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过程中，不少学者对形成有中国民族特点的历史评价体系作出了贡献，其中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成就最为出色者，要推范文澜、翦伯赞和嵇文甫。范文澜有关历史评价的论述，不仅包含在其《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上册）中，还见之于他的许多理论文章。范文澜以其对史料的熟练掌握，对唯物史观普遍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深刻理解，尤其是对中国历史贯通性的深入研究，为历史评价作出了十分精到的论述，深刻地揭示出历史问题的本质，具有突出的警策力量和启发意义。概括来说，他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论述历史评价问题。
第一，以历史主义原则评价历史人物。
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原则是，评价历史上的人物、事件、制度等时，应该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考察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下是否起到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是否符合当时民众的利益，而决不能以现代的标准去要求他（或它）。评价历史人物是否有贡献，同样应放在他所处的时代，看他是否比前人提出了新的东西，而不是看他是否符合今天的要求。范文澜坚持以历史主义评价人物、事件等的态度是一贯的，多次以十分鲜明的态度发表意见，在史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50年代初，他接到一封读者来信，信中认为，三千年来的封建统治阶级中没有一个好东西，朝朝代代都是坏蛋坐江山[1]。范文澜随即请助手漆侠撰写了《正确认识历史上的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王朝》一文[2]，旗帜鲜明地提出应该以历史主义的态度，肯定封建王朝和封建统治阶级及其杰出代表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1961年，范文澜针对当时学术界和社会上流行的“左”的思潮，连续在重要会议上发表讲话强调坚持历史研究的正确方向。这年春天，他在首都纪念巴黎公社9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发言严肃地指出史学界存在着离开史实、抽象地宣读理论的严重问题。5月，范文澜又在纪念太平天国革命11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针对当时史学界流行的“打破王朝体系论”和“打倒帝王将相论”进行严厉的批评，强调要透过这些论调貌似“革命”的表象，认识其对史学研究的危害坚持严格的历史主义。他指出：“阶级社会是由互相对立着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构成的打破王朝体系，抹掉帝王将相，只讲人民群众活动，结果一部中国历史就只剩了农民战争，整个历史被取消了。”“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是劳动群众的历史’，这本是真理，但是把它绝对化、片面化，只承认历史上的劳动群众，不承认历史上的帝王将相，这就成了谬论。这种谬论应受到大家的反对。”[3]
范文澜是新中国史学界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治学严谨，深知离开具体史实、离开扎实的史料基础所形成的历史认识，只能是谬见妄说；同时由于他经受过革命熔炉的考验，深知教条主义拿现成公式到处乱套，不但是革命的大敌，而且是学术研究的大敌。因此他自始至终坚定不移地守护着历史主义这个阵地。即使拿延安版的《中国通史简编》来说，也体现出著者注意以历史主义为指导来评价历史人物的特点。如范老评价孔子说：“中国是长期的封建社会，所以孔子学说的影响也是长期的。他是历史上伟大的教育家政治家，教育方面的成功比政治要大得多。他那种‘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不知老之将至’的精神，是应该学习的。他那种繁富的学说，在一定的批判之下，加以选择继承发扬，是非常必需的。”[4]这些论述显然符合历史主义的原则，至今读来仍有启发意义。建国以后，范文澜认识到自己以前对唯物史观的运用有不够成熟的地方，特别是因要暴露统治阶级的罪恶，而对历史上帝王将相有成就的一面论述不够，这说明著者对于理论的掌握和史实的分析都达到了新的高度，故其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中的历史评价比较成功地贯彻了历史主义的原则，分析评论更为恰当、公允。他认为秦始皇“在帝位十二年，做成了许多有利于统一的重大事业”[5]，“秦始皇所作上述事业，都有利于统一国家的形成，因之他也成为这个伟大时代的代表人物”[5]。范老称汉武帝“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有特殊功勋的伟大人物”[5]，又严正地批评他“对外连年大用兵，战争使国内各种矛盾都激化起来”[5]。将其放到他所处的时代分析：“通过汉武帝，农民付出‘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的代价，造成军事、文化的极盛时期。……这是历史上非常灿烂的一个时期，汉武帝就是这个灿烂时期的总代表。”[5]他评价唐太宗称帝，不是站在封建道德立场上，而是看大局，看其对历史的作用。“唐太宗杀李建成、李元吉，对本身说来是必要的自卫，对国家说来是有利于大局的行动。”[6]他称帝后，视隋朝为一面宝鉴，“他认识到要巩固自己的统治权，就必须不得罪民众，这是他取得贞观之治的根本原因，也是被称为英明的封建皇帝的根本原因”[6]。范老认为，在封建帝王中，唐太宗是最善于纳谏的一人[6]。他能知人，又能用人，是历史上少见的明君[6]。“贞观时期确实做到‘中国既安，四夷自服’，文治和武功都达到空前的盛况，唐太宗也就成为空前成功的皇帝。”同时，他也指出唐太宗由于功业的巨大成就而在晚年产生了骄矜心和享乐心[6]。这些评价都贯穿了历史主义原则，其分析客观而全面。
范文澜评价历史人物之所以能做到精到而富有新意，还由于他在以下三个方面对历史主义原则创造性地加以运用。一是着力对集功过于一身的历史人物作深入的具体分析。如对唐玄宗，他指出，“唐玄宗在开元年间，是励精求治的皇帝。……取得成就以后，便精疲力尽，骄侈心代替了求治心。唐朝到开元时期才达到极盛的顶点，也就在这个时期的季年，造成了天宝时期的乱源”[6]。开元年间，唐玄宗为求国内的安宁，曾表现出卓越的政治才能，主要表现在用人和纳谏上。“可是，他纳谏非常勉强，这些直臣都因忤旨被罢免，不能久居相位。……他在位年久，骄侈心压倒求治心，想要一个顺从意旨的人做宰相，自己可以纵情享乐，老奸李林甫因此被用来代替张久龄。”[6]谏诤的路被李林甫断绝，开元之治就转向天宝之乱了。这些论述，既是对唐玄宗功过的深刻分析，也是对唐朝由盛到衰这一历史转折的精到概括。对于武则天，书中在总体上称她是“刚强机智的政治家”[6]，“贞观时期所取得的成就———统一和强盛，在武则天统治的半个世纪里，得到切实的巩固，这是她对历史的贡献”[6]。同时也写她残酷统治、手段狠毒的一面。二是发掘新史料，拓展评价历史人物的视野。延安版《中国通史简编》论述南宋进步思想家所著的《伯牙琴》时，高度评价了其猛烈批判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官吏罪恶的意义。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在文学艺术上是一代新风气的提倡者。隋代一章评价隋文帝尤为值得注意，范文澜认为这位在位24年的皇帝在政治上多有成就，对结束西晋末以后将近300年的乱局有重要的意义。他发掘了许多有价值的材料，论述隋文帝躬行节俭，奖励良吏，严惩不法官吏，对前代各种制度斟酌损益，创设官制、礼乐、刑律、兵制、科举、度量衡等项制度，为唐朝以后历朝所延用。三是运用比较研究方法，推进评价历史人物的深度。如书中对晋元帝司马睿和宋武帝刘裕的比较，对唐代韩愈和柳宗元在古文运动中不同风格和地位的比较，都是很成功的例证。
第二，尊重史实，从加强各民族团结友好的高度评价历史上的民族关系。
范文澜非常重视论述各民族在共同开发祖国过程中的贡献，指出“依据历史记载，共同开发中国的各民族，一般说来，汉族最先开发了黄河流域的陕甘及中原地区，东夷族最先开发了沿海地区，苗族、瑶族最先开发长江、珠江和闽江流域，藏族最先开发了青海、西藏，彝族和西南各族最先开发了西南地区，东胡族最先开发了东北地区，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纥、蒙古各族先后开发了蒙古地区，回族和西北各族最先开发了西北地区，黎族最先开发了海南岛，高山族最先开发了台湾。所以按照汉族今天居住的地区看来，似乎中国领土的极大部分都是汉族所开发的，其实，其中不少地区最先开发者，却是已经消失了的和现实存在并发展的许多民族。事理很显然，中国之所以成为疆域仅次于苏联，人口在全世界各国中居第一位，历史悠久，延续不绝，在全世界各国中也居第一位的伟大国家，首先必须承认，这是构成中华民族的各族男女劳动人民长期共同创造的成果。”[7]这些论述事实确凿，论据坚实，观点正确，因而深得史学工作者特别是民族史研究者的赞扬，40余年来被广泛引用。同时，他论证了历史上民族斗争与融合同时并进，民族斗争是民族融合的必然过程，最终的必然趋势是实现融合这一规律。他通过对大量史实的分析，指出历史上的民族融合，规模最大的有三个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十六国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以后，辽、金、元、清四朝融合的规模大小不等。）
由于明确地以上述观点为指导，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将少数民族的历史置以重要地位，充分肯定少数民族杰出人物对历史的贡献。如书中详述魏道武帝“是有力地推动鲜卑社会前进的积极人物。他灭后燕国，建立强大的魏国，为结束十六国长期混乱、统一中国北部作了准备，在这一意义上，他对中国历史也是有贡献的”[5]。对魏太武帝拓跋焘的评价是，他“消灭十六国割据的残余，统一了整个黄河流域，对中国历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5]。对周武帝宇文邕，书中从解放奴隶（及杂户）、勤政爱民、赏罚分明、选拔贤才、生活朴素等多方面予以肯定，并称他是“解脱了鲜卑旧俗，真正接受汉文化优良部分的英明皇帝”[5]。到了唐代，西藏高原出现了吐蕃国，漠北出现了回纥国，云南出现了南诏国，书中特地辟出三章分别予以论述，共计有9万字。在通史著作中，以这样显著的地位和充足的篇幅叙述一个时期少数民族的状况，确实有首创的意义。如此翔实地记载少数民族的发展情况和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大大丰富了通史的内容，提高了它的科学性，也证明了各民族共同创造伟大祖国的历史这一真理，具有增进民族间友好感情和加强民族团结的重大现实意义。范文澜评价松赞干布不仅是藏族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也是中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正是由于他创造文字，制定制度和法律，与唐和亲，吸收汉文化，“原来寂寞无所闻见的中国广大西部，因强有力的吐蕃国出现，变得有声有色了。这是吐蕃历史的大进步时期，也是中国西部居民开始参加历史活动的时期”[8]。正因为范文澜着眼于反映历史上各民族的共同进步，肯定历史上各民族联系的加强和逐步的融合，故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对于为促进民族和好、密切民族间联系的汉族人物所作的贡献，予以大力表彰。范文澜说：“张骞……带来了有关远西诸国的新消息，从而促成了东西文化的交流，他的生还，是人类历史上一件值得纪念的大喜事。”[5]其后，“汉文化随着这些使官广泛地传播到遥远的西方”[5]。范文澜还充分肯定了班超父子对恢复西域各国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及促进东西文化交流的贡献。书中从汉族的自卫和发展、西域各国民族利益和促进人类文明发展三个方面，高度评价了班氏父子立功绝域的意义[5]。范文澜在书中所作的记载和分析，无疑是我们加强民族团结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他描写的疏勒国、于阗国王侯大臣为坚留班超在西域而号泣，甚至自刃的场面，生动地说明今新疆广大地区在汉代就与中原休戚相关，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强大向心力和凝聚力，正是我们胜利地穿过狂风暴雨，历经劫难而不断壮大的力量源泉。
第三，更可贵的是，范文澜能从具体历史人物、事件上升到一定的高度，以一种中国史与世界史联系的眼光，对历史演进的一些重要问题加以评析，揭示其本质。
如关于汉民族形成的问题，范文澜认为汉族自秦汉时期起就已开始形成为一个坚强的民族。斯大林曾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等著作中，论述民族的形成应当具备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有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这四个条件[9]，并认为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时期是没有而且不可能有民族的[9]。在20世纪50年代初，斯大林的话具有无上的权威。然而范文澜认为，斯大林的论断是根据欧洲的历史作出的，从欧洲资本主义民族形成的历史来看，无疑是正确的。但根据中国的历史分析，自秦汉起，形成民族这一稳定的共同体的四个条件已经具备了，“因为自秦汉起，汉族已经是一个相当稳定的人们的共同体”[9]，“汉民族在资产阶级产生以前，早就是坚强的民族”[9]。他的这一论断当时曾受到不少人的责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60年代，其汉民族形成的结论已基本上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几十年后著名史学家、民族学家白寿彝在他主编的多卷本大型通史中亦接受了这一观点[10]。又如，范老论述明清时期对外关系的演进趋势，以至于鸦片战争发生的原因时认为，郑和七次下西洋“确是中国古代史上一件动人的壮举”[11]；但另一方面，与葡萄牙人开发新航路相比较，郑和下西洋并未促进中国国力的强盛和社会的进步，其作用甚至是消极的。书中对此所作的比较发人深省：
欧洲人航海是适应了当时商业资本发展的需要，含有进步意义，郑和航海，主要是求满足皇帝“万国朝贡”的侈心，……所以欧洲因航海通商，收得社会向上发展的效果，中国航海通商，反招致民穷财尽的怨声。[11]
范文澜进而论述，由于明清两代持续实行海禁和闭关政策，而此时世界历史已经逐步走向东西方势力接触的新格局，中国的对外关系便越来越严重地陷入被动落后的境地。长期的闭关政策，使清朝统治者对西方世界及其侵略意图懵然无知。“老朽的中国封建社会与新兴的英国资本主义不得不用战争来比赛彼此的力量”[11]，“英国和清朝都不惜一战，……鸦片战争不能不爆发了!”[11]范文澜对明清封建王朝实行的对外政策和中国与西方殖民者的矛盾所作的深入评析，令人信服地告诉我们：近代中国的苦难命运，正是由于上述状况和矛盾所决定的，有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中国要防止被动挨打局面的重演，就必须记取历史教训，实行改革和对外开放，奋发自强。
还有评价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如果从西周算起，至鸦片战争的爆发，前后共延续了3000年。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因为欧洲的封建社会只延续了1000年。因此，评析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就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问题。范文澜从两个层面作了探讨。首先是评析生产力发展迟缓的原因，这包括三项内容：因为传统的个体小农使用的是细碎的、粗陋的农具，尽管农业工具和农业技术也在改进，但不可能达到质的飞跃；封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破坏，包括残酷的剥削使生产力萎缩、频繁的战争和屠杀破坏生产等原因；以及工业生产力发展的迟缓。范文澜对第三项的分析更具理论深度，他认为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手工工场大致有三种类型：一是对外贸易的工场，如广州附近的纺织工场，二是提供日常生活品的工场，三是供少数富贵人享用的工场。这其中第三类有害国计民生，第二类无发展前途，第一类颇有进步性，但数量甚少，而且在外国资本主义倾销产品后便停止发展了。通过对生产力状况多角度的考察，范文澜最后得出“中国封建社会里一切生产力，一方面既还保有发展的余地，另方面自然不会有新的生产关系的出现，那末，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封建农业经济将遵循着老公式缓慢的进行”[12]的结论。
其次，与上述对生产力状况作多角度评析相结合，范文澜还分析了封建的政治、文化所起的作用：“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世界上第一等的几乎牢不可破的封建专制制度，在这个总制度里面，包含着各式各样阻挠社会发展的小制度，如各朝代共守的重农（地主）轻商制，如秦汉以后的土地自由卖买制，如两汉以后的儒学独尊制，如隋唐以后的诗赋取士制，如明清两朝的八股取士制。诸如此类的小制度，服务于总的封建专制制度，使它更加巩固而有力。”[12]范文澜的这些评析，是从大量史实中归纳和概括而来，并贯穿了中国史与欧洲史比较研究的眼光。他的见解，不仅从生产力状况、生产关系的作用、政治制度和文化思想的作用等方面着手，推进了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的探讨，颇具科学价值，而且深刻地启示我们，要推进当今社会向更高阶段发展，就必须在发展生产力、改革不合理的制度和发展先进文化等方面作出不懈的努力，因而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王学典.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Ｍ].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72 73.
[2]漆侠.正确认识历史上的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王朝[Ｊ].新建设，1953，（7）.27－31.
[3]纪念太平天国革命一百一十周年首都史学界讨论六篇学术报告———范文澜发言说历史研究必须坚持严格的历史主义[Ｎ].人民日报，1961－5－31.
[4]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上[Ｍ].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97.
[5]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10；136；136；39；460－461；537；488；86；86；188 189.
[6]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第一册[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93；93－94；95；97；106；116；116 117；108；108.
[7]范文澜.中华民族的发展[Ｊ].学习，三卷（1）.
[8]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第二册[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490.
[9]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53；49；48；60.
[10]白寿彝.中国通史·导论[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43.
[11]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下[Ｍ].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642；643；793；791.
[12]范文澜.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107；104.
（文章来源：《淮阴师院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3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