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星殒落,辽海悲歌,
长白仰止,松水哀呜。
电话中惊悉恩师爱新觉罗(金)·启孮先生,不幸于
启孮先生乃爱新觉罗皇族后裔,当代女真满学兼通的资深学者,一代大师,他的逝世是女真满学学界的重大损失,也使我失去了一位恩师益友。
一、家学渊深 名门之后
我与恩
先生出身于名门之后,家学渊深丰厚。他生于北京满族爱新觉罗家庭,为清高宗乾隆皇帝第五子荣亲王永琪(1741—1766年)七世孙。荣亲王这一支在文化艺术上出了不少人才,可谓书香门第,荣亲王永琪擅长汉文、满文、蒙古文、骑射和算法,汉文书法亦精。其书法以楷书见长,有作品存世,是位多才多艺、文武全才的人。第二代荣郡王绵亿(1760—1815)自幼生活、学习在宫中,后于1784年(乾隆四十九年)分府,府在今北京西南太平湖(今中央音乐学院),府中除殿堂楼、阁、馆、斋、堂外,花木极盛,又引太平湖水入花园,风景优美。其家学实育成于此。荣郡王博览群书,过目成诵,善背经史如文泻水(见《啸亭杂录》)书法以行草见长,善学王羲之,又擅画白描仙佛,得王维、吴道子之遗风(见《写春精舍词》),满蒙语文、骑射、算法乃为所长,又喜音乐,集包衣子弟为“南什番乐”因自号南韵斋。又擅制墨,当时其家所制的墨,称“南韵斋墨”,至今仍为文物行所推崇,但已不多见。荣郡王在文学书画等方面虽擅长,但仕途多坎坷,虽曾任管纛大臣,管围大臣、领侍卫内大臣、蒙古都统、汉军都统等要职,而屡罢屡起,直到晚年。
第三代奕绘(1799—1838),荣郡王之子多罗贝勒,是其家学的黄金时代。奕绘字子章,初号妙莲居士、幻园居士、又号太素道人。著述颇多,初与嫡室妙
先生的父亲恒煦,字纪鹏,又字光平(1899—1966),他自幼喜读书,擅长文史,又学满文于舅父松贤。松贤着有《祖国渊源录》,实乃满文辞典,为当时有数的满文名家,恒煦在其父的影响下又攻读英文和法律,但仍最喜欢文史和语言学,尤其注重女真满文兼通,他平生治学有三大成就,其一,辛亥革命后,他尽阅府中档案,在其父《纪事珠》的基础上,写成《荣府家乘》(家史)一书,取材丰富,为清代记录王公府邸唯一的历史书,清昭槤虽有《礼府志》,惜已失传。其二,以满文研究清史,多所创获。如他认为努尔哈赤、舒尔哈赤、雅尔哈赤之名,乃“猪皮”、“小野猪皮”、“豹皮”之义,因通古斯各族小儿,常以幼时服何皮之衣,即以命名。三仙女佛固伦义名,乃“故国”之义,传说并非无意义之故事,实乃说明满洲出于故国之金朝。其三,研究女真文学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即曾标点《金史》、《太祖本纪》,细研《金史》,又以满文为工具,解读女真文学。曾写有单篇论文多篇,其中《从契丹大小字到女真大小字》,十分雄辩而有力地说明女真大字出于契丹大字,女真小字出于契丹小字,对解决女真字大小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尤其他与启孮先生合着《女真语言文字研究》,是一部驰名中外,被誉为女真语言文字研究的里程碑之作,是女真学满学兼通的奠基人。
启孮先生就是在这种家学渊深的基础上,经过他毕生孜孜以求,勤奋治学,终于成长为当代女真满学资深学者和大师,绝非偶然。
二、功底敦厚 治学严谨
先生的国学功底敦厚、治学严谨、自幼深受其父的教诲,谙熟满族历史和清代掌故,因而立志攻读文史。1939年考入国内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国文学系,并在报刊上经常发表诗、词及有关词的文章,至是又受晚明诗界小品的影响,对后来文章风格左右较大。大学期间便是其父研究女真语言文字的助手。20世纪40年代东渡留学于日本东京帝大文学部东洋史学科,以女真—满学为学习重点。
留学期间深受日本金史大家三上次男先生的真传和教诲,曾用日文写过论文《徽钦二宗北行考》、《满族的民谣》、《满族风俗》等,均有好评,翻译了三上次男先生《金代女真研究》一书,后来又写过《北亚萨满教崇信的各种精灵》、《新疆的满族》等,表现出青年时代即有深厚的功底,史学写作多所建树。回国后,又于1949年北京华北大学二部史地班毕业。解放初50年代,在北京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1958年调到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工作长达二十五年之久,曾任研究室副主任、教授兼任内蒙古社联副主席,中国蒙古史学会理事,主要研究领域为女真满学,既女真语言文字,女真族史,满族史,兼及蒙古史和中国文学,既红楼梦及诗词。1982年因辽宁筹建民族研究所,调至辽宁任民族研究所所长兼《满族研究》杂志主编,辽宁省社科联副主席,中国辽金契丹女真史学会副会长、顾问等。1988年离休回故乡北京,专心著述,安度晚年。
三、著述等身 女真满学兼通
《女真文辞典》为前书的姊妹篇,是先生历时十年心血编成,1984年也由国家文物出版社出版,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一本女真文工具书,其内容依汉字策划排列部首,分编为五类,三十八部,十一附目,标出字源,拼音、字义、举例、文学属类和作用,该书1986年获辽宁省社联优秀工具书一等奖。此书比德国学者葛鲁贝、美国学者日人清濑义三郎编号排法进步。正是由于以上两部著作的出版,乃奠定了我国女真语言文字研究在国际上居于领先地位,先生是当之无愧的奠基人。
译着《金代女真研究》,原著为日本著名金史学者三上次男,全书共40万字,1984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系统研究女真与金史的代表作。书前“作者的话”称这本书由于译者的辛勤劳动,能够介绍到中国,表示深为感谢。实际上这个译作是先生在20世纪四十年代留学日本时翻译的。可见当年先生即立志研究金史和女真史。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先生的女儿乌拉熙春已经成长为新一代传人,2003年父女合作编写两部大辞典。为日本国文部科学省国际共同研究项目:一为《女真文大辞典》,是在《女真文辞典》的基础上增补了《女真文字书》及现存所有石刻中出现的女真字,总数可达到1307字。另一为《女真语满洲通古斯诸语比较辞典》,汇总了所有女真语词汇并将其与满洲通古斯诸语进行了全面的比较研究。这两部工具书的编定,代表了当今世界女真语言文字研究的最新成果和最高水平。这必将丰富女真学宝库的内容。
在满学方面,由
《北京郊区的满族》(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和《京旗的满族》(出版时易名为《北京城区的满族》)(辽宁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两部著作,均为先生幼时亲闻、亲见之事,“据实直书”而成,是尊重史实,不存偏见,秉笔直书,不同凡响的精湛之作。是保存和延续了满族文化原汁原味的精品。以上三部著作相继出版,将满学研究推向了新的历史阶段。
还有一部大部头的家史著述《荣府史》,是先生仿《史记》体例撰写的始自荣纯亲王永琪,止
《沈水集》(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收集了先生所做的大量论文,包括女真学、满学和红学方面的论文,其中尤以《陕西发现的女真字文书》一文对陕西碑林石台孝经碑中发现的女真手写文书残页11件进行了整理和深入研究,发现文书上的女真字早于石刻上的女真字,有的竟直取自契丹字形;文书上的女真字几乎全是表意字;从个别字上,尚可看出女真字从意字向音字转化的痕迹;从而证明存世的碑刻女真字是女真大字。并推论我国和原苏联出土的银牌(日本学者称“银简铭”)上“二合”并写的女真字和《龠州山人四部稿》、《方氏墨谱》中“二合”、“三合”迭写的女真字当系熙宗改制的女真小字。其后,世宗推崇太祖,尽废熙宗所颂字体,故大字行而小字废,意字、音字、均用女真大字直书,造成传世者多为一种女真字。虽然这种看法尚有待进一步论证,但确实是颇有见地的一家之言。《女真制字方法论》一文,也是一篇学术性很强的文章,文中对日本著名学者山路广明《女真字制字研究》一书进行了评价和商榷。该文既介绍了山路氏所归纳的十种女真字制字方法,指出这些制字方法公式,确是一个很好的发现,对女真文字进行“说文”式的研究也有启发,应予以肯定。但也有不足之处,值得商榷,主要问题是;山路氏把女真制字的路径想得过于复杂;再就是认为女真字都是用汉字的“基字”,增减或改变笔划而成,忽略了还有一部分女真字是以契丹字为“基字”增减或改变笔划而制成等。本文认为,女真字的制字方法,所取材的“基字”是双轨的,而不是单轨的。他经过研究认为,女真字的构造是由三条径路而来即:1、以汉字为“基字”,或取其意义,或取其读音,增减或改变其笔划而制成女真字;2、以契丹字为“基字”,或取其意义,或取其读音,增减或改变其笔划而制成女真字;3、以既制成的女真字为“基字”,增减或改变其笔划,制成与原字意义有关联或读音相类似的新女真字。依据上述三条路径归纳出六种制字方法,并分别举出若干例证加以说明,很有说服力,把众说纷纭的女真字制字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女真文字和语言对祖国文化融合发展的贡献》、《女真文字研究概况》以及《女真文词条》四则,对介绍女真文字本身和研究状况等,在学术界都产生过良好的影响。
《论金代的女真文学》一文是一篇填补文学史空白的文章。文章对金代女真人文学的萌芽、发展、规律和特点,均作了系统的论述。特别是注重在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汉文作品与女真文作品之间的关系上,下了很深的工夫,在探索金代女真文学的发展规律上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以往研究中国文学史或中国文化史者,总是把辽金元视为一个阶段,尚无人按朝代进行专门研究,近些年稍有所改变,在这方面本文具有填补空白性质。尤其将女真文学分为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两大阶段,口头文学是从11世纪前就有萨满“巫歌”,发展到12世纪中叶的“自度曲”,再发展到12世纪末的“本曲”,然后又缓慢地衰落下去,金亡后片断的保留在《元曲》中。文中提出一个精辟的论点,认为用汉字书写的文学,不能单纯的算是汉族文学。它实际是中华民族各族文化、学艺的结晶与宝库,内容包括匈奴、鲜卑、敕勒、突厥、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甚至西北、西南各族的文学在内。这个庞大的艺术宝库,如同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内容越来越丰富。因此它具有像吸铁石一样的文化艺术引力,把一切四围的兄弟民族的艺苑英华都吸引过来,从而也丰富了它的本体。这一论点,对我们理解以汉族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文化融合发展的历史过程,乃至各民族的历史文化贡献,提供了可贵的见解。
《沈水集》之后,又有《梅园集》(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收集了先生在北京梅园寓居期间的精粹之作。另有《爱新觉罗氏三代满学论集》(远方出版社,1996年)。《爱新觉罗氏三代阿尔泰学论集》(日本、明善堂,2002年)两个集子则是先生祖孙三代(金光平、金启孮、乌拉熙春)关于女真学、满学、阿尔泰学研究的论文合集,反映了家学深厚,代有传人,为弘扬爱新觉罗家族学术成就和阵容,成一代女真学满学之流派,
《顾太清与海淀》(北京出版社,2001年)是关于“清代第一女词人”,亦即先生五世祖母生平及其诗文的研究著作,为满族文学研究增添了重要的新篇章。
在满族古籍整理方面,《明善堂文集校笺》(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妙莲集、写春精舍词》(辽宁民族出版社,1989年)、《天游阁集》(辽宁民族出版社,2001年)这三部文集整理与出版均为满族古籍整理做出了重要贡献。
先生学识渊博,领域宽广,其研究范围在女真满学之外尚涉及蒙古学、红学和诗词、书法等领域。《漠南集》(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1年)、《清代蒙古史札记》(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大学讲义《明代蒙古史》、《清代蒙古史》以及为数众多的蒙古学论文代表着先生在蒙古文史方面的卓越成就。
先生既精于学问,又工于诗书。《瓠庐诗存》、《 靺鞨余音》、《丰州牧唱》是先生的三部诗词集,其诗抒发心志、高澹隽永;其词情深意蕴,佳句叠出,其书法遒劲婉丽、行笔温润端庄,深得古人用笔之意。尤其以女真书法著称,世人得之,视若拱壁墨宝。至今我手头上还珍藏着多幅由先生亲手题写的女真字书真迹,当视为传世之宝。
四、德学双馨 学界景仰
先生的为人和道德风范当为学者之楷模,久为学界所景仰,成为一代宗师,先生不仅在道德风范,学术成就上堪为女真满学界一代宗师,而且在培育女真满学人才方面无愧为良师益友。先生待人心地善良诚恳忠厚,坦荡无私、有求必应。甚至对远方来求教、求学者,亦尽力为之疏疑解惑。其业绩博得国内外学界的赞扬和称颂。
记得先生的八十寿辰时,同
鹤龄正八秩,执教五十春;
文旌开绛帐,桃李吐芳芬。
问学虫鱼辨,文章尽凤麟;
壮心不肯已,彩笔赋清新。
满族名流
女真学之斗星
澳大利亚著名女真文学者康丹也用女真文题赠:
执教五十年,功成名亦就。
日本著名的女真文研究专家山路广明称《女真语言文字研究》是一部“唯一划时期的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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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著名满学专家,日本明治大学神
国内学界和各大媒体对先生的贺词 、贺诗、介绍、专访、书序、书评等则更多,不胜枚举。仅举数例诸如:
首都师大著名教授
负笈东洋苦学成,
不辞支边赴内蒙。
笑将大漠拟京城,
金文满文耀宗祖。
沈水漠南论英雄,
育英师友羡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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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语言文字专家
满族著名书法
佛满洲之光
五、继承遗愿 代有传人
在与恩
记得1978年他招收首届女真文研究生时,我经好友著名考古学
进修快结束前,先生又带领我们到东北三省和内蒙东部,对金代遗址和女真文碑刻、摩崖和文物等进行学术考察,经受了实践锻炼,收集了不少宝贵资料,大开了眼界,并结识了不少学界名流和朋友,对日后开展金史、女真史、女真文研究提供了方便条件,收获颇大,这些都要感
进修结束后,我们还时常保持通信联系。后来,先生为了工作需要调到沈阳辽宁民族研究所当所长,我们之间的距离又拉近了。我时常利用公出的机会,去
安息吧,恩师!
一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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