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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胡绳
作者:李普 责编:

来源:  发布时间:2004-07-12  点击量: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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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五日上午,新华日报老友李慎之来电话,说胡绳去世了。这突如其来的噩耗使我差一点哭出声来。我一时语无伦次,在电话里说我十分悲痛,说我在新华日报写的那个专栏,几乎每一篇都曾得到他的指导。然后我才问老胡去世和治丧的情形,慎之也不知其详,要我问社科院办公厅,告诉了我电话号码,说那里二十四小时有人值班。我这才知道他是在上海华东医院去世的,先在他家里设个灵堂,已经派人去布置了。第二天我去到他家里,向他的遗像鞠躬的时候又不禁热泪盈眶。

  我是先熟识他的夫人吴全衡才同他熟起来的。1940年我到新华日报当记者,她已经先在了,记者就我们两个人,我叫她小吴,他叫我小李,从此逐渐成了好朋友。1980年前后有一次在人大会堂碰到了,两个老人依然小李小吴地叫,惹得旁边的几位老人大笑起来。 

  1941年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香港总督投降。他们是皖南事变以后去香港的,在那里结了婚,这次脱险回到重庆。胡绳也进了新华日报,主编副刊同时当研究室主任。他在学术界进步人士中很有声望。1944年我身体垮了,不能再熬夜,从夜班编辑部转到研究室,成了胡绳的部下。“部下”这个词是事实,但是在当日的新华日报,这个词似乎不大很贴切,因为大家觉得彼此都是共产党员,是平等的,只是各有各的分工,很亲密,不强调什么上下级。我的任务是两项:写一个向大后方的读者介绍解放区的专栏,每月三四篇;编一个介绍解放区的专刊,每周一期。 

  解放区原先叫做抗日民主根据地,主要是进军日寇后方开辟起来的。抗日推动了民主,实行民主才能有效地抗日,在万般困难中取得胜利。抗日与民主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我写的那个专栏《解放区漫谈》,就是用具体的事实从各个角度来证明这个道理。后来我进一步论证,在封建专制传统深厚的环境中生长的中国共产党,是在民主的实践中学习民主的,是逐步清除自己身上的封建专制流毒而成长壮大起来的。 

  写这个专栏,后来我屡屡回想,对于我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训练,这就要感谢老胡了。他与我同年,确实比我高明,我很钦佩他。那时我没有到过解放区,只能靠阅读解放区的报纸和极少量的书刊。当我从阅读中逐渐接近了一个主题,再进一步搜集材料又再三思索之后,似乎明确了又似乎还没抓住,我就去找老胡。办公室狭小而又拥挤,不可能详细谈,我就在下班以后往他家里跑。所谓家,也不过是小小的一间房罢了,那时候他们的长子伊朗已经出生,也挤在那间小房里。好在我同小吴是好朋友,他们夫妇俩都不会讨厌我。我首先简单说明来意,然后详细讲故事,就是详细讲我已经掌握的材料,最后讲我的打算,打算拿这些材料说明什么观点,也就是怎样立意或者说从什么角度写。我提出两个或者三个想法来,请他帮我考虑。 

  现在回想起来,十分清楚的是他每次都很认真地听我讲,表现出很大的兴趣。他也没有到过解放区,多次说我讲的这些是他闻所未闻的,有些问题是他不曾想到过的。对于我提出的问题,他有时候从我的两三个想法中肯定一个,有时候另外提出他的意见。不论哪一种情况,哪怕是肯定我的想法并且完全顺着我的思路,我觉得他也往往比我站得更高、想得更深。这种谈话或者讨论无拘无束、兴味盎然,使我很受启发和鼓舞,时有豁然开朗之感,于是写这些文章成了我的一件乐事。这种讨论给我留下的印象极为深刻,所以当我得知他去世的噩耗,我这种心情就冲口而出,成为我的第一个反应。我这样悲伤,慎之在电话里也感觉到了,他说,啊?原来是这样。 

  1945年8月日本投降。胡绳比我先去上海。他10月份接到通知,我赶紧把那些文章挑选了一番,编成一本小书,命名为《光荣归于民主》,请他带去出版。这本小书年底以前就在上海出版了,据说大受欢迎,在上海和京津等地很走俏。东北解放得比较早,东北书店把它翻印了。当时北平地下党的“中外出版社”秘密出售,卖出了上千本。由于出售包括我这本小书在内的进步书籍,这个出版社有五位地下勇士坐了国民党半年牢。蒋介石国民党坚持专制独裁,害怕民主,不允许人民起来实行全民抗战,只能由他的军队片面抗战,从而屡战屡败、丧师失地,很快便变为消极抗战,因此更加引起人民的愤恨。他便更加害怕人民,更加害怕民主,更加加紧专制独裁。日本投降以后,国民党把这一套带到刚刚收复的地区,立即暴露了自己的面目。解放区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新世界,她民主抗日的实践对国统区的读者具有多么强烈的吸引力,也就不言而喻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把这本小书改名为《我们的民主传统》重新出版,重新编排了次序。后来老友王若水对这本书表示赞许,说它对研究民主问题有用处。我说书名改坏了,依然叫《光荣归于民主》就好了;他说那倒也不要紧。前年我看到他夫人冯媛的一篇文章,其中有的材料好像引自我那本小书,不论是不是,她那篇文章又一次把我引入了那一段美好的回忆。 

  胡绳同乔冠华是好朋友。有一个傍晚在我们研究室门口的走廊上谈天,乔冠华说他不能离开老胡。在朋友们闲谈中发生争论的时候,若没有老胡在场同他站在一起,他往往吃憋,被人家抓住小辫子。如果有老胡在,周密论述,化解他的小辫子,他们一定赢。我认为这两句话是一幅逼真的速写,寥寥几笔把这两位大才子的特点勾画出来了。一个人的长处往往也是他的短处,两者同时存在,犹如一个硬币的两面。乔冠华才华横溢、豪气干云,有时候暴露出那硬币的另一面来就是失之于疏狂。胡绳呢,他思虑周详、逻辑严密,另一面就是失之于拘谨了。这是我个人的印象,不知道对不对,也许可以说“虽不中,不远矣”了吧。 

  新中国成立的最初几年我同他夫妇俩常有接触。后来我去了广东,十三年中很少相见。文革以后重逢,他给我看他的两首绝句,是临时用铅笔在一小块破纸片上写给我的。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他会写格律诗,而且精于此道。以后几年中我看了他一些文章,感到他在作文处事中那拘谨的一面大大发展了,这使我渐渐产生了一种惋惜的心情。我没有资格在学术上对他作出评价,但是作为一个十分钦佩他和感谢他的朋友,这种惋惜的心情越来越深。八十年代有一次参加一个什么会,碰到了,我对他说: 

  “你是个学者,还是回书斋去做学问的好。” 

  他说:“我自己也这样想。又拉上我了,推不掉。” 

  他说的又拉上他的是件什么事,现在记不起来了。 

  近几年我发现他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是经过认真反思的重大变化。我读了他1998年《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这篇大文章,非常高兴。我由于写作“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成立及其前后”而回顾了毛泽东这一名著,读胡绳这篇文章就好像当年到他家里向他请教,又如坐春风,又得到了很大的启发。特别是,我忽然产生了一个奇怪的感觉,好像我又看到了当年的胡绳,那个求实的学者和坚强的民主斗士。 

  《胡绳全书》第二卷的“引言”里有一段话,加深了我这种感觉: 

  “从1957年以后,我越来越感到在我的写作生活中从来没有遇到过的矛盾。似乎我的写作在不是很小的程度内是为了适应某种潮流,而不是写出了我内心深处的东西。……为顺应当时潮流,我写过若干与实际不符合、在理论上站不住脚的文章。” 

  胡绳觉醒了,重新站起来了,我感到十分庆幸。史学家蔡仲德教授研究冯友兰,提出了“冯友兰现象”一说,认为冯氏一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早年实现自我,中间失去自我,晚年回归自我。胡绳是不是也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呢?主要是,可不可以说他最后这几年是回归了自我呢?我认为事实是这样的。至于中间那一段他曾经失去自我,大概也没有疑问。 

  我打电话向几位朋友请教。有一位说,这几年胡绳确实解放了,在这几年之前,他明显地束缚太深。另一位说,他早年尊重实际、倡导民主,是一位勇敢的民主斗士,最近这几年又表现出这种气概来了。再一位说,我举个例子吧:这几年他说现代史中许多问题需要重新研究。他曾经批评黎澍,说黎澍常常在文章里说些不负责任的话;这几年大改变,说黎澍在当年那种环境中,敢于挺身而出发表自己的意见,了不起! 

  他那篇再评价《新民主主义论》的文章受到某些人批评,我想早在他意料之中,为了追求真理,虽九死而不悔,他无所顾忌。他经过长期的曲折,晚年重新显出这种精神来,我要说,这多么不容易,了不起!我感到他既已回归自我,必将作出更大的贡献。正当我同许多朋友一起这样期待的时候,他突然离去了,这使我更加深深悲痛! 

  2000年11月10日写完初稿,17日改定。 

  (资料来源:《炎黄春秋》2000年第12期,中华文史网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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