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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南洋海军经费管窥
作者:谢茂发【1】 责编:

来源:《晋阳学刊》2011年第2期  发布时间:2016-02-16  点击量: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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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1875年,清政府决心大治水师,李鸿章负责北洋地区,沈葆桢负责南洋地区,并由户部指定海防专款四百万两。从1875年到1884年,南洋海军每年约经费四、五十万两;中法战争后,南洋海军经费有所上升,但此时军舰增多,实际军费并没有增加。甲午战争后,南洋海军,经费与第二个十年基本持平,日益走向衰落。

关键词: 关税    厘金    海军衙门  经费  

晚清南洋海军的经费问题,历来是人们研究的薄弱点[2]。笔者准备以时间为线索,划分为1875-1885年、1885-1895、1895-1909年三个阶段来研究讨论它。

海防大议至中法战争时的南洋经费

1875年5月30日,受到日本羞辱的晚清政府决心创办海军,总理衙门正式发布上谕:“海防关系紧要,既为目前当务之急,又属国家久远图……著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派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所有分洋分任练军,设局招致海岛华人诸议,统归该大臣等择要筹办。”[3]

清廷在指定筹定筹办海军人选时,同时也指定了海防经费,当时主持总理衙门的奕訢奏请由关税和厘金项下凑拨400万两白银作为南、北洋每年海防专款。南洋、北洋各200万两,由各省直接解拨给南北洋,来源如下:

“拟请将镇江、九江、江汉三关应提四成洋税,仍令全部解库,另款分储。其余粤海、潮州、闽海、浙海、山海等五关并沪尾、打狗二口,应提四成洋税暨江海关四成内二成洋税,应令按结分解督办南北洋海防大臣李鸿章、沈葆桢兑收应用,不准迟延短欠。”

“厘金进款,以东南各省收款数为较多……拟请于江苏厘金项下每年酌提银四十万两,浙江厘金项下每年酌提银四十万两,江西厘金项下每年酌提银三十万两,福建厘金项下每年酌提银三十万两,湖北厘金项下每年酌提银三十万两,广东厘金项下每年酌提银三十万两,每省各分解督办南、北洋海防大臣李鸿章、沈葆桢兑收应用。于每年五月内批解一半,十月内扫数全完。”[4]

南、北洋经费刚刚划定,李鸿章立即电函沈葆桢,希望他将南洋海防专款亦拨给北洋,沈葆桢同意了李鸿章的请求。他表示:“总署所筹巨饷,本有分解南、北洋之说。窃思此举为创立外海水师而起,分之则为数愈少,必两无所成,不如肇基于北洋。”[5]

此时,南洋划定200万两全部转入北洋,持续了三年。不过,李鸿章不久就向沈葆桢抱怨:“户部所拨海防额款,本为搪塞之计。各关四成,惟粤海、浙海可稍拨而为数无几,其余各有紧饷。各省厘金,惟江西、浙江可稍匀拨亦断不能如数,其余皆无指望。统计每年实解不过数十万。”[6]

面对李鸿章的抱怨,身为海防款项出纳大户的沈葆桢无奈地说:“海防奉旨饬拨江苏厘金四十万两,则丝毫未解。臣等非不念南、北洋防务为切已至要之图,无如厘金收支各款按籍可稽,实已尽收尽放,毫无余胜,势不能将向来应拨之款,横行截止或者谓裁撤防勇以节军需。”[7]由此可见,当时经费问题确实困扰了李鸿章、沈葆桢二人,因为沈葆桢本身就负责南洋海军的筹建却不得不截留本应上缴的专款。这三年中,南洋没有收到海防经费,但江苏炮台的修筑还是花了不少钱,大约花费116万两。[8]

1878年,沈葆桢苦于南洋海防经费无出,因而上奏将原先划给北洋的200万南洋海防专款,重新划归南洋。因此从1879年起,南洋开始拥有“海防专款200万两”。不过,真正到手的又有多少呢?1875年,刘坤一坐镇两广,便以广东库款支绌,奏准免去协拨南、北洋海防厘金30万两,江西省协拨厘金抵作薪饷,湖北省也是难以拨全(80年代后全部划归北洋),而福建省厘金则从未报解过。南洋的经费来源,基本上靠关税支撑,还不能解全。有鉴于此,1880年4月,李鸿章请求自本年起停止从海防专款中提还西征饷银,其经费分拨南、北洋,各省厘金与其拨多解少,不如实拨实解。江西、湖北、浙江三省,请按八成起解,不得再有短缺。江苏、广东、福建三省厘金都不报解,请由他省改拨。总理衙门基本上听取了李鸿章的建议,同意停止从海防专款中提还西饷100万两,将各省解拨厘金按八成起解。至于江苏、广东、福建厘金由他省改拨之说,则毋庸置疑,应请旨催促。如有迟延,查照迟误京饷定例议处。[9]

由于南洋海防经费仅靠关税,在南、北洋分解经费后的三年中,仅收到各省关经费40余万两。[10]1884年,曾国荃接任南洋大臣,便时常衰叹“南洋防费除各省奏明截留停解划拨外,其余报解寥寥,已成坐困之势。而南洋应用款项层见叠出,应接不暇”。[11]

以上是经费收入的简情,我们再来看看1885年前,南洋海军的经费支出情况。

首先是军舰购置费用,南洋购置南琛、南瑞巡洋舰及鱼雷艇等计一切费用约75万两。[12]购买南琛、南瑞的经费,主要来自于淮北盐科。[13]制造驭远、金瓯及其它小船共用工料及分摊华洋员役工薪杂费等合计约3.18万两。[14]

登瀛洲军舰,自光绪二年九月,靖远舰自五年正月,澄庆舰自七年正月起,调拨南洋,至十年底所有各项经费共计约61万两,其中三舰养船经费约36万两。[15]

飞霆、策电、龙骧、虎威四炮船自1880年起至1884年底所有经费约24万两。[16]开济舰自光绪九年十月,南琛舰自十年四月,南瑞舰自十年五月,三舰至十一年养船经费约17.6万两。[17]

十年之中,南洋总共支出约430万两,平均每年支出约43万两。对一支近代海军舰队来说,不可不谓是杯水车薪。

中法战争后十年的南洋经费支出

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清廷决心大治水师,海军衙门正式成立,醇亲王奕譞任海军大臣。他上台后,首先把各省解交的海防专款变为由户部统收并解交海军衙门,再由海衙门划拨给南、北洋海军。

在探讨本时期的南洋海防经费时,让我们先来看一看此时全国海防收入的来源。当时的海防经费,主要有四大来源:一是海防捐,二是临时指拨之款,三是鸦片税厘,四是海防专款,我们先来看一看这四项收入。

第一笔是海防捐。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后,李鸿章以海防紧要而海防经费困乏为由,奏请重开“军器捐输”。户部同意了李鸿章的请求,并规定期限为一年。“外官花翎七千两,京官花翎四千两,蓝翎均减半。晋、豫赈案则四品以下捐银一千两,三品以上捐银一千五百两准给花翎,捐银五百两准给蓝翎。拟令照晋、豫赈案各加一倍报捐,以照平允。”[18]海防捐开以后,各省报捐者甚为“踊跃”,“至光绪十二年二月,仅直隶一省便收150万两,其它各省亦收三四十万两至二三十万两不等。”不过,光绪十三年后,数目便大大下降,“迨展限以后,至本年,各省停捐日止,直隶仅收六十余万两。余惟台湾、广东较胜以前,此外概形减色。”[19]到1890年,又重开海防捐,然而捐者渐少。

第二笔经费是临时指拨之款,主要是指广东余存洋款42万两,闽厂造船余款60万两,部库所存神机营息借洋款108万两,各省海防捐输100万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匀拨出使经费25余两 [20] ,共345万两。另一笔协拨之款,便是各省报效之款,共计260余万两。“臣奕尝思筹一大批银款,存诸北洋生息,按年解京,以补正杂各款之不足。……前经以意函达臣李鸿章转商两江、两广、湖广、四川、江苏、湖北、江西各省督抚,设法代谋。现据先后复称:‘总督曾国荃、巡抚松骏共认筹七十万两;总督张之洞认筹一百万两;总督裕禄、巡抚奎斌共认筹四十万两;总督刘秉璋认筹二十万两;巡抚德馨认筹十万两;臣李鸿章认筹二十万两。’”[21]

第三笔收入,是鸦片厘税的改征和加征,这一部分经费的收入数目及来源,笔者由于学识功底和所接触的史料有限,转引樊百川先生的考证,供大家参考。鸦片税的征收,主要指进口的鸦片(即所谓的“洋药”)销往内地的厘税;二是指国内所产鸦片(土药)的产销税厘,1887年前都归各省征收支用和协济京外各饷。1887年后,“洋药”税厘征收改归海关征收。计从1889年到1894年6年间全部按结解交给海军衙门,约210万两。“土药”厘税的收数共征收约600万两,也解交海军衙门。[22]

以上是清廷海军经费的三大来源,但其中大部分划入北洋海军,南洋海军日常支出主要依靠200万两海防经费。

1885年,海军衙门成立时,户部指拨南、北洋海防专款号称400万,上文已说过,实际只有300万多一点。自1886年后,南洋海军常年经费,大致有脉可寻,1886年,海军衙门拨给南洋100万两。[23]1887年用款约70、80万两,1888年后又指定每年50余万两。1890年后,由于江南水师学堂的成立,另加江南水师学堂经费5万两左右,充其量也不过六十万两左右。[24]从1886年至1895年这十年间,南洋所用的海防经费,大约为640万两,平均每年70、80万两,与中法战争前约40万两相比,看起来是多了一些。

这是收入,再来看看支出。南洋寰泰、镜清、开济、保民、南瑞、南琛、登瀛洲、威靖、测海,龙骧、虎威、飞霆、策电、操江共14船,每年官弁、勇丁、水手、匠役及煤碳、军火统共约50万两。其中“查南洋兵轮,每年薪粮四十余万,随时修理及煤油之费又十余万。”[25]这十年中,清海军衙门拨给南洋的经费,大概只能维持南洋舰队平时维修、保养,要想更新、购买新式军舰,根本就不可能,

不过,这十年中,南洋还是添购了几艘小军舰,例如1894年向德国购买“辰、宿、列、张”四雷艇,约计40万两。四船1895年底到华。[26]十九世纪80年代,南洋委托福建船厂制造的镜清、寰泰炮位共16.8万两。[27]

中法战争后大约十年中,南洋的经费收支的大致情况便是如此。南洋海军十年中,常年经费约65万两左右,比起中法战争前要稍多一些,但此时南洋军舰的数量也多于中法战争前,因而65万两的常年经费与事无补。

甲午战后至1909年时南洋经费

甲午一役,北洋海军灰飞烟灭,中国海军元气大伤,清廷也彻底失去了振兴海防的信心和决心。海军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离世界海军大舞台越来越远。这一点,当我们探究这一阶段的南洋海军经费时便能感觉出来。

1894年,江督刘坤一考虑到南洋的几艘军舰“久经岁时,而船多苦窳”,而南洋地域广大,兵船不敷使用,才向德国定购了“辰字、张字、列字、宿字”四鱼雷艇。

“伏尔锵厂定造两艘,计实价四十万四千马克;什好厂定造两艘,计实价四十三万九千马克,运脚保险等费均在其内……每艇各配雷筒三具,鱼尾三具,哈乞开司三十七密里连珠炮两驾及随炮药弹等件,合计需价二十九万二千八百马克有奇,连艇价统计一百一十三万五千八百马克有奇,照现时市价约合库平银四十余万两。”经费支出,由海防专款及裁饷下拨给购买,1895年底四艇来华。”[28]

1895、1896年,这两年的经费情况不详,海军衙门早已裁撤,所以也无固定拨款。比照前两年的海防经费,大概应该在120万两左右,同时还支付了40万两的购买军舰费用。如此,两年的经费大概在160万两左右。

不过,1895年底,南洋开济、镜清、寰泰、南瑞四舰遵旨调防北洋,四舰每月约需饷银一万三千七百余两,四船油、煤、杂用月约需四千两,总计每月需银一万八千两。[29]1896年春,开济、镜清、寰泰、南瑞、南琛返回南洋,四舰在北洋五个月,共支银约9万两(出处同上,按每月饷银大致估算出)。

1895年末,南洋在德国定造的“辰、宿、列、张”四雷艇驶至南洋。但刘坤一显然无意于此时壮大海军声势,趁机发展南洋海军。相反,1897年刘坤一上奏,将开济、镜清、南琛、南瑞、保民五兵轮,龙、虎、飞、策四蚊船裁撤兵勇;登瀛洲、威靖改为运输船,寰泰改为练船。“统计岁可节省银十二万两。目下毋须赴北洋会操,每年约可节省煤炭、帆索、杂件等银二万余两,修理银一万余两。大致统计,每月共节省银十六万两,仍照奏案,专款专储,已备添购船艇之用。”[30]

从1897年起,南洋每年可节省养船经费16万两,而辰、宿、列、张四鱼雷艇的养船经费开支不在此内,可惜目前无资料可稽考。比照1905年张之洞向日本定购的“江”字号四炮艇每艇年需二、三万两。那么,南洋四鱼雷艇每年大约需要养船经费8-12万两。[31]

到了1903年,张之洞开府两江,他提出:南洋兵船购造多年,机老钢薄样式陈旧。不如将陈旧各船全部裁停,以节省经费,约计一年可省20余万两。清廷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是,将南琛、南瑞、保民、龙骧、虎威、飞霆、策电等七舰全部裁停。[32]

不过,好景不长。四个月后,新任江督魏光焘因为兵船裁停过多,不够派用,将七舰重修后开派使用。与此同时,他以节存之款向日本川崎船厂定购了“江元”号550吨浅水炮艇。1907年七月,“江元”号驶抵上海。于是,南洋再向川崎船厂定购三艘同等类型浅水炮艇“江亨、江利、江贞”号。“江亨”于1908年来华,“江利、江贞”1909于年来华。“江元”造价为三十一万五千日元,“江贞、江利、江亨”都为二十九万九千三百二十五日元。[33]

延至1906年,两江总督周馥上奏,将南瑞、威靖、龙骧、虎威四船,分别裁撤或变价出售,将策电派往苏、狼、福三镇巡洋,登瀛州改为缉私船,镜清改为练船,[34]南琛、南瑞改为运船,另拨闽厂自造建威、建安二炮船归南洋调遣。开济、寰泰、飞霆三船此时已先后沉没,南洋此时每年经费约需56-57万两。

“江元、江亨、江贞、江利”四炮艇于1907、1908、1909年分别来华后,每艇的养船经费一年大约为4万两,合计一年大约为16万两。[35]如此,1907年,南洋的养船经费为60万两左右,1908年大约为64万两。1909年,南、北洋海军合并,经费问题不再探究。从1895年到1909年,南洋共支出海军经费大约620万两。

南洋舰队,在第一次海防大议后的十年中,大约用去了430万两白银。第二次海防大议至甲午战争期间,大约用去了650万两。甲午战后至清末,大约用去了620万两左右。三十年中,南洋的经费还抵不上北洋1885至1894这十年的经费。清廷对南洋海军投入过少,以致使南洋海军一直无法成军,这是最重要的原因。

在洋务运动几十年中,清廷对南洋、北洋海军的投入,应该说占国家财政收入比例并不大。清廷此时每年的财政收入约8000万两,海防每年拨款400万两,还常常不能拨足额,拨足额也只占2%。但是,这笔款项在洋务运动的各项事业中投入无疑又是一笔大款项。对晚清政权来说,兴办海防、创办近代海军,乃是时代所需。从实际意义来说,南洋所处地位不比北洋低,兴办一支强大的南洋舰队,其意义也不比创办一直强大的北洋海军低。但清廷无法拿出钱来同时创办两支舰队。再也没有谁“象国家那样感到苦恼的了,国家现在建造一艘军舰,要花费以前建造一整个小舰队那样多的金钱。”[36]

从根本上说,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封建国家,仅仅依靠厘金、关税、土地税等,是无法支撑一支近代化的海军的。国家的财赋收入是如此有限,支出却是年年递增。这使得国家根本不可能拿出拿出一笔巨额的经费来筹办一支新式海军,风调雨顺年份还好说,一遇天灾人祸,国家便不得不挪用海军经费,这在晚清极为常见。恩格斯有言:“现代化的军舰不仅是现代化大工业的产物,而且还是现代化大工业的缩影,是一个浮在水上的工厂。”仅以此言,作为本文结尾。

[1]谢茂发:男(1977-),江西宜春人,博士、讲师,主要研究近代海军史、近代国际关系方向。

[2]近二十年来,对于南洋海军经费问题的研究,目前是学术界关心较少的一个问题,笔者目前还没有发现专门论述这一问题的论文。只是在一些专著中零星的提到,如《中国海军史》包遵朋著,台湾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74年;《近代中国海军》,海军司令部《近代中国海军》编辑部著,海潮出版社1994年;《晚清海军兴衰史》戚其章著,人民出版社1998年;《龙旗飘扬的舰队》姜鸣著,三联书店2001年;《清季的洋务新政》樊百川著,上海书店2003年。

[3]张侠等.清末海军史料[M]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12。

[4]出处同上:616-617。

[5]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M] .北京:三联书店,2001:132。“复刘仲良中丞”(光绪元年八月十二日),《李集·朋僚函稿》卷25,第27页;沈葆桢:“李中堂”,《沈文肃公牍》(一),第385页。

[6]李鸿章.李鸿章全集[M].东北: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复沈幼丹制军》(光绪元年十一月十九日),《李集·朋僚函稿》卷15。在李鸿章的信函中,还保留着许多各省欠款的记载。如光绪二年正月十二日给沈葆桢的信中说:“海防拨款,近接各处文牍惟鄂厘可如数报拨。”三月六日给丁日昌的信中说:“目前海防额款仅解到二十余万,力实不济。左相又大声疾呼,谓海防窒碍西局,以后必报解无几。”

[7]沈葆桢.沈文肃公政书·卷6[M].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1164—1167。

[8出处同上:1295—1297。经费来源:江西协15万两,安徽10万两,湖北3万,湖南4万,另外刘坤一盐务筹捐余款21万两,以上共53万。另外江海关制造项下2.0739万两,江宁藩库18万,金陵军需局留防款内拨银33万两。此后建火药库,又由江安朱良道拨银5万两,江宁藩库拨2万两,金陵军需局拨银3万。

[9]李鸿章.李鸿章全集[M].东北: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邵循正等.洋务运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请拨海防经费片”(光绪六年三月初一日),《李集·奏稿》卷36;“光绪六年三月初十日总理衙门奕訢等奏”,《洋务运动》(二),第451—453页。

[10]刘坤一.刘坤一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59:575。

[11]沈云龙.海防档[M].台北:文海出版社,1959:783。

[12]《曾忠襄公全集·奏议》卷22。

[13]左宗棠.左宗棠全集·奏稿[M].长沙:岳麓书社,1996:134-137。

[14]《洋务运动》(四),第39—41页,两江总督沈葆桢奏折及附片(光绪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操江、测海、威靖、驭远4轮薪粮经费191万两,见《洋务运动》(二),第416—418页,金瓯比照闽局艺新轮,见第5册第291—292页,光绪二年下半年算起。行轮用煤、油等项及修理费,见第4册第38—59页,光绪元年分取上期余数。光绪四年至八年轮船修理应分摊华洋员役薪工费,目前无法析出,据其它年份比例推算,另加弹药估作20万两。

[15]出处同上:《洋务运动》(五),第183、214—215、254—255,光绪二年九月初七日、五年正月十八日、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历届船政大臣奏报),第288—291页,闽局所造轮船薪粮额及裁减数。

[16]李鸿章.李鸿章全集[M].东北: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1872—1873。比照飞、龙、策、虎四船1875—1880年薪费得出。

[17]参见《洋务运动》(五),第295页,光绪九年九月二十日奏;曾国荃:“布置南洋防务疏”(光绪十年四月二十五日),《曾忠襄公全集·奏议》22卷;“添慕新军以足拨营疏附片”(光绪十年七月初七日),《曾忠襄公全集》卷23。

[18]张侠等.清末海军史料[M]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623—625 。

[19]李鸿章.李鸿章全集[M].东北: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2253—2255。

[20]张侠等.清末海军史料[M]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626—627。

[21]出处同上:641—642 。

[22]樊百川.清季的洋务新政[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1143-1145。

[23]张侠等.清末海军史料[M]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 626—627页。

[24]出处同上:637—638,82—83。  

[25]刘坤一.刘坤一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59:卷19。

[26]出处同上:790-791。

[27]邵循正等.洋务运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出处:《洋务运动》(二),第579-580页,光绪十一年十月二十日两江总督曾国荃片。造价见《船政奏议汇编》,笔者暂未析出。

[28]刘坤一.刘坤一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59 :790-791。

[29]张侠等.清末海军史料[M]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657 。

[30]刘坤一.刘坤一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59:684-685。

[31]张侠等.清末海军史料[M]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92-93。

[32]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M] .北京:三联书店,2001:505。

[33]张侠等.清末海军史料[M]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 :172。

[34]出处同上:91-92 。

[35]出处同上:92页,比照估算得出养船经费为四万两。

[36]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3)•反杜林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212页。

The Brief Anaylse of NanYang Fleet’s Fee in late Qing Dynasty

    In 1875,Qing government decided to develop the modern navy,they ordered Hongzhang Li pried to North China,and Paozhen Shen to South China.At the same time,HU Minstry distributed four million tadl per-yearNanYang Fleett’s fee was about 400,000-500,000 tadl per-yearAfter Sino-French war, NanYang Fleett’s fee was a little more than before, but at hat time  the warships of  NanYang was more as well, so the fee did not increase in fact. The fee of NanYang Fleet was totally as  the second decades, moreover,it  gradually  waded more and more every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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