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陈斐访问戴逸先生时，戴逸先生在他的“借来斋”书房说过：“清史是我生命之安宅，我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了清史。”

我1978年底进入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从助教、讲师、副教授，直到教授，逐步成长。1980年前后，目睹了“六五社科规划”中修清史遇到的难题和挫折。1998年开始，又参与了社会科学界酝酿编修《清史》的各种讨论。自此陪侍在戴逸先生左右20年，对戴逸先生这句名言，有着刻骨铭心的体会。

2018年盛夏，依旧是这间很不起眼的小屋子，张自忠路3号，原段祺瑞执政府的院内西小院平房里，酷暑高温下，我和戴逸先生聊起近期工作，先生怀着对大型《清史》即将杀青的喜悦，和我聊起过去二三十年间的往事。

21世纪修清史，从酝酿到启动，再到即将完工，将近20年，其间，艰难攻关，循序渐进，一切又似乎顺理成章。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呼吁纂修清史，苦苦追寻半个世纪之久，了解其中甘苦的，唯有戴逸先生。

戴逸先生今年92岁高龄，精神矍铄，神采奕奕。其实，论起来戴逸先生是我的师爷，我进入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拜马汝珩老师为师，从事清代边疆民族史研究，马汝珩老师是戴逸先生的学生。之后我又拜李文海老师为师，学习清史，李文海老师也是戴逸先生的弟子。

1992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险些离开清史研究所，调往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研究中心。记得那年秋天，李文海老师找我谈话，他说，戴逸先生委托我和你谈谈，听说你想调往社科院边疆研究中心，还是留下来吧，协助戴逸先生编纂清史。

其实，当时的我并不了解编修清史的意义，李文海老师是人民大学的党委书记，他的话肯定不会错，时隔一年，我担任清史研究所所长，清史纂修也开始提上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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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1998年，清史研究所出版学术成果丰硕，完成《清通鉴》22卷、《清史编年》12卷、《清代人物传稿》6卷、《18 世纪的中国与世界》9卷。

1998年，教育部启动“研究基地”计划，清史研究所被列为第一批“基地名单”。

1999年，作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的清史研究所讨论科研规划，学术委员会出现了不同意见，那时清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13人，人民大学在职教师只有戴逸、李文海、郭成康、成崇德4人，其他7人是各高校、科研单位的专家（为龚书铎、王晓秋、马大正、朱诚如、邹爱莲、张晋藩、冯尔康）。

戴逸先生（摄于1998年）

学术委员会整整讨论了一天，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以现在清史研究所教师为主，在教育部立重大课题——“编修清史”；另一种意见认为，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应该报国务院，启动“国家修史”重大项目。

那天的争论异常激烈，我是那个教育部立项派，不敢相信国家修史的可行性，而戴逸先生则是国家立项修史派，他苦口婆心，详细讲述了从民国初年一代一代人为修第二十五史所付出的艰辛，说明今天启动国家修史的意义。

那天中午午休时，戴逸先生专门找我谈话，劝我慎重处理立项事宜，眼光要远一些，抓住时机，放手一搏。

从戴逸先生的发言中，大家知道了启动清史纂修之意义。

国家为清史纂修曾多次讨论，等待时机。

周恩来总理曾委托吴晗考虑制定纂修《清史》的规划；又责成中共中央宣传部周扬筹备此项工作。

毛泽东、董必武都考虑过国家修史之事。

中宣部部长会议，曾决定设立清史编纂委员会，作为纂修《清史》的领导机构，1965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清史研究所，任命戴逸为所长，李文海为副所长，作为纂修《清史》的执行机构。

屡次筹划，又屡次搁置。

戴逸先生在开国大典的天安门广场上（居中者），开国大典纪录片截屏

下午，大家统一了意见，准备按照戴逸先生的意见，向国家申报纂修清史方案。

2000年12月，戴逸先生接受《瞭望》杂志社记者采访时，提出“纂修《清史》，此其时也”（《瞭望》2001年第8期）。

2001年3月，李文海、王晓秋分别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上提交“纂修《清史》正当时”的提案（《光明日报》2001年3月7日）。

2001年3月，人民大学召开有数十人参加的编修清史论证会，大家一致呼吁启动清史纂修，建议戴逸先生为首席专家，主持修史工程。

4月5日，清明时节，细雨纷纷，人民大学又邀请季羡林、任继愈、王锺翰、朱家溍等十多位老专家共商纂修清史大事，那年季羡林先生90岁，王锺翰先生88岁，朱家溍先生87岁，任继愈先生85岁，一代大学者拄杖莅临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与戴逸先生畅谈修史大事。

图左：任继愈（1916年4月15日—2009年7月11日），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

图右：季羡林（1911年8月6日—2009年7月11日），著名东方学家、印度学家、梵语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教育家。

季羡林先生辛亥年出生，他第一个发言说：“纂修清史这项工作非常有意义，如果我们今天不完成这工作，我们对不起祖宗，对不起后世子孙。我们中国几千年以来，她的历史完全具备，在世界上第一份，如果到了我们大家这儿中断了修史的传统，那是不可以的；可是已经九十年了，辛亥革命到今年整整九十年，都没有完成。所以我们必须完成，义不容辞，没别的话说。”

清史学界泰斗王锺翰先生缓缓道来：“我认为修史可行。现代的手段不像过去，改稿子是很容易的事。现在的资料条件也很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一千万件，其中满文二百万件，占五分之一。军机处录副档从雍正年间起一直到光绪年间没有断过。档案的整理，包括台湾所出的《宫中档》等等，成绩很大，条件跟二十年前完全不一样。过去对少数民族不重视，现在出了专门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的丛书，上百种。”

王锺翰（1913—2007），著名清史、满族史、民族史专家

四老中任继愈先生最年轻，当时也已经85岁了，他进行长篇论述后，概括说：“这个工作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前期工程做得很多、很好，《清通鉴》就是很成功的著作，也是我们前期工作的一部分。清代人物传记也做了很多。把这个算进去，我们的开工不是从今天开始，早已经做了很多。这是一个很好的条件。”

四老畅所欲言，支持纂修清史，会议气氛热情洋溢，其间还形成了联名向中央上书的倡议。

第二日，在濛濛的细雨中，郭成康、成崇德骑自行车分别到季羡林、任继愈、王锺翰、朱家溍、龚书铎、王晓秋、马大正、朱诚如的工作单位和家里，请先生们签名。第三日（4 月7日），将13人签名建议书交故宫博物院朱诚如院长上报中央。这13人是：季羡林、任继愈、王锺翰、朱家、戴逸、龚书铎、李文海、蔡美彪、王晓秋、马大正、朱诚如、郭成康、成崇德。

4月6日，《光明日报》刊载文章，报道中国人民大学戴逸、李文海等邀请专家召开会议，一致呼吁尽快启动纂修清史的工程（《光明日报》2001年4月6日）。

2017年1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同志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看望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著名清史专家戴逸，致以诚挚问候和新春祝福。 新华社记者 李涛 摄

7月，国务院召开若干部委会议，论证清史纂修的可行性和选定项目主持人。

大多数部委提议由戴逸担任项目总主持人，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金冲及先生说：“戴逸讲话声音宏亮、思维敏捷、精神矍铄，身体不错，应该胜任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也说：“纂修清史要有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教授是无可替代的，75岁是没有问题的。”

金冲及先生还说：“修清史是戴逸教授多年的愿望，从黑头发变成白头发，一直在呼吁纂修清史。”

2002年8月，在学术界的呼吁下，中共中央、国务院经过周密的调查和审慎的考虑，江泽民、朱镕基、胡锦涛、李岚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批示下，做出了启动清史纂修工程的重大决定。

昔者，黄帝将甲子分轻重而配成六十，号曰花甲子。戴逸先生前四十年奔走呼吁，后二十年呕心沥血工作，即将完成历史赋予这一代人的使命。

1966年，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第三届研究生毕业合影，前排右六为戴逸先生

清史编纂杀青之际，戴逸先生更是小心翼翼，他说：“古语言，行百里者半九十，一件事快要成功的时候，一定要专心致志、竭尽全力，不能功亏一篑，我们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小心、用心、耐心做好收尾工作，不辜负国家的委托与人民的希望”。

原载《传记文学》2018年第9期

（责任编辑：王璐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