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常额军费开支占到清代财政总开支的７０％左右，①经略边疆中的粮饷支出则是清代军费开支的重要组成部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平定了准噶尔，完成了西北统一，使中国西北国界得以确定。研究清政府经略西北的军粮供应问题，对加深了解和认识清代军事后勤保障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对加深清代军费史及边疆经略史的研究也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一问题的提出
康熙帝对噶尔丹用兵是清政府平定准噶尔的重要组成部分。康熙年间，为确保边疆安全，康熙帝三次亲征漠北。关于康熙帝对噶尔丹用兵及其相关问题，学界已有诸多研究，研究成果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其一，从战争史的角度分析乌兰布通之战和昭莫多之战；②其二，康熙帝三征噶尔丹
①陈锋：《清代军费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２页。
②学界对乌兰布通之战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噶尔丹进犯漠南的原因、乌兰布通之战的胜败问题、乌兰布通之战的影响等问题的考察。相关成果有：袁森坡的《乌兰布通之战考察》，《历史研究》１９８３年第４期；洪用斌的《试论乌兰布通之战的结局》，《内蒙古社会科学》１９８４年第６期；张羽新的《乌兰布通之战的胜败问题》，《历史研究》１９８６年第５期；黑龙的《乌兰布通之战再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２００６年第４期；邢玉林的《乌兰布通之战》，《民族研究》１９８６年第４期；唐博的《乌兰布通之战考释---关于〈中国近事报道〉的讨论》，《兰州学刊》２００８年第９期；华立的《从日本的"唐船风说书"看康熙二十九年的乌兰布通之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３期。对昭莫多之战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战争的经过、影响以及康熙帝的决策对昭莫多之战取得胜利的影响等问题的分析。相关成果有：洪用斌的《昭莫多之战》，《内蒙古社会科学》１９８０年第２期；袁森坡的《康熙与昭莫多之战》，《故宫博物院院刊》１９９０年第１期；王思治的《康熙的决策与昭莫多之战》，《史学月刊》１９９１年第１期；黑龙的《康熙帝首次亲征噶尔丹与昭莫多之战》，《满语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２期等。
的时间界定；①其三，对噶尔丹的评价。②但少有学者关注康熙帝对噶尔丹用兵期间清军的军粮来源及其相关问题。③基于此，本文以《清圣祖实录》《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为基础，并结合其他文献，着重对康熙帝用兵噶尔丹期间清军的军粮来源及其构成问题进行分析，进而明确平准战争中清军军粮供应体系的发展变化。
噶尔丹不断对外扩张。为解决噶尔丹问题，清政府先后三次用兵。康熙二十九年（１６９０），清政府派出官兵、厮役约１０万人征讨噶尔丹。康熙三十五年，康熙帝亲自率领约９万大军，兵分三路征讨噶尔丹，其中，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统领盛京、宁古塔、黑龙江、科尔沁蒙古兵等兵丁共约９０００人，抚远大将军费扬古统率京城八旗兵丁、山西左卫兵、大同绿营兵、陕甘兵丁共约４６０００人，康熙帝亲自统率京师劲旅约３４０００人。④康熙三十六年初，康熙帝又调遣６０００名官兵分两路搜剿噶尔丹，同年闰三月，又命"孙思克、博霁简选满洲兵一千、绿旗兵一千"⑤，由阿南达、李林隆率领寻剿噶尔丹。四月，费扬古奏报噶尔丹已死。至此，清军取得了对噶尔丹的最终胜利。康熙帝三次用兵噶尔丹期间，前后共调派２０万大军。
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对噶尔丹用兵所需人员和军粮众多，如何筹集和转输军粮就成为后勤工作的重点。然而，清政府当时并未设立独立的后勤领导机构。⑥清军军粮筹集工作是由康熙帝直接指挥，议政王大臣会议，各部以及地方督抚协助其办理。那么，康熙帝用兵噶尔丹期间，清政府是通过哪些渠道筹集清军所需的军粮？这一时期清军的军粮供支体系对此后清政府边疆经略中的军粮供应体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二军粮来源的主要途径：仓储调拨
清初即在京师、各省州县、驻军区设立了包括京通仓、各地官仓、常平仓、兵丁驻扎区的仓廒等在内系统完备的粮食储备体系，以确保军粮支出和国家的粮食供应安全，史称"兵食仰给仓储"⑦。在对噶尔丹用兵期间，所需的军粮主要由仓储直接拨运，"凡办理军需所需官兵口粮及马匹草豆，如有仓贮、厂贮可动者，不必另为采买"⑧。同时，为确保军粮的供应，陕甘提督孙思克还奏
①相关成果有：孟昭信的《康熙帝亲征噶尔丹的时间问题》，《清史研究通讯》１９８８年第３期；杨珍的《康熙二十九年"亲往视师"再析》，《清史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３期；黑龙的《康熙帝首次亲征噶尔丹与昭莫多之战》，《满语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２期；范沛潍的《康熙第二次亲征噶尔丹的时间》，《史学月刊》１９８２年第４期等。
②相关成果有：黑龙的《噶尔丹早期史实考》，《兰州大学学报》２００８年第１期；王力的《僧人时代的噶尔丹》，《青海社会科学》
２００７年第６期；齐木德道尔吉的《昭莫多之战以后的噶尔丹》，中国蒙古史学会编：《蒙古史研究》第４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３年版；马大正的《噶尔丹与沙俄》，《西北史地》１９８１年第２期；马曼丽的《评噶尔丹与俄国的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
１９８０年第４期；甘桂琴的《噶尔丹对俄外交政策述论》，《喀什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０５年第２期；江波的《噶尔丹的东方政策》，
《西北民族学院学报》１９８４年第４期；赵柄学的《噶尔丹死亡考》，《历史档案》２０１２年第２期；崔岩的《噶尔丹死亡问题考辨》，《清史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１期；张植华的《略论噶尔丹》，《内蒙古大学学报》１９８０年第２期；马大正的《论噶尔丹的政治和军事活动》，《民族研究》１９９１年第２期；巴赫的《论噶尔丹汗》，《新疆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８８年第４期；《噶尔丹研究的理性反思---噶尔丹研究之四》，《西部蒙古论坛》２００９年第２期等。
③学界对此问题关注较少，只是在部分军事史、军事后勤史著作中有所涉及，如：童超主编的《中国军事制度史·后勤制度卷》，大象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廖德清的《中国古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陈锋的《清代军费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年版；邱心田、孔德骐的《中国军事通史》第１６卷《清代前期军事史》，军事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④邱心田、孔德骐：《中国军事通史》第１６卷《清代前期军事史》，军事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４６９页。
⑤《议政大臣苏努等奏报会议调兵等事情形折》，康熙三十六年闰三月十一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１７１页。
⑥廖德清：《中国古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６４８页。
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２４卷《甘肃全省新通志》卷１８《仓储》，兰州古籍书店１９９０年版，第２６页。
⑧（清）阿桂、和珅等纂修，故宫博物院编：《钦定户部军需则例》卷７《采买办解》，海南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３４２页。
请在甘州、肃州、凉州、庄浪、西宁等地实行积极仓储策略，"边储既裕，兵食有赖，无事则积贮仓廒，以备年荒饥之需；有事则粮糗既充，自无匮乏之虞。既有益于边防，又无妨于备赈，诚一举而两得之道也"①，并得到康熙帝的批准。
自康熙十六年清政府派兵对噶尔丹防御之始，前线军队所需军粮就多由京通仓、所调军队当地仓储、归化城、军队前线驻地等地支出。②康熙二十九年用兵噶尔丹期间，清军所需军粮主要由京通仓、杀虎口、归化城等地仓储支出。其中，京师所调军队的军粮由京通仓拨给，并由满洲、蒙古、汉军各佐领各出骆驼１头运粮。三月，康熙帝又下令由杀虎口仓调拨米３０石随商南多尔济前往。四月，康熙帝下令调６００名察哈尔兵随军出征，"马、驼、牛、羊于八旗大场内派出，兵各携五月粮"③。此外，康熙帝还下令由杀虎口、古北口等地仓储就近调拨粮食，以保证军粮的支给。五月，康熙帝又"令归化城副都统阿玉玺取杀虎口仓粟二百石，负以太仆寺骆驼随军输运"④。六月，户部侍郎赛必汉、阿山又奏："军行需两月粮，请以古北口仓粟支给。"⑤
康熙三十五年用兵噶尔丹期间，清军所需军粮主要由京通仓、陕西仓、湖坦河朔仓直接调拨。康熙三十四年十一月，康熙帝命令商讨中、西两路兵丁军粮运输事宜。其中，西路官兵、厮役合计２４２６０名，除每名赏赐８０日口粮外，"每名月给米二仓斗，计五十日，需米八千八十七石零，以湖滩河朔仓贮之米随运"⑥；中路官兵、厮役合计３２９７０名，除每名赏赐８０日口粮外，"每名月给米二仓斗，共需米一万三千一百八十八石零，以通仓米运给"⑦。康熙三十五年三月，中路"粮车自天坛外进正阳门，到兴、平、禄、米等四仓领米"⑧，设运粮官８员，共２００辆车，每员领正米１０００石，共领米２０万石。由陕西出发的进剿官兵，合满、汉绿旗官兵、厮役等共计２２４００余人，共需备五个月口粮２２４００余石，由陕西仓储支给。不过，由于运输不便，加上陕西当地仓储不足，陕、甘当地贫乏，所以清政府下令以牛肉、羊肉代替一个月的口粮。六月，由于西路粮米未按期运到目的地，康熙帝"遂遣钟申保等贤能章京二员，归化城喇嘛、官兵、生民、驼只、车辆视其所得取之，装载湖滩和硕之米以迎"⑨。
康熙三十六年用兵噶尔丹期间，清军所需军粮主要由陕、甘仓储中直接调拨。其中，由宁夏进剿的官兵，"各拴带百日之粮，此枝兵随粮百日，共需仓斛五千石"瑏瑠，由西安、肃州所派进剿官兵及仆从共约５９２０口，"应随百日粮，一口每月以仓升二升算，需仓斛三千九百四十六石零"瑏瑡，共需军粮８９４６石。所需军粮由川陕总督吴赫调拨，运往宁夏转运，"檄总督吴赫速运粮到宁夏，备办鞍架，既用骆驼骡马运米，不必备车"瑏瑢。西安所派满洲兵１５００名，由当地仓储直接调拨粮食，随官兵出征，携带１００日口粮。此外，清政府还在鄂尔多斯备有军粮，"鄂尔多斯今已备四个月粮"瑏瑣，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资料》第２辑，《孙思克行述》，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版，第４１页。
②刘锦增：《平定准噶尔战争中的军粮供应问题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８年，第５５页。
③（清）温达等：《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６，中国藏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１４０页。
④（清）温达等：《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６，第１４２页。
⑤（清）温达等：《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６，第１４５页。
⑥（清）温达等：《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１７，第３６０页。
⑦（清）温达等：《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１７，第３６１页。
⑧（清）宋大业：《北征日记》，毕奥南整理：《清代蒙古游记选辑三十四种（上）》，东方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９３页。
⑨《议政大臣佟国维等议奏运米驰送军营事折》，康熙三十五年六月十二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９３页。
瑏瑠（清）温达等：《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３５，第８２７页。
瑏瑡（清）温达等：《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３５，第８２８页。
瑏瑢（清）温达等：《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３９，第９１２页。
瑏瑣（清）温达等：《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３９，第９２３页。
供进剿官兵食用。
由上可知，清政府用兵噶尔丹期间，清军所需军粮主要依靠仓储调拨，且是由派遣官兵所在地的仓储中就近调拨，并由官兵随身携带部分军粮。清政府还按照就近调拨的原则，从陕西、甘肃、杀虎口、归化城等地仓储中调运军粮，以供清军食用。
三军粮来源的重要补充：市场采买、捐纳
对噶尔丹用兵期间，由于战场距离内地遥远，军粮支出规模较大，军粮运输十分困难，给军粮供应带来了一定压力。为此，清政府还通过采买、捐纳的形式来解决部分军粮开支，特别是清军所食牛、羊等，主要由民间采买。
如前所述，康熙帝在对噶尔丹用兵期间，还以牛、羊代替部分军粮，而所需牛、羊主要由采买获得。康熙三十六年正月，康熙帝谕尚书班第等："此番出征，米则照常随行外，沿边有牛、羊可买，须动支正项钱粮，每路备买牛、羊各二万发去，于军资大有裨益。"①康熙帝下令所需牛、羊由宁夏、肃州采买，其中，"军中所需驼、马、牛、羊在宁夏采买者，交西安副都统阿兰泰采买，在肃州采买者，交驻扎宣化侍郎席米图往肃州采买，俱系动支正项钱粮采买，著照时值交易，勿得短少。选部院贤能官，遣至阿兰泰、席米图处，与督抚地方官会同监买"②。此后，康熙帝命阿尔赛、朱臣等十名官员负责采买驼、马、骡、驴、羊等军需物资。据大学士阿兰泰与兵部题："臣等奉旨拨官十员赴肃州、宁夏等处采买驼、马、骡、驴、牛、羊，有出而愿往效力者，乃内阁侍读学士阿尔赛，翰林院侍读学士朱臣，御史苏克济、常绶、顾素，宗人府郎中敖海，工部郎中朱兰泰，户部员外沙里布，刑部员外王鸿烈，理藩院员外喇都浑等十人。"③闰三月，康熙帝又下令动用军饷，采买羊来补充军粮。据副都统阿兰泰等奏："宁夏买牲御史顾素、郎中敖海、员外沙里布等，买得马、骡一百三十一匹，羊一万六千五百只。"④之后，康熙帝下令将其中膘肥的５０００只羊随军进剿，以备兵食，剩余羊只由地方官负责看守："阿兰泰所买羊一万六千五百内，择膘肥者五千，随目下宁夏进剿兵而行。此系随军充粮之羊，应交将军马思喀等分授八旗绿旗兵赶去，其所剩一万一千五百羊，仍交地方官看守，停其采买。"⑤
为保证军粮的供应，还允许商人随军贸易，鼓励沿线百姓贩卖粮食和牲畜，以减轻军粮筹备和转输的困难。康熙三十五年二月，康熙帝谕，清军出征时商人可随军贸易，"至于随军贸易之人，固不可少"⑥。在这次出征中，山西太谷商人王相卿、祁县商人史大学和王杰等随军贸易，携带清军日常生活所需的物品如粮食、肉等随军出征，并将这些物资出售给官兵。⑦清政府还鼓励蒙古民众在清军行军沿线贩卖牲畜、粮食等物资，以保证军粮的采买。康熙三十五年二月，理藩院奏请：
"大兵经行蒙古地方，应令蒙古等沿途贩卖驼、马、牛、羊等物。"不久康熙帝下令："尔院可另设一营，其贩卖人等即在尔营内贸易，大军十六营中，每营派官一员，专司贸易之事。如有指称贸易行窃者，不分首从，枭首示众，妻子家产籍没入官，尔等即行晓谕。"⑧此后，理藩院在军营中设立
①（清）温达等：《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３５，第８２３-８２４页。
②（清）温达等：《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３５，第８２４页。
③（清）温达等：《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３５，第８２９页。
④（清）温达等：《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４０，第９４９页。
⑤（清）温达等：《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４１，第９７６页。
⑥《清圣祖实录》卷１７１，康熙三十五年二月丁未，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第８５０-８５１页。
⑦刘建生、刘鹏生、燕红忠等：《明清晋商制度变迁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４１页。
⑧《清圣祖实录》卷１７１，康熙三十五年二月丁未，第８５１页。
了贸易场所，并派人专门负责贸易事宜。因此，由随军商人、沿线百姓或贩卖者处购买军粮，成为清军军粮来源的重要途径，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军粮转输的负担。
清军所需军粮还有部分来自捐纳。捐纳，又称捐例，"捐纳事例者，定例使民出赀，给以官职，或虚衔，或实授，用以充朝廷之急需也"①。清政府在筹备对噶尔丹用兵之际，为保证军粮的开支，即筹划捐纳事宜。康熙二十八年十一月，户部题定，开捐米谷，以储备军粮："一、文武官员捐谷四百石或米二百石纪录一次，比多者照数纪录。一、俊秀人等捐谷四百石或米二百石，廪生捐谷一百六十石或米八十石，增生捐谷二百石或米一百石，附生捐谷二百四十石或米一百二十石，青衣生捐谷三百石或米一百五十石，俱准作监生。一、富民捐谷四百石或米二百石，给九品顶带，荣身捐谷一百石或米五十石，地方官给匾旌奖。"②此后，清政府积极开捐，以所获粮食补充军需。
康熙三十年正月，户部又以出征噶尔丹为由，请求开捐："请捐输粮草，准作贡监及纪录、加级、复级、封赠、应升先用及免保举各例，于次年三月停止。"③二月，户部又奏请在大同、宣化等地开捐。据户部题："为请开捐纳事例等事。大同、张家口大兵驻扎，需用米、豆、草束甚多，应在张家口、大同、宣府地方开捐纳米、豆、草束事例。大同路远，捐纳数目比宣府张家口每百石减去二十石，草每千束减去二百束。"④几乎同时，孙思克以甘肃地瘠民贫为由，奏请在甘州、肃州、凉州、庄浪、西宁等地开捐，"无论本省别省官员、人民，在于甘、肃、凉、庄、西宁，准令一例捐纳。边储既裕，兵食有赖，无事则积贮仓廒，以备年荒赈饥之需；有事则粮糗既充，自无匮乏之虞。既有益于边防，又无妨于备赈，诚一举而两得之道也"⑤，并得到康熙帝支持。三月，清政府又在甘肃、宁夏、西宁三镇开捐："甘、宁、西三镇地方与彝为邻，俱皆冲险。肃州更为极边之地，应宜积草屯粮，以备战守。康熙二十八年常平仓捐纳米石甚重，请照山海、西峰等口，山西、五崞等处捐纳。"⑥此外，清政府还在五台、蔚州、崞县等地开捐，规定如下："凡内外具题保举方以京官正印升用等官，道员捐米一千二百石或豆七百石并草三万一千束，知府捐米一千石或豆六百石并草二万五千束，同知、运同捐米七百石并草一万八千束，主事、知州、知县捐米五百石或豆三百石并草一万二千束，运判、通判、中、行、评、博等官捐米二百五十石或豆二百五十石并草一千二百束，司、府、州、县佐贰等官捐米一百二十石或豆七十石并草三千束，免其保题论俸，照依应升之缺用。此等候缺并丁忧官员，照见任官捐纳后补之后，免其保举。"⑦至于捐纳所得粮米的具体数量，由于文献中并无确切记载，尚无法考述清楚。
由上可知，清政府用兵噶尔丹期间，还通过采买、捐纳形式获取军粮。特别是清军所需的牛、羊等肉食主要依靠采买，包括由随军商人处采买、由沿线百姓处购买、在盛产牛羊的宁夏、肃州采买等。此外，清政府还积极开捐，以补充军需物资。市场采买和捐纳的粮食，也构成了清军军粮来源的重要补充。
四军粮来源的其他途径：捐献、克敌资己、捕猎
仓储调拨、市场采买、捐纳所获军粮，构成了康熙帝用兵噶尔丹期间清军军粮的主体。此外，
①许大龄：《清代捐纳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６页。
②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缩微胶卷，（清）鄂海：《六部则例全书》，《户部·捐叙》，《各省常平捐例》。
③（清）魏源撰，韩锡铎、孙文良点校：《圣武记》卷３《外藩·康熙亲征准噶尔记》，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版，第１１７-１１８页。
④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缩微胶卷，（清）鄂海：《六部则例全书》，《户部·捐叙》，《大同张家口捐纳事例》。
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资料》第２辑，《孙思克行述》，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版，第４１页。
⑥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缩微胶卷，（清）鄂海：《六部则例全书》，《户部·捐叙》，《甘肃捐例事例》。
⑦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缩微胶卷，（清）鄂海：《六部则例全书》，《户部·捐叙》，《大同张家口捐纳事例》。
清军还通过捐献、克敌资己、捕猎等途径补充军粮，以解燃眉之急。
清政府在对噶尔丹用兵期间，还有少量军粮来自官员、蒙古诸部的捐献。康熙三十五年，由于孙思克部的军粮供给不足，加上部分粮草被敌人烧毁，陕西兵丁主动捐献军粮，"山岭气寒，草犹未茁，其宿草为贼烧断，延裹数百里，一望灰烬扑面，尽黧黑。大将军所部皆禁旅，马既疲毙，粮多遗弃，兵士道中偃仆相继。于是陕兵议捐粮助给之，独余部所捐加倍"①。这一时期，蒙古各部也积极捐献牛、羊，以助军需。据康熙三十五年康熙帝谕："所属选兵千，善巴增选千五百赴调，以健马给官兵，且献羊助食。"②但康熙帝用兵噶尔丹期间，官员、蒙古诸部捐献军粮的次数和数量并不多。
清军偶尔还通过"攻敌获取"方式补充军粮。康熙三十五年，由于于成龙负责运输的军粮未能及时运达土喇，致西路军粮供应出现问题，幸亏西路官兵击败噶尔丹后，"尽获其子女、牛羊等物，犹幸克济"③。关于这一点，从丹巴哈什哈的口供中也可以看出：康熙三十五年，噶尔丹军与清军遭遇后，噶尔丹部"由彼满洲骑兵将我等游牧人一并圈取，妇孺全部，驼马甚多，牛二万余头，羊四万余只，皆取之。"④噶尔丹在逃亡时，许多牲畜、军粮被其遗弃，清军将这些物资收集，作为军粮的补给。上谕称："噶尔丹不能抗朕之威，弃其庐帐、器械、什物，遁至特勒尔济地方，遇我堵御西路大将军伯费扬古兵，一战而披靡大败，临阵阿奴等亦被杀，斩有名寨桑等甚多，共杀厄鲁特二千余，其丹巴哈什哈、察罕西达尔哈什哈等皆来降，尽获其马、驼、牛、羊。"⑤
捕猎为满族、蒙古族的传统活动，也是八旗官兵、蒙古兵丁等获取军粮的途径之一。康熙帝在对噶尔丹用兵期间，士兵就常常通过捕猎补充军粮。据《内大臣马思哈出师塞北纪程》载，康熙二十九年马思哈率军征噶尔丹途中，正黄旗汉军李副都统，"车载一豕至，割烹共饷，盖曩所预蓄供用者，绝塞得之，良异数也"⑥。之后，马思哈率军行至伊勒呼时，见"野骡成群"，"射得之，重可数百斤，一驼仅能载一野骡"⑦。当然，八旗官兵配有专门军粮，所以捕猎只是偶一为之。相比之下，蒙古兵丁的捕猎活动就是其获取或补充军粮的重要方式。康熙帝在对噶尔丹用兵期间，蒙古各旗都会派兵随军出征，但清政府并未专门给其配备军粮。因此，蒙古各旗出征官兵的口粮，除随身携带外，还"于经过处所行围打猎，以资口食"⑧。如康熙三十五年，蒙古官兵"今渐近克鲁伦河，我蒙古马健，故于初五日射猎野骡、黄羊"⑨。
由上可知，清军还通过捐献、克敌资己、捕猎等途径获取军粮。不过整体来看，捕猎获取口粮多发生在军粮无法正常供应之时，因此，官员捐献军粮、克敌资己、捕猎获取军粮只是军粮的补充。
①（清）魏源撰，韩锡铎、孙文良点校：《圣武记》卷３《外藩·提督殷化行西征纪略》，第１３０页。
②（清）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４《外蒙古喀尔喀部要略二》，台湾文海出版社１９６５年版，第１９８页。
③（清）温达：《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２５，中国藏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５６４页。
④《康熙帝谕皇太子胤礽关于丹巴哈什哈口供事》，康熙三十五年五月二十二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８９页。
⑤《清圣祖实录》卷１７５，康熙三十五年八月甲午，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第８９０页。
⑥（清）魏源撰，韩锡铎、孙文良点校：《圣武记》卷３《外藩·内大臣马思哈出师塞北纪程》，第１２４页。
⑦（清）魏源撰，韩锡铎、孙文良点校：《圣武记》卷３《外藩·内大臣马思哈出师塞北纪程》，第１２５页。
⑧赖福顺：《乾隆重要战争之军需研究》，台湾故宫博物院１９８４年版，第２１５页。
⑨《康熙帝告皇太子内外蒙古人协助进军情况上谕》，康熙三十五年五月初八日，《康熙帝亲征准噶尔期间给皇太子胤礽上谕选》，《历史档案》２０００年第２期。
余论
康熙帝在对噶尔丹用兵期间，清军所需军粮首先由京通仓和各地仓储中直接调拨。大规模的军粮支出给清政府带来了一定的压力，为此清政府还通过市场采买、开捐的方式保证军粮的供应，特别是清军所需牛、羊等肉食主要由采买获取。此外，清军还通过允许官员和蒙古诸部捐献粮食物资、克敌资己、捕猎等形式补充军粮。总体来说，康熙帝在对噶尔丹用兵期间，清军军粮来源方式多样，筹备充分。与之相反，噶尔丹的军队则是给养明显不足。据噶尔丹属下多尔济供认，昭莫多之战后，噶尔丹的很多部众因粮食供应不足，纷纷逃散，"人数不足二百。说到牛羊，根本没有。
……没有吃的，为饥饿所胁的人亦多，一直行围狩猎，马匹很瘦"①。因此，清军能够取得对噶尔丹的最终胜利，与其军粮筹备充分密切相关。
虽然清军的军粮筹备比较充分，但军粮主要来自仓储调拨、市场采买和开捐等政府主导的供给方式，清军自身解决军粮供给的份额较少，而且，通过政府力量调拨和采购的军粮往往需要长途跋涉转运。康熙一朝，平准战争中军粮筹备的繁杂和运输工作的艰巨，对康熙帝触动很大。特别是康熙三十五年康熙帝亲征噶尔丹期间，由于于成龙所运军粮未能按期到达目的地，导致清军无法继续前行，从而使噶尔丹趁机逃窜，清军"兵丁所带八十日口粮，日期将满，于成龙所运米尚未到，若大兵前进，则距所运米太远，回时军粮必至窘匮，应使大兵迎粮而还"②，因此，清军不得不于康熙三十六年再次出征。针对清军军粮供给多依赖政府筹备和转运的问题，康熙三十九年，康熙帝"举汉赵充国所奏屯田事，敕所司留意"③，以期效法汉代屯田来解决边疆经略中的军粮供应问题。康熙末年，清政府在西北对准噶尔用兵之时，积极吸取康熙帝在对噶尔丹用兵之际军粮转输中的经验和教训，一改此前边疆经略中纯粹依靠政府筹备军粮的方式，在哈密、吐鲁番、巴里坤、河西等地实行屯田，以解决军粮筹备和转输中的问题，从而形成了内地调运、采买与西北屯田相结合的军粮供给体系。
①《噶尔丹属下多尔济之口供》，康熙三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徐凯：《新译噶尔丹属下口供》，《历史档案》１９８２年第４期。
②《清圣祖实录》卷１７３，康熙三十五年五月丁卯，第８７２页。
③（清）傅恒：《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之一，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１９９０年版，第３１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