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文如老师是才、学、识具备的历史学家。1938年秋我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第一年就选修了邓先生的中国通史，当时先生已值半百之年，体力渐衰，但每次讲课都竭尽全力的生动、熟练的讲解了高水平的历史知识。还记得先生讲西晋和南宋之亡时，述及匈奴贵族的入侵给汉民族带来耻辱和灾难，怀、愍二帝不仅被掳蒙尘于平阳，并在刘聪大会群臣时使怀帝著青衣行酒以羞辱之，同时讲到当时长安残破后人烟稀少、食粮匮乏的惨状；在讲到南宋之亡时，痛斥为蒙古贵族效劳的汉族败类，特别提及“宋张弘范亡宋于此”的民间石刻。时值抗战时期，北方已经沦陷，二百余各系同学聚集在阶梯教室，聚精会神地静聆先生激励人心的讲课，备受教育。先生是具有民族意识的史学家，他的教学感人至深，虽事隔数十年，我还是记忆犹新，终生难忘的。
先生对同学尤其对历史系学生的学习要求相当严，课后要整理听课笔记，还要用毛笔誊写清楚，交张玮瑛老师审阅。课外的请教，邓先生亦热情接待，获益更多。有一次我到先生居处（勺园）问治学之道，先生直言指出“天资差、要用功。”也就是勤能补拙的意思。问及课外读什么书，先生鼓励读顾炎武的《日知录》，可惜当时年轻，基础差，古籍可说是格格不入。对邓先生的《中华二千年史》则很感兴趣，尤其是那篇全书的《叙录》，曾学习多遍，其中重要部分已略能背诵。对于读史，先生重民族消长和经济盈绌，《叙录》说：“姑以外患论之，二千年来，外患未尝一日或息，轩黄胄裔危而复安、弱而能存、灭而再兴者，何莫非由群力群策得来，其艰难经历，非史事何由征之。”先生重制度，认为制度乃一代典则，盖藉以观其因革损益和政治良窳，更重生计之盈绌，认为读史的意义根本在此，《叙录》说：“民族兴亡，无不关乎生计之盈绌，今后经济关系或牵于外，或变于内，必更繁复，故欲参证史实，以一较其得失。自信斯编颇重事实。”这些论点至今仍可做为治史者的参考。
先生对正史和野史也有看法，《叙录》说：“正史为体例所限，往往不详，且成于后人，自不能尽得当时真相，野史佳者多足以补史阙，然正史据官书，其出入微，野史据所闻，其出入大，故取材野史，务须审慎，否则必至以伪存真，甚者以真为伪。”先生进而论及史贵有识和史贵求真，《叙录》说：“之诚亦欲纪民国以来事，二十年间祸乱相寻，皆身亲目击，或预知隐秘，然属笔而后，以质正于当事者则曲折尽异，且其所言，人各不同，然后信记载之难。今时报章所记载者若函电、若宣言、若命令、非不实也，果细究之，不唯事情曲折，无此简单，甚且有与事实相反者。”先生慨叹说：“杂史所载委曲详尽，正如报章纪事，·若学识不充，不能别择，妄加援引，诬蔑古人，其事尚小，贻误后者，其罪实大。”先生曾撰《护国军纪实》一文（原载燕大《史学年报》），为记载民国史事的佳作。此外，先生所闻所见尚多，但少有篇章问世，史事记载之难可见。回忆当年在校时，曾选修邓先生的民国史（家中上课），先生所知既多，畅所欲言，对当时之人物亦多所评论，如讲到袁世凯，除揭露其篡权称帝的丑事，还有声有色的述说袁世凯如何食用人参（生吃）的轶闻，在讲到蒋介石时，曾痛斥其专制独裁，并提及见过蒋的演说，先生叹曰：“天下乱矣!”对蒋介石，先生多年来是一贯反对的。
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燕大关闭，邓先生和其他老教授被执，先后在日本宾兵队和陆军监狱囚系达半年之久。先生在狱中，偶以吟诗自遣，凡得各体诗百余首，并名此诗集曰《闭关吟》，序文中说：“其辞率直不敢苦吟。……而一时意兴所托，言皆有物，他日视之，当留一段感慨，故遂不加润色以见真挚云。”《闭关吟》我是很喜爱读的，邓先生所赠送的一册我妥存了几十年，一直保留至今。由此诗集中，约略可以见到老师当时在狱中所受到的苛虐待遇，如《自警》中的一首：“两餐小米夹生饭，一枕黑甜半饿乡；此境人生不易致，生于忧患尔休忘。”先生在狱中思念家人，《钟声》：“犬吠鸡鸣时入耳，莺啼燕语总无声；五更惊醒还家梦，何处钟声伴月明。”诗集《闭关吟》最好能与邓先生遗稿《燕大教授案纪实》合印在一起，永久保存下来。
先生原居校内的勺园，燕大关闭后移居成府桑树园。先生出狱后，我随即前往看望，出西直门到海甸，然后绕过燕大的围墙到成府，当时成府的倪记饭铺还没有关（在校读书时，常到那里吃焦炒饼、焦炒面和炒杂拌之类），邻近还有一家铁铺（掌柜的是家乡人），从他们那里打听到桑树园所在地，我到了邓先生的寓庐，看看时间已近中午了。在邓先生家见到了老师，问我怎样来的?我说从城里走着来的。学生在老师出狱之后由城内步行去看望他，对老师也是个安慰。邓先生留用午饭，饭后稍坐随即告辞。到1950年秋我离开燕大回津任教，几年后做了天津师范学院历史系的教师，先生知道以后表示欣慰，这是老同学间接告诉我的。近一、二年先后读了邓先生所撰的《清诗纪事初编》和《燕大教授案纪实》，对已故的邓文如老师，倍感亲切，仅书此文，表示深切的怀念。
1987年4月
（资料来源：邓珂编《邓之诚学术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