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范文澜是我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他的治学精神和治学方法，影响了我国一代又一代的史学工作者。他是建国之初成立的中国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今年正好是这个所建立的50周年，不少人都在缅怀这位大师的高风亮节与丰功伟绩。 

　　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940年在延安成立的中央研究院。范文澜是这个院的副院长兼中国历史研究室的主任，这个室的任务就是编一本供干部学习用的中国历史课本。开始时是组织人员分头编写。但初稿不甚合用，最后还是由范一人独写。范老依靠从河南带来的若干书籍（他曾于1936年在河南大学任教，讲授中国古代史、中国文学史、经学、《文心雕龙》等课程）以及当时当地所能收集到的图书资料，夜以继日地写作，终于在1941年底完成了上、中两册，在延安以《中国通史简编》的书名正式出版（后来，下册以中国近代史名义出版）。这本书的问世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毛泽东说：“在延安出版一部有头有尾、有科学体系的著作，这是一件大好事。” 

　　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可能体验到当时的写作条件了。延安窑洞里既无明亮的灯光，也无舒适的桌椅。范老的爱人戴老（戴冠芳）曾回忆说：范老一直是坐在一个冰冷的无靠背的木板凳上写作的，写累了就靠在窑洞的墙上休息一下，喘口气，再继续写作。为了使他能更好地写作，戴老后来做了一个棉垫子钉在墙壁上，使范老便于倚靠休息。我听了范老的这段写作生活很感动，同时也想到了范老后来一直告诫青年人做学问要有坐冷板凳的精神，不是偶然的。 

　　《中国通史简编》出版后，范老又在1945年续写了《中国近代史》（上册）。这本书曾在解放区内外以各种版本问世，在香港是以“武波”的化名出版的，有着广泛的影响。现任中国史学会会长金冲及当时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就读，就深受“武波”的影响。这本书在全国解放后多次修订再版，至1955年9月出版至第九版，经过十几次印刷。累计印数达十五万多册。 

　　我于1945年至1948年就读于华北联合大学史地系，1947年3月被挑选为该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生。在此期间，范老的两部大书——《中国通史简编》及《中国近代史》（上册），我都是读过的。特别是在1948年夏，为学员编写中国近代革命史讲义时，曾细读、精读过范著《中国近代史》。我十分佩服这部书的写法：论从史出，寓论于史，全书没有空话、废话，都是凭事实说话。特别是“太平天国”那一章，写得很精彩，可以与郭老（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相媲美。李自成、洪秀全都是失败的英雄，给后人留下的经验和教训，实在是太深刻了。范老原计划再写一部专门论太平天国的书，与《甲申》相呼应，但因任务太多没能完成。 

二 

　　1946年，范老从延安到晋冀鲁豫解放区任北方大学校长。1948年夏，晋冀鲁豫解放区与晋察冀解放区连成一片，成立华北解放区。与此同时，北方大学与华北联合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吴玉章任校长，范文澜、成仿吾分任副校长，范并兼任研究部主任及中国历史研究室主任。 

　　华北大学成立后，校址设在华北联大所在地——正定城内。这时，范老正在石家庄参加华北人民代表会议。会后，请范老至正定与原联大的校院长见面。正好，我被派作随从，与一位教师同在石家庄迎范。但会议后，那位教师有事须晚回几天，所以陪范老来正定的只有我一人。记得当年坐的是一辆骡马拉的车子，上有席棚，范坐车中，我坐车尾。我虽然在书中早认识了范老，但面见这位大师还是第一次。当时心中忐忑不安。除了范老就周围环境问几句话不得不回答外，我这个后生小子简直不敢吭一声气。敬畏之情，持续一路。这就是我的第一次面见范老。 

　　但由于对范老的仰慕，回来后我立即申请转入四部（即华大研究部）中国历史研究室继续从事研究生的学习。得到批准后，欢喜之情，无以名状。 

　　第二次见范老，是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中共中央所在地）附近的一个村庄。当时全国解放在即，中共中央宣传部急需编写全国通用的政治、历史课本。正好那时范老在中央所在地附近的一个地方养眼疾，因此中央宣传部请范老从华大研究部历史研究室派一些编选人员。这样，我从1948年11月至1949年2月，就随王南、荣孟源、刘桂五几位先生到了东柏坡中共中央宣传部，帮助工作。元旦和春节都是在那里度过的。 

　　当时中央宣传部的人员虽不多，但有一个专门的图书室，许多书都盖有毛泽东的私人签字章。显然，这些书都是从延安运出的，跋山涉水才到了这里。我们充分地利用了这个图书室，我每天都到图书室去看书。因此，在这段时间，我们除了研究范老的《中国近代史》，还读了大量的参考书，如罗尔纲先生的几部研究太平天国的大著（许多是在大后方出版的，印刷用纸和铅字都很粗糙），我就是在那里通读的。 

　　当时人民解放军正面临着向全国进军的大好形势，毛泽东已发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伟大号召。这十六个字深深打动了我，因为我那时正在读太平天国这一段历史的书。由此联想到：太平天国大军占领南京后原有的纪律迅速败坏，内讧事件不断发生，所有这些不也正是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吗？“共患难易，共富贵难”，这是多么深刻的农民战争的教训啊（1949年初，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进北京时，他们曾诙谐地说：“我们现在是进京赶考，不要学李自成，被退了回来。”）！所以，由于有了这么一点体会，我在帮助编选课本之余，也用心写了一篇《太平天国的经验教训》作为自己的研究生论文。 

　　在编选课本期间，我随几位先生去看过住在附近的范老夫妇。承戴老相告，在我们来此之前，毛泽东刚刚也来看望了范老。由此更增加了我对范老的敬重。 

三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华北大学奉命移驻京都，四部（研究部）被分配在东厂胡同一号即胡适曾住过的宅院（这时胡已乘机南下）。我于3月间作为四部的先遣人员先期到平。这时范老已从西柏坡附近住地到达，他和戴老就住在胡适住过的房子里。 

　　范老进城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抓紧《中国近代史》上册的修订工作。这时，该书已有了解放区内外的各种版本，国外亦拟出它的译本。因此，范老进城后立即抓紧这本书的修订工作。为此，就在他的居室（也就是胡适原来办公的地方），由他直接领导召开了多次的讨论会。这个讨论会，曾被称为读书会，参加者都获益良多。我也有幸参加了这个读书会。 

　　范老青年时代就读于北京大学国文门，受教于近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黄季刚（侃）的门下。黄是章太炎的弟子中最有成就者，是继章后著名的国学大师。章、黄继承乾嘉学派的朴学学风，坚持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学识渊博，立说严谨。范老在名师的指导下，在经学、史学、语言文字学诸方面都打下了深厚坚实的基础。因此，范老的书，资料丰富，论据充分，而最反对言之无物，放空炮。他所引用的资料总是亲自动手核实，深入研究，推敲再三，然后再用于书稿中。在《中国近代史》的读书会上，我曾建议采用一部学术著作中使用过的一条史料，范老告诫一定要把原始出处找来核实，弄清原意后再引用，以免有误。这件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后来，苏联方面要翻译范老《中国近代史》时，曾派学者来和他商讨删去沙皇俄国侵占中国大片国土的史实，他坚决予以拒绝，强调史实不能删改，否则不能如实反映历史，也就不是他要写的《中国近代史》了。这件事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因而，1956年我在写《中苏友谊史》的一些有关部分时，也注意到应如何贯彻这种精神，并多次向范老请教。 

　　实事求是，必须是先求“实”，后求“是”。即必须掌握大量的史料，弄清史实，然后才能寻求出规律和真理来。范老在修订《中国近代史》告一段落后，接着又从事修订《中国通史简编》。为了写好唐代的文学部分，特别是诗歌部分，他曾认真读全唐诗，包括李、杜、白等诗人的集子。李新先生见此情景，曾建议范老：是否请人代写，不然，太费时间了。结果为范老婉拒，并回答说：“我不认真读他们的书，怎么能做出判断呢？”由于范老的研究工作是建立在可靠的资料基础上，因此他能够提出许多独立的见解。如古代史、近代史分期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等等，都有自己的真知灼见。不管你同意或不同意他的观点，都不能不承认他言之有理，持之有据。 

　　范老的治学精神，和恩格斯的下述言论是完全一致的：“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范老对青年人的治学、治史非常关心。他认为：搞文学，没有才华是不行的。特别是当诗人，没有灵感是不行的。而学历史，就不一样，只要肯下苦功，持之以恒，就必然会有成就。因此，他劝人坐冷板凳，而且一坐就需十年（即要有持久的精神）。许多人都听过他这样的叮嘱。他很幽默地说：既然搞学问，就别想当官。要想当官，就不要进研究所。近代史所一百多人，我这个所长才是一个“连长”（指一百人相当军队一个连），你到这里当官，能有什么前途呢？六十年代的一位大学生，对范老的这些话听不进去，“文化大革命”中当了“造反派”。十年的岁月把业务都荒废了，一事无成，很后悔当初没有听范老的话。 

　　五十年代，范老到一所著名大学讲演，把他的治学经验公之于世。他说：“做学问不是简单的事情，要下苦功，慢慢地来。我经常勉励研究所的同志们下‘二冷’的决心。一冷是坐冷板凳；二冷是吃冷猪肉（从前封建社会某人道德高，死后可入孔庙，坐于两庑之下，分些冷猪肉吃）。意思就是劝同志们要苦苦干，慢慢来。一个做学问的人，有这样的决心，下这样的工夫，如果真有成绩的话，总会有人来承认你，请你吃冷猪肉，何必汲汲于当前的名利呢！我这样说，可能不合时宜。但是，我愿意提出我的建议。”（《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见《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 

　　范老一方面经常教导青年人要下苦功，坐得住“冷板凳”，同时又教导青年人写文章要言之有物，不要发空论。1961年，他针对当时一些文风不正的现象，发表了一篇《反对放空炮》的文章，对历史学界影响很大，大家认为范老讲得很及时。我们从范老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出这样一个特点：材料丰富，文笔生动，寓论于史，引人入胜。我听过范老的学术报告，也听过他在一些座谈会上的发言。这个特点也是很显著的，他从来不说空话、大话。他对青年人进行思想教育，也是现身说法，循循善诱，从不拿大帽子压人，也不摆长老的架子训人。他在1949年担任华北大学副校长时就讲过，“真理在我们这边，依靠真理就是一切成功的保证，我们的任务在于诚恳地、耐心地、循循善诱地引导青年们看见真理之所在。我们相信，青年一旦看了真理，那就如水归壑，沛然莫之能御了。坐春风而化时雨，人人乐于自我改造，这才是教育成功。”又说：“我们教育工作者，对广大青年应抱‘类我类我，久则肖之’的信心慎重将事，来完成党给华大的重大任务。”（见1949年5月出版的《华大生活》）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我和李新、孙思白、蔡尚思、陈旭麓等几位先生受教育部委托借住近代史所的八角亭编写《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和范老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了。范老的学风，在史学界影响颇广，有口皆碑。因此，登门拜访者经常不断。毛泽东也经常派人来向他请教一些问题。有一天，我们还在八角亭时，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著名的元史专家韩儒林教授，曾与范老就治学问题长谈。韩老回去之后，曾编成一副对联就范老的治学精神向南大师生宣讲。对联是： 

　　板凳要坐十年冷 

　　文章不写一句空 

　　我闻知后，在一次闲谈中向李新先生提及此事。他认为对联很好，只建议改动一个字，即将“要”字改为“须”字。 

　　“四人帮”粉碎前后，我正在广州参加《孙中山年谱》的修订工作，同时应邀在一些高等院校、研究机关讲学。借此机会我讲了范老的治学精神和自己的一些感受，并请岭南画派的著名书法家胡根天老先生草书此联，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回想自己的成长过程，从范老的教诲中真是受益无穷。凡是还能做出点成绩的时候，那就是没有忘记范老教导的结果。反之亦然。 

　　1969年7月29日，一代大师与世长辞，享年76年。遵照他的生前意愿，将骨灰送回故里（浙江绍兴），散洒于钱塘江，逐流漂向东海。卧病期间，周恩来在百忙之中仍亲自过问治疗情况，并派专人监督医治，吩咐要尽最大力量抢救病人。 

　　范文澜晚年最关心的还是《中国通史》的修订、续编工作。这一工作也受到当时中央领导人的关注。毛泽东曾派人看望范文澜，并嘱：范老写的通史，资料充实，人们爱看，病愈后仍可把它写完。 

　　范老逝世后，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继续组织力量，完成他的遗志。经过蔡美彪等先生的多年努力，《中国通史》10卷本终于在90年代初出齐。1995年8月23日出版的《中华读书报》曾以《43年磨一剑，书里书外见功夫》（记者：王小琪）为题，用一个整版的篇幅，记下了这部巨著的成书经过和范老的高风亮节、丰功伟绩。 

　　（文章来源：《文史知识》2000年第12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