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阅世六十年》一书作者何炳棣院士学贯中西，治学纵横上下古今，把1930年代清华大学强调考证与综合相结合的历史学风，发扬到极致，从而誉满全球，被礼赞为学术巨人。《新京报》记者越洋访问了这位史学大家。

关乎教育 受启清华，哥伦比亚史学训练更是至关重要 

　　新京报：（1）在六年级的一堂历史课上，郭老师提出问题，“何以宋、明两代之国之际死难之士特别多”当时你举手回答“是由于朱熹和王阳明的影响。”那个时代的小学教育令人瞠目。 

　　（2）在你就读南开中学时，英语教学是你笔下描述的“从中学二年级起年年都有外教教我们……，从南开中学毕业的学生，一般都能听懂美国人或英国人讲话，不仅是简单的句子，成段的话也能听个七八成”？  

　　（3）你将清华大学历史学系的排课表和文理教授薪酬写在书中是以此说明清华大学“通识为本，专识为王”？你的学术研究也贯始至终，这对于当下主张学术极端部门化有何现实意义？  

　　（4）你在北美洲做研究有半个多世纪，而研究的课题又是中国学，为查阅了很多资料一定常去图书馆，国内外名校的图书馆有何不同的感受呢？ 

　　（5）书中开头两章详述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工作的每个阶段，特别注重博士最后科目（英国史、西欧史）口试中长达两小时的问答，这是因为这种一向被公认是博士候选人最“难”的一关，目的都在探索“标准”吗？ 

　　何炳棣：承越洋电话专访，我试就你所提三组问题———有关我的教育、学术研究、旧日师友———择要答复如下：首先谈我的教育，包括童稚之年所受的“做人”之道的第一课。我们浙江金华何氏一共四房，父亲行三，生于清朝同治庚午（1870）年，曾两度乡试，虽被荐卷，而未中举人。改习法律，北上到天津任法官。他第二次结婚，47岁才生了我这个独子。我童稚之年，除父亲外，外祖母对我的身教言教影响最深。她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能吃对身体好，菜肉能吃尽管吃，但总要把一块红烧肉留到碗底最后一口吃，这样老来才不会吃苦。请问，有哪位国学大师能更有效地使一个五六岁的儿童脑海里渗进华夏文化最基本的深层敬始慎终地忧患意识呢？！所以从开始懂事起，我即感到将来对父母家庭责任之重，即使在南开初中昏天昏地，踢足球、练田径，半荒废学业的三年里，心灵深处仍然永存着一种阴霾。 

　　父亲年近半百才生了我，年龄差距如此之大，他对我青少年教育只能做折衷的决策。学校教育科目既远较传统启蒙教育新而且广，他无法也不应硬使幼童课余令做《四书》全部背诵工作。他只能在我课余精选片段经史（尤其是《左传》故事与《礼记》若干篇章的故事与制度）做穿梭式的讲解和“讨论”。他似乎很懂儿童心理，监督之下不时夸奖我的“悟性”，这对我逐步培植读书的自信心是非常有帮助的。 

　　我从9岁起，就立下两个志愿：先求考进清华大学，再求考取清华留美公费。因为父亲一再讲时代变了，这种年头不能出洋就要一辈子受气。这正说明何以17岁考入清华之后，我即在读书方面立下“扎硬寨，打死仗”（此语出自曾国藩）的决心，并极力挖出时间做课外的自修工作，希望尽快能取得考取留美的知识与能力。 

　　20世纪30年代的清华历史系是在蒋廷黻先生（1895年－1965年；1923年哥伦比亚大学博士，中国近代外交史权威，1935年冬就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后任外交要职）主持下发展的。蒋师认为治史需兼重社会科学，在历史领域内，主张先读西洋史，攫取西方史学方法和观点的长处，然后再分析综合国史上的大课题。治中国史应该考据与综合并重。当时考据方面有20年代清华国学研究院硕果仅存的陈寅恪大师。综合方面，蒋师请到清华学堂出身、任职武汉大学的雷海宗先生（1902年－1962年；1927年芝加哥大学博士）主授宏观中国通史。雷师西洋上、中、近古及宗教史、历史哲学的根基深厚，对当时风靡全球的施本格勒（OswaldSpen鄄gler）的文化型态史观加以必要的修正之后，应用于国史的分期与诠释，更能启沃求知若渴的青年学子。 

　　在困难严重不时罢课的三年（1934年－1937年）里，我选习刘崇鋐师的两门奠基重课，西洋通史和欧洲19世纪史，雷师的中国通史，孔繁霱师的欧洲中古史，陈之迈先生的近代政治制度，陈寅恪师的隋唐史（以论文代考试），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自修吉本（Edward Gibbon）《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前十五章，自修第一次大战前的外交史名著四种，第一二年学德文，并自修十几篇战前德国外交密档，作为研究外交史的初步练习。自修吉本，谈何容易，他那种对人性具有深刻了解、富于哲理的观察论断，偶或不易真懂；可是，凡能真懂的卓思妙句，却使我终身玩味无穷。一年三季，起床铃前我已常在气象台前草地上朗诵吉本和近代英史名家G.M. Trevelyan秀丽典雅的英文。 

　　就读史治学取向反思，那么早在北平的清华我已经爬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开始立志向“大”处迈进了。 

　　专访中你们曾问及我特别详细地回忆哥伦比亚大学长达两小时的博士科目口试（1500年以后的英国、英帝国和西欧史），是否为了提供“标准”，以备国内发展人文高教参考。我的用意正是在此。我的口试确实反映知识的深广度，大有裨益于博士后的长期国史研究工作。你又提及两个有关我小、中学教育的问题也很有意义。 

　　提到我在天津私立第一小学六年级时回答郭老师的问题：“何以宋明两代亡国之际，死难人士特别多。”我回答：“是由于朱熹和王阳明的影响。”你的评案：“那个时代的小学教育令人瞠目。”我们在六年级上学期国文班上确实读了十分之一的《孟子》和好几篇《古文观止》里的文章。那时代的小学一般都还注重文言的。 

　　你另外提到南开中学的英文教学。“……总的来说，南开中学毕业，一般地能听懂美国人或英国人讲话，不仅是简单的句子，成段的话也能听个七八成。”征引的话是出自中日战前南开大学教务长黄钰生（1898年－1990年），所讲的是反映他和周恩来总理（1917年毕业于南开）等前辈学生时代的情形，英文教学水准要高过我这一辈（我应于1934年毕业，而1932年冬因学潮被开除）。幸而1932年秋冬三个月里我终于遇到生平最好的英文教师———南大外语系主任柳无忌的夫人高蔼鸿女士。 

　　总之，我书中所提的种种“标准”，包括中英、中美庚款考试的英文水准，确有供今后读者参考的价值。 

　　结束有关我的教育，哥伦比亚的英史训练对我一生治学有枢纽性的重要。重要的并不全是知识和眼界的扩展，而是感受到初度游弋于史料之海之乐和捕获之丰。 

　　我书中第十四章叙述哥大英史博士论文所用的史料，正在以实例说明“原始”资料究竟可以“原始”到什么程度。 

关于学术  一生治史深受西方史学训练之益 

　　新京报：（1）《明代社会史论》中，你否定了西方研究传统中国社会、家族、科举制度对家族功能过分夸大，进而提出“科举制度促进社会血液循环”，能用浅显的语言阐释你的理论吗？ 

　　（2）你是怎样考证出“《孙子兵法》成书于公元前512年，考证翻案，怎么就证明了孙子的成书早于《论语》，老子的辩证思想源于孙武？ 

　　（3）你认为墨子提出的“尚同”与“尚贤”的理论接近“行为主义”的道德价值，并将后者宗教化，导致的后果是什么？ 

　　（4）你为何认为海外儒学界风头正劲的杜维明，是在对儒学极端美化，甚至宗教化？ 

　　（5）国内今年盛行新儒学，将儒学发展为儒教，你怎样看待这样的趋势？ 

　　何炳棣：答复所提第二组有关我学术研究的问题，实在无法详答，因为《读史阅世六十年》下编“海外篇”很大部分都是本人对半个多世纪著作的摘要与自我评价。 

　　试从以下三点答复：（1）由于早岁在清华就对西方史用功，在哥大英国史口试及论文的过程中更进一步了解国际史学研究的最高水平，所以我很早即下了决心将未来国史研究的结果部分地尽快尝试着打进西方历史社科方面第一流的期刊。例如《美洲作物传华考》即以首篇的地位出现于《美国人类学家》（1955年4月号），引起西方人类及植物科学界即刻广泛的注意。这是由于此文根据翔实的明清方志及多种其他资料坚实地证明了美洲四大作物：花生、玉蜀黍、甘薯、马铃薯，都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传入中国的；这些新作物四百余年间促进中国山岭和沙地的利用，造成我所谓的中国近千年来第二个农业生产革命。 

　　这个研究解决了植物及人类学上一项基本性、时断时续的长期论战。（“美洲主义者”一向相信新大陆的特种作物是哥伦布以后才传入旧大陆的：“极端传播论者”是相信文化是自然而然就向远方传播的，新大陆的作物在哥伦布以前就已经传入东半球。）继此文之后，我很快就写了《中国史上的早熟稻》长文，试投我最景仰的英国《经济史学报》。除详考中国古代稻种辞原外，此文重心在陈述宋真宗于1012年诏令福建将已经引近试种、早熟而又比较耐旱地“占城稻”运至江淮一代广植的史实；详论此后数百年间占城稻与土生稻种杂交育种所促成早熟稻种持续的改良创新，因此将稻作前沿从平原低谷不断地向丘陵地带拓展，积累地造成我所谓的近千年来第一个长期农业生产革命。文章最后充分利用明末宋应星经典之作《天工开物》以联系早熟稻与美洲作物所导致的两个长期粮食生产革命。此文刊于该学报1956年12月号，是我一生学历中弥足珍贵的项目之一，因为它不但是标准极高的《经济史学报》第一篇华裔学人的著作，而且是自创刊来第一篇“非西方”的经济史论文。它在我精神生活里永久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因为它是我是否有能力越出汉学畛域，踏入西方第一流史学及社科著述之林的主要试金石。 

　　类似的还有我中文专书《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的两万多字的英文摘要，也以首篇的地位出现于《美国历史学报》（1969年10月号）。 

　　（2）我长期治史的第二特征是对搜集史料要求的严格。今日反思，当初英国史博士论文所引用史料之丰富，使自己都小吃一惊。我研究《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所根据最起码的原料就是美东三大汉学图书馆（国会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哥大图书馆）藏三千种方志和北平图书馆善本甲库的三四百种善本方志胶片，更无论明清政府的多种则例、档案、奏议、文集之类了。我第二部著作是《明清社会史论》（中译简称），主要研究对象是明清五个半世纪内社会各阶层间的上下流动，也可视为社会阶层间的血液循环。最主要的原始资料是近百种明清两代的进士登科录，进士三代履历，进士同年齿录和晚清若干举人和特种贡生的三代履历。进士组共分析了15000个例案，举贡组约25000个例案。这些有机性具有祖上三代履历的名录都是研究社会阶层间血液循环的最佳史料，论质论量都不是西方所能比拟的。此书另一特点是它的“观念架构”也比西方社会学家的同类著作要周详些。 

　　（3）我应强调指出一生治史深受较高深西史训练之益。 

　　如果没有英史博士论文的训练和必要的几种技术性工具的自修，很难想像我在1952年冬初步涉猎雍正1735年编纂的《浙江通志》和《清高宗实录》，一周之内即能对明清赋役制度中两个最重要的专词“丁”和“亩”做出革命性的定性与诠释，并判断前此所有中、日、西方根据清初“丁”数推测中国人口的专家学人们都是方法上根本错误的。其余受益于西史观点和方法之处，不能一一列举。 

　　你们还问及我对中国文化起源及先秦思想中一些关键性问题的研究。关于前者，我的代表作是《东方的摇篮：新石器时代及有史早期中国技术和理念土生起源的探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1975年），否定了西方长期盛行的旧大陆文化皆渊源于西南亚两河流域的观点和理论。此书虽引相当激烈的争论，可喜的是中国近三十年来积累的考古发现强有力地证明了我当初独立土生起源论断的正确。 

　　至于《孙子兵法》成书早于《论语》，《老子》其人其书都较晚，《老子》的辩证思维源于《孙子》等等，此间无法详论。我对先秦思想中一系列关键性问题还需继续研撰，不过近年已经发表的《有关〈孙子〉、〈老子〉的三篇考证》（2002年），都是通过文字、专词、语义、称谓、制度、思想内涵，已经命题与反命题先后之序等多维考证而得出的结论。此书国内尚未流传，希望不久能引起文史哲及广泛读者的注意与批评。 

　　你还问我对国内外儒学研究的感想，并特别提出何以我曾撰文驳斥“海外儒学界风头正劲的杜维明”。主要因为他经常以自己意思曲解孔子。他曾坦白承认他的用心是去探测古书原文的“柔韧性”，可能被弯曲的极限。换言之，他要“继续不断地以自己的新义去诠释古书，直到古书已达无可容忍的程度为止”。请问，连古书都被曲解到无可容忍的程度的治学方法，有哪个笃实求真的学人能够容忍？！我个人觉得儒学是当然应该深入研究的，但不可以不顾及到儒家理论与长期历史实践之间的差距。 

有关旧友  为后世法者有雷海宗等师 

　　新京报：（1）在序言中你说，十几年前接读杨振宁先生的《读书教学四十年》之后，不由自主地就立下筹撰一部《读史阅世六十年》的心愿。这正是写作此书的机缘吗？ 

　　（2）在“师友忆丛”中，还谈到冯友兰对胡适的讥讽，当时他是怎么说的呢？ 

　　何炳棣：关于旧日师友，雷海宗先生对我治史胸襟影响深远，在我书中享有专忆。其余多位师友的当年神貌言笑至今仍历历如新。凡是他们之中，一言足以启我终身深思，一行足为后世法，风格和幽默至今仍清新隽永者，都罗致在第十一章“师友忆丛”里。 

　　我为胡适先生在下篇也辟一专忆。这是因为台峡两岸回忆、批评、研究胡适的文章和专书虽已有数百万言之多，但我相信他对我讲过的话有些是外间从来未得闻的，应该具有相当史料价值的。 

　　最后我希望读者不要忽略我在下篇所述及的芝加哥大学的领导和某些同寅，因为他们都是以扩展学术前沿为己任者。我是在这种学术和精神环境之下立志做国史持续攻坚工作的。  

　　（资料来源：《新京报》2005年8月27日，转载自史学研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