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姓邓，名之诚，号明斋，又号五石斋，文如其字。原籍江苏江宁。以清光绪十三年十月十五日（公元1887年11月29日）生于成都，1960年1月6日卒于北京，享年七十有三。清道光年间闽浙总督邓廷桢是其曾祖。祖名文基，字竹芗；父名栻，字小竹。同、光之际，先生之祖与父均游宦川、滇。先生于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侍母自川入滇，自后随宦小竹公，遍历滇中。比遭孤露，久滞昆明。先后客滇十有八载。
先生儿时就傅喜读书，耽文辞，曾毕业于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法文科。稍长抵滇，随小竹公赴东川、蒙化、腾越、开化、广南、云南诸府任所，略习六代书史，得自庭训居多。继而考入云南两级师范学堂，中分文武两科，同时考入者，有李印泉（根源）先生。李身材魁梧，体力过人，专习军事；而先生文弱书生，禀赋岐嶷，专攻文史。俱各年少气盛，豪迈不羁，咸抱经世致用之志，虽一文一武，而最称莫逆，至老而弥笃。先生在校，品学兼优，试辄冠曹。
先生既毕业，以弱冠之年，担任《滇报》社编辑，主笔政者数年，时值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故对国内外政局以及地方应兴应革事宜，多有论述，辄为时贤所赞许。年二十三，受聘于昆明第一中学，教授史地课程者又数年，不特于历代史地之学，博闻强识，如数家珍；而且对当时朝野政局及世界各国形势亦莫不洞悉其得失利弊。但先生所最瞩目而又最感切于怀者，厥为清政府政治之腐败，完全被当时昏朽无能的满洲宗室王公亲贵所把持，成为爱新觉罗氏一家的封建专制独裁；而环视四邻，列强虎视耽耽，得寸进尺，势在垂涎瓜分，深恐我行将有亡国灭种之祸。故对其时从事推翻清政府的革命党人的地下活动，先生均解囊相助，有时还为掩护革命志士逃脱虎口而甘冒风险。辛亥革命前夕，先生亦挺身而出，与同班学友李印泉、邵次明、李西原等多人，为加速推翻清朝政府的革命活动，不辞辛苦，四处奔波，几达一年之久。即在武昌起义以后，先生仍兼报社工作，撰写过多篇政治性文章，高声欢呼辛亥革命，热忱不懈。自袁世凯窃国，先生于1916年自滇入蜀，又积极参预护国军运动，并谒见了革命领袖孙中山（文）、黄克强（兴），以及护国军统帅蔡松坡（锷），同时会见了倒袁督军唐冥赓（继尧）、陆干卿（荣廷）、陈二庵（宦）；汤住心（芗铭）等人。其中与二庵先生为忘年交，意气相投，嗣后又同寓北京二十余年，论学谈艺，知人论世，始终过从甚密。
先生与江阴缪筱珊（荃孙）先生同婚于成都庄氏，为姑侄辈（先生夫人庄宛如女士卒于1955年）。1917年先生自蜀出鄂，沿江东下，始返吴中。同年秋，贽见缪先生于上海虹口联珠楼寓所，倍觉亲切。适以叶浩吾（瀚）先生之介，应聘于北京大学，先生乃浮海北上，缪先生亦为议清史事抵京，同寓都中者数月，得时相过从，深蒙奖许。当时国史馆初改为国史编纂处，隶教育部，以北京大学校长蔡孑民（元培）先生兼任处长，礼聘屠敬山（寄）、刘申叔（师培）、叶浩吾（瀚）、童亦韩（学琦）、蒯耕崖（寿田）、孙季凡（诒棫）诸先生为国史纂辑，而张蔚西（相文）与先生任民国史纂辑。是时，先生尝欲编纂民国以来诸大事，成一专书，自以为廿年间祸乱相寻，泰半身亲目睹，或且预知隐秘，应易于属笔，终以其时当事人大都健在，个中曲折，是非恩怨，言人人殊，迄未克以一人一手之力成之。
稍后，先生又出任北平《新晨报》社总编辑者几一年，曾一度逐日撰写社论，大抵为斥责当时柄国者独夫专制祸国殃民之篇。事后剪贴裒辑，成两巨册，题名曰“千金簿”，先生对之，意颇自矜。从1917年至1928年十余年间，先生亦尝往来南北，得交章太炎（炳麟）、杨沧白（庶堪）、李仲公（以字行）、龚镇洲（振鹏）、叶誉虎（恭绰）、陈公穆（庆稣）、张孟劬（原名采田，后改尔田）、费闰生（行简）、尹石公（炎武）诸先生，诗文酬应，鱼雁时通。
先生于民国十年（1921年）前后，专任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后兼任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史学教授。1928年先生之所以就教于燕京大学，乃由于国史编纂处同人叶浩吾先生为之转介于燕大文科学长洪煨莲（业）先生，而洪先生之识叶先生，又由于燕大法律系主任郭云观（闵畴）与洪先生为在美同学挚友，郭、叶又为至交之故。从1930年秋起，先生就聘于燕京大学历史系讲学，敛锷藏锋，潜心书史，专以授徒著述为职志，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为止，前后教授燕京大学二十有三年。其始，先生兼任北平师范大学和辅仁大学史学课程，专任燕大以后，遂于1931年秋，从城内迁居西郊，初住原燕京大学（今北京大学）三号。与邻居张孟劬先生及洪煨莲先生时以诗词相投赠，稍后择其佳者，印有《槐居唱和集》，得诗四十一首、词一首：而以先生得诗二十四首为最，其中殊多兴怀感时之佳作。初只单印一百册，流传不广；后应清华大学吴雨僧（宓）教授之请，以《槐居唱和》为题，刊布于《学衡》杂志第七十九期。随于1933年秋，先生再迁居于燕京大学南门外冰窖十七号（因今北京大学新建校医院，原房已拆除）。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四郊多垒，抢劫时闻。同年秋，先生迁入校内南宿舍勺园四号（原在燕京大学南门附近汽车房后面，今已拆除），一直住到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被日军占领。先生与洪煨莲、陆志韦先生等同被日军逮捕入狱，先生家口仓皇迁至燕京大学东门外桑树园四号。翌年夏，先生出狱后，即暂寓桑树园。此后数年是先生一生中生活最窘迫的时期，家无隔宿之粮，惟靠卖书及木具、典当、借贷以及戚友学生的接济，偶而刻印鬻字以得微资，维持十余口之家，仅免于冻馁。就是在这样艰窘万状、局促于斗室的情况下，先生一直拒绝替日伪工作，衣粗食粝，泰然处之，仍日以诵书自遣，不废吟哦，坚贞不屈，见重士林。1942年出狱后，最先写出囚居一百四十一日中默记于心之所咏各体诗一百零五首，题为《闭关吟》。后仿陆游《剑南集》例，将出狱后几年中续有所赋的二十余首，一并附录于书后，单本印行。又追忆狱中所受非人待遇的真实情状，纪述备极详尽，凡二万余言，题为《辛壬纪事》，即指1941年冬至1942年夏半年内被囚而言。四年后，复将原稿删去三分之一，改为《南冠纪事》于1946年刊于《现代知识》半月刊上。这一《纪事》，正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中严重摧残迫害中国文化学术界罪行的一个历史见证。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0月燕京大学复校，先生仍回校任教，并迁居今北京大学东门外蒋家胡同二号。1949年1月北平解放，直到1952年秋大专院系调整，先生得到党和政府的深切关怀和照顾，特准作为调整后的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唯不授课，仍任明清史研究生导师。后先生亦曾应中央高级党校之请，为党校三四位学员来家开讲明清史一课两三年，但大部分时间在家从事著述，以迄于1960年一月谢世为止。
先生从事教学工作，前后整五十年，先在昆明，后到北京，单就执教燕京大学而言，就有二十三年之久。中经囚禁几近半载，出狱后赋闲三年，生活艰窘，莫此为甚。而先生当时《口占桑园》二首：“老去耽书兴味长，陈编相对发幽香。人间万事书应备，只少仙人辟毂方。”“忧患多从识字始，著书亦只误苍生。如何午夜犹探索，和墨研朱直到明。”又寄怀洪煨莲先生一首，中云：“衣粗食淡平生愿，力果思精几卷书。老去心情怜我拙，年来愁困赖君舒。”足以想见先生处于最艰苦时犹孜孜不倦地埋头著述的高尚情操。晚年家居，不授课近十年，但旧日门人之登门请益、质疑问难者颇不乏人。先生教学的一生，为社会主义祖国培养了一大批文史方面的研究工作者，其中不少人成为海内外知名的专家。
先生博闻强识，治学谨严，对自己对学生都同样要求。先生讲课，条理清晰，娓娓动听，对每一历史事件，都能源源本本，究其消息盈虚，明其因果得失，剖析透彻，释疑解惑，发人深省之处尤多。每次讲课先生是不带讲稿的，只带笔记本上课，但在上课前不见客，不理事，一人静坐半小时至一小时，聚精会神作为上课的准备。既上课，口若悬河，一泻不止，遇到必须引用史书时，则随讲随写，拿粉笔在黑板上用端正行书写出，而且是一大段一大段地写出，既快又准确，一丝不苟，很少出错。学生在课堂听讲外，如果到先生家去问问题，那是最受先生欢迎的。先生认为在课堂讲课，必须照顾全面，每个学生程度不一，要求不同，接受能力也因人而异，所以，有机会和学生个别谈话讨论，因材施教，最便于解决每个学生提出的疑难问题，接触多了，彼此了解深了，也更便于引导学生向深广方面钻研。实践证明，先生这种不单靠课堂讲授，通过师生间的经常接触，耳提面命，是行之有效的一种教学方法。
记得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不久，先生十分有感慨地说：“庚子（1900年）以后迄民国成立，北洋派争权，可谓不生不死。北伐成功以后，竟为大言，专骛高远．不切事势，以致灾民数省，逾数千万人，外祸陡起，可谓生中求死。今后只有死中求生，万不可再从一线之生以求死。”于日常说：“做学问要老老实实，要脚踏实地地去做，不要弄虚做假，自欺欺人。要熟读几部最基本的书，每读一部，要从头到尾地读，不要见难而退，更不要半途而废。读完一部，再读第二部。先求懂，再求记。不但要写读书心得，更要记下那些不懂的和疑难的问题，以便随时向师友请教。如果这样做下去，日积月累，持之以恒，自然由不懂到懂，由少到多，学问就会大有长进丁。”先生记忆力特好。每当学生问到某书，先生能马上告诉你在哪—卷哪一页。一次谈到如何记忆的问题，先生曾这样说过：“这并不难。一个人的脑子就象一个储藏室，各色各样的问题和资料先得审查一下，然后分门别类，各归各类地把它们储藏起来。待要需用时再到各门各类去找就是了。”这是说学历史讲究有系统的归纳、演绎是非常重要的方法。先生又常说：“作为一个搞史学的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能读懂古书和能写好文章，两者缺一不可；多读和多写又是准备这两个条件的基本功。舍此而外，别无其他捷径可言。现在人往往看书得到一点心得，就喜欢轻易下笔，写文章发奉，而且爱‘是我非人，是今非古’，是其通病。别人、古人不是不可以批评的，但要多读些书，经过反复深思熟虑之后，再写文章也不为迟。”每当我们感到自己学识谫陋、功力浅薄时，先生虚怀若谷地教导我们说：“做学问哪有止境的时候？我教了好几十年的书，今天不懂的东西还多着呢!每年都要继续地学习，多看几本书，总要有点进步才成；如果不继续学习，一年之中没有一点点进步，那就糟了！你们自己知道自己不足，正是你们要求进步的表现。”先生逝世二十多年了，今天怀念先生的言传身教，宛然如昨，益增景仰爱慕之忱。
今就先生的一生治学，教授著述，辑佚印书，举其荦荦大者数端，分述如下。
北京旧为学术渊薮，人文荟萃治史学者尤众。先生之初来北京，周旋于名宿新进之间，并时有诗酒酬和。然无生性狷介，不轻许人，既不随声附和于主张一切复古的国粹派；对于主张全盘西化的革新派，亦不敢苟同。但有时感于忧患，喜抨击，多所触犯，更不为新文学运动改革论者所容，终受其排挤。当时学术界喜谈考据，蔚然成风，而先生游燕之暇，多读乙部书，兼及前人别集、笔记，凡二百余种，随手摘录，于1925年夏间，排比纂辑，成《骨董琐记》八卷。所辑举凡金石、书面、陶瓷、雕绣，尤详于明清两代的朝章国故，遗闻佚事，莫不兼综条贯，都七百余条，附有旁证，别加案语，印行于1926年；以后又成《骨董续记》二卷，摘录三百余条，再印于1933年；而《骨董三记》六卷，不下四五百条，则在1941年即已脱稿，迄未付印，直至1955年，连同正续两记合为《骨董琐记全编》，交由三联书店出版。遗稿《松堪小记》亦与三记体例略同，于1982年始刊布于《文史》杂志第十四、五两期中。《琐记》全书范围广博，对于考释古物，记述前朝史事，提供了不少资料。先生当时浏览所及，每毕一书，辄札记数条，但注所引书于某一条之首或末，后经分类编排，一书数条分置各类，不相连贯，错简脱漏亦在所难免，因而征引出处遂多不完备。
《中华二千年史》一书，都二百余万言。先生在国史编纂处于负责民国史纂辑之公暇，即已开始着手进行，先成《南北朝风俗志》一篇。后因在北京大学史学系开设中国通史一课，为教学需要，乃并力撰写，作为教本印行，名之为《中国通史讲义》。既至燕京大学后，先生复大力扩充补辑。乃仿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前编之旨，断自秦始。从秦以后，约分；秦汉三国为一时代，两晋南北朝为一时代，隋唐五代为一时代，宋辽金夏元为一时代，明清为一时代，厘为五卷。凡历六七寒暑，前后修改不下六七次。直至1933年秋，才完成宋元部分，明清部分迄未完编。先生《叙录》有云：“世无司马光之才，二千年之事，正史、杂史，次及史事记载、考证之书，浩如烟海，当如何纠集，而后不致贻误来学。”又云：“所采原书，遍加雠对，并细检书名、卷数、著者姓名，其他又小有是正。”“敢云实事求是，不欲自误误人，则可自信者也。”当时国事日亟，浅薄者废史不观不讲，先生尝谓“靖康之祸，昔人以为其原在于宋人之不读史”，用是苦心孤诣地提倡读史，读史必先读正史，旨在欲使青年学子通观历代兴亡史实始末，识其成败得失与诒谋臧否，庶几不至有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训。章太炎先生复书所云：“鄙人提倡读史之志，本为忧患而作。顷世学校授课于史最疏，学者讳其伧陋，转作妄谈，以史为不足读。”又云：“总由史部繁富，躁人不及审观，而又耻其不知，故不惮多为妄论以摧破之；今欲使学校中历史一课得以稍稍振起其事，益不可视以史书只宜于阅读，不宜于演讲也”，与先生提倡读史讲史之旨正复符合，足以互相发明。抗战前，先生这部《通史讲义》被商务印书馆选为“大学丛书”之一种，易为今名《中华二千年史》，先付排上、中两册，交由上海该馆出版，公开发行。中经太平洋战争，罢讲中辍者又数年。直到1955年，先生重理旧业，始将下册明清史部分补纂编成完书。先生初意明清史部分三十余万言足以了之，不意编成后，清史部分即逾六十万言，而所删削者已十余万言，尚未计在内，仍增多一倍，已无法再减。全书求明历代封建王朝治乱兴亡之迹，倡经世致用之学，总结封建统治者政绩谠论，藉供后人各取所需。善读者得产先生之以生民来世为怀，不善读者仅视为西洋式资料书之范本，近似推崇而实不悟先生述作之旨趣所在也。
先生于书无所不窥，尤喜钞书、印书；在执教燕京大学二十余年中，为燕大图书馆和哈佛燕京学社审核鉴定的善本、孤本、稿本或传钞本，不下数十百种。先后选出校印的有：《佳梦轩丛著》，手稿本，凡十一种，经先生考定，知为道光年间宗室奕赓所著。此稿初无总名，因其中偶署有“佳梦轩”字样，先生为题今名。我们知道，有清一代文网綦严，清人讳言当代事，于满洲习俗尤讳莫如深，并一代朝章国故亦甚少过问，有之亦语焉不详，更谈不上写成专书，公之于世了。象宗室昭槤所著《啸亭杂录》和震钧（后更名唐晏）所著《天咫偶闻》两书，最为诹清故者所称道，然比起奕赓亲身经历、闻见真切而写成的这部书来，似乎有好些地方又不止稍逊一筹而已。又如《万历三大征考》，传钞本，不分卷，一册，明末茅瑞征著。先生据《明史·艺文志》只著录《三大征考》而不及《东夷考略》，推断二书实为一书。时人有怀疑先生所推断为妄谈者，后来访知上海南洋中学所藏明天启刻本《万历三大征考》附《东夷考略》共二册，正是一书，得到了原书证实。又如《汪悔翁乙丙日记》，手稿本，系江宁人汪士铎于太平军既破南京后，留居城中，身亲目击，所记咸丰五、六两年的日录。字迹行草细密，讹夺杂出，殊不易辨认。先生躬身手订校正，并为之付印刊布。虽书中有不少诋毁太平天国的字句，如称“贼”或“洪贼”等，为了保持原书本来面目，不复代为删改。其中所记多为官书所不详，远比耳食余闻为可佐证，不失为研究太平天国历史的一部较有史料价值的参考书；而且该书洞彻世情，类多灼见，其论致乱之原，谓由于“应办不办之事，应杀不杀之人，充塞乎山林郡邑之间”，诚切中道咸间之时弊。又如《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四十一卷，明传钞本，董其昌撰。董以书法擅名，又有民抄董宦之事，后世鲜知其尝留心朝政大事。先生认为《汇要》一书万历一朝之事粲然具备，尤以所录兵事最详，吏、户次之，显然董所注目者东事之外，当为三大征之役，每事首尾胪列，议论亦较持平。1937年燕京大学图书馆为之校定刊布，供明清史研究工作者参考。他如明末人张萱所著《西园闻见录》，一O七卷，三山陈氏居敬堂抄本，先生亲嘱门人陈矩孙（絮）从闽中负载抵京，转让于蒸京大学图书馆者。这次整理付印，先生又据顺德李氏光绪年间传钞本加以一一对校，于1940年由哈佛燕京学社出赀付排，从而使这部只有少量几部钞本的书得以大量流传于世，而书中所纪多为今所罕见之书，不但可以和沈德符所著的《万历野获编》相媲美，其参考价值也许还要更大一些。至于先生自己印行的清末人胡延《长安宫词》和王闿运《祺祥故事》，均系当时人纪当时政局之大事，可以补证史文之阙，列为引《旧闻零拾》小丛书中的两种。就是在解放后五十年代，中华书局出版的明末清初人谈迁著的《北游录》以及康乾人萧爽龄著的《永宪录》，也都是由先生提供自己所藏的五石斋钞本。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于1958年排印的《锡良奏议遗稿》（手稿本），北京出版社于1982年出版的崇黻臣所著的《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传钞本）亦都是由先生提供的。先生一生与钞书、印书为缘，先后印书大小十数种，又屡为人校雠，且代之作序作跋，自己所藏钞本秘籍，也多付之排印，不稍吝惜。此事最足为法，不特表章往哲，彰阐幽微；更重要的是，保存了孤本，流通了古籍，为祖国文化学术事业做出了贡献。
先生治史，认为史学以纪载不先，纪载以近事为急，及今不述，后将征徵？民国以来，事之湮没不彰与夫浮夸失实的太多了；而一般史学工作者，明于察古，有昧知今，直笔不存，是非淆混，实不足以昭示来兹。先生生长川、滇，又足迹殆遍，熟悉西南各省军政界内幕错综复杂的情形，离滇入川之后，乃师王闿运《湘军志》所谓“不在表战功而在叙治乱得失之由”的宗旨，早年著有《西南纪事》，后改名《护国军纪实》，凡二万余言。先生以当时当地人的亲身经历，耳闻目睹，纪当时当地之人之事，故能详其发难原委及其彼此因果关系，并认为护国军运动这一历史事件是关系到民初北洋政府治乱升降之枢纽。此作实堪与《湘军志》相颉颃。写成后，先生自认其中事实仍有不完全符合之处，乃检民国初年《东方杂志》中《大事记》，以订正纪事中年月之伪。先发表于1935年《史学年报》第二卷第二期，后于1941年又收入为《旧闻零拾》中的一种。《纪实》外，又有专纪滇事之书，是为《滇语》。《滇语》撰写于抗战前燕居之暇，述其幼年遍历滇中各地所见所闻与所传闻其人其事，尤详于滇边诸少数民族的派支、分布及其生活、生产和习俗、信仰。先生于1942年出狱后又重新删定，颇自矜此作有独到之处，人物中亦颇有抑扬，唯文字摹六朝，去今太远，一时无从出版，乃亲自用端正小楷誊清一过，藏之于家。另有《至性集》一编，选自古迄清末至性至情之诗，亲笔写定四本，录数百家，都数千首，选择甚严，皆可诵之什。此选发轫于1934年至1935年间，先生以为事功出自性情，易俗在敦至性，欲事提倡真性情，藉匡时俗之始。此为未刊稿，系先生行楷亲笔写定，无第二本，后佚于闽中。
《桑园读书记》作于出狱后的1942至1944两年间，记中仅择录两年中所读的四、五十种书，集为一卷，都六、七万言。体例殆合提要、札记而为一，每一书必贯彻首尾，有可供参稽的，间附己见。十余年后，又重勘一过，复有增省，于1955年交由三联书店出版发行，为文史研究者细心读书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书中评论清代学术，每有独到之见，如论包（世臣）、龚（自珍）、魏（源），推重世臣，谓“魏、龚非其匹也。三人学术，各有门庭，亦以世臣较为质直，盖由多见通人，无惊世骇俗之见。至若宅心和厚，龚不如魏，魏不如包。文亦如此。”此所言学术质直，无惊世骇俗之词，又言宅心和厚，文亦如此，实即先生平日立身治学之准绳，不啻先师自道。
《东京梦华录注》写定于1958年，于195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早在二十年前，先生即着手作注，录于书眉及别纸，凡一二百条。书实未成，而世人多知先生有此注，每来怂恿付印，乃排纂成书，新注又得四五百条，引书一百五十余种，校出误字一百数十条，视前增三分之二。取材以宋人杂记为断；一、证闻，二、补遗，三、纠误。即以校勘误字而论，除本证外，也采用旁证。本注既以原刻为主，后此秘册、《津逮》、唐宋、《学津》各本不以后证前，况多臆改，故皆不取。孟元老这部书最不好读，断句以伎艺、饮食为最难，其他讹夺亦复不少，注释就更不容易了。此书出版后，引起国内外学者十分重视。当年日本学人有撰文作评，略谓校订失多于得，句读误至五十余处，注释亦有当注未注、注而不切且注错者不少。但日本人所评亦有说可两存者。前几年，国内亦仍有人写小文，有所指摘。其实此书注成后，先生自云：“能释者未及十之三四。”“虽力求不误，而误者必多。”又云：“不必求备，实亦无从尽备。然取舍颇具微意，不徒志美，亦以志恶。其一事两传则取其较为详确者，展转负贩则取其纪录较早者，世人或不免诋为支蔓，而不知摈而不取者多矣。”足见先生对著书的实事求是和认真态度，是谦抑为怀、非常矜慎的。
先生临终的前一年，还写成了一部书，也是先生最后的一部书，稿已交中华书局上海编辑部付排，尚未出版，先生已不及待而与世长辞了。这就是1965年才出版的《清诗纪事初编》。众所熟知，自唐以下，各朝诗都有《纪事》之作，先生此编正好填补了清代的这一空白。全书八卷，系先生根据三四十年中访求的七百余种顺康人诗文集所写成的。以明遗民列为前编，顺、康两朝则按作者地区又分甲、乙、丙、丁四编，共收作者六百人，录诗二千余首。本黄黎洲（宗羲）以诗证史之说，所录诗都属有“事”的篇什，不限于名家，而贵乎诗能记史外之事，故本书与以前各朝《纪事》之作名同而实异了。先生忘年知交杨子勤（钟羲）所著《雪桥诗话》正、续、余三编，刊于民国初年；郭啸麓（则澐）所著《十朝诗乘》梓行于抗战胜利之顷。两者均以诗存人，亦未始非为佳构，然皆不过遗老对胜朝眷恋之言。郭书在后，辑佚为劳，而吏识不逮杨著。今若以两者视《清诗纪事初编》，相形之下，先生史家之作与杨、郭遗老之篇，迥乎有别。至于徐竹村（世昌）所纂的《晚晴簃诗汇》，二百卷，所录六千余人，可谓洋洋大观。《诗汇》以《明诗综》为法，惜诗多泛采，又编次凌杂。徐所见专集虽不多，然亦有先生所无者。先生锐意搜罗，亦自认不易通观一代，即顺康时诗文集之泯没无闻者何限？今《初编》的六百篇小传，都六十余万言，皆为先生中岁以后精力贯注之作；所记各书均由目验，辨别审慎，间加纠正，于清初文献的考订帮助极大。至于先生就清初作者和著述所作评述，虽为文长短不一，对于清初八十年间的社会政治、学术思想和文学风尚所提供的丰富而又经过整理的资料，是有很大贡献的。先生即在交稿付印之后，又翻阅过王培荪的《目录》，发现王所藏清初人集部，为先生所未见者有一百五十种，但切要者不过十余种而已。先生认为，如能合之上海复旦大学所得刘翰怡（承斡）旧藏百余种，北京图书馆所得伦哲如（明）旧藏百六十种，加以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所藏五十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藏三十种，假以时日，使得从容采撰，则《清诗纪事初编》立可增至千人。惜各书分散各地，纠集不易，而先生自知年事日高，精力日减，故又认为，缥缃奇秘，分布南北，伏处荒郊，望洋兴叹，此事还须待之后人耳!
先生一生之治史讲史，要其大旨，端在昭示生民来世、消息盈虚之旨，盖兼史与子二者而皆有之。其所最服膺者，厥为颐亭林（炎武），亦每以“行已有耻，博学于文”教人；治生则“不耻恶衣恶食”；求学则“知类通达”，“温故而知新”；合群则“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教诫则“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先生素主述作，又深以亭林深自矜秘，不轻示人为法；且不乐于惟事考订，非不擅于考订也，无非以考订为平日读书之半，兼为随时写作之准备而已。所以于讲课与燕谈之际，屡屡以《日知录》为例，谓《日知录》每一条短的虽只有数十字，皆可供今人一二万言的长篇之作。又谓温公之于《通鉴》，许多考据，并《考异》亦不得羼入。世之称道先生者，谓先生熟于史事，兼知掌故；或谓先生博而杂，可称为杂家之学者：是岂真知先生者？其诋毁先生者，又谓先生清高自居，好批评人，尤其瞧不起今人。其实，先生不但瞧不起今人，连清代乾嘉学派也很少放在眼里。先生常说：“宋明人纪载之作，千载难继，不独赏其钻研功深，即翦裁之功何易企及？”“昔人志在今古，故重史事，明典章，知沿革。”是知先生之为人治学，先求其大者远者，务使所学能有裨益于国家兴旺、长治久安，民族生存、发扬光大。盖取法乎宋明人之上，贵在志切国计民生，验诸事功，而有似杜工部“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之咏也。
先生早年于书无所不窥，金石、书画、陶瓷、雕绣、印刻、板本、校勘、目录之学亦无不求精；平日讲课著书之外，尤喜买书、钞书、印书，得薪大半以偿书债。中岁以后，先生于1936年8月27日日记记云：“买书负累甚众，而无读书之益。今后决将由少买以至于不买。然后择版本稍佳可以悦怡者而买之，不在多也，多则累矣。即现有者亦将以渐廓清，庶乎博而反约。应力以书多装架为戒，或问学稍有进益乎？勉之勉之!”可见先生此时治学已由博返约，前此先生亦尝以南北朝史见长，自时厥后，则专致力于明清两代，而尤注意清初的研究，买书亦以顺康人诗文集为限。以先生所著书而言，《骨董琐记》特详于明清两代无论矣，即就《中华二千年史》考察之，全书二百万言，明清史部分七八十万字，几占全书一少半，而清史部分六十余万言，又占明清史部分四之三，占全书亦几三之一，其重视清史可知。再说钞书、印书，钞而已印者，已不下十数种，其中除董其昌、茅瑞徵、张萱三种为明人外，其余均为清人手稿本或传钞本，即董、茅、张三人亦均为明末之人；钞而未印者，尚有乾隆初年弘旺所著的《皇清通志纲要》、《元功名臣录》和《松月堂目下旧见》等书。今《松月堂目下旧见》已列入1982年至1990年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中，则专纪清初重要史事和人物的传记《通志纲要》和《名臣录》两书似亦应列入出版规划之中。至若《清诗纪事初编》一书的出版，虽在先生逝世六七年以后，而其搜罗七百余种的顺康间诗文集之勤，历四十余年之久；六百人小传的撰写时间，虽大部分写定于最后一二年，但合前后时作时辍计之，亦几三十年。其中有早有成稿而又重撰者，如《叶燮传》，先生昔年所作初刻本《已畦集跋》，颇得意，以为不须重作；后又新作一传，乃尽易之，先生所谓“不知孰胜也”。又如补撰的《张兆骞小传》，撰成之后，乃忆旧有此稿，只因旧稿贬多于褒，仍用新撰者。他如顾（炎武）、孙（奇逢）、王（夫之）、黄（宗羲）四传，先生畏难久未草撰，后始成之。今人或有疑《清诗纪事初编》中的前编所录明末人多至二百余人，冠于全书之首，系先生录以自况，颇有不满现实之嫌。实则此编历时三四十年，陆续写成，当卢沟桥事变之秋，先生序中明言：“遭逢变乱，念明清之际，先民处境，有同于我者，不识何以应变，乃取其诗时时观之，钦其节操，忧患中赖以自壮焉。”是先生以明人入清自况，乃是四十年以前之事，岂可移以比之于今日？先生序中亦明言：“是集之作，端资纪事。沧桑诸老，若概以清人目之，彼不任受也。然入清已三四十年，其诗皆作于清时，今采清事，自不能以其明人也而屏之，因别为前编，以示微意。”然则先生之著此编，旨在实事求是，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解放后的十年中，先生深得党和政府的关怀和照顾，又何尝再以明人入清自况乎？
总之，先生一生治学由博返约，中岁以后，专心致志于清史，而堪称为先生代表作者，首推《清诗纪事初编》一书。先生于诗最为当行，六百篇小传中虽有不少人无事可纪，但记姓名、籍贯；然绝大多数小传，言之有物，字字贯行，疏密有致，先生亦颇自矜许，置之古人著作中，亦足称独到之作，无多让也。
我等忝列门墙，垂三十年，学识殊少长进，实有愧于先师之诲诱。今追忆所及，敢以质正于世之深知先生者。
（资料来源：邓珂编《邓之诚学术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