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的学术界，能像顾诚先生长夜孤灯下，刻苦攻读，不流转，不阿奉，一坐就是几十年，直到人生的尽头，恐怕没有几人。作为顾先生的弟子，或耳濡目染，或在整理先生遗作时，或与师母交谈中，略知其治学之路径，及读书之法门，兹连缀成文，名之曰“读书之道”，祈地下人间各得其所。

　　顾先生熬夜看书的习惯为学界熟知，每天凌晨在安眠药的辅助下入睡，午后起床接着研究工作。这种习惯的养成与他的学习与工作经历颇为关系。 

　　顾先生1934年生于南昌市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6岁参加工作，23岁考入了北师大历史系。那时候，白天政治运动及繁重劳动多，想看书只有在晚上，所以常常“开夜车”。 

　　大学期间，先生读书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一是1959年夏天给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整理档案，稍后不分昼夜地整理抄录、撰写；二是1960年，他被调到由北大、北师大、人大等老师组成的高中《世界历史》教材编写组。为了完成任务，真可谓夜以继日，熬夜看书写作的习惯算是养成了。 

　　毕业后留校的顾先生被分派到由白寿彝先生任组长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小组做明代史学史研究，也由此走向了明清史研究的道路。虽然“文革”期间被阴差阳错地指派到外国问题研究所工作，但他始终没有改变对明史的热爱。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顾先生对“文革”终于大彻大悟了，他白天应付上班，下班后从历史系借来书研读。常常是东方发白时才睡觉，稍后在同事剧烈的敲门声里，哈欠连连地去参加“政治”运动。一到假期，就到南京的哥哥家里，利用私人关系，躲在南京图书馆里抄史料。今天我们仍然不难想见，在那个喧嚣的年代里，长夜孤灯下，先生伏案苦读的瘦削身影。 

　　有了多年的积累，顾先生1977年10月回到历史系后，即于次年五月发表了著名的《李岩质疑》等一系列引起学界巨大反响的文章，也奠定了他在明清史学界的地位。七十年代后期很长一段时间里，除上课和必须参加的活动外，先生就骑着自行车到北图善本部、古籍部和科学院图书馆看书，白天抄，晚上核对史料、撰写论文，睡觉的时间了了无几。学校的明清史，尤其是明代的典籍，没有留下先生名字的很少。 

　　由于常年熬夜看书，抽烟、饮浓茶的习惯也伴随而来，以致于到晚年，生物钟完全颠倒，习惯已经难以改变。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熬夜看书耗尽了先生的身体。先生住院后，在三人共处的病房里无法休息，加上身体虚弱，第四天晚上便不省人事，高度昏迷，此后虽然苏醒，但再无明显的好转。可以说，先生就像一盏灯，油枯灯熄。真正击倒他、夺去他生命的恰恰是他几十年长夜孤灯下读书的习惯。 

　　明清史的研究要做到“竭泽而渔”大抵是难以实现的，但学界仍然毫不吝惜用这一词语来表达对顾先生搜集明清史料用力甚勤的敬意。打开他的论著，我们不能不叹服先生读书确实以此为目标。如研究《明末农民战争史》时，他把农民起义军沿途十数个省的数百个府州县的由明至清末的千余部地方志全部查阅一遍。撰写《南明史》时，他在昆明住了一个多月，查阅永历朝相关材料，把明清时期云南方志极近搜罗殆尽。许多鲜为人知的材料，正是在先生这种“竭泽而渔”式的资料检索中被发现。柳同春的《天念录》是一部生动、真实描写清军围困南昌城的文献，就系先生首次利用。如他使用了极其罕见的朱元璋《御制纪非录》等书，把明初建国功臣朱文正事迹梳理得清清楚楚。 

　　如今我们可以看到他征引的文献及相关考辨是如何客观地反映历史的真实，但已经无法知道为获取这些史料而付出的艰辛。在《南明史·凡例》中，他说“凡属本书作者认为是后人托名伪造的文献一概摒弃不用，如明末遗民刘彬的《晋王李定国传》之类”，看似简单的一句“一概摒弃不用”，不知包含了先生多少个不眠之夜的考辨，这些考辨又建立在阅读多少原始文献排比论证的基础上？看一看先生摘录的一摞摞的文献资料可能会略知一、二。 

　　先生家藏图书相当丰富，正史、工具书、笔记小说、文学戏剧、文集、资料汇编和现当代人的研究专著等有七千余册。据先生讲，他一生的收入几乎都用来买书了。当得知我花800多元买了一套《明经世文编》，他说，对这套书印象很深，中华书局1962年出第一版时，定价75元，当时还买不起，第二版就涨到了195元了，一出版就买回来了。现在工资收入吃饭买书没有问题了，最担心的是房间太小，书没有地方放——书桌下、床上和床头边，沙发旁，都堆满了书——显得比较乱，也不让师母整理，“一动就找不到了”。 

　　先生抄史料，多用大十六开方格稿纸。到图书馆看书，先看几十页，需要抄录的地方用小纸条夹起来（小纸条是用硬装烟盒装的），感觉可以抄半天了，就暂停阅读。晚上回到家后，把抄录的材料拿出来，细细读一遍，凡是读不通的，用红笔标注，第二天抄录时再加核对，避免笔误。每条史料用红笔标题，标明要点。每张稿纸通常只抄一条史料，所以半页或小半页的比较多，也有一条史料连续数页者。然后大致分类，用旧挂历做封面，用书夹子夹起来，随时增补、调整。稿纸是先生在印刷厂定制的，边距较宽，以便添补新内容。直到先生去世，还有厚厚的几摞，师母把这些稿纸送给了在学的弟子们，我们都感到沉甸甸的。 

　　正是由于先生搜集史料几近竭泽而渔，同行中占有的相关材料最为丰富，所以虽然他的观点带有独创性或颠覆性的，许多人难以接受，但能动摇他的观点者了了无几。许多学者说：“你可以不同意顾先生的观点，但你既无法回避他的研究，也几乎不可能推翻它”。 

　　先生故去后，我协助师母清理他在学校所借图书，在注销先生的借阅书单时，他看书之多令人感动。先生的借阅纪录（虽然书早已归还，为下次借阅方便，要求管理员保留下来的）上，其中不仅有专业文献，还有外文资料、期刊、港澳台杂志，其中一种《传记文学》的杂志借阅最为显著，有数百期之多。先生一直订阅的报刊有《文摘报》、《参考消息》、《文摘周报》等。在整理先生的信件时，发现有一些寄自天津邮票公司的信封，师母说，先生爱好集邮，订有《集邮》杂志，有几年直接从邮票公司订票，但因收入微薄，集邮纯粹为了欣赏、增长知识。 

　　在随先生学习两年间，深感先生的博学多识。如与先生谈及历史时期“黄河澄清”的现象，先生竟能从水利史、天文学和环境变迁等方面加以解释，让人心服口服；又如，我写了一篇“明代润笔”的小文，先生随口说出中国古代各朝的数条史料，让我自叹学识浅薄。一次我提到硕士时研读经济史，谈及所谓“平均利润与世界资本市场的形成”问题，先生讲起古典政治经济学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势，头头是道。谈学习英语，先生随手从身边拿出一本原版书，他能翻译得相当流利。研究南明史时，1661年郑成功劝降荷兰殖民当局书信的内容，顾先生在国内一直没有找到，后厦门大学转给他一份由荷兰学者胡月涵（Johannes Huber）提供的英文文本，是他自己把它翻译成古文言后加以引用的（《南明史》第1045—1046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由此可知，他是一位具有高度思想觉悟与洞察力的学者；一位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兴趣广泛、学识相当广博的学者。 

　　不久前，师母把整理好的家藏图书的清单交给我打印，除数百册系海内外学者赠送的图书外，其它均为自购书。其中竟然还有一套四函近二十册民国初年出版的线装医书学，然从未与先生论及中医学和相关典籍，不能不说是极大的遗憾。转念想：我从先生那里获得的知识又能是先生拥有知识的多少呢？所幸者，略知先生读学、治学之道之万一，亦足矣！ 

　　（资料来源：北京师范大学新闻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