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影秋校长1909—1985，江苏省铜山县人。他兼资文武，德才俱备。既是一位叱咤风云，为革命事业奋斗了半个世纪之久的共产主义战士；又是一个睿智博学，于明清史研究卓有成就的历史学家。

　　作为有长期斗争历史的共产主义战士，郭影秋早在第二次革命战争时期，就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开展游击战争，创建开辟了湖西抗日根据地。在解放战争中，随刘、邓大军渡江南下，转战南北。全国解放后，曾出任川南和云南省党政领导。1957年后，转入教育战线，先后任南京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名誉校长等职。勋绩昭著。

　　难能可贵的是，他无论是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或者是在繁忙紧张的和平建设岁月，都始终不废读书治学，尤其是坚持不懈地研究明清史。他的历史学基础雄厚，造诣甚深。早在青少年时代，就曾熟读《四书》、《五经》及《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史学名著。还曾就读于江苏无锡国专，学习过“中国经学史”、“群经概论”、“宋明理学”、“清代考据学”等课程，文史功底深厚。在此后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虽饱经风霜，却始终带着浓厚的书卷气，孜孜于学，不曾中断对历史的爱好与研究。在抗日战争极其艰难的相持阶段，还利用战事间隙，搜集历史资料，编写了《揭竿起义》、《岳飞之死》、《黄天荡》等历史剧作，在湖西抗日根据地广为演出，以激励抗日军民的爱国斗志。解放初期，他在四川川南行署工作时，听到和看到不少有关张献忠和大西军的史料史迹，感到封建史书对张献忠及其领导的大西军多有污蔑不实之词，如说张献忠“生性嗜杀”，在四川“杀男女六万万有奇”，而明末全国人口充其量尚不足一亿，张献忠焉能在四川一省就杀“六万万有奇”？！由此，他感到肃清封建史学影响，是史学战线的重要任务。当时，便萌生要编写明末大西军及其领导人物的历史的宏愿。1952年，他调至云南任省长时，由于大西军后期的杰出将领李定国，最后曾在云南坚持联明抗清，因而当地保存有大批李定国的资料和遗迹，他尽可能予以查阅和考察。在博览大量资料的基础上，他认为李定国的一生，是与大西军休戚与共的一生，其追随和领导大西军战斗了32年，转战秦、晋、豫、楚及川、黔、滇、粤等十五六省，取得辉煌战绩。如能编写一部李定国的编年史，不仅可以表彰他个人的功绩，而且可以反映大西军发生、发展及其败灭的历史过程。1957年，他调南京大学后，在担负繁重的党政领导工作的同时，一方面为该校历史系讲授“南明史”专题，指导学生撰写毕业论文；另方面，又进一步搜集有关大西军及李定国的材料，研究数年，几易其稿，终于在1959年撰写出版了《李定国纪年》，此书成为郭影秋研究明清史方面的代表著作。

　　《李定国纪年》是国内外第一本全面、系统记述大西军及其领袖人物的专门论著，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此书出版至今虽已三十多年，依然是研究明末清初历史的重要参考用书，直到前几年还有评论指出：“一部有价值的著作，贵在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虽历经世事沦桑，仍永葆其学术价值。郭影秋同志的《李定国纪年》就是这样一部值得称道的史学专著。”[1]《李定国纪年》凡二十余万言，详细记述了李定国一生的光辉业绩，还简要编辑反映了明末清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有关资料。所引材料一一注明出处，并对某些材料加“案”，提出自己的看法，虽名《李定国纪年》，其内容实际上则是大西军的战史编年。该书的显著特色是：1坚持唯物史观，正确评价历史人物。书前冠有作者的长篇序言，论述了他为什么要整理大西军和李定国的史料？怎样评价李定国这个历史人物？如何整理和运用史料？作者对这些问题的论述，娴熟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坚持了唯物史观；2搜罗宏富，考订精审。全书广征博采，网罗博览文献典籍多达一百余种，诸凡正史、野获、稗史、文集、笔记、奏议、语录、揭帖、方志等，一一涉猎，从中辑出史料多至数千条，并经过细致考订，删繁就简，去伪存真；3史论结合，勇于创新。该书作为一部史料性专著，并非停留在对史料进行客观的编排方面，而是较好地贯彻了史论结合的原则。诸如书中对张献忠、李定国的评价、对明末大西军、大顺军的历史作用及相互关系的论述，均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郭影秋继《李定国纪年》一书后，还撰写有《谈郑成功和李定国的关系》、《论李定国坚持西南抗清斗争的历史作用》等论文。

　　郭影秋在学风上，严谨踏实，一丝不苟，他曾以诗句表达自己的治学准则：“出言轻易防空想，遇事艰难怕皱眉。”意即立言必须有据，力戒主观武断，遇到困难不能畏惧，应知难而进。对自己的研究成果，他总是抱着谦虚的态度。曾虚怀若谷，向不少明清史专家请益问学。但又决不看风转舵随波逐流。十年动乱期间，他撰写的《李定国纪年》，也成了鼓吹“叛徒”的罪证，他说，“有人把李定国当作叛徒，我均一笑置之，原有认识，至死不悔”[2]。表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实事求是的学风和应有的史德。

　　郭影秋对明清史方面的贡献，还表现在对明清史研究的组织领导方面，在南京大学工作期间，他牵头组织了{晚明史籍丛书}编委会，欲整理刊印晚明史籍。前几年南京大学恢复了这套丛书的整理编校工作，计划编校七十种，陆续出版。此举必将推动明清史研究。1963年，他调来中国人民大学后，又为扶植浇灌清史研究所，倾注了心血。1965年10月中共中央宣传部，遵照周恩来总理和董必武副主席的倡示，决定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并拟在中国人民大学建立清史研究所。郭影秋是编纂委员会主要成员之一，他当时即考虑由戴逸主持领导清史研究所的研究工作，曾授意戴逸草拟成立清史研究所的规划。不久，“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将此计划化作泡影。但他对成立清史研究机构始终铭挂在心。197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被撤销的情况下，他又向上级提出建立清史研究机构的建议，后被批准成立清史研究小组，郭影秋亲自担任研究组组长，直接领导该组制订研究规划，确定研究方向。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办，在清史研究组基础上正式建立了清史研究所。郭影秋曾架扶双拐到清史研究所，宣布研究所的领导班子，勉励全所研究人员，为早日编出大型清史而努力奋斗。从清史研究所产生、发展的历史，可清楚地看到，郭影秋是清史研究所的实际倡办人和奠基者。

　　有关郭影秋对人民大学清史研究工作上的关心和指导，戴逸教授在《悼念郭影秋同志》一文中曾有详细记述，他说：“影秋同志非常关心清史研究所的工作，人大复校，清史研究所建立，他抱病前来出席会议，勉励全所同志努力钻研。以后，我们的工作一直得到他的指导和关怀。只要他住在北京而病体又许可的话，他总是乐于听取我们的工作汇报，并就研究所的方针、方向和具体工作进行指示，为我们排除干扰，解决困难。”“他对我们的帮助具体、细微、切实。例如，我们的重点科研项目《清史编年》，就是在他的倡议、帮助下编写的。他为此书的编写体例和内容多次与我们谈话，并亲自写了序言。”戴逸还说：“他认识所内许多研究人员和研究生，经常和他们谈话，关心他们成长，指导他们前进。”[3]

　　谈到郭影秋对青年研究人员的关心和指导，我个人就有亲身感受，我清楚地记得在清史研究所成立不久，他就在住院的病房中，主动约见了我和王思治教授，就如何进行清史研究，做了长时间的谈话和指示。其谈话要点是：1清史研究意义重大，而前人的研究成果甚少，许多领域还是未开垦的处女地，而清史的研究资料又浩如烟海，需要有坐冷板凳的精神，广为搜集阅读。因而在清史领域进行研究耕耘，大有用武之地，要有志于把清史研究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2清史研究所刚刚成立，一定要埋头苦干，少说多做，要有决心在几年内出一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切忌在尚无建树的情况下就喋喋不休，以免让人引为笑柄；3研究工作应从基础人手，基础一定要深厚扎实。为此，可先编写《清史编年》，要在搜集丰富材料的基础上整理编纂，使其既是一部“学术”工具书，又是一部资料书。这是项基本建设，既编书，又练人；4清史所的长远目标是编纂大型清史，为了摸清楚有清一代268年的历史过程，可以先写一个简本，这个简本可以看作是大型清史的研究提纲。影秋同志这次关于清史研究的谈话和指示，可以说是他经过深思熟虑而后发，切中肯綮，抓住了深入开展清史研究的关键，实际上成为清史所日后开展研究所遵循的依据。此后戴逸教授主编的{简明清史》，以及集体编写的多卷本的《清史编年》就是按影秋同志的指示，经过深入研究后推出的研究成果。当时，我还不过是清史研究所最年轻的一名青年研究人员，而影秋同志竟然在病榻上，与我及王思治教授就清史研究做上述长时间的谈话，足以说明他对包括我在内的当时的年轻的清史研究人员如何循循善诱，寄予厚望。尤令我难忘的是，直到1985年10月末，在他病危弥留之际，我闻讯而急忙赶往病房看望他时，他还以微弱的声音关切地询问我：“你最近在研究什么清史课题？”其拳拳教诲，殷切期望之情，实沁人肺腑，催人泪下。联想到这些年来，我之所以能在清史特别是清代学术思想史方面多少取得一点成绩，应该说与影秋同志的谆谆教导密不可分，尤其是临终遗言给予我巨大的精神动力。

　　郭影秋校长作为一代杰出的教育家和著名的明清史学家，离开我们已经十余年了，但他在教育事业和明清史研究方面所作的贡献和成就，却永远留在人们心中。

　　（资料来源：王俊义《清代学术探研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中华文史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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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思想战线》198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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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郭影秋给李希沁先生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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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戴逸：《悼念郭影秋同志》，《繁露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