。它并非抽调八旗官兵组建的独立水师营,也没有单独划定的驻地,而是由江宁八旗驻防官兵轮流赴长江操练水上技艺。驻防当局将全体八旗马兵 4000 人 “编为五班,半月轮换一次,视春秋两季风顺,五班尽可操练各两次”,并 “派协领四员,佐领、防御、骁骑校各十二员管辖”。因八旗驻防原无战船,亦无人懂得驾船技术,故而从邻近的镇江绿营水师调拨 “沙船二十只,船内现有之捕盗、舵工等项水手,磨盘、子母、爆子等项炮,亦一并拨给江宁,水手仍准依其原钱粮米,与满洲兵同操练行走”。此外,还 “从镇江水师营千总、把总中简选熟知水性之官员,协助江宁官兵训练。满洲兵学成时,遣绿旗官员回原任”。当时调入江宁八旗水师的有绿营千总、把总 4 员,沙船 20 只。每船配置绿营水手 16 人,共 320 名水手。

浙江乍浦八旗水师设立于雍正六年,由杭州、江宁两地派出闲散满洲、蒙古旗丁 1600 人组建,置大小战船 22 艘,另从绿营 “浙省沿海水师各营兵丁内,选谙练水性船务者四百名,为捕盗、头舵水手之用,共合二千名之数,分为左右二营,轮班操演”。其中,绿营 “定海镇抽兵一百五十四名,黄岩镇抽兵六十六名,温州镇抽兵五十名,瑞安营抽兵二十八名,镇海营抽兵四十二名,乍浦营抽兵六十名,拨归满营教习”。乍浦 “所有水师营船只,照天津水师兵配驾之例”分配绿营水手,每艘大号赶缯船设捕盗 1 名、舵工 2 名、缭手 1 名、椗手 2 名、阿板 ( 一作阿班”) 2 名、舢板 2 名、普通水手 20 名,每艘小号赶缯船设捕盗 1 名、舵工 2 名、缭手 1 名、椗手2 名、阿板2 名、舢板2 名、普通水手12 名。除绿营水手外,还有若干绿营官员也编入乍浦八旗水师,当局 “自福建挑送千总、把总等官,令其教导满洲兵丁操演战船”。

雍正六年,清廷还在福建设立八旗水师营,从福州驻防汉军拨出 “旗下壮丁五百名,又于海坛、闽安二营选拨教习兵共一百名,木、艌匠十二名,共六百一十二名,为水师兵丁”。水师驻地设在福州府长乐县三江口,故而又称三江口水师旗营。除绿营教习水手、船匠 112 人外,另设教习官员若干名,“于通省水师内挑选熟练之千总三员、把总三员教习”。

乾隆十一年 ( 1746) 设立的广州八旗水师是最晚设立的一支八旗水师,完全依照福州三江口水师之例,设兵丁 600 人,其中八旗汉军兵丁 500 名、绿营水手 100 名,另 “于通省熟练水师之千、把总内选拨六员,教习演练”。10此外,为维修战船,广州八旗水师设木匠 6 名、艌匠 6 名,亦在广东绿营 “各标水师营内挑选谙晓修补船只者”充任。11


《江宁将军伊礼布奏请增造战船等事折》,雍正五年闰三月十八日, 《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1455 页。

嘉庆 《新修江宁府志》卷 17 《武备》,《续修四库全书》第 695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207 页。

《江宁将军伊礼布奏请增造战船等事折》,雍正五年闰三月十八日, 《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1454 页。

乾隆 《江南通志》卷 93 《武备志·兵制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509 册,第 565 页。

《清世宗实录》卷 72,雍正六年八月乙未。

雍正 《浙江通志》卷 91 《兵制二·国朝》,《中国地方志集成·省志辑·浙江》第 5 册,凤凰出版社,2010 年,第 42、44 页。

《杭州将军萨尔哈岱奏议覆乍浦水师营裁汰绿营水手折》,乾隆十二年四月初一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档号: 03 -0171 -0179 -005。

《署理福州将军策楞奏为三江营水师教习兵丁勤劳久支饷独少请准照乍浦水师教习之例准与旗兵一体加银事》,乾隆五年闰六月二十一日,宫中朱批奏折,档号: 04 -01 -01 -0054 -045。

新柱等: 《福州驻防志》卷 3 《兵制》,《故宫珍本丛刊》第 330 册,海南出版社,2000 年,第 389 页。

10 《广州将军锡特库等奏为移会督提二臣照例选派营员带同水师旗营官兵配驾船只前往外洋操演事》,乾隆十五年正月十二日,宫中朱批奏折,档号: 04 -01 -18 -0009 -005。

11 《广州将军锡特库等奏为水师旗营所需木艌役匠请仍在八旗闲散壮丁内挑选立限习熟差操事》,乾隆十二年十月初七日,宫中朱批奏折,档号: 04 -01 -01 -0149 -050。


除上述各地陆续设立的八旗水师外,清廷为加强京师禁旅八旗的战斗力,于乾隆十六年令八旗健锐营模仿水师之例操演船只。健锐营水操的地点设在北京西北郊的昆明湖,起初有战船 8 只,至乾隆十八年又 “添战船二十四只”。健锐营虽仅在平静而狭小的湖面进行简单的水操,并非正式水师,但由于八旗官兵缺乏相关技能,只得仍照各地八旗水师之例,抽调绿营官兵前来教习。其中,绿营官员系 “由广东、福建等省调千总十员,赏给蓝翎,充为教习”,兵丁则有水手 48 人,“亦由天津、福建选送,附内府正黄旗旗鼓佐领下”。此后,昆明湖水操逐渐名存实亡,至道光六年 ( 1826) ,最终下令取消。当时 “水手四十八名,在京已久,现有二百七十余名口”,“加恩交内务府酌量安置”,“于奉宸院等处水手差使挑补钱粮”。


二、八旗水师中绿营官兵的生存实态


绿营教习官员、水手、船匠编入八旗水师后,虽听从八旗将领指挥,随同八旗官兵一道操演、出巡,却并未入旗籍,在身份上仍隶属于绿营。与八旗官兵终生在水师旗营从军食粮不同,绿营人员只是临时在旗营服役,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如福州三江口水师规定,绿营教习把总自到营之日为始,教习三年期满,著有劳绩,该营协领详请咨送总督补用”,调离八旗水师,重新入绿营任职,“所遗教习员缺,仍详请移咨总督,拨补新员,发营教习”。捕盗、舵工等各类水手,则是 “遇有缺出,该营协领一面移海坛镇、闽安协挑补,一面呈报本衙门,俟镇协移到之日送验,回营教习”。

南方各支八旗水师的教习官兵大多由本省绿营就近抽调,而地处北方的天津、旅顺八旗水师,由于当地缺乏训练有素的绿营水师人员,其所需的教习官兵尚要从数千里之外的闽、浙等省挑选。与三江口水师相同,天津水师的教习官员亦定例三年一换。如雍正十三年 ( 1735) ,天津水师营 “教满三年之教习官曾嘉猷等七人之缺,由兵部咨行浙江、福建等省,拣选熟知水性之教习官,送至天津。俟其交代后,再将曾嘉猷等送部议叙”。教习水手则并无按期轮换之制,只有在年老、染病,无法继续服役后,才重新挑选绿营水手前来替代。因从南方征调绿营水手路途遥远、费时费力,为方便起见,有时也就近招募,“于每年前来之商船水手中,视其情愿,拣选优者补满”。

编入各支八旗水师的绿营官兵,大多数是属于兵丁阶层的水手。少量属于官员阶层的游击 ( 从三品) 、守备 ( 正五品) 、千总 ( 正六品) 、把总 ( 正七品)    等,也均为中下级军官。他们在等级森严的八旗军中处于十分弱势的地位。加之八旗、绿营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绿营官兵在八旗水师营中难免遭到种种歧视与差别对待。

雍正年间,江宁八旗水师训练 “必看水势风信,方可驾船江中操演。江宁江面得西北、正北、东北风,系顺风逆水,船只过往交接方稳。若系正南、西南风、东南风,顺水顺风,水溜船急,不能招架”。而江宁将军伊里布 “不谙水师,只以操演为急,不论是何风信”,都要强行操


《钦定八旗通志》卷 119 《营建志八·水师营建规制》,《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665 册,第 1020 页。

《钦定八旗通志》卷 34 《兵制志三·禁卫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664 册,第 832 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 31 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36 页。

新柱等: 《福州驻防志》卷 4 《营政上》,《故宫珍本丛刊》第 330 册,第 394 页。

《天津水师营都统阿扬阿奏天津水师营教习石曹等年满请于浙江福建拣员更换折》,乾隆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号: 03 -0171 -0221 -018。曾嘉猷 ( 满文作 dzeng giya io) 系福建人,赴天津任教习之前,于雍正年间历任浙江定海镇右营守备、中营游击,见雍正 《宁波府志》卷 16 《秩官下》,《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 30 册,上海书店,1993 年,第 622 -623 页。

《署天津水师营都统阿鲁奏天津水师营请留头舵等永为定例折》,雍正十一年六月初八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号: 03 -0171 -0167 -005。


练。负责教习的绿营千总、把总稍有不从,伊里布 “即行辱骂”。

绿营官员尚且遭到如此对待,普通水手的境遇则更为不堪。绿营水手编入八旗水师之前,

“在本营内尚有挑选拔补千、把一途”,可以升任低级军官,此后则由于 “满营官员,汉人不与挑选”,致使 “无出身可图”,丧失了升迁的可能性。这些水手与八旗官兵在身份上存在着显著的隔阂,处于水师旗营军制的最底层,地位甚为低下,受到的歧视也最为严重。调入江宁水师的 320 名绿营水手,均来自镇江,“其家向在镇江之高资汛居住,离江宁一百六七十里,伊等身家不能两顾”。署镇海将军何天培曾请求在江宁为水手们 “照人数酌量盖造房屋,令其安顿居住,可安心操演,于水师有益”。雍正帝却斥责道: “此非你署印料理之事,胡说了! ”为绿营水手盖房居住一事,此后再无人敢提起。

八旗水师中绿营官兵的俸饷,仍是按照绿营原定标准发放,均低于同级八旗官兵的俸饷数量。事实上,由于清廷设立各支八旗水师,多是出于缓解八旗生计的动机,因而参与组建水师的大多是各地驻防八旗中的闲散旗人。闲散旗人原本无差无饷,调入水师后,其俸饷收入仍低于普通的驻防八旗兵丁。而绿营教习水手、船匠所得钱粮数额,往往还不及水师旗兵。

清制,每名驻防八旗马兵每月的钱粮为饷银 2 两、饷米 2 石 5 斗。天津、乍浦、福州等各支八旗水师的旗兵,月饷起初只有银 1 两 5 钱、米 3 斗,后均陆续增至银 2 两、米 1 石。如天津水师旗兵每月饷银原为 1 两 5 钱,雍正七年 ( 1729) ,雍正帝因 “闻兵丁用度,稍有不敷”,遂 “降旨加为每月二两”,饷米也增为每月 1 石。但这仍低于一般驻防八旗马兵的水平。天津水师的绿营教习水手中,正舵手 32 人,“每名月支银二两九钱、米三斗”,副舵手 32 人、正缭手 32 人、正椗手 32 人、正阿班 32 人、正舢板 32 人,“每名月支银二两一钱七分五厘、米三斗”,副缭手 32 人、副椗手 32 人、副阿班 32 人、副舢板 32 人,“每名月支银一两九钱三分五厘、米三斗”。总的来看,其平均水平要低于水师旗兵。

又如福州三江口水师,旗兵月饷起初也只有银 1 两 5 钱、米 3 斗。乾隆二年 ( 1737) ,福州将军阿尔赛奏称,水师旗营 “生齿日繁”,旗兵家眷 “每丁多至三四口以及六七口不等,实属不敷养赡”。清廷遂准许 “援照天津、乍浦水师旗丁现在饷米之例”,将福州水师旗兵月饷增至银 2 两、米 1 石。绿营教习水手、船匠的月饷,起初与水师旗兵相同,也是银 1 两 5 钱、米 3 斗。乾隆二年的加饷,并未惠及绿营人员, “惟教习兵、匠照旧支食”。至乾隆五年,当局才 “照乍浦水师营之例,各加给月饷五钱,共二两”,但每月 “米仍三斗”。此后长期维持着这一低于水师旗兵的钱粮数量,未再有增加。

绿营教习官兵受到歧视与差别对待,只是清代八旗水师种种弊病之一端。各支八旗水师大多管理混乱,战斗力低下。旗人坐食钱粮,惰于训练,一直没有熟练掌握驾船及水战技艺,绿营人员也因备受歧视而缺乏积极性,清廷所期待的八旗、绿营官兵的相互协同终系有名无实。



《署镇海将军何天培奏请指示伊里布慎重操演水师折》,雍正五年闰三月二十七日,《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9 册,第 530 页。

《浙江总督李卫等奏请恩准乍浦满营水师汉兵舵工水手一体加给钱粮折》,雍正八年六月初六日,《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18 册,第 870 页。

《署镇海江宁将军何天培奏请盖造房屋安顿水手家属以利水师操演折》,雍正五年八月十三日,《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10 册,第 377 页。

《清世宗实录》卷 89,雍正七年十二月丁巳。

光绪 《重修天津府志》卷 36 《经政十·兵防》,《中国地方志集成·天津府县志辑》第 2 册,第 98 页。

《清高宗实录》卷 43,乾隆二年五月丁巳。

新柱等: 《福州驻防志》卷 10 《俸饷》,《故宫珍本丛刊》第 330 册,第 429 页。


雍正年间,江宁八旗水师战船停泊于城北的草鞋峡一带。水师训练在长江中进行, “春季自二月十六日开始,至四月三十日止。秋季自八月初二日始,至十月十六日止。须和风丽日方可训练”。然而,江宁水师的武器装备多系临时拼凑,甚至在水师成立数年后仍缺乏基本的器械。雍正十一年 ( 1733) ,江宁将军吴纳哈等奏称,八旗水师 “向未制给藤牌、挑刀,其船上炮位以及火箭、火斗、喷筒、棉被,向亦未行制给。既俱缺少,难以教演学习”。八旗兵丁素来不谙水性,驾船训练亦是敷衍草率,如同儿戏,“不但官兵尚不熟练,即或船之捕盗、舵工、水手之中亦有不熟谙者,故皆未达娴熟之程度”。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与绿营水手均在镇江居住有很大关系。他们仅在 “春秋临时应差,其余之日,多半往来京口”,致使 “经管旗员除捕盗、舵工之外,尚皆不能熟识,一旦需用,官兵俱不联合,人船总不凑手”,严重影响了水师的战斗力。

与江宁水师不同,旅顺、天津、乍浦、福州等几支外海八旗水师,实行八旗官兵与绿营教习人员混合编队、共同扎营居住的措施,但仍然难收实效。旅顺水师每年操演,官兵 “俱驾三板船”,“不随战船出洋巡哨,止在汊口操演半年”,致使 “于洋面水性、水师阵势仍未谙悉”。乍浦水师 “官兵惟出乍浦海口二、三十里操练,不能辨风识水性”。福州三江口水师 “所拨旗兵均不谙水务,惟赖教习指示导率。各船正舵、头椗、阿班、捕盗、大缭、杉板工等项,一切紧要之处,皆教习独任其劳”。

天津八旗水师 “初设时,章程草率,所训练技艺不及绿营之半”。官兵 “于海面行舟之道尚未谙悉,每逢春秋,战船停泊海岸,遇都统查阅日期,海口傍近地方,苟且塞责,略为驾驶。俟都统查回后,即在船内饮酒赌钱,并不演习技艺,以致有名无实”。10 乾隆十一年 ( 1746) ,天津水师营都统富昌曾在满文奏折中详述天津水师的训练与巡防情形:

臣等于乾隆八年至水师营,欲率战船出海操演,据教习官等禀称,现有船只皆年久破旧,并不牢固,不可承受海上风涛,故而先前二、三年即未曾出海操演等语…… ( 乾隆) 十年,操演之时,以汉人水手等从旁照管,满兵仅司驾船,于海口内河操练一年,满兵于舵工、举椗、扯蓬、折樯等项皆得熟练。本年新换船只全到之时,以汉人水手等协助照管,出于海口,曾至兰江山 (音译,满文作 lan giyang an) 之此面操演。看得,满兵亦能驾船使


《江宁将军伊礼布奏请增造战船等事折》,雍正五年闰三月十八日, 《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1455 页。该书原译文为: “距满洲所驻城二十里外西北隅名曰曹辖家江岔,泊船可靠,且无碍民船。出此岔口,即为大江。操练收泊均为便当。”清代江宁城外并无 “曹辖家”之地名,译者很可能系将 “草鞋峡” ( 满文作 ts’oo hiye hiya) 误译为 “曹辖家”( 满文作 ts’oo hiya giya) 。

《江宁将军来文奏报训练水师及地方吏治民情折》,雍正六年十月初二日,《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1667 页。

《江宁将军吴纳哈等奏请配造旗营杉板脚船及小哨船只折》,雍正十一年十一月初六日,《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25 册,第 357 页。

《江宁将军来文奏报训练水师及地方吏治民情折》,雍正六年十月初二日,《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1667 页。

《署两江总督尹继善奏陈长江情形酌筹水师营制折》,雍正十年正月二十八日,《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21 册,第 760 页。

《清高宗实录》卷 253,乾隆十年十一月庚寅。

《杭州将军阿里衮奏请操练乍浦水师营官兵折》,雍正十年二月十九日, 《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2103 页。

《署理福州将军策楞奏为三江营水师教习兵丁勤劳久支饷独少请准照乍浦水师教习之例准与旗兵一本加银事》,乾隆五年闰六月二十一日,宫中朱批奏折,档号: 04 -01 -01 -0054 -045。

昭梿: 《啸亭杂录》卷 4 《天津水师》,中华书局,1980 年,第 106—107 页。

10 《清高宗实录》卷 194,乾隆八年六月乙丑。


用,但兰江山之彼面方为去往大海之路,若非大潮、背风之日,战船不可出入。出兰江山后,海中曹浦甸 (音译,满文作 ts’oo pu diyan) 等地,皆系沙淤之地,周围并无停船之处。待其至山东庙岛后,才可停船。出兰江山操演,一次潮水之间,不能操练完毕而返,若非背风,亦不可返回,且又无停船之处,故近二十年内并未出兰江山操演……满兵不但一次未曾赴大海,即数次欲行,实不可凭其辨别海路、沙岛、风色。天津水师训练废弛、战船老旧,在其组建之后,竟从未前往外海操演,即使是在内河及近岸兰江山等地进行的简单操练,也时常间断。不仅八旗兵丁根本没有掌握驾船作战的技艺,就连绿营水手也逐渐陷于懈怠,难堪使用。天津水师是清代规模最大的一支八旗水师,其战斗力尚且如此低劣,其他各支八旗水师的情形更是等而下之。由于八旗水师并无外海巡防、作战的能力,乾隆以后,清廷索性作出明文规定: “浙江乍浦、广州、福州各处驻防水师,专事操防”,“无巡洋缉捕之责”,只在陆地及近岸水域活动,出海巡哨之事则完全交由各省绿营水师承担。


三、绿营官兵的裁汰


八旗水师中的绿营官兵人数虽不多,但毕竟是旗人群体里的异类,且占据着旗营内食饷的职位,成为当局安置闲散旗人的障碍,故而难逃最终被清理、裁汰的命运。

清廷将绿营教习官员、水手、船匠等编入八旗水师,原本只是权宜之计。按照最初的设想,随着八旗兵丁逐渐掌握驾船与出海作战的技艺,即可逐步裁汰绿营人员,同时 “将满兵子弟验系年力强壮者陆续顶补,如此徐徐扣办,则于绿旗毫无妨碍,而于满兵生计有益”。因此,在各支八旗水师设立后不久,即开始陆续裁汰绿营官兵。

天津八旗水师原设绿营教习水手536 人。雍正九年 ( 1731) ,裁减其中56 人。十一年,又定例水师营中 32 只战船,共留 320 名绿营水手,教习官员也从 23 名减至 16 名。乾隆十一年 ( 1746) ,再次 “选留教习官十员、水手二百名,裁汰教习官六员、水手一百二十名。水手每人赏盘费银三两,遣回原地。教习官六员,送部安置”。乾隆三十二年,乾隆帝巡视天津八旗水师,见将领 “传令俱错误,兵丁技艺既疏,队伍紊乱,竞操,喧哗不绝。上大怒,因裁革焉”。水师旗营中的八旗官兵分别拨往福州、广州、凉州 ( 今甘肃武威) 等地驻防,当时尚存的绿营 “教习把总四员、水手六十八名内,除本地水手二名应行裁汰,听其自便外,其南籍水手回南之日,亦听其自便”。

除天津水师外,江宁八旗水师也在乾隆年间裁撤。江宁水师营制紊乱,战斗力极其低下,远不符合清廷的期望。乾隆十六年四月,当局下令将 “江宁沙船二十只并原设水师守备、把总,


《天津水师营都统富昌奏遵照部议酌减天津水师教习水手及派满员协理船务折》,乾隆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号: 03 -0171 -0178 -003。

《清宣宗实录》卷 172,道光十年八月己亥。

《兵部题乍浦水师绿营兵缺出由满兵余丁挑补本》,乾隆十一年四月三十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号:03 -0179 -1942 -022。

《署天津水师营都统阿鲁奏天津水师营请留头舵等永为定例折》,雍正十一年六月初八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号: 03 -0171 -0167 -005。

《天津水师营都统富昌奏遵照部议酌减天津水师教习水手及派满员协理船务折》,乾隆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号: 03 -0171 -0178 -003。

昭梿: 《啸亭杂录》卷 4 《天津水师》,第 107 页。

《筹办天津八旗水师营事宜十三条》,乾隆三十三年 ( 无日期) ,军机处汉文录副奏折,档号: 03 - 0525 -020


以及水手、兵丁俱行裁汰”。此前不久,首次南巡至江宁的乾隆帝刚刚校阅了当地驻军。据记载,当年三月二十五日,乾隆帝在江宁 “奉皇太后阅兵”。此次阅兵的详情,在清代起居注、实录、档案等各类史料中均无记载。但可以推测,当时江宁水师的操演情形很可能令乾隆帝极为不满,从而使其下定裁撤之决心。江宁水师裁撤后,绿营 “守备一员、把总二员、水手三百二十四名”均被裁汰,“就近暂归镇江水师副将管辖差操,其沙船二十只及存船炮位器械均请一并随兵带往”。

福州三江口八旗水师初设绿营教习官员 6 人、水手 100 人、船匠 12 人。乾隆四年,除 “分配各船之正舵工、头椗、阿班、捕盗、大缭、杉板工六项共五十八名,系一船之紧要”,一时不便裁汰外,其余 “各项副工”等水手 42 人被裁, “遇有缺出,应照原议将旗营熟练之人挑补,照例关支旗饷”。至乾隆十五年,三江口水师中的绿营 “教习官员业已裁汰,惟教习兵内尚留头目司五十一名,俟将来再有缺出,即可将熟练船务旗兵陆续顶补足数”。绿营船匠也分批裁汰,乾隆二十二年,最后一批 “艌匠五名”尽数 “遣回海坛、闽安原营,充绿营兵。艌匠之缺,由熟谙水师事务之旗兵挑补”。此后,绿营官兵仅剩 “教习兵十二人”得以保留。

乍浦八旗水师原设绿营水手 400 人。乾隆十一年规定: “照天津水师例,大赶缯船九只,每只留目兵六名; 小赶缯船九只,每只留五名; 南缯船四只,每只留四名。共留目兵一百一十五名,其余尽行裁汰”,所裁的缺额由八旗壮丁顶补。乾隆十二年,乍浦水师营 “现有十一名教习”官员被全部裁汰。

广州八旗水师的营制与福州三江口水师相同,原设绿营教习千总、把总等官员 6 人,水手 100 人,船匠 12 人。后于 “乾隆十五年、十八年两次奏报成效,将千总、把总悉行裁撤”。10水手则经过历次裁减,至乾隆四十年,尚余 69 人。当年,经两广总督李侍尧奏请,清廷同意将这些水手全部裁汰,“其所出之缺,即依原奏,挑补八旗闲散等人”。11 乾隆四十一年,又将最后一批绿营船匠裁汰,其缺 “亦一并统归汉军壮丁顶补”。12

经过历次裁汰,天津、江宁八旗水师不复存在,其他几支八旗水师中绿营官兵的数量也大幅


《大学士兼管吏部户部事傅恒等奏为江宁水师营裁汰弁兵船只管理分发办理情形事》,乾隆十六年闰五月二十日,宫中朱批奏折,档号: 04 -01 -01 -0204 -04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乾隆帝起居注》第 10 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 61 页。

《两江总督黄廷桂奏为奉裁江宁水师沙船请暂归镇江水师管辖等事》,乾隆十六年五月十八日,宫中朱批奏折,档号: 04 -01 -03 -0001 -003。

《福州将军隆升奏报旗营水师官兵出洋操演日期并酌补教习兵缺事》,乾隆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宫中朱批奏折,档号: 04 -01 -18 -0002 -025。

《福州将军新柱奏为阅视福州驻防旗营水师官兵操演情形事》,乾隆十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宫中朱批奏折,档号: 04 -01 -18 -0009 -038。

《署福州将军明福奏裁汰福州水师营艌匠人遣回海坛闽安原营作为绿营兵丁折》,乾隆二十二年二月十四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号: 03 -0176 -1631 -005。

黄曾成: 《琴江志》第 3 编 《营制》,《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 26 册,上海书店,1992 年,第 459 。

《乍浦水师副都统卓鼐奏乍浦水师营满兵之缺由绿营兵顶补折》,乾隆十九年三月二十六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号: 03 -0171 -0291 -030。

《杭州将军萨尔哈岱奏议复乍浦水师营裁汰绿营水手折》,乾隆十二年四月初一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号: 03 -0171 -0179 -005。

10 长善等: 《驻粤八旗志》卷 2 《建置志》,《续修四库全书》第 859 册,第 687 页。

11 《两广总督李侍尧奏裁减广州水师营教习从八旗闲散内挑补其缺折》,乾隆四十年四月二十九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号: 03 -0186 -2632 -020。

12 长善等: 《驻粤八旗志》卷 2 《建置志》,《续修四库全书》第 859 册,第 687 页。


减少。至乾隆后期,只有旅顺、乍浦、福州三地的八旗水师还留有少量绿营水手。当局急于裁汰绿营人员,主要目的是欲以闲散旗人顶补缺额、领取粮饷,缓解八旗生计问题,至于旗下壮丁是否已熟练掌握水战技艺,则几乎不予考虑。这种做法难免使八旗水师的日常活动面临困境。

乾隆初年,清廷曾将乍浦八旗水师的绿营水手由 400 名裁减至 115 名,其缺额由八旗壮丁顶补。然而,旗兵 “未经涉历大洋,所有外海之岛嶴向背、潮流缓急以及沙线礁脉,究未深知,不能如绿兵之生居海滨、自幼操舟、曾历重洋者之更为熟练”。水师将领感慨: “设或遇有出洋之事,海疆辽阔,满兵安能于远洋大海内驾驶纯熟?”由于无法摆脱对汉人水手的依赖,乾隆十九年,被迫将绿营水手数量增至 180 名。乾隆三十六年,又增至 250 名。旅顺八旗水师的情形也与之类似。乾隆十九年,曾裁汰旅顺水师 “船四号、水手四十名”。嘉庆四年 ( 1799) ,又重新增设 “船四号、水手四十名”。

道光朝之后,随着西方势力的军事入侵,中国的海上门户洞开。在历次内外战争中,弱小的八旗水师不但没有取得任何战果,而且屡遭打击,陷于瓦解。鸦片战争期间,英军曾攻占乍浦,水师旗营官兵伤亡惨重。战争结束后,道光二十三年 ( 1843) ,鉴于乍浦八旗水师难堪海防重任,“徒滋靡费”,清廷将其裁撤,水师中的八旗官兵 “改为陆路旗兵”,所有绿营水手全部裁汰。咸丰十一年 ( 1861) ,太平军占领乍浦,当地驻防八旗全军覆没。战后,乍浦驻防始终没有重建,“未能规复营房,向来官兵均附住杭州营内”。光绪七年 ( 1881) ,正着手创建新式海军的李鸿章前往旅顺视察,见八旗水师 “艇船数只胶搁沙滩,并无帆樯、炮位……此项师船行海笨滞,本不堪用,旗营弁兵疲弱,久废操演”。对如此落后的水师, “不独将弁所轻视,即轮船内教习洋人见之,无不窃笑”。经其奏请,清廷下令将旅顺八旗水师裁撤,绿营教习水手也被遣散。光绪九年,广州八旗水师船只被全部裁汰, “将水师营更改为步军营,另立体制、营政”。此后,仅有福州三江口八旗水师及少量绿营教习水手一直保留至清亡。


四、结语


清代中叶陆续设立的数支八旗水师,在规模和组织结构上不尽相同。既有由满洲、蒙古八旗组建者 ( 天津、江宁、乍浦) ,亦有由汉军八旗组建者 ( 旅顺、福州、广州) ; 既有内河水师 ( 江宁) ,亦有外海水师 ( 天津、乍浦等) 。但各支水师均无一例外地编入了绿营官兵。清代,八旗位尊,绿营位卑。故而一方面,旗人入绿营任职的情形甚为普遍,另一方面,八旗水师内存在的这种绿营官兵向八旗流动的现象,在清代军事史上极其罕见。清廷将部分绿营教习官员、水手、船匠编入八旗水师,是迫于旗人不谙水性、无驾船经验的现实压力,不得已采取的临时举措。因此,这批绿营官兵并未改隶旗籍,在管理、军饷等方面与旗下官兵始终存有明显区隔。

八旗、绿营之间的关系,实质是满、汉族群关系。尽管八旗中有着汉军、蒙古等多种群体,



《乍浦水师副都统卓鼐奏乍浦水师营满兵之缺由绿营兵顶补折》,乾隆十九年三月二十六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号: 03 -0171 -0291 -030。

嘉庆 《嘉兴府志》卷 31 《武备》,清嘉庆五年 ( 1800)   刻本,第 27 页上。

嘉庆 《大清会典事例》卷 849 《八旗都统·兵制》,《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 70 辑,文海出版社,1991 年,第 5081、5084 页。

张大昌: 《杭州驻防八旗营志略》卷 8,《续修四库全书》第 859 册,第 219 页。

《兼署浙江巡抚瑞兴奏为浙江乍浦满营学堂并归杭州满营学堂事》,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初四日,宫中朱批奏折,档号: 04 -01 -38 -0192 -049。

李鸿章: 《李文忠公奏稿》卷 42,《续修四库全书》第 507 册,第 428 页。

《广州将军长善等奏折》,光绪九年八月初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光绪朝朱批奏折》第 33 辑,中华书局,1995 年,第 831 页。


但居于主导地位的始终是满洲旗人。清朝统治者奉行 “首崇满洲”的统御之术,不仅给予旗人种种特权与优待,对基本由汉人组成的绿营军多有歧视与压制,而且还极力维系八旗体制的完整性与封闭性,限制绿营人员进入八旗,以强化满汉界限,防止旗人沾染汉俗。八旗水师中的绿营官兵人数虽少,依然被视作旗人群体中的另类,是清廷急于裁撤的对象。此外,八旗水师的设立,是八旗生计危机下的产物,其本身的军事意义有限。因此,尽管旗人并未熟练掌握驾船与水战技艺,水师的日常行动尚依赖于绿营官兵,但裁汰后者,为旗人留下兵缺和俸饷,仍是当局必定要采取的措施。由于八旗官兵坐食钱粮、训练废弛,加之对绿营官兵未能有效利用,致使各支八旗水师始终处于管理混乱、战力低下的状态。


主要参考文献

[1]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2] 宫中朱批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译编: 《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合肥: 黄山书社,1998 年。

[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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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钦定八旗通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664 册,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

[7] 昭梿: 《啸亭杂录》,北京: 中华书局,1980 年。

[8] 乾隆 《江南通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509 册,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

[9] 雍正 《浙江通志》,《中国地方志集成·省志辑·浙江》第 5 册,南京: 凤凰出版社,2010 年。

[10]光绪 《重修天津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天津府县志辑》第 2 册,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

[11]新柱等: 《福州驻防志》,《故宫珍本丛刊》第 330 册,海口: 海南出版社,2000 年。

[12]长善等: 《驻粤八旗志》,《续修四库全书》第 859 册,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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