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值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研究会成立三十周年之际，关捷先生的大作《东北亚历史文化研究》出版了。本书的出版，既是先生个人数十年研究工作的一个小结，也是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研究会的一件大事。 

　　关捷先生是我国史学界资深学者，中日关系史研究著名专家。早在20世纪60年代，关先生就在辽宁大学任教。1985年筹建东北民族学院（今大连民族学院），曾任副院长、民族研究中心主任等职。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东北少数民族研究院顾问兼研究员、国际语言文化研究中心顾问，中国日本史学会、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研究会学术顾问，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常务理事等职。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主要从事东北亚史、民族史研究。出版著作有《甲午风云与近代中国》、《中日甲午战争全史》、《中日关系全书》、《满族通史》等五十余部，多次获政府图书奖。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二百余篇。这次出版的《东北亚历史文化研究》是先生三十年有关东北亚方面的论文专辑，只是先生学术成果之点滴而已。

　　我生也晚，我学也浅。未睹先生当年之英姿，未读先生成名之大作。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吉林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师从东北史专家张博泉先生，得知大连有一位关捷老师，於东北民族史造诣颇深。2001年，我调任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分管文史哲等基础研究工作，方知关先生还是中日关系史研究专家，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研究会创始人之一，始有仰慕之情。2005年，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研究会原理事长步平先生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会诸先生推举我为继任理事长，我几次推辞未果，遂忝列其位。我深知其故，非因学术水平，实因职务之便。这次年会，我始与关捷先生谋面，且一见如故，成忘年之交。先生与我亦师亦友，对学会工作耳提面命，使我受益匪浅。这次先生大作付梓，于今年10月来信嘱我作序，我诚惶诚恐，力辞不受命，理由是：按学术惯例，鲜有后学为前辈作序的。先生回信说：学术面前人人平等，何谈先学后学！还是请写几句，千万！我又辞，这次先生说话更加诚恳：因您既是学者，又是学会头头，再加我们是知心朋友，请万别推辞。话说到这个份上，我只得恭敬从命，然则心中忐忑未能稍减：先生十年磨一剑，因我之序而给人以美玉敝匣之感，岂不惜哉。事已至此，强挥拙笔，写下些许文字，见仁见智，听天由命吧。

　　我观《东北亚历史文化研究》一书，突出特点可以用“全”、“新”、“巧”三个字来概括。所谓全，是文章收的全，研究内容全。全书39万字、6章47节。纵向看，涉及东北亚历史与现状；横向看，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方面，特别是突出了甲午、甲辰和中国抗日战争的研究。所谓新，是视角新、观点新。本书在序篇中专设东北亚的几个问题，且以中日韩之间关系为中心，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的角度看，都是有新意的。若将序篇中的观点与第五章时政篇、第六章评论篇联系起来，更让人感到，在当今世界变局中把东北亚问题突出出来加以研究，是十分必要的。篇中类似“但是又必须看到，东北亚区域存在挑战与机遇并存的一个热点问题，却很难说是机遇大于挑战”等观点是很有见地的。所谓巧，是体例设计巧。通常编书讲究时经事纬，或按时间、或按类别排序。本书均是先生已发表的论文，又加上对别人文章的评论，按通常作法是很难办的。现在则以序篇为总论，下设6章分论，不仅有历史，而且有时政，外加评论，仍能给人以清晰之感，且不以章节捨事，不以文辞害义。总之，以论文编书做到顺理成章，实乃匠心独运，为学者又辟一蹊径也。

　　我读罢此书稿，除上述三点感受之外，还为关捷先生的责任心所感动。作为学者，先生讲科学、讲真话，这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我想，研究中日关系史的各国学者，都应该讲科学、讲真话，有大视野、大胸襟。不仅要从本国人民福祉出发，还要从中日两国人民的福祉、全人类的福祉出发考虑问题。曾有人问我学习历史有什么用，我回答有五条：复原历史真实、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资政、育人、繁荣文化。太史公有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中日关系说到底也是利益关系。凭着两国学者的聪明才智，应该能够找到一个双赢的利益平衡点。历史经验证明，中日之间，和则互利，斗则相伤。如果中日两国能够增进互信，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和平繁荣的东北亚，构建和谐世界，岂不善哉！ 

　　愿所有研究中日关系史和中日关系的学者都能为此尽一份力。 

　　是为序。 

　　付百臣  东北中日关系史研究会会长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2010年11月1日于长春 

　　（资料来源：关捷著《东北亚历史文化研究》序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