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研究的现状
关于清史，是指从一六四四年，清朝入关建立全国统治开始，至一九一二年清朝灭亡为止，共二百六十八年间的这段历史。（清朝）入关前努尔哈赤至皇太极这一段时代，也属于清史的范围之内。但我现在介绍的，特指（中国历史学界对）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以前的清史研究状态。
清史，和我们所处时代比较接近，所以和当下的现实生活有密切关系。今天要深入研究（中国）诸如外交、民族、经济、人口、文化等众多问题，必须要追根溯源到清代的历史。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根据中国（现有）国情进行（筹划），但要理解今天（中国的）国情，对清代（历史）的研究绝对不能等闲视之。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译注：出自《改造我们的学习》】。伟大的国家和民族，必须从历史中吸取经验和智慧，帮助其能够更好的前进，所以说研究清代的历史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清代的历史，内容涵盖广泛，问题虽然复杂，但研究的资料也非常丰富。所以开展研究工作确实非常困难，但却是非常有意义且有趣的工作。
清史研究，包含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族、思想文化各个领域，在这么一个巨大的领域中，还包含很多（细分之后）小领域中的具体问题。（现在）清代三百年历史尚未被开拓的领域依然众多，所以要求我们去研究、认识、总结它们。但资料繁多，浩如烟海。对于我们这些清史研究者来说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怎样拯救濒危的宝贵的历史资料，并保存、收集整理、出版，这些工作必须做，但同时也相当繁重。可现实情况是，从事此项工作的人手少，且（学术）水平低，无法完成必需的工作。
中国的清史研究，处于一个发展极不均衡的状态。对于鸦片战争之后的近代史部分，研究者众多，成果丰厚。而我国自建国之后，一直重视近代史研究，所以近代史研究发展更为迅速。在高校中，中国古代史和中国近代史、世界史并列为三大课程，而社会科学院也有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史研究所三所研究不同历史的研究所。所以，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者人数众多，但他们对鸦片战争之前约两百年的清史，这段作为中国古代史的一部分，也是古代史中的最后一段，并未给予足够重视。因此，清史研究处于前半段薄后半段厚，发展极不均衡的状态。为了改变这一状态，在五十年代，董老（董必武）提出一定要编纂清史。一九五九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我国历史学界，制定了清史研究的计划，但最终未付诸实施。十年动乱时期，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国家）档案馆在知识青年中招募有志于此的年轻人，培养能够阅读满语（档案）的人才。粉碎四人帮之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得到拨乱反正的学术界逐渐恢复开展了正常工作，清史研究也终于得到了重视。由于我们实施的一系列措施，推进了近代史研究，随着也强化了清代前期历史研究的体制。这五年以来，（清朝前期历史研究的）情况大为好转，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首先，就是成立（清史）研究机构。（中国）人民大学的清史研究所成立于一九五八年，所辖研究员四十余名，教授及助教共十五名。这个研究所的（在编）人员是全国最多的，但研究力量却不是最强的。这是因为研究所成立时期不长，研究员的（学术）水平有参差不齐，在书籍、设备、（研究）条件上还有充分的改善余地。另外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也下辖了清史研究室。这个研究室（在编）人员二十余名，人数虽少，但历史悠久，所藏书籍众多，（研究）条件也优厚，所以研究水平非常高。这两个单位都设在北京，研究人员也多。除此之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清史）研究室和编辑室也在北京，也成为了（清史）研究的力量。这三个单位经常协同进行工作。
北京以外的各地清史研究机构，如辽宁省社会科学院清史研究室、辽宁大学、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东北师范大学、南开大学都有（设立）清史研究机构，南京大学、厦门大学也有清代经济史研究机构。但在编人员都在十名以下，有的还冠名为明清史研究室，还有的研究室完全就是其他名称。除了正式的机构之外，各地以个人（身份）从事清史研究的研究者也人数众多，他们大多散落在全国各大院校、各研究机构。现在（清史）研究机构及研究人员的数量都有了增加。
其次，在召开学术会议方面，一九七九年之后，北京每年都会召开小型的学术会议。而国际和全国的大规模学术讨论会已经召开过三次。第一次是一九八零年八月，在南开大学进行的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主持这次会议的是郑天挺先生，有众多外国研究者也与会参加。第二次是一九八二年八月，在北戴河召开的（清史研讨）会议，筹备发起这次会议的是社会科学院、南开大学、人民大学三个单位，与会人员一百六十人，这是清史第一次大规模的全国性研讨会。第三次是一九八三年九月，是在沈阳召开的。筹备发起会议的有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辽宁省社会科学院、辽宁大学、人民大学。今后此类大型，或小型会议将会不间断地召开，在会议中大家会交流研究成果和经验。
最后，（清史）研究成果也有显著增长。文革以前，国内出版的清代前期历史的相关著作、论文、史料比较稀少，而这五年以来相关的著作、史料集已经达到了数十种。不定期出版的学术刊物、史料集包括《清史论丛》《清史研究集》《清史研究通讯》《明清社会经济史集刊》《清代档案史料丛编》《清史资料》《清史译文》等等，而相关的论文更是不计其数。
总的来说，五年以来，清史研究得到了快速发展，成果众多，但从必要性【译按：按原文应该是“发展性”】上来说尚不充分。清史研究的空白处依然很多，（研究者）意见相左的未开发学术分歧依然为数众多。
现存的清史资料非常丰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存有九百六十万件资料，而（中国）台湾出版的康熙、雍正、乾隆、光绪这四朝的宫中档案，总共七十四册，含五万件资料，（中国）国内的档案馆所存资料约为这些（宫中档案）的两百倍。台湾从（一九）七三年开始出版宫中档案，在美国财团的资助下，十年间已经出版了七十四册。在我看来这种刊发速度已经是非常快了，但如果以这种速度刊发第一档案馆的所藏档案，至少要花费两千年才能完成，几代人都干不完这份工作。现在，我们正在陆续出版的（清史档案），从数量上来说非常少，今后必须要扩大出版规模。而这份事业必须由我们子子孙孙接手，继承下去。为了达成这个目的，清史研究还有很多必需的工作要尽快完成，我们衷心期望有才能有抱负的青年，加入我们的研究队伍。过去，清史研究者并不多，现在（全国）各地（院校）的（清史）研究生人数有了长足发展。清史（前期史）犹如一片待开垦的处女地，等着他们去垦荒和耕作。我们希望在外国友人的帮助下，提高研究速度，并期待能学到外国先进的资料整理方法。以上就是（清史研究的）机构队伍和工作情况。（未完待续）
中·研究的课题
下面，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近年来清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和争论内容。
（1）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问题，在入关前满族的社会经济发展到达了哪个阶段？
关于这个议题，说法不一。有人说，此时满族早就进入了封建社会。满族是女真的后裔，女真族在建立金王朝时，已经进入了封建社会。在东北的一部分女真（建州女真）在明朝已经演化成了封建社会。而另一些人认为，满族在入关前一直停留在奴隶社会，或正处在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这两种意见、推论、评价都迥然不同。我初步认为，努尔哈赤当政初期，满族处于奴隶制末期，当时（满族）的农庄形态接近于奴隶庄园。一六二一年（天命六年）满族占领了辽阳、沈阳，这一地区有大量汉人居住，所以已经进入了封建社会阶段。满族占领这片土地之后，迅速适应了这一先进生产形态，并加快其整体（由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的速度。总而言之，（我认为）入关前满族正处于封建社会初期。现在关于这个问题正在争论中。
（2）应该怎样评价南明对清朝的抵抗运动？
一派认为，满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当时是一股新兴的，生机蓬勃的力量，基于此点，相比于已经腐败的明王朝来说，清朝替代它是进步的，而南明的抗清运动是逆潮流的行为。而针对这一派的反对意见则是，清朝社会的生产形态是落后于历史的，所以入关后，伴随着杀戮、破坏，阻碍了中国的进步。两派的意见完全相反。我个人意见认为。将清朝评价为新兴力量确实有些困难。这是因为，此时满族的社会发展阶段尚处于封建制初期，和汉族人民的社会相比，并不能称其为先进。而（清朝）入关初期，所实施的政策，圈地、逃人法、禁海令都是落后制度的产物，其所造成的杀戮和破坏也是相当严重的。强制汉族人民剃发易服改变（传统）民族习惯，压迫民族性，导致汉族人民奋起抵抗，进行自卫战争，是汉族人民具有正当性的反抗行为。但入关后，清朝在遭遇（汉族）强烈抵抗之后，慢慢改变了原有政策，逐渐缓和了民族压迫，放弃原来的（落后于时代的）政策。顺治四年中止了大规模的圈地行为，虽然这造成了清朝内部若干矛盾，但都比较顺利的解决了。彼时（清朝的）战斗力得到了增强，效率也得到了提高。而另一方的南明政权，内部早就腐败不堪，派阀争斗不断，无法团结各方力量一起抵抗清朝。正因为（明朝的腐败没落）如此，满族经过清初的长期斗争，社会制度前进，摆脱了原有的落后性，而南明一方则彻底落于下风。这就是清朝取得（改朝换代）胜利的原因。三藩之乱时，清朝已经确立了全国统治，吴三桂起事造反时，（社会）形式和以前（满族入关初期）完全不一样，所以他并未得到汉族人民的支持。所以吴三桂进行的抗清并不是进步的活动，没有任何肯定价值。
（3）中国的封建社会为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这也是清史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有人说，中国（在清朝）以前是全世界最先进的国家之一，在清朝时国家变得落后。这和清朝所推行的政策有极大关系，清朝的专制主义，包含了压迫工商业（发展）、闭关锁国、文字狱等政策，因此造成了社会发展日趋停滞以致落后。我的看法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停滞与落后，确实和清朝推行的政策有关，但要负更大责任的是清朝的管理层。但停滞的原因复杂且根深蒂固。这是因为，清朝大多数政策，都不是个人产物，而是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落后的状态，这种制度和政策正是在中国的土壤中产生的。（政策）对社会发展能够起到极大作用，但政策自身，却是由其所在的社会状态所框定的【译注：原文是“规定”】，社会处于何种状态，就会决定产生何种政策。清朝所推行的落后于时代的政策，正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停滞和安定的反映。这个问题极其复杂，今后我们将从多方面进行研究考虑。清朝推行的政策确实是（近代）中国发展落后的要素之一，但除此之外，经济要素、政治要素、思想文化要素，以及地理环境、人口要素都需要综合起来一起考虑。这些都不是能简单分割的问题，必须要经过更全面，更深刻的研讨才行。
（4）关于资本主义萌芽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这个问题经常被当做议题进行讨论。最近更是发表了很多新的研究文章，有的文章高度评价资本主义，有的则对资本主义评价极低，这些议论虽然热闹，但其问题并不能简单解决。高度评价资本主义的人说，在清代，资本主义已经逐渐取代封建主义。不但在手工业、商业，在农业都产生了资本主义、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要素出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另一种意见则完全相反，虽然（在清代）资本主义萌芽存在过，但它非常微弱，甚至可以说和没有存在过一样，其对社会（发展）并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我对这些争论，大体持折衷的看法。我对资本主义的萌芽并不能给出过度评价。如果说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已经进入（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阶段，那么就无法解释在近代史上，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为什么会遇到如此之多的种种困难。而对那些过低评价资本主义萌芽的人，我觉得他们完全抹杀了在经济生活中出现了新生事物，这一样是不恰当的。我认为当时的资本主义萌芽是非常微弱的，并带有浓厚的封建制度残渣，但其性质已经和既存的（封建制度）有了不同，所以不能同样看待归为一谈。关于这方面的争论非常多，数年以来，（中国学术界）也发表了很多材料，而对其的研究也越发深入，越加具体。
（5）民族问题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家族国家。而其最终形成就是在清代。现在（中国）的疆域也是由清代最后划定完成的。清代的民族关系、民族政策，以及对边疆地区的经营管理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我国历史学界关注的学术重点。这些年来，关于这方面的论文也非常多。
我们也注意到了（清代）国内的民族斗争。特别是清朝对准噶尔蒙古作战，它们从康熙开始直到乾隆结束，期间虽然有中断，但时长蜿蜒达七、八十年之久。中国给予了有深度交流的新疆、蒙古、西藏、青海、甘肃、宁夏等多个区域和民族（极大）影响。而我们还注意到了民族间的交流，经济文化上的往来，和（清朝）对边疆地区的经济开发。纵观整个清代，边疆的经济文化发展速度非常快。正是清朝的少数民族政策的成功，才给予并强化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进程。在民族史研究方面，由于文字资料记录的语言问题，必须掌握满语、蒙语、藏语、维吾尔语之后，才能研究相关的资料，导致这一方面研究发展缓慢。现在，（中国）国内保存的少数民族文字资料，大部分都是清朝时期留存下来的。而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参考外文资料。我们已经翻译出版了近六十多份外文相关资料。这些（资料）都是涉及民族问题和边疆问题的，这些资料中以俄文数量最多，其次为英文。还有日文资料，比如间宫林藏写的《东鞑纪行》。间宫于十九世纪初从北海道前往库页岛（萨哈林岛），又沿着黑龙江溯江而上直到德楞地区，并详细记录了费雅咯、赫哲、鄂伦春民族的生活状况，及清朝对于这个地区的征税管理和贸易情况。
（6）文化思想
这方面的成果也非常多。而研究主要集中在几位重要思想家，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颜元、戴震等人。今年（一九八三）上半年，在湖南召开了王夫之学术研讨会，下半年将在扬州召开段玉裁、王念孙学术研讨会。在思想文化研究上同样存在不一样的意见。比如说，对乾嘉学派的评价过去是非常低的。而批评主要集中在其学术研究上的烦琐主义，在和现实不相干的小问题上浪费了极大精力。但最近其风评日渐好转，在指责其缺点时，也肯定了（乾嘉学派）在古籍整理上做出的贡献，认为其学术研究的方法含有一定的科学要素。但（关于）清代的学术研究是一个相当困难的题目。研究需要有理论素养，和高度的哲学分析能力，除此之外还要有经学，和小学（研究中国传统语文学）的基础知识。
上述六个问题（研究现状）我已经说完。除此之外还有很多问题，但（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无法详细讲述，所以简单介绍一下。
比如对外关系有耶稣会的牧师进入中国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如何评价其所产生的作用？鸦片战争前，中国实行的是闭关锁国的政策，对于这个政策的形成应该如何评价？另外，清代的宗族制度有何种特点？应该如何评价？等问题。其他，关于清代的商业，过去的研究不多，而现在已有研究者开始了对清代大商人、票号和农村集市贸易等问题的研究。政治史方面的课题也很多。关于清代历史中的重要人物，努尔哈赤、皇太极、康熙帝、雍正帝等的传记已经出版，还有（相当数量的书籍）在准备中。农民战争方面，白莲教、天地会的资料都完成了编纂，还有纂写的众多论文。
其他和清史相关的专门领域，如圆明园研究会、避暑山庄研究会，是由建筑、园林、历史、文物等专家组成的。其他如，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以及书画、医学等方面，亦和清史（研究）有着极大关系。基于上述原因，清史研究机构，需要各方面的人才，并要求每个研究者除了精通其研究的专门领域之外，还必须掌握更广泛的其他学科知识。只有提高研究的质量，才能到达更高的学术水平。
下·研究的展望
下面，我来说一下对今后清史研究的展望。
去年（一九八二），我国公布了第六次五年计划（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五，以下简称为六五计划），在这个计划中，这次加入了哲学社会科学，历史学也被列入了计划。上述几项学科加入国家计划在我国还是首次。现在，我国政府非常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计划书中特别指出“如果哲学社会科学得不到发展，那么社会主义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
【“哲学社会科学事业要有相应的发展。要进一步组织各方面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力量，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对中外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对社会科学各门学科的研究，特别要加强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的研究，用创造性的研究成果为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服务，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作出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六个五年计划摘要》（1982 年 12 月 10 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到底应该怎样制定社会科学的长期（发展）计划呢？我们暂时还没有经验。但经过多次讨论之后，得出了以下想法。既然要制定计划，首先必须把握（五年计划中）什么是有重大意义且对社会主义建设至关重要的项目。同时，注意研究条件，也就是研究者、设备、图书、资料等，保证在规定时间里，保质保量完成要求项目。国家计划，项目并不能太多，必须将（有限的）精力集中在少数项目上。然后按照轻重缓急，将研究人员和研究经费集中在最重要的（项目上）。而另一方面，又必须根据承接任务单位的人员，及各方面的条件综合考虑，保证计划制定后一定能够（顺利推进）圆满完成。另外，确定计划制定的项目，必须综合考虑（计划项目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现在的五年计划中）历史学方面，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三个方面，总计确定了共三十多个项目，其中和清史相关的项目非常多。细目如下。
（1）清代通史和人物传
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为中心，其他单位也有参加。
（2）整理明清档案
以第一历史档案馆为中心。
（3）明清时代广东地区经济的研究
以中山大学为中心。
（4）明清时代福建地区经济的研究
以厦门大学为中心。
除此之外，和清史相关的（研究项目）还有数个。
例如，中国近代史（相关）的计划中有相当多的项目和清末历史有关，《中国近代史稿》、《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孙中山选集》的出版工作（就和清史有关）。除此之外还有地方志的整理。现存的地方志，大部分是在清代编写的，所以其和清史有密切关系。
下面我来讲述一下所知道的（中国）全国历史学计划。
（1）在全国历史学计划会议上（一九八三年五月，在长沙召开），对历史科学发展的方向、展望、研究重点进行讨论之后，确定了计划，然后对扩大研究机构，培养研究人员，图书资料及研究经费进行了讨论，并确定了大致的具体实施方案。这项工作，对历史科学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2）我国的研究项目，共分为数个阶段。有学校和研究所管理的项目，有省、市管辖的项目，有国家管辖的项目。国家项目中和历史相关的共约三十多项。而由省、市、学校负责的项目则多至数百项。各部门负责各个阶段的研究和管理。如果有重点研究项目，将根据全体综合考虑分配。国家项目虽然数量不多，但依然按照这个方法执行。
（3）国家研究项目由于集中了全国的力量予以支援，提供了研究人员、研究经费、图书资料，所以研究的速度和质量都有了保证。
（4）为了完成国家项目，每个项目都有对应的学术上的责任者，每个项目都要提交项目纲要、详细计划、规定质量和完成时间的计划书，明确了责任，保证了质量。现在，所有项目都慢慢开始了工作，但由于经验不足，尚不知道是否能够顺利完成，而在工作过程中又会遇见什么样的困难。（所以）我们是边摸索，边前进，希望积累经验之后，工作进程会越来越顺利。我参加了清代通史和人物传的编纂（工作），并编写了相关的书籍。目标是在一九九零年基本完成（编纂工作），全部规模预计将为三十卷。
编纂通史和人物传稍许有些差别，编写通史需要的人员相对较少，每卷根据要求范围，确定大纲，由数名执笔人分头编纂。一卷，约需要两到三人，或三到四人。编写通史，执笔者过多并不合适。而人物传，由于内容分散，可以组织多人一起参加执笔。我们的方法如下。首先列举了两千多个人物，决定了全体纲要、体例、字数，然后按照全国清史研究者数量进行分配。（编写）一个人物多的用十几人，少的安排一到两人，个人编写的东西汇总到编集委员会。现在，人物传已经完成了一部分。所以预计人物传第一卷很快就能出版。但通史现在尚在讨论提纲的阶段，其出版将会在数年之后吧。我们预计一九九零年前后，能够完成通史，和二十卷以上的人物列传。剩余的卷数将在一九九零年之后完成。
（编纂）清代通史和人物传，最困难的就是怎样保证成书的质量。三十卷是一个大型出版项目，但必须几年之内完成这个项目。但对完成的书籍质量，能否达到比较高的要求是个极大的问题，有的卷目创作过程比较顺利，有的卷目质量稍逊的情况绝对会出现。清史尚有很多没有展开具体专门研究的课题，分歧也多，因此总括类的通史将遇到非常多的困难。我们必须在研究整理资料的同时，编写通史，困难众多，费时费力。而通史整体三十卷的规模，其中任何一卷都不允许延缓出版日期。必须研究的问题众多，必须整理的资料众多。在完成研究具体问题之后，再整理资料开始编纂通史，恐怕等待多久，通史也无法完成编纂。
但是另一方面，不能马上开始编写通史也是因为实际情况。很多尚未解决的问题尚在研究过程中，很多重要的资料必须先行整理出一部分。如果不这样展开工作将无法提高通史的水平，保证成书质量。
（关于）历史学的全国计划还是很不充分，我们将会在进行的过程中进行修正和补充。我们期待这个计划能够起到促进全国历史研究工作发展。被列入（五年）计划中的国家项目虽然不多，但全国范围内由省、市两级，或学校负责的项目却数目庞大。国家项目和其他项目相辅相成，必须互相帮助，但又相互竞争，大力开展“赶、超、帮”活动。国家项目之外的项目，无论是速度上还是质量上都有可能凌驾于国家项目之上。今后，我国必须给与表彰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优秀科学著作，并予以适当奖励。接受表彰的可以是国家项目和重点项目，但也可以是各地负责的（次一级的）项目。目的就是对参加项目的人员的努力工作给予评价。
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保证科学研究工作的计划性，用集体主义精神激发每个人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经过几个五年计划后，我国的历史科学将得到极大的发展，并期待与此同时清史研究也能面目一新。
日本版译者小野和子附记：
上文是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八日戴逸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清史研究所长）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明代的政治与社会”研究班上进行的演讲原稿，经戴教授亲自审阅修改之后完成。
中文版译者步亭先生译按：
感谢尹劭塘老师抬爱，让我来翻译戴逸先生这篇演讲稿。接到这个邀请感到十分诚惶诚恐，因为我的翻译水平属于野狐禅，能翻译戴老这位史学界耆宿的演讲稿，实在不是很有底。但所谓“寄筹雅爱，以谢知音”，我一定会好好翻译，把文章用最完美的状态还原出来。
原文刊载于东洋史研究会期刊《东洋史研究》第43卷第2号，第339-369页（1984年9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