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39年冬到延安，至范文澜逝世之前，他与毛泽东有长达30年的友谊，这对范文澜的学术道路的影响是巨大的。由于毛泽东不但是担负着领导中国革命重任的非凡政治家，而且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有精湛的学识，因而考察这一问题的意义又远远超出于对范文澜的学术所产生的影响本身，而具有更加广泛和深刻的文化意蕴。

一、研治中国历史的学术取向之形成 

范文澜到延安，直接促使他走向通史研究的道路，此后又长期以近代史为研究工作的一个重点。他之所以确定上述学术取向，实则毛泽东和党中央起了决定性作用。在此以前，他在天津、北京、开封各大学任教，开设的是经学、《文心雕龙》、中国上古史、文学史等课程，并未有研究中国通史的计划。到延安后，组织上即交给他编写一本十几万字的中国通史的任务，为干部学习文化之用。当时正值抗击日寇侵略的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和指挥这场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战争，而能将各级干部学习中国历史与如此紧迫的民族解放战争相联系，并且提到日程上来，则显然是毛泽东的远见卓识。毛泽东正是在这一时期，在党的重要会议上和他所撰写的重要文章中，一再突出地论述学习历史、了解中国国情是指导当前伟大运动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培养爱国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这一精辟的思想。1938年10月，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即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把全党干部学习历史知识，作为与学习革命理论和深刻地了解实际运动的情况相并列，提高到指导当前伟大革命运动所必需的条件的高度加以强调：“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1]1939年10月他所写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明确指出不学习历史是造成教条主义者错误的根源之一，他说：“一部分同志曾在这个伟大斗争中跌下了或跌下过机会主义的泥坑，这仍然是因为他们不去虚心领会过去的经验，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不了解，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而来的。”[1]（Ｐ611）同年12月，由毛泽东和其他几个在延安的同志合作写作的、供党内广大干部学习理论和文化知识的课本《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一章“中国社会”共有三节：“中华民族”；“古代的封建社会”；“现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即是概述中国古代史和近现代史的主要特点。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这篇重要文献中，又精辟地论述对于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化所应采取的科学态度：“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1]（Ｐ707—708）总之，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是指导当前伟大运动的必要条件之一，是教育全党和人民群众的一项崇高任务，同推动当前社会前进、提高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紧密地相联系。毛泽东一再论述的问题，也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一项基本思想，范文澜适逢其会，接受了党中央交给的编写中国通史的任务，明确地以此为著述宗旨，这就极大地提高了他的思想境界，拓宽了他的视野，从此，编撰一部符合新时代的要求、具有科学性内容的中国通史便成为范文澜长期致力的目标，而以往熟悉的经史典籍则为他研治中国通史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 

范文澜在1943年以后也把近代史研究作为自己多年研究的工作重点之一（中国通史固然包括近代史，但因中国历史有几千年，故在客观上研究中国通史的人总把古代史作为研究的重点），同样直接受毛泽东的影响。1940年夏秋间，范文澜应邀在延安新哲学年会上作了三次关于中国经学史的讲演。前两次毛泽东亲临听讲，并读了他的讲演提纲，并于9月5日致信范文澜，赞许他“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并鼓励说，你的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于目前反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斗争，必有大的影响。又特别询问范文澜：“第三次讲演因病没有听到，不知对康梁章胡的错误一面有所批判否?不知涉及廖平吴虞叶德辉等人否?越是对这些近人有所批判，越能在学术界发生影响。”[2]毛泽东的这番话，对范文澜的触动很大，研究经学史要特别关注近、当代，研究历史当然也要重视近代史。以往范文澜长期研究经、史，研治范围在上古及中古阶段（《文心雕龙》产生于南朝），要将近代也列为研究重点，不仅是领域空前扩大，而且是艰巨的转移。他的学术渊源中有浙东学派研究当代史、经世致用的影响，他在撰成《大丈夫》以后，已经显露出把著述与国家民族命运相结合的倾向，到河南以后又满腔热情地投身于抗战动员和宣传工作，并针对抗战时局撰写了一系列的文章，这些又意味着此一空前扩大和艰巨转移存在着可能性。对范文澜进一步的推动，是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所作的著名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发出号召，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才，分工合作去研究，作为党在理论、文化工作的一项重大任务。恰好到1941年底，范文澜已完成《中国通史简编》两宋至鸦片战争前部分（原来计划《中国通史简编》也包括近代史部分，但未必有范文澜后来所看的那样重的分量）。整风运动结束之后，他便全力投入《中国近代史》的写作。此后，近代史一直成为范文澜学术工作的一个重点，包括：（1）撰成了《中国近代史》（上册）这部有巨大开拓意义、享誉海内外的著作。（2）他一直物色、培养和聚集近代史研究的人才，在他的关心和带动下，形成了建国以后近代史研究最早的队伍，并且创建了近代史所这一有关键性意义的研究基地。（3）范文澜在20世纪40—60年代还发表、出版了有关近代史的论著多种，如：《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三条路线斗争的结果》；《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等，都使史学工作者和广大读者受到启发和教育，对于近代史研究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特别是1945年《中国近代史》（上册）著成，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部书起到教育了好几代人的作用。在此几十年间，一提到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就自然地和范文澜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二、确立以“实事求是”为治史的指导思想，对教条主义深恶痛绝 

范文澜受到毛泽东更为深刻的影响，是他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历史的实际相结合的指导思想，他对教条主义的学风深恶痛绝，以极其严肃严谨的态度对待学术事业。毛泽东思想的特征，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在1937—1942年理论工作的重心，便是结合哲学上、政治上、战争的战略战术上、学风上的各项紧迫问题，深入地阐释这一基本原则，揭露教条主义学风的各种恶劣表现，清算其危害。这些重要论述在全党得到有效的贯彻，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对中国革命起到了拨正航向的作用。党内的教条主义者长期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否认“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真理，而只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的片言只语，去吓唬人们。教条主义者不去深入研究中国的国情，不懂得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而凭主观臆断作决策，结果在他们的错误指挥下，致使在1931—1934年间，根据地的革命力量损失达90%，党在白区的工作损失达100%，并造成中央红军被迫离开江西苏区长征北上，实行战略大转移。党内还有经验主义者长期拘守于自身的片面经验，不能从全局上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毛泽东写于1937年的《实践论》、《矛盾论》两文，便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哲学观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错误。在《实践论》中，毛泽东深刻地论述：一切真知都来源于实践。在《矛盾论》中，毛泽东结合各种生动的事例，论述按照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矛盾存在于一切之中并且存在于一切过程的始终；不同事物的矛盾以及矛盾的不同侧面又都各有其特点：前者是矛盾的普遍性，后者是矛盾的特殊性。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命题，号召全党将曾经严重危害革命事业的教条主义恶劣学风彻底铲除：“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Ｐ534）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用精辟的语言，对众所周知的成语“实事求是”作了新的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3]由于他的解释极其深刻和精辟，就成为中共党史上克服了教条主义，走向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引的新阶段中的科学箴言。 

中国革命所经历的这场内涵极其深刻、意义极其巨大的变革，使范文澜经受了一次洗礼，哲学观和学术观得到了升华。既然“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是革命事业挽救失败、开辟通向胜利道路的惟一正确指针，那么，对历史学家范文澜的直接启示便是，使他极明确地认识到，做到“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乃是“新时代史家研究工作获得高度科学性成果”的惟一正确的指导思想。从这以后的30年岁月，他始终如一地以此作为全力以赴、孜孜不倦追求的目的：一方面努力掌握唯物史观的精髓，磨砺指导史学研究工作的理论武器；另一方面，从事极其艰苦的史料搜集工作，运用唯物史观原理进行深入的分析，总结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所体现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性，尤其着力总结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阐发共同性与独特性二者的统一。这一指导思想异常突出地体现在他到延安后几十年的研究工作之中。1941年5月，他为《中国通史简编》完成所写的《序》中，开宗明义即强调必须通过研究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了解这两个历史的共同性与其特殊性。只有真正了解了历史的共同性与特殊性，才能真正把握社会发展的基本法则，顺利地推动社会向一定目标前进。1954年，他所写的长篇论文《关于中国历史的一些问题》（即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一书的《绪言》）中，明确地论述在研究中国自秦汉起成为统一国家和汉民族形成这一理论问题时，要防止和反对教条主义观点。他指出，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中国从此成为统一的封建国家。东汉末年由军阀混战而分为三国，唐时由藩镇之乱而扩大为五代十国，两次封建割据在秦汉以后的整个历史过程中，可以说是短期的、变态的（十六国割据，汉族地区不是主要发动者，北朝与金是外族侵入，当别论），而统一是长期的、正常的。中国何以能够保持长期的正常的统一状态呢?“因为自秦汉起，汉族已经是一个相当稳定的人们共同体，自北宋起，全国范围内政治联系性加强了，这个共同体也更趋于稳定。封建统治者因而有可能加强中央集权，压制地方割据势力，使不能公然活动，政治上的统一又前进了一步。秦汉以后的统一，都是‘在某种程度上仍然保留着封建割据状态’，不过程度上北宋前后确有些不同之处”。[4]因为汉族社会确实存在着一个相当稳定的人们的共同体，所以统一力量与割据力量作斗争，总是以统一力量取得胜利而告结束。即使在帝国主义侵入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用暴力和阴谋企图分裂中国，但并不能真正达到它们的目的。这种现象决不是偶然的现象，即是说，决不能用偶然为理由来解释这种现象。而欧洲，在封建制度下是国家“分裂为各个独立的公国”，到了资本主义产生的时代，某个民族历来彼此隔绝的各个部分才能够联结起来成为一个民族整体。因此，在欧洲资本主义上升时，无论城市和乡村都出现了要求破坏封建割据状态的有力趋势，越来越多的人们要求结束中世纪以来无休止的战争，要求结束长期的漫无目的的破坏状态，如同恩格斯在《论封建制度的解体及资产阶级的发展》中所描述的。而中国，则早在战国时就出现了各国民众反对无休止的割据战争和要求统一的趋势，推动了秦汉时期全国实现统一。由此证明中国统一国家的出现和汉民族的形成，的确有自己的发展道路，决不能拿欧洲的历史或经典著作的某一段话硬套，那样做必然探求不到历史的真相。 

到1957年，范文澜应邀到北京大学历史问题讲座发表《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的讲演，特别谆谆告诫要使史学研究走向健康发展的大道，首先必须大力破除教条主义。“只有反对教条主义，才能学会马克思列宁主义。不破不立，只有破，才能立。”他称教条主义是“伪马克思主义”，予以严肃的批评。范文澜结合自己多年的切身体会，讲了两条医治教条主义的有效方法。一是，他提出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钥匙，是学好毛泽东的几篇基本著作，包括：《实践论》，《矛盾论》，《〈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学习这几篇东西，固然要逐句逐段反反复复地去读，同时还必须把学到的东西，作为标尺来检查自己原有的读书方法，自己处理问题的方法，认真地推敲自己为什么不对头，为什么有错误的原因。这种原因的发现是很困难的。找出了这个原因，就要痛下决心、下苦功夫来改正，马马虎虎是不行的。这样学而思，思而学，反复深入。”二是，他总结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应当采用先“区分”后“结合”的方法，避免生吞活剥。因为，历史科学是研究历史上的问题，问题即是事物的矛盾。凡是矛盾，一定包含着普遍性，同时也一定包含着特殊性。普遍性就寓于在特殊性里面。马列的著作，都是解决具体问题的记录，都是运用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密切结合起来解决问题的方法。所谓先“区分”，是指：“学习经典著作，一定要区别哪些是普遍规律，哪些是特殊规律。把它们的特殊规律放在一边，用来作参考。”所谓后“结合”，是指：“把普遍规律结合自己的特殊规律，来解决自己要解决的那个具体问题。”如果不懂得把马列书中所讲的、只是属于欧洲的特殊规律而没有普遍意义的东西区分开来，拿其特殊规律随便套用，就必然处处闹出张冠李戴的笑话。如果不懂得把真正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与中国历史的特殊性结合起来，就不能认识中国历史的具体特点，阐发历史发展的实质。他说：“例如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是我们研究古代社会的指南。列宁说过，这本书，‘其中每一句话都是可以相信的，每一句话都不是凭空说出，而都是根据大量的历史和政治材料写成的。’既然如此，是否可以原封不动地搬来讲中国古代史呢?不行。恩格斯在书中固然把普遍规律指出了，但这些普遍规律是同印第安人的原始社会，希腊、罗马的奴隶社会，西欧的封建社会的特殊规律结合着的，它们有各自的特殊规律，和中国相比，就有很多很大的不同。列宁接着说，‘我所以提及这部著作，是因为它在这方面提供了正确观察问题的方法。’列宁明明告诉我们从这部著作中学习观察问题的方法，并没有说可以搬来搬去套别国的历史。”[5]熟练地做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是毛泽东思想成熟的标志，也是中国革命能够成功地战胜国内外敌人的根本保证。范文澜在延安深受毛泽东的影响，学习到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以后在长期的学术研究中一贯自觉地防止和反对教条主义，始终以做到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历史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为治史之鹄的，这是他取得巨大学术成就的最根本的原因。 

三、积极地提倡和模范地实行百家争鸣 

范文澜受到毛泽东又一重要影响，是积极地提倡和实行百家争鸣的学风。“百家争鸣”正式作为指导全国文化、学术工作的方针，是毛泽东和党中央在1956年提出来的，而学术研究应该贯彻百家争鸣的精神，则在1953年“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和筹办《历史研究》杂志时已经提出。这与郭沫若和范文澜这两位著名历史学家对古史分期观点不同，需要展开讨论、争鸣大有关系。在古史分期上，郭沫若主西周奴隶说，范文澜主西周封建说，形成对史学界影响最大的两大派，毛泽东当然熟知这种情况，实行“百家争鸣”方针的精神最早向史学界提出，与这种背景大有关系。故1953年9月21日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开会时，陈伯达即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精神，“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宜把方式弄得死板”，考虑由陈寅恪担任历史研究所二所所长，并提出“聘请研究人员的范围不要太狭，要开一下门，像顾颉刚也可以找来。增加几个研究所可以把历史研究的阵营搞起来，学术问题在各所讨论。由郭沫若、范文澜同志来共同组织讨论会。”在这次会议上讲历史研究要百家争鸣的问题，实际上是党中央主席毛泽东的意见。[6]当时，范文澜即建议在这个会上考虑把他的《中国通史简编》作为讨论的底稿。1956年，党中央和毛泽东向全国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发展文艺、繁荣学术的方针，范文澜在《学习》发表《百家争鸣和史学》一文，结合史学界如何坚持实事求是、扎实钻研的学风和反对教条主义不良倾向的问题，作了深刻而精辟的阐发。他说，好的农夫，必须有足够的土地，然后工具和技术有所展布而大有收获。史学工作也一样，必须掌握大量史料，然后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予以全面的深入的钻研，才能得出切实的、具有真知灼见的认识。浮光掠影、浅尝辄止的人，鸣不出引人注意的声音，对于发展学术毫无裨益，更不用说教条主义者企图一鸣惊人，结果只能是让人生厌的一片鼓噪。在百家争鸣中，能否虚心听取别人的好意见，也存在着根本不同的两种态度和两种结果。他说：“一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一种是条文神圣的态度。前者得到进步。后者拒绝进步。”抱实事求是态度的人，或者限于看到的史料不够，或者片面地观察史料，或者不善于运用科学方法作分析，或者理解经典著作的原理原则有偏差，因而作出来的判断不符合事实。经过批评，使自己发觉病原，这时对批评者将感激不尽，有什么不可以改正?改正了就有进步。他们当然也免不了犯教条主义的错误，但比较容易改正。教条主义者则抱条文神圣的态度，他们“本来就不重视作为客观事实的史料，不管批评者指出的是什么事实，反正我的条文明明白白写在经典著作上。我既不伪造条文，那我就不能理睬你那些事实。所以，他对正确的批评也是不能接受的，任何反教条主义运动，对他说来都是不相干的，因为条文神圣不可侵犯。”党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和鼓励学术上的不同见解要勇于发表，展开争鸣，以辩明真理，繁荣学术。理解实事求是的态度，长期、深入地搜集史料、分析史料，提出确有根据的新见解，不断推进对中国历史问题的认识，并且摒弃教条主义习气，唤起中国史学工作者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普遍原理的活力，正是讨论执行“百家争鸣”方针题中应有之义。范文澜坚信贯彻这一方针和发扬实事求是的学风，必定会为科学地揭示出中国历史发展的道路和特点，开辟无限广阔的前景。1958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演讲中，他以鲜明的态度，针对由于搞“运动”，大学里有不少教师不敢讲出自己对历史问题的看法的不正常情况，强调说：“比如说，我们教历史课，明明自己有心得，有见解，却不敢讲出来，宁愿拿一本心以为非的书，按照它那种说法去讲。……这样的‘谦虚谨慎’是不需要的，是有害的。我们应该把‘我’大大恢复起来，对经典著作也好，对所谓‘权威’说话也好，用‘我’来批判它们，以客观存在为准绳，合理的接受，不合理的放弃。”[5]（Ｐ219—220）范文澜不愧是学术研究中奋发独立精神的有力提倡者，在他的许多论著中，坚持唯物史观指导、实事求是、独立思考、百家争鸣、虚心接受批评以改正错误等项，完全是统一的，其统一的基础就是追求真理，对中国历史获得科学的认识。他在史学界提倡百家争鸣，本人更模范地执行。他很虚心地接受别人的批评建议，自己又勇于提出并坚持对古史分期的见解，在近代维新派大受贬低的情况下，讲出戊戌维新是近代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话，在“左”的思潮泛滥的形势下，敢于挺身而出，“保”帝王将相，“保”王朝体系。他自己是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奠基者，长期担任近代史研究所的所长，对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以前的历史阶段如何划分，几次发表文章，主张分为四个时期。当刘大年等几位长期在他身边工作的学者准备写一部近代史，并提出按照三次革命高潮分期的时候，他完全赞成照这些学者的看法去写，“认为没有必要统一于一种说法”。[7]他的身体力行，对于史学界开展百家争鸣，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四、基于表现时代精神和民族风格而产生的强烈共鸣 

以上所谈三项，以研治中国历史作为毕生的学术取向，特别是把近代史研究作为治学的一个重点之形成，确立以唯物史观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为毕生治史的指导思想，倡导和模范地实行百家争鸣的方针，都是范文澜30年治学中受到的毛泽东的巨大影响。以下进而要谈，毛泽东为何会成为范文澜的学术知音? 

自从范文澜到延安以后，毛泽东对他的史学研究一贯地予以关注，并多次给以充分的肯定。刚到延安，毛泽东便亲自把为干部编写中国通史的任务交给范文澜。开始时要求字数为十几万字，后来又充分尊重范文澜和其他参加编写的同志的意见，不限定字数，需要写多少就写多少。1941年秋，《中国通史简编》上册在延安出版，毛泽东高度赞誉，称为我们党在延安又做成的一件大事，说明共产党人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科学的著作了。他还建议以后写得篇幅再大些，写它三百万字左右，并评价说：“《中国通史》资料多，让人愿意看下去。”“文革”开始，陈伯达之流企图整垮、迫害范文澜，毛泽东则利用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范文澜这个场合，大声说：范文澜同志，有人要打倒你，我不打倒你。公开宣布对范文澜的保护。此后全国范围内“全面内战”，到处是“造反”和武斗，谁也不顾及“文化”，学术统统被踩在脚下，在这种情势下，毛泽东还记挂着范文澜的史学研究，特意派人传话，要他按照自己的写法，把中国通史写完。还有一件事也突出地说明毛泽东对范文澜学术工作的关注和支持。 

1958年4月28日，范文澜在《人民日报》发表《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一文，文章一开头便提出： 

讲历史，厚今薄古，本来是很自然的道理。现代近代的事情，最容易理解，也最有现实意义。可是，现在史学界的情况恰恰是薄今厚古，越是今的越不讲，越是古的越讲，这实在是一种反常的现象，是一种衰暮的现象。 

持厚古薄今论的人也有他们的想法，以为学术是独立的东西，牵涉到政治就失去独立性，就不成其为学术。讲古，不牵涉政治，所以是学术。讲今，总要牵涉到政治，所以不是学术。这种想法有道理吗? 

然后，他论述“厚今薄古是中国史学的传统”，举出孔子《春秋》、司马迁《史记》和司马光《资治通鉴》三部书，都有重视近现代史的特点。孔子《春秋》写鲁隐公至鲁哀公十四年共242年史事，是孔子的近现代史。司马迁一直写到汉武帝时代。《资治通鉴》虽然没有写宋朝的历史，但也写到五代。还讲到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派学者对现实政治问题的重视：江浙学人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创办《国粹学报》，以排满复汉为宗旨。在学报里，讲史学主要是宣传排满，讲经学主要是提倡复汉，这些谈经学史学的学术刊物，同时也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刊物。并得出结论说：史书自然有多种写法，“但是，明显地反映出当时政治生活的历史著作，究竟是史学的正常形态，是史学的主流，自《春秋》至《国粹学报史篇》都应是代表各个时期的历史著作。此外，不反映当时政治生活的史书，只能作为变态支流而存在。”[5]（Ｐ222—224） 

毛泽东在报上读了范文澜这篇文章，很是赞赏，过了10天，他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话，讲到范文澜这篇文章，心情仍然很兴奋，说：“范文澜同志最近写的一篇文章，《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我看了很高兴。（这时站起来讲话了）这篇文章引用了很多事实证明厚今薄古是史学的传统。敢于站起来讲话了，这才像个样子。文章引用了司马迁、司马光……可惜没有引秦始皇，秦始皇主张‘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当然，我也不赞成引秦始皇。”还说：“这篇文章讲的道理很重要，研究历史的人应该注意。”[8]（Ｐ216）当时是举行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毛泽东在这样大规模的重要会议上以如此兴奋的态度讲话，这充分说明他对范文澜的文章是多么激赏! 

毛泽东一生最爱读书，他生前讲过：“我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他非常博学，尤其十分喜欢历史。少年和青年时代，他便认真学习《左传》、《史记》、《纲鉴易知录》、《通鉴辑览》等史书，对这门学问有浓厚的兴趣。1917年冬，他主持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校友会附设夜学，自己即安排担任历史教员。以后在从事革命活动，指挥战争，以及建国后领导全党全国的时代，他都利用一切空余时间博览群书，包括大量阅读历史著作。读书是他生活的第一需要和最大乐趣，又是他了解世界和领导革命工作的手段。在延安时，毛泽东和范文澜这两个酷爱读书的人就常互相交换书读。范文澜送给毛泽东的一套《笔记小说大观》，毛泽东把它从延安带到北京，至今珍藏在中南海故居书房里。毛泽东还曾介绍谢觉哉向范文澜借书，写信说道：“《明季南北略》及其他明代杂史我处均无，范文澜同志处或可找到，你可以去询问看。”[2]（Ｐ235）毛泽东故居藏书中有一部武英殿版的《二十四史》，从1952年购置以后，他经常阅读。他说：研究中国历史，必须扎扎实实把《二十四史》学好。这部卷帙浩巨的史书中，其中许多篇章，毛泽东都作了标点、断句，加了着重线和各种不同的读书标记，写了批语。有不少册的封面上，有他用不同颜色笔迹划着多次阅读过的圈记。还有些册的封面上，为了查阅方便，写满他注意的历史人物传记的篇目。他读得最多的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旧唐书》、《新唐书》、《明史》。特别是《晋书》，有三册的封面上写着：“一九七五，八”，有五册的封面上分别写着：“一九七五，八月再阅”，“一九七五，九月再阅”。笔画颤抖，却很清晰，是他逝世前一年亲笔写下的读书纪录。这一年，他不仅身体多病，非常衰弱，眼睛也动过白内障手术，视力极差，阅读十分吃力。医生劝他暂停读书，他根本不听，只得为他设计了特殊的单腿眼镜：左侧卧看书，戴没有左腿的眼镜；右侧卧看书，戴没有右腿的眼镜。正是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他以惊人的毅力读完了上述几册《晋书》。据参加过整理毛泽东故居藏书的同志讲，这部《二十四史》，自购进起，到70年代生命历程结束，无论在京或外出，无论健康或生病，他都用了相当多的时间，锲而不舍地读它，几乎全部通读过，重点部分还读过二三遍甚至四遍。[9]毛泽东还很重视《资治通鉴》这部名著。他的藏书中，线装本和点校铅印本两部《资治通鉴》，都有他认真圈点批注的手迹。毛泽东床头放着的一部，已经被他读破，许多页用透明胶带粘贴过。毛泽东晚年曾对护士讲，这部名著他读过17遍，每读一遍都获益匪浅。《资治通鉴》写政治军事多，经济文化少，是因为：中国的军事家不一定是政治家，但杰出的政治家大多数是军事家。尤其是改朝换代的时候，不懂军事，你那个政治怎么个搞法?《资治通鉴》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10]建国后整理、标点《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绘制《中国历史地图集》几项大规模工作，都是毛泽东亲自提议的。 

毛泽东酷爱读史书，阅读范围广泛，他的历史知识丰富、精熟，简直罕有其比，在他的文章、讲话中，引用了许多历史人物、事件、典故，随手拈来，无不恰当、精辟。1936年底所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为了论述以弱胜强的作战原则，举出历史上七个有名的战例：齐鲁长勺之战，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1948年11月4日，人民解放军逐鹿中原，解放了河南省南阳。毛泽东亲笔替新华社写了一则消息报导，题为《中原我军占领南阳》。在这篇千余字的新闻中，他一开笔就写道：“在人民解放军伟大的胜利的攻击下，南阳守敌王凌云于四日下午弃城南逃，我军当即占领南阳。南阳为古宛县，三国时曹操与张绣曾于此城发生争夺战。后汉光武帝刘秀，曾于此地起兵，发动反对王莽王朝的战争，创立了东汉王朝。民间所传二十八宿，即刘秀的二十八个主要干部，多是出生于南阳一带……”。这一段文字，由今及古，勾画了南阳这一兵家必争之战的战略地位，突出了我军攻占南阳的重要意义。1958年3月，毛泽东所写《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提纲》，讲要树立势如破竹、高屋建瓴的精神状态，说：“从古以来，创立新思想、新学派、新教派的，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他们一眼看去就抓起新东西，同老古董战斗，博学家老古董总是压迫他们，而他们总是能战而胜之，难道不是吗?”[11]然后举出中外大有作为的历史名人为例，有：青年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学问，青年列宁的学问，青年黑格尔，青年达尔文，青年牛顿，青年孔夫子，颜渊、曾参、贾谊、诸葛亮、王弼、玄奘、惠能、李世民，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孙中山、章太炎、邹容。同年5月，他所写《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提纲》，再次讲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世界是青年的，长江后浪催前浪，譬如积薪、后来居上”。[10]（Ｐ195）又补充举出历史上甘罗、刘项、项羽、韩信、释迦、岳飞、王勃、李贺、周瑜、孙策等人物为例。毛泽东具有如此渊博而娴熟的历史知识，又在党内处于这么高的地位，他能赞许范文澜的著作资料多，内容丰富，让人愿意看下去，是极其难得的，他不愧是范文澜学术上的知音。 

当《中国通史简编》在延安开始编著、范文澜向毛泽东请教如何写法时，毛泽东曾答复他：用“夹叙夹议”的写法。28年后，毛泽东派李讷传话，希望范文澜按原先自己的写法将《中国通史简编》写完，这是在经过“文革”这场确确实实“史无前例”的地覆天翻的“运动”之后，针对包括学术观念在内很可能与以前正常情况完全背离的情况之发的，等于重申“夹叙夹议”的主张。毛泽东本人对历史有过许多极精彩的评论。他读《史记·高祖本纪》有这样地批语：“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12]1962年，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中心讲民主集中制问题，强调党委领导是集体领导的原则，不能第一书记个人专断，那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并说：“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13] 

毛泽东对刘邦、项羽的评论，无论对做政治工作的人和从事研究西汉历史的人，都有宝贵的启发意义。毛泽东还常常讲到贾谊，称他为“英俊天才”，特别赞誉他所写两篇名文《过秦论》和《治安策》中对历史问题和西汉社会现实问题的卓越的见识。1958年4月，毛泽东写信给他的秘书田家英，说：“如有时间，可一读班固的《贾谊传》。可略去《吊屈》、《服鸟》二赋不阅。贾谊文章大半忘失，只存于《史记》的二赋二文，班书略去其《过秦论》，存二赋一文。《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读。”[8]（Ｐ45）贾谊在《治安策》中所论述的都是汉文帝时国家政治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问题，而敢于大胆直言，痛陈利害，说明当时朝廷上有一种鼓励直谏、广开言路的风气，贾谊本人尤其具有为国家民族利益不顾个人祸福、敢于直陈无隐的风格。这正是毛泽东所特别称道的当时“有一种颇好的气氛”，他在贾谊的政论中受到启发，作为最高领导人，他当时很向往形成一种开明的、民主的，让大家畅所欲言的气氛。毛泽东对西汉名将赵充国也有精辟的评论。赵充国是武帝、宣帝时驻守西北边境的将军，宣帝时他在河西为了招降西羌提出屯田策略12条，主张不要冒险轻进，扩大事端，应让戍卒平时垦田，战时出征，解决远途运输和费用浩巨的困难，以逸待劳，对羌人慑之以威和抚之以诚，达到胜利平定的目的。开始时，汉宣帝本人和大多数文武臣僚都主张出兵穷追，不采纳赵充国的计策，皇帝还对他严词责备。由于他出自忠于国家的至诚，坚持说理，力陈利害，终于使多数大臣从反对转为赞成。毛泽东对《汉书·赵充国传》中篇幅甚长的详尽记载加了许多圈点、划线和重点符号，写了“说服力强之效”的批语，说明他对赵充国的勇气、谋略和功绩的赞赏。50年代末，毛泽东和他的老朋友、历史学家周谷城在中南海游泳池游泳，出水后休息时，两人并肩坐在遮阳伞下谈今论古。毛泽东手里拿着一本线装书《汉书》，翻到《赵充国传》时说：赵充国主张在西北边疆屯田，这个人很能坚持真理，坚持正确的主张。他的主张在开始时，赞成的人不过十分之一、二，反对的人达十分之八、九；到后来，他的主张逐渐被人接受了，赞成的人达十分之八、九，反对的却只有十分之一、二。真理要被人接受，总要有个过程，无论是过去和现在都是如此。[9]（Ｐ50—51）不必详举其他例证，从上述对刘项、贾谊、赵充国的评论已突出地说明，毛泽东不愧为评说历史的高明的行家。他的论说有两个特点。一是对祖国悠久的历史有深厚的感情，对于有卓越建树和非凡谋略的人物充分地肯定，他的论说寓含着深刻的哲理。二是着重阐发历史遗产中具有民主性、人民性和智慧过人、具有辩证法的东西，将之特别彰显出来，赋予古代的智慧以新的意义，为今人提供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借鉴。范文澜的史著在观点、认识上与毛泽东是息息相通的，他的历史主义的态度，成功地运用了“夹叙夹议”的方法，站在人民的立场，指点江山评论千古，有许多深刻的思想和精辟的见解，因而受到毛泽东的赞赏。 

毛泽东和范文澜长达30年的友谊，基础异常深厚，他们既是各自在政治领域和学术领域，代表了20世纪中国的时代精神，又同样具有浓厚中国民族的特色，因此彼此在精神上保持着强烈的共鸣。毛泽东提倡中国作风、中国气派，范文澜的作品正是代表这种风格的上乘之作。他和毛泽东一样，精熟于古代的名家名作，对古典文学有高深的素养，本人且擅长于写古文，又善于从当代汉语和人民大众化的语言中吸收丰富营养，因而他的著作既有鲜明的时代风貌，又有厚重、洗炼、生动的风格，气势磅礴，文采斐然。范文澜很敬佩毛泽东诗词恢宏的意境、深邃的思想和高超的驾驭语言的能力。1946年秋，他在晋冀鲁豫解放区，读到毛泽东著名的词《沁园春·雪》，为毛泽东抒发的雄伟的意境和词的高度艺术成就而欣喜激动，写了《沁园春译文》发表在《人民日报》，表达他对毛泽东的非凡胸襟和才华的景仰，恰恰又通过这篇译文，表达了范文澜本人的文学审美情趣和高超的文字功力。 

毛泽东和范文澜长达30年的友谊还有一点巧合的地方：他们两人同岁，都出生于1893 

年。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2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3—534. 

[2]毛泽东书信选集[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63. 

[3]毛泽东选集：第3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01. 

[4]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49. 

[5]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208—212. 

[6]刘大年.《历史研究》的光荣[Ａ].刘大年历史研究论文选集[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刘大年.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序[Ａ].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15. 

[8]王子今.毛泽东与中国史学[Ｍ].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216. 

[9]张贻玖.毛泽东读史[Ｍ]，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24. 

[10]陈东林，郭金荣.毛泽东读《资治通鉴》[Ｎ].人民日报，1991-11-23. 

[1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6. 

[12]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121. 

[1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23. 

（文章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2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