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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见禀文奏稿谈乾隆朝福康安对云南铜运的整顿
作者:王瑰 责编:

来源:《历史档案》2020年04期  发布时间:2021-03-22  点击量: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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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光汉修《光绪镇雄州志·艺文志》收录了乾隆朝中期关于镇雄州改站运铜的七件禀文、奏稿,分别是镇雄州署理知州饶梦铭的《镇雄州运铜节略》,威远厅同知赵希充及迤西道五宝《铜运禀稿》各一篇,镇雄州署理知州屠述濂的《铜运改站禀稿》及《铜运禀稿》,云南布政使江兰等的

《会议详稿》,云贵总督福康安的《改站铜运奏稿》,在《清实录》《云南铜志》《道光云南通志稿》

《新纂云南通志》等文献中均未见收录或摘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亦未发现相关档案。这七件禀文、奏稿反映了清代滇铜京运中的一段曲折历史,有助于重新评估云贵总督福康安在乾隆四十五

(1780)至四十六年间对清代云南铜政,尤其是铜运所做出的功绩。

一 云南铜运危机与福康安出任云贵总督

“滇之巨政,惟盐与铜”,乾隆初期开始全采滇铜以供京局铸币后,尤其如此。福康安出任云

 吴光汉修《光绪镇雄州志》系在屠述濂《乾隆镇雄州志》的基础上接续其时间,照搬其体例增加相关内容而成,旧内容很少有削减,故书成后,乾隆旧志渐不为流传。这七篇档案,乾隆旧志即已收录,嘉庆十五年署理镇雄知州冯敬典又窜入一篇自己的《拟免镇雄州派夫运铜说》于其中,由于其文仅是论说,并未施行,吴光汉修新志时,将其删去。2006年,昭通旧志汇编编辑委员会以简体标点的形式,整理了昭通所有存世的旧志,亦包括该两版《镇雄州志》。《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府县志辑》则只收录影印了光绪版,台湾成文出版社则两版皆未收录。云南省图书馆藏有《乾隆镇雄州志》旧刻本,但因数量稀少,出于善本保护之目的,未向读者开放。

 福康安对云南铜政的改革和贡献,在近现代的诸多云南铜政研究中,尚未发现述及者。

 (清)檀萃:《滇海虞衡志·师范序》,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11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0页。

贵总督前,前任总督图思德在乾隆三十八年实行“一分通商”,提高了铜厂商民的生产积极性;四十二年,继任总督李侍尧又建立了铜厂生产量化管理考核制度,为乾隆朝中后期以至道光时期云南铜厂的持续兴旺做好了制度铺垫。但是,由于李侍尧的考核制度实施细节不够完善,加之督催不严,并大肆贪污受贿,云南铜厂的生产并没有立刻收到考核制度的正面效果,情况反而进一步恶化。乾隆四十三年七月,李侍尧奏言“滇省各厂产铜,扣去一分通商,实止九百数十万斤”,比四十二年确定的年额1095万余斤短缺了100余万斤。至乾隆四十四年,京局铸币用铜也无法保障,以致乾隆帝不得不谕令江苏宝苏局于其“洋铜内动拨十万斤,作速解京以供应用”。不过,若就满足京局铸币而言,900余万斤的产量仍是充足的,因为京局铸币每年额用铜不过630余万斤。李侍尧在同一份奏折中也说了“可资京局及本省鼓铸应用”。所以,京局用铜不足的根本原因,不是云南铜厂生产不足,而是铜运迟滞的问题。

事实确实如此。如乾隆四十四七月的上谕云,“所有乾隆四十三年头运两起京铜,照大学士公阿桂等奏展之限,应于上年十月起运,何以该督等折内称,现今尚未开行”;同月户部奏“滇省四十二年三运二起、加运三起铜船,在途迟滞”,四十二年的铜都四十四年七月了还在途中。乾隆四十四年八月,贵州巡抚李湖奏“滇省应运乾隆四十三年分京铜,本年四五月内,先后接准滇省来咨,头运一起委员姚州知州黄韶音,已于四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自滇起程,二起委员嶍峨县知县邵滋,于四十四年二月初五日自滇起程。该委员等到泸之后,受兑装载,开帮启行,迄今并无日期咨会”。乾隆帝为此下谕:“该委员等于上年十二月、本年二月陆续自滇起程,距今已逾半载,何以尚未报在泸州受兑开行,殊属延玩。”可见,铜运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再加上李侍尧贪污案发,乾隆帝对云南铜政数年来的情况极为失望,以致于四十五年五月对军机大臣说:“滇省采办铜斤,近年以来屡形竭蹷,节经降旨,该督抚等设法调剂,实力筹画,终无成效。”

在此紧张形势下,乾隆四十五年四月,乾隆帝特调盛京将军福康安为云贵总督,看能否振衰起敝。同年十二月,福康安查阅营伍回到昆明后,立即向乾隆帝报告近期事务,称:“臣于六月初二日到滇,因任事之初清厘一切事件有需时日,奏明一有端绪再行奏闻前往。嗣将特旨交办查讯各事件,赶紧分别题奏。铜运事宜,悉心筹办,余亦渐有眉目。随将督抚两标及云南城守营官兵考验完毕,于十一月初二日自省起程……”筹办铜运得有眉目,方赴营伍检阅,可见铜运正是乾隆帝向福康安交办的第一要务。

二 铜运危机的产生及其根本原因

滇铜京运,最初以四川永宁(今四川省叙永县)铜店为京铜汇集地,自永宁装船下永宁河,至

 《清高宗实录》卷1063,乾隆四十三年七月庚戌。

 《清高宗实录》卷1080,乾隆四十四年四月戊午。

 《清高宗实录》卷1063,乾隆四十三年七月庚戌。

 《清高宗实录》卷1087,乾隆四十四年七月壬寅。

 《清高宗实录》卷1087,乾隆四十四年七月甲辰。

 《清高宗实录》卷1088,乾隆四十四年八月乙丑。

 《清高宗实录》卷1088,乾隆四十四年八月乙丑。

 《清高宗实录》卷1106,乾隆四十五年五月戊子。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阁题本,云贵总督福康安题报回署日期事,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档案号:02—01—03—07331—014。

泸州直隶州之纳溪县入川江,沿江而下,转运河,运至北京交户、工二部铸钱局接收。乾隆七年,昭通府大关厅盐井渡河道开通,水运可直达四川泸州,遂增设泸州铜店。乾隆十五年,随着南广河、金沙江下游水道的先后开通,各路滇铜全部汇集至泸州,泸州铜店遂成为京铜最大的中转枢纽,十六年遂撤永宁铜店。由此,滇铜京运形成固定的两段,一段是从泸州铜店提铜装船,出长江,转运河到达北京,全程水运,称为长运或京运;一段是从云南东川府铜店和寻甸州铜店运铜到泸州铜店收贮,先陆路,后水路,但官方一般以陆运相称。泸州铜店长年收铜,基本不限额,且一般都要多于每年每起的京运额铜,所以也称为底铜。底铜足,铜厂偶有生产缺额,也不会影响京运的按时按额开行。

陆运自乾隆四年起,即分为东川与寻甸两路,各半分运。东川一路,乾隆十七年形成定制,设铜店于昭通,一路出昭通东北,陆运至豆沙关转水运,沿横江(大关河),经盐井渡,出川江,至泸州;一路西北行,陆运至永善县金沙江黄草坪码头,转金沙江水运,直达泸州。寻甸一路,乾隆十年镇雄州罗星渡河道开通前,由寻甸→沾益→宣威→威宁→毕节,运至四川永宁铜店,乾隆十年后,从威宁北上镇雄州,至罗星渡转南广河水运,出川江,至泸州。负责京运的长运官,由省城出发,直赴泸州按额兑铜装船。

由于长运是从泸州出发,全系水路,沿途有各省督抚领衔督催,运铜官一般不敢懈怠,只要运铜官从泸州铜店领到铜,京局用铜一般都源源不断。据上文所引催运材料,可以发现恰恰是泸州铜店底铜不足才造成运输迟滞。乾隆四十五年六月,皇帝谕令军机大臣传谕福康安,“务使泸店先有存贮底铜,委员领运迅速起解;即目下底铜存贮尚少,亦应陆续催趱,运往泸店”,也明确指出了泸州底铜的重要性。而底铜不足,在京局用铜产量有保证的前提下,就只能是陆运环节出了问题。陆运环节,严格来说,从东川、寻甸两铜店提铜运赴泸州之前,还有从铜厂将铜材运到东川、寻甸两大铜店的过程。但这个过程,距离较短,且从现有各种材料来看,并没有出现问题,问题只能出在从铜店到泸州的陆上环节。而这个环节的问题,就出在威宁州一带。乾隆四十四年八月李侍尧奏称“戊戌(乾隆四十三年)头运一起……定可抵京。其头运二起铜斤,已檄迤东道白阶亲赴威宁一带,加紧查催”,在白阶的亲自督催下,效果明显,“现在途次铜斤,络绎赴泸,约敷数起秤运”。从李侍尧的奏折里,可以看到“威宁一带”是寻甸一路陆运的关键,道员亲自在此加紧查催,铜运便络绎不绝。

“威宁一带”指威宁州到镇雄州罗星渡10余站的陆运区间。威宁属贵州省大定府(今贵州省威宁县),辖境包括今威宁县与赫章县,为贵州极西北之地,被云南省昭通府镇雄州、鲁甸厅及曲靖府宣威州,自北、西、南三面包围,为川滇黔交通枢纽。镇雄州(今昭通市镇雄县)在威宁之北,包括今威信县全境及彝良县部分地区,北与四川叙州府,东与四川永宁县、东南与贵州省毕节县接壤。威宁一带的铜运线路,指从威宁经镇雄州城,再至南广河罗星渡的线路。自乾隆十年罗星渡开通以来,这条线就是寻甸路铜运的必经之途,起初“起额运铜一百五十七万”,“至乾隆十九年甲

 永宁铜店未撤时,则赴永宁领铜。乾隆五年前,运官从东川、寻甸领铜赴永宁,但由于脚户不能按限运输到永宁,该年闰六月清廷批准云南巡抚张允随关于长运官直接至永宁领铜的建议。可见《清高宗实录》卷120乾隆五年闰六月丙午、卷131乾隆五年十一月乙酉日记事。

 《清高宗实录》卷1108,乾隆十五年六月戊申。

 《清高宗实录》卷1089,乾隆四十四年八月壬申。

戌,又加运铜一百五十七万零,年运铜三百五十万有奇”,至此,寻甸一路铜斤全部由南广河运出。曾在乾隆四十年前后两次署理镇雄州知州的饶梦铭在其《镇雄州运铜节略》禀文中说“至乾隆十九年……乃委员在威宁总运,运员在泸接运赴京。十余年来,旱运驼马云集,永运河道初开,并无迟误之虞”。没有迟误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旱运驮马云集”,二是“永运河道初开”。“永运河道初开”当指乾隆十年南广河道的开通,该河道开通后直至清代铜运停止,都不曾出过影响铜运的问题,所以又只能是“旱运驮马”出现了问题。

威宁、镇雄一带本来都是产马之乡,又都在出入川滇黔的大道之上,这是铜运干道由此经过的基本保障,但是乾隆三十一年开始,持续近四年的征缅之战,让这里的马匹逐渐减少,三十六年开始的第二次征大小金川,又让进入这里的川马减少,畜力缺乏最终造成铜运迟滞的严重问题。知州饶梦铭说“至乾隆三十六年,征缅军兴之后,马匹稀少”。之后的知州屠述濂亦称“威宁自军兴以后,马匹稀少”。前去调查威宁一带铜运迟滞问题的威远厅同知赵希充亦称“前此威宁马匹蕃息,足资雇佣,自军兴以后,脚户星散”。可以肯定地说,所有到威宁一带进行调查的官员都能发现这个问题,此即这波铜运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

三 福康安整顿之前镇雄州的铜运维持

威宁铜店虽在贵州境内,但京铜事大,为便于管理,设店之时由昭通府鲁甸通判管理。乾隆三十五年,改由镇雄州管理。管理权的转移,意味着运铜责任的同时转移,即镇雄州管理威宁铜店后,威宁境内的铜运就要由镇雄州负责组织。改站后的首批运输任务,是时任署理镇雄州知州汪丙谦组织的,他采用的办法是雇佣民夫帮运,饶梦铭《镇雄州运铜节略》称:“至乾隆三十六年,征缅军兴之后,马匹稀少,前署州汪公讳丙谦始兼管威店,暂雇镇属民夫帮运。”值得注意的是,这只是雇民夫帮运,补充牛马畜力的不足,所用经费则是从减少雇佣牛马中转移而来,完全照马费支付。《镇雄州运铜节略》载户部言“用马运,每马驼铜一码,重一百六十斤,给脚银二两,历年遵

 (清)饶梦铭:《镇雄州运铜节略》,(清)吴光汉修:《光绪镇雄州志》卷6《艺文志》,光绪十三年刻本,第30页。自乾隆六年东川、寻甸两路对半分运额运京铜630余万斤后,每路额数则为310余万斤,乾隆十年南广河通航后起额运铜157万斤,恰好是该路之半,则另一半应当还是走毕节旧道,仍经永宁河运至泸州铜店。十九年,又加运157万,方运尽本路额铜。但其提到的年运铜350万有奇,超出该路额运40余万斤,其原因,奉命前往威宁镇雄一带调查铜运的威远同知赵希充所上《铜运禀稿》说“查镇雄一州,每年额运正、带京铜三百六七十万斤”,即寻甸一路除了分运的正额外,往往还负责运送附带的京铜。由于京铜长运,在长江、运河中,常常发生沉铜事故,按制度,如果沉失超过了所带余铜,则需另运补足,如此便有附带京铜产生。由于沉失数量不一,陆运所需带铜的数量便不一,所以饶梦铭《镇雄州运铜节略》称三百五十万有奇,赵希充称三百六七十万。由此,亦愈发见此《铜运禀稿》为铜运一线资料之真实。

 (清)署理镇雄州知州饶梦铭:《镇雄州运铜节略》,《光绪镇雄州志》卷6《艺文志》,第30页。

 (清)署理镇雄州知州饶梦铭:《镇雄州运铜节略》,《光绪镇雄州志》卷6《艺文志》,第30页。

 (清)署理镇雄州知州屠述濂:《铜运改站禀稿》,《光绪镇雄州志》卷6《艺文志》,第35页。

 (清)署理威远厅同知赵希充:《铜运禀稿》,《光绪镇雄州志》卷6《艺文志》,第33页。饶梦铭等皆将镇雄威宁一带突然缺马的原因只归之于征缅之战,比较片面。镇雄威宁一带纵然缺马,运铜畜力仍不会太过紧张,因为这两个地区都是食川盐之地,每年都有大量的川马出入境。福康安乾隆四十六年所上《改站铜运奏稿》就说“自乾隆三十六七年,川省军需以后,骡马稀少”,即他认为是川省第二次征大小金川后,四川骡马被大量征用,进入云贵的骡马减少而造成的。这也恰是饶梦铭提议曲靖府改食川盐,以其盐马返程运铜入川被拒的原因之一,因为经此战征调,川马所剩本也不多。

 起初,东川一路铜斤由鲁甸运至镇雄州之奎乡,再运至永宁,鲁甸铜店便是东川一路铜斤的重要枢纽,但随着盐井渡、金沙江黄草坪水运道路的开通,东川一路京铜,便都运至鲁甸北的昭通府城中转,鲁甸店丧失存在价值,乾隆十六年,清廷撤鲁甸店,设昭通店。由此鲁甸通判管理威宁铜店,便有事权分离的不便,这应当是清廷改威宁店归镇雄州管理的主要原因。但同时,也有征缅战后,京铜需用紧急,为提高运铜效率,由运道上的镇雄州管理更为方便的原因。

 (清)署理镇雄州知州饶梦铭:《镇雄州运铜节略》,《光绪镇雄州志》卷6《艺文志》,第30页。

办支销在案。今该督等既称近年马匹稀少,俱系雇夫背运,一码给脚银二两,往返一月,食用不敷”。每匹马可以驮铜一码,但人力背负是“健者二夫,弱者三夫”,畜力的运输效率显著高于人力,而人的伙食成本却高于马牛,因此这种条件下的民夫帮运注定是不能持久的。所以到乾隆三十八年,新任署理知州饶梦铭到任后,就感到铜运组织相当吃力,“维时滇省盐政攸关,曲靖一带禁食川盐,马无回头,愈难招雇铜运”,但“紧急而用夫之举难以遽停”,“夫役每多逃匿,铜运稽迟,办理殊为掣肘”。面对困境,饶梦铭“节将民夫背运艰苦情形缕悉剀切具禀各大宪,并请预借脚价,设法购买马匹”,但“奉批饬不准”。是年冬,饶梦铭调任大关厅,“四十年,署州周公讳翔千,亦查照前禀情形具详”。设法购买马匹是当时镇雄州唯一能想到的解决办法。“是冬,梦铭仍回镇任复”,想出了新办法,“以购马通盐两请”,禀请省上大宪恢复曲靖府行食川盐,然后借盐马回头的脚力载铜,但是“奉批曲府盐课重大,难于准行”。但饶梦铭没有放弃,乾隆四十一年,

“因公赴省,乃将镇民背运维艰情由面禀各大宪,力恳设法济运”,云贵总督李侍尧认可了饶梦铭所陈事实,向乾隆帝奏请在威宁一路“每铜一码加增银四钱八分……约需加脚价九千余两……于加给厂民铜价内每两扣银五分八厘零,即可如数加增,不必另筹款项”,得到了批准,但也申明只是权宜之计,“属暂时通融……倘马匹敷用,仍照旧例办理”。威宁、镇雄的铜运得以维持。

尽管如此,这样的办法也只能短期有效。乾隆四十五年,新任署理镇雄州知州屠述濂所上《铜运改站禀稿》指出了其无法持久的原因———“蒙前督宪李奏准,每驼加增脚银四钱八分以敷食用。然背负既重,日行不过半站,兼之镇雄城南三十里即属威宁州所管地方,各里民夫离城远者七八站,近者三四站,自镇城至威又复五站。裹粮远涉,领运一次往返动辄月余以及四十日不等,仍不无津贴之累。兼以上游铜斤先后多寡不一,或夫到而无铜,或铜到而无夫,守候空回更滋苦累,办理颇形掣肘。节经士民纷控,历任饬议,终无定策。”就是说所增加民夫食费,其实有限,并没有改变人力的背负效率,也没有改变镇雄民夫在威宁铜店改由镇雄州管理后,既要先从镇雄各里汇聚到镇雄州城,再越境到威宁州城,再经威宁州境入镇雄州,最后运到罗星渡的反复的路程。而若寻甸运到威宁铜店的铜不足数,或到达迟滞,镇雄民夫便需等候在威宁,抑或返回乡里,等待铜到后再来背运,这便又增多了他们的反复次数。因此,镇雄民夫便会经常性面临“终年仆仆,永无休息,未免有失时荒业之叹”的窘境。屠述濂指出,“趱运迟滞,皆由于此”。10 这也正是为何食费已经增加,乾隆四十三、四十四年仍然连发上谕严厉催促铜运的原因所在,因为问题仍未解决。但饶

 (清)署理镇雄州知州饶梦铭:《镇雄州运铜节略》,《光绪镇雄州志》卷6《艺文志》,第31页。

 (清)署理镇雄州知州屠述濂:《铜运改站禀稿》,《光绪镇雄州志》卷6《艺文志》,第35页。该禀稿未署名,但据其署名的明确纪为乾隆四十五年的《改站铜运禀稿》提到“于本年正月条议通禀,请将威店改交威宁州牧经管”,及两禀稿皆提到总督李侍尧,可知《铜运禀稿》为其首次上禀改站铜运的文书。

 (清)署理镇雄州知州饶梦铭:《镇雄州运铜节略》,《光绪镇雄州志》卷6《艺文志》,第30—31页。

 (清)署理镇雄州知州饶梦铭:《镇雄州运铜节略》,《光绪镇雄州志》卷6《艺文志》,第30—31页。

 (清)署理镇雄州知州饶梦铭:《镇雄州运铜节略》,《光绪镇雄州志》卷6《艺文志》,第31页。

 (清)署理镇雄州知州饶梦铭:《镇雄州运铜节略》,《光绪镇雄州志》卷6《艺文志》,第31页。利用川盐之马返程驮铜,是清廷解决运铜畜力的一个重要手段。由于东川府、昭通府一带向食川盐,每年有大批马匹返空回头,所以东川一路陆上铜运从未出现过严重迟滞。乾隆三年,东川初改重食川盐时,曲靖府之“南宁、沾益、平彝三州县,一并改食川盐”,因此当时有很多马匹行走在陆运的寻甸路上。但乾隆十六年,由于东川、昭通食盐不足,且必须借助于川盐骡马返空时增加铜运畜力,因此清廷批准“将南宁等处原食川盐二百四十余万斤,留为昭、东二郡行销。南宁等处食盐,仍饬领销滇盐”,因此寻甸路上的马匹大为减少。据李春龙等点校:《民国新纂云南通志》卷147《盐务考一》,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2—153页。

 (清)署理镇雄州知州饶梦铭:《镇雄州运铜节略》,《光绪镇雄州志》卷6《艺文志》,第32页。

 (清)署理镇雄州知州屠述濂:《铜运禀稿》,《光绪镇雄州志》卷6《艺文志》,第35页。

 (清)云南布政使江兰等:《会议详稿》,《光绪镇雄州志》卷6《艺文志》,第43页。

10 (清)署理镇雄州知州屠述濂:《铜运禀稿》,《光绪镇雄州志》卷6《艺文志》,第38页。

梦铭已经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向。

屠述濂《铜运禀稿》载,“前署州饶梦铭据州属绅士何发祥等呈请,威店仍委专员催运,镇雄州城另设铜店接运赴罗,以苏民困”,即让镇雄州不再兼管威宁铜店,由威宁负责将威宁之铜就近雇佣威宁民夫运到镇雄铜店,再由镇雄民夫接运罗星渡。这样一来,镇雄民夫自然就减少了威宁境内来往的十站路程,且不再有等候或空回的疲累。这个设想是合理的,但忽视了威宁州还是京局铸币另一大材料铅的生产基地和转运中心,每年需额运铅500万斤至四川永宁交长运官运至北京。这也是一笔庞大的力役需求。或正因此,饶梦铭的建议并没有得到回复。屠述濂弥补了饶梦铭的缺陷,指出“若谓威宁州现有额运铅斤,难以协运滇铜,卑职细查威宁与毕节接壤,铅斤亦应请改交毕邑接运永宁,则铅运亦属便捷,而所籍威宁力量有限矣”。但是,由于屠述濂在禀文中,“未将该州铅务道里情形,缕晰具禀”,总督李侍尧并不能充分理解这个方案的合理性,又考虑到“威宁承运京铅,亦关紧要,恐有顾此失彼之虞,镇城设店转输似属有益”,便没有即时决断,而是“批行藩司、巡道逐一妥议转行下州”。屠述濂便利用督催铜运之机,详细考察威宁镇雄的铜铅运道,以为更完善的改进建议作出准备。

四 福康安到任后的铜运整顿

乾隆四十五年六月初,福康安到达昆明,即着手清厘堆积的旧务,据前引材料,直到十一月才开始巡视各地军营。在清厘旧务的五个月里,福康安应是在大力整顿铜务。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初六日,福康安奏报“己亥年(乾隆四十四年)三运一起京铜于九月二十九日自泸开帮……三运二起 ……于十月二十八日在泸开帮……己亥年加运一起京铜应于十一月内自泸开帮……加运二起铜斤现在源源攒运赴泸,以副年内扫帮之限”。次年初奏报“加运二起正耗京铜,已于上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在泸扫数开帮”,而且“庚子(乾隆四十五年)头运一起赶运齐足,定于正月开帮”。乾隆帝对福康安的工作十分满意,“明降谕旨,将福康安、刘秉恬交部议叙,并令查明承办各员,一体议叙”。还将福康安与李侍尧对比,说“今福康安到滇未及一载,即已将应运京铜扫数全清,可见李侍尧在滇时,志得意满,竟不认真公务,专以妄自尊大,婪索营私,以致不能实力整顿”。从乾隆帝的话里看得出,福康安的成功之道,不过认真公务、廉洁奉公、实力整顿而已。

福康安在加紧日常监管督催的同时,也在思考铜政问题的根本解决。乾隆四十六年三月他提出了改善云南铜厂生产考核的办法。对于铜运,他也注意到了李侍尧在任时,屠述濂所禀的改站铜运建议,也奇怪于“威店改交威宁州管运,上年叠据详禀,经前督部院先后批司会道议详,何以至今不复”?而屠述濂在频繁紧张的一线铜运督催之际,也再次详细考察了威宁、镇雄、毕节三州县的铜铅运输形势,并且形成了成熟的改革意见再次呈上,此即其乾隆四十五年所上的《铜运改站

 (清)署理镇雄州知州屠述濂:《铜运禀稿》,《光绪镇雄州志》卷6《艺文志》,第38页。

 (清)署理镇雄州知州屠述濂:《铜运禀稿》,《光绪镇雄州志》卷6《艺文志》,第38页。

 (清)署理镇雄州知州屠述濂:《铜运改站禀稿》,《光绪镇雄州志》卷6《艺文志》,第36、37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云贵总督福康安、云南巡抚刘秉恬奏报己亥年三运二起京铜开帮日期事,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初六日,档案号:04—01—30—0482—004。

 《清高宗实录》卷1126,乾隆四十六年三月丁丑。

 《清高宗实录》卷1126,乾隆四十六年三月丁丑。

 《清高宗实录》卷1126,乾隆四十六年三月丁丑。

 福康安对云南铜厂生产的整顿,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笔者拟另文专述,此处不拟展开。《清高宗实录》摘录的乾隆四十六年三月福康安、刘秉恬所上奏折,就记载了福康安创造性的铜厂生产整顿措施。

 (清)署理镇雄州知州屠述濂:《铜运改站禀稿》,《光绪镇雄州志》卷6《艺文志》,第37页。

禀稿》。

屠述濂敏锐地看到镇雄、威宁一带铜运的艰难,根本上是役力不均衡的问题。镇雄州兼管威宁店,造成的镇雄役力过劳,同样存在于威宁州。威宁民夫承运京铅,也有一段空往空回的路程,因为“威宁州莲花铅厂,又名妈姑河,在州城之东九十里,即系该州牧承运……兑交铜斤,运道系在威宁州城西北,原非并道而驰。两路里甲村寨俱属该州管辖,该州铅运亦系按里派夫帮运,其东路民夫原属就近受雇。至西北一路附近镇雄,民夫则系越威宁州城至厂领运,程途遥远,往返跋涉,亦由镇雄里民涉威之不便也”。同时,威宁民夫运铅之役路程也很漫长,还要“由毕节直送四川永宁”,共11站有余。清代驿道根据通行难易程度,每站40至80里不等,川滇黔边道路艰难,平均每站不足50里。运铅大道即全是黔蜀驿道,道光二十年(1840)京铜头运主官黎恂赴泸州领铜,所行正是此道。据其《运铜纪程》所载每日里程,妈姑河铅厂附近到毕节县城近200里,毕节县城至永宁县城350余里,则威宁运铅之民往返一趟即有千余里。因此,自威宁西北境征用的民夫, “还往动淹旬月”。但是,毕节县作为铅运道路所经,与永宁接壤,官方却并不承担任何运输任务。

劳者太劳,闲者太闲。

由此,屠述濂想到了将威宁、镇雄、毕节三州县一体规划运输,平均力役的办法,禀请“以威宁铅斤就近雇佣东路一带民夫,只令短运毕节,交该令转运永宁;其西北接运镇雄一路民夫,就近专运京铜赴镇,各就其便,劳逸相均”。这样一来,威宁州相当于全在自己境内完成铜铅运输任务,其总运站数,由原来西北境24站左右,东境22站左右,减少为西境10站左右,东境8站左右,镇雄民夫则减少了往复威宁的10站,使得“在威宁州,铅斤无烦长运永宁,既可免顾此失彼之虞,而毕邑运永壤地相接,更无鞭长莫及之患”。同时,两州运役减轻,耗时缩短,国家给予的运费就能更多地转化为收入,而不是浪费在路程上,“庶于威宁、镇雄两州,民夷均可节劳恤苦,铜铅两政均有裨益”,“在镇雄之民得免远涉守候荒业之苦,威宁民夷亦可藉铜运脚价以上衣食”,两州民夫积极性由此提高,则又“铜运迅捷,俾免迟误之虞”。

具体如何实施,运费如何筹措划分,屠述濂也进行了分晰和规划,但其文目前尚未发现,惟在迤西道五宝的《铜运禀稿》中曾明言“所有铜铅分段改运情形及酌拨运脚店费缘由,业经镇雄州屠牧禀详各宪”,10 可知该方案初稿是由屠述濂制定的。

福康安阅览后,即要求“云南布政使司,会同按察司、迤东道,查照前案逐一悉心妥议,详复查夺,勿再延搁”。11 讨论结果尚未上报,福康安又连续接到在威宁一带督催铜运的威远同知赵希充、迤西道五宝的报告,12 两人均极为赞同屠述濂的意见。赵希充还补充指出“毕节为川黔通衢,

 (清)署理镇雄州知州屠述濂:《铜运改站禀稿》,《光绪镇雄州志》卷6《艺文志》,第36—37页。

 (清)署理镇雄州知州屠述濂:《铜运改站禀稿》,《光绪镇雄州志》卷6《艺文志》,第36页。

 此据贵州省图书馆藏民国凌惕安抄本(清)黎恂《运铜纪程》统计。

 (清)云贵总督福康安:《改站铜运奏稿》,《光绪镇雄州志》卷6《艺文志》,第47页。

 (清)署理镇雄州知州屠述濂:《铜运改站禀稿》,《光绪镇雄州志》卷6《艺文志》,第36页。

 (清)署理镇雄州知州屠述濂:《铜运改站禀稿》,《光绪镇雄州志》卷6《艺文志》,第36页。

 (清)署理镇雄州知州屠述濂:《铜运改站禀稿》,《光绪镇雄州志》卷6《艺文志》,第36页。

 (清)署理镇雄州知州屠述濂:《铜运禀稿》,《光绪镇雄州志》卷6《艺文志》,第40页。该禀稿未署名,但从内容可以确定是屠述濂所写,且应当是其初次提出建议的禀稿,时间在李侍尧尚未罢云贵总督职前,且得到了李侍尧“批行司道逐一会详”的结果。

 (清)署理镇雄州知州屠述濂:《铜运禀稿》,《光绪镇雄州志》卷6《艺文志》,第40页。

10 (清)署理迤西道五宝:《铜运禀稿》,《光绪镇雄州志》卷6《艺文志》,第42页。

11 (清)署理镇雄州知州屠述濂:《铜运改站禀稿》,《光绪镇雄州志》卷6《艺文志》,第37页。

12 福康安在阅览署理迤西道五宝的《铜运禀稿》时,批语中有“昨据威远同知赵丞具禀,复经批催”语,可知是两日内先后接到他们的报告。五宝禀文中称九月间督催东道铜运,则赵希充也当在此时。

夫马络绎,现今帮运铅斤,并无掣肘。卑职询之威宁于牧,商及前情,亦手额称便”。五宝当年九月在威宁一带督催铜运,现场查勘问询后,又指出“所需运费不过挹兹注彼,亦无庸更筹款项,似属简便可行”。福康安批示云“云南布政使司会同按察司、迤东道刻即妥议章程,详候察夺,毋再迟延”,要求尽速妥议章程,看得出福康安个人已经倾向于接受屠述濂的意见了。而其后,布政使等会议讨论的结果,仍然是积极赞同,唯一的难处是牵涉两省铜铅运输章程修改,操作比较烦难。不过,这对圣眷正隆的福康安来说,不是问题。但是,福康安还是没有立即决断,直到乾隆四十六年夏,福康安趁滇东阅兵之便亲往威宁、镇雄一带实地查勘,证实“不特铜运章程必应亟为调剂,而于黔省铅运亦有不得不为酌改者”之后,才于当年六月十四日,按照屠述濂的方案写成《筹改铜铅转运章程》一折奏上,户部议复同意后,七月初八日乾隆帝批准施行。

至此,从乾隆三十六年开始出现的威宁、镇雄铜运危机,经过历任镇雄知州的不断努力,特别是屠述濂提出科学合理的创造性方案,在福康安的亲自顾问和决断下,十年之后终于解决。

五 福康安云南铜运整顿的意义

乾隆三十六年后的云南铜运危机,本质上不是原有铜运制度缺陷导致的结果,而是战争对原有制度基础的破坏导致的原制度失效。面对这个新危机,清廷的基层州县官从实践出发,不断改善,最终提出了科学合理的方案,经过福康安的辨别和调查确认,最终在国家层面修改了《铜铅运输章程》,由此扫除了滇铜京运出现的新障碍。这是福康安云南铜运整顿中最有意义的方面,毕竟认真履职,加倍严格督催下带来的改观是暂时的,且是每个尽职官员都可以做到的。而到一线求证和果断采纳屠述濂的改革建议,体现的才是福康安异于一般官僚的担当情怀和独具才识。

福康安的铜运整顿,为之后滇铜陆运环节的长久畅通提供了制度保障,这是其在全局上的意义。《云南铜志》和《铜政便览》关于京铜陆运诸章程的最后一条记载,就是威宁铜店“改归威宁州管理”,只是错误地系在了乾隆四十四年上(这个错误,让后世参与铜政者更易忽视福康安的功绩)。章程修改之后,立刻就释放了良好的制度功效。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福康安已经调往四川总督任上,乾隆帝特别叮嘱继任的云贵总督富纲,在办理铜务上“一切应行筹办事宜,着照福康安原定章程,实力办理”,富纲在回奏时保证“当此铜务转机之际,臣等职司其事,何敢稍有疏懈,惟有督率厂员,仍前奋勉。一切应行筹办事宜,悉照原定章程,实力办理”。“铜务转机”出现在福康安整顿之后,“照福康安原定章程”则成了皇帝的硬性要求,而福康安所定章程,就是新改定的《铜铅运输章程》。可见其整顿的功效,当时就得到了普遍认可。

在局部上,福康安的整顿为清廷挽回了镇雄、威宁二州的民心。福康安整顿前,由于镇雄民夫过劳导致的铜运延滞已让京局铸币用铜连续数年严重短缺,充分说明镇雄民夫对清廷的不满。整顿之后,运役减少,时间缩短,对农时的耽误降低,国家给予的运费已能敷用且还略有结余,从而将本来是二州民夷沉重负担的铜铅运输顿时转化为对他们的国家补助。正因为此,镇雄州官民才会对

 于牧,即时任署理威宁州知州于良均。

 (清)署理威远同知赵希充:《铜运禀稿》,《光绪镇雄州志》卷6《艺文志》,第34页。

 (清)署理迤西道五宝:《铜运禀稿》,《光绪镇雄州志》卷6《艺文志》,第42页。

 (清)署理迤西道五宝:《铜运禀稿》,《光绪镇雄州志》卷6《艺文志》,第42—43页。

 (清)云南布政使江兰等:《会议详稿》,《光绪镇雄州志》卷6《艺文志》,第46页。

 (清)云贵总督福康安:《改站铜运奏稿》,《光绪镇雄州志》卷6《艺文志》,第46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云贵总督富纲、云南巡抚刘秉恬奏为接奉谕旨办理铜务事,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档案号:03—0171—087。

署理知州屠述濂感恩戴德,《光绪镇雄州志》特意将屠述濂补入以前只有序没有人的名宦传,对其镇雄州上的名宦事迹,记载“京铜由威宁运至罗星渡交卸,州民颇以为苦。屠牧不避艰难,累禀上宪,奏请改站趱运以苏民困”,以示对此德政的永久感怀。屠述濂是镇雄州有史以来第一个且唯一一个入于名宦缅怀的官员。这七篇禀文、奏稿的收录和传承,可见屠述濂的努力,福康安的决断多么令他们感怀,亦可见此事在镇雄历史上的重要性。据《光绪镇雄州志》记载,乾隆三十年,镇雄州民夷共13722户。福康安《改站铜运奏稿》所称镇雄铜店“正额之外,尚有带铜,通共不下三百七八十万,一夫背负数十斤,便需数万余夫”,则镇雄民夷每年为运铜平均每户即要派夫数名,这对镇雄州的影响显然是全局性的。由全民负担,陡然间转为全民得惠,镇雄官民感戴如许之深,就不足为奇了。


 (清)吴光汉修:《光绪镇雄州志》卷4《职官志·名宦》,第39页。

 (清)吴光汉修:《光绪镇雄州志》卷3《户口》,第15页。

 (清)云贵总督福康安:《改站铜运奏稿》,《光绪镇雄州志》卷6《艺文志》,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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