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德避暑山庄始建于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距今已290年。它地处燕山山脉，风景秀美，山川雄奇，气候凉爽。附近河流纵横，林密草长，兽群出没，是理想的牧区和猎场。清朝建立避暑山庄，经康熙、乾隆两朝的营构扩充、踵事增华，楼台翼然，花木繁茂，寺庙宏大，成为塞北草原上的璀灿明珠，举世闻名的皇家园林。避暑山庄蕴含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十分浓郁、丰富，它是包孕着历史、文化、民族、宗教、建筑、园林等在内的大型综合性的博物馆，有充分的研究、开发价值。也可以结合旅游服务，发展旅游文化，在人们观光游览的时候，给人以历史知识和文化陶冶。十年前的1983年，在承德举行纪念避暑山庄28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我曾经建议建立和发展避暑山庄学，积累资料，培养人才，建立机构，研究问题，使这一涉及多种学科的“山庄学”得以成长，并取得长足的发展。我相信：这对继承祖国历史遗产，宏扬中华民族文化，促进学术研究，发展旅游事业，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具有重要的意义。
避暑山庄不是一座普通的园林，它和清代康乾时期的许多重要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有密切的联系，其地位十分重要。康乾时期，最重要的历史任务是把处于纷争、散漫状态的中国重新统一起来，并促进经济、文化的发展。这一历史任务的执行和完成，出现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繁荣盛世，避暑山庄正是康乾盛世10的历史见证。一到承德，看到许多建筑、景点、器物、碑刻，仿佛把我们带回到二三百年前的历史环境中，看到我们历史上光辉灿烂的事业和文明成就，看到祖国逐步形成多民族泱泱大国的漫长历程。在这里，您能感觉到历史脉搏的跳动，想见往事陈迹的影踪。据此而进行思考，得出您的体会、感受和判断。
统一，这是十分古老、而又永远新鲜的话题。统一才能够保证国力强盛、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的安定、幸福。深受割据战乱之苦的老百姓企盼统一，为实现统一而努力奋斗。中国虽然自古以来即是多民族统一国家，但统一巩固的程度，各个朝代很不相同。在清朝以前，统一的程度并不很牢固，各个民族和各个地区经常发生分裂、割据、对抗。在中国历史上贯串的主线之一，就是居住在中原的农耕民族汉族，和居住在北方的各个游牧民族之间的冲突和战争。秦汉以前，北方的匈奴雄据塞上，和中原王朝发生长期斗争，战乱频仍，民不聊生，中原地区建造长城以防御匈奴南下。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许多少数民族长驱进入黄河流域，建立了地方政权，争战不息，称为五胡十六国，干戈扰攘数百年。唐朝是强盛的王朝，但仍不时和突厥、回纥、东胡、吐谷浑、吐蕃等作战。宋代有契丹、西夏、女真、蒙古，边患不已。这些少数民族建立了辽、夏、金、元王朝，与宋王朝长期对峙。最后，元朝灭南宋，统一了全国。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国内的民族对抗和战争是重要的主线之一，反复出现，史不绝书。明朝，北方的游牧民族仍是对中央王朝的重大威胁，明朝中期、后期，中央王朝力量较弱，许多边陲地方在其有效控制之外，北部和西北仍为蒙古所控制，厄鲁特蒙古长期为明代边患，在著名的土木之战中曾击败明军，俘获了明朝英宗皇帝；漠南的察哈尔蒙古也具有强大实力，明朝岁致银币缎帛，以求和平；东北则满族崛起，并吞各部，屡败明军，统一了东北广大地区。骎骎然跨越长城，问11鼎中原。还有西南地区，包括贵州、云南、广西、四川、湖南的许多地方，土司林立，互争雄长，中央政府鞭长莫及；台湾则在明末被荷兰殖民主义者所侵占。明朝末年，环顾宇内，明朝中央实际能控制管辖的是内地十三布政使司。其他少数民族居住的边疆地区，中央号令不及，或者处于对立关系，明朝驻军筑城，防其进攻，或者实施羁糜政策，封以职衔、赐以币帛，作笼络之计，统一的程度很不牢固，离心的倾向相当严重。这时已经到了17世纪，世界形势正在发生巨大变化，英国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正一日千里，迅速发展。西欧一些国家已将其殖民主义的魔爪，伸向世界各地。中国内部民族冲突激烈而频繁，分崩离析的状况，相当严重，不改变这种状况，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如果外国资本主义提前两个世纪入侵中国，那时候中国内部统一凝聚的程度很脆弱，全国一盘散沙，互相争讧，缺少可以团结全民族的政治中心，在外国的武力侵略下，难以进行有效的抵抗，很有可能四分五裂，豆剖瓜分，出现极严重的后果。
17世纪中叶，清朝入关，改变了内争不息的情况。顺治和康熙初年，削平了南明的反抗和三藩叛乱，收复了台湾。这时已进入“康乾盛世”，在一百多年时间内，清朝除发展中原地区经济、文化外，致力于经营北部、西部和西南边疆，在辽阔的疆域内重新统一中国，促使全国各民族的和解与团结，其功绩是伟大的。而且统一牢固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历代王朝。从前，在汉唐盛世，也管理着辽阔的边疆地区，但设置的是都护府之类带有军事统治性质的机构，或是设立若干羁糜官职，仅是象征性的统属关系。而清代在边疆地区，根据不同的情况，设立将军制、盟旗制、伯克制、郡县制，或设立驻藏大臣、办事大臣，实行军政和民政管理，清朝的号令，可以有效地贯彻到全国。无论北方的游牧民族、中原的汉族、或西南的山地民族都在一个政府的统治之下，尽管民12族歧视和民族矛盾仍然存在，但从总的趋势来看，全国各民族从隔离、对抗开始走向共处、和解。从前，南北民族往往以长城为界，互相仇视，彼此攻战。康乾时期，长城不再起隔离和防御作用，而变成供人凭吊观赏的古迹和风景区。康熙帝在诗中说：“长城有险休重设，至治从来守四邻”，这就是说，各民族之间，不再需要以长城的险隘作为防卫，在清朝统治下，他们各自住在自己的地区，成为友邻。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建立起秩序，这是清朝康乾时期的伟大成就。尽管这种成就也是通过血腥的战争，镇压了各种反对势力而取得的。但如果对比17世纪初明朝末年时边疆地区的情形，其进步之巨大是显而易见的。统一代替了分裂，共处代替了战争，安定和秩序代替了干戈相寻，扰攘不宁，经济的初步发展代替了贫困匮乏。康乾时代为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和解、版图的奠定作出了重要贡献。正因为这样，此后，中国经历了近代一百多年的帝国主义侵略，大敌当前，国势险危，但全民族都能团结一心，风雨同舟，并肩作战，共御外侮，帝国主义才不可能瓜分中国，不可能灭亡中国。
清代康乾时期如何实现国家的重新统一？当然，军事手段是很重要的。对于妨碍、阻挠统一的分裂势力，不能不临以兵威，扫除国家统一、民族和解道路上的障碍。康乾时期，对准噶尔蒙古进行了长期战争，这是实现统一的关键。清朝初年，准噶尔已发展得十分强大，它居住在伊犁河谷以至中亚细亚，征服了天山南路的维吾尔族地区，曾经攻入西藏杀拉藏汗，控制了青海各部，又打败喀尔喀蒙古，蹂躏漠北草原，准噶尔的上层贵族气焰嚣张，不可一世，严重威胁我国边疆的安定和清王朝的统治。必须彻底打败准噶尔割据势力，清朝的统治才能巩固，全国的统一、团结以及边疆的安宁才能实现。
清朝对准噶尔的军事行动延续70年之久，简单说来有三个阶 13段，每个阶段都有几次重大而激烈的战斗。第一阶段在康熙中期。准噶尔汗噶尔丹对喀尔喀蒙古（外蒙古）发动袭击，喀尔喀战败南走，投奔清廷，请求保护。噶尔丹的铁骑南下，至乌兰布通。当时康熙正为反对俄国入侵黑龙江流域而进行斗争，清军在雅克萨打败了俄国入侵者，并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划分了中俄东段边界，使东北边境安定下来。翌年（1690年），清军在乌兰布通迎击噶尔丹军，击退其进犯。此后又鏖战多年，噶尔丹身亡。这一阶段的战争，打击了骄横的准噶尔分裂势力，保护了内外蒙古的安全，建立了漠南漠北广大地区的正常秩序。
清军第二阶段的军事行动在康熙末年和雍正年间。准噶尔蒙古继起的领袖策妄，乘西藏内争，派兵侵入西藏，杀拉藏汗，烧杀劫掠。康熙迅速调遣大军入藏，驱逐准噶尔军，以后又连年征战。雍正初，平定了青海罗卜藏丹津的叛乱。又于雍正九年、十年，与准噶尔战于和通泊、光显寺，这阶段的军事行动虽互有胜败，但清军毕竟制止了准噶尔的进攻，安定了西藏、青海与喀尔喀地区。雍正末年，双方经长期战争，力量消耗甚大，议和停战。
第三阶段军事行动，发生于乾隆中叶。当时准噶尔部达瓦齐新立为领袖，连年内讧，其重要将领和许多部落，纷纷投向清廷。清军乘其内讧的机会，派兵进入天山以北，攻克伊犁，俘获达瓦齐。接着，准噶尔的另一个领袖阿睦尔撒纳继起作乱，清军再次出击，打败阿睦尔撒纳。此后，清军又南取叶尔羌、喀什，平定大小和卓的割据，统一了天山南北，彻底扑灭了准噶尔分裂势力，解除了蒙古、青海、西藏、甘肃所受的威胁，巩固了版图，确立了近代中国统一的格局。
清朝为实现统一进行了长达70年的战争。当然，统一得以巩固和长久并非仅仅依靠军事行动所能获致。在战争进行之际和结 14束之后，清朝实行了大量政治措置、经济开发和文化建设，制定了比较系统而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加强对边疆和民族地区的管理，鼓励垦荒，兴修水利，发展农牧业生产，尊重各民族的宗教信仰和社会习惯，其基本方针是“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笼络团结各民族的上层人士，根据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的不同情况，进行统治和管理。各个少数民族团聚在清政府周围，出现了长期和睦共处与交流往来的局面，逐渐增强了多民族大家庭中的稳定与团结，奠定了中国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规模。这是来之不易的，是经过残酷、激烈的战争，付出了血与泪的代价，并进行长期艰苦工作和惨淡经营的结果。
就在康乾盛世统一中国的过程中，避暑山庄和木兰围场开始建立，避暑山庄始建于1703年，而木兰围场比山庄建立还要早20多年。其建立除了皇帝和王公大臣们避暑、消夏、娱乐之外，还出于政治和军事上的需要。康熙二十年（1681年）清代削平南方的三藩之乱后，北方形势告急，俄国在黑龙江上大肆烧杀，准噶尔蒙古骚扰各地，康熙帝把战略重点转移到北方。就在康熙二十年，清廷在原属蒙古喀喇沁部和翁牛特部的地区内设置木兰围场，其目的是“习武绥远”，也就是训练军队，团结边疆少数民族。当时，康熙帝已经常来到这里，清军在黑龙江上与俄国作战，很多军报文书直接传送到这里的行宫。1689年中国和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中国使团从尼布楚返回，首先来这里的行宫，向皇帝报告谈判情况。1690年，清军和准噶尔的第一场决战乌兰布通即离木兰围场不远。1691年，对团结蒙古族具有重大意义的多伦会盟就在围场附近举行。所以在避暑山庄建立以前，康熙帝经常在这里处理军政要务，逐渐形成了指挥枢纽。在避暑山庄建立以后的一百年内，康熙和乾隆经常到山庄来，康熙晚年每年到口外来，有时一年来两次。乾隆在位期间，到避暑山庄53次。在此召见少数 15民族王公，接待外国使节，举行木兰秋狝，整军经武，乾隆帝还经常在这里度过自己的生日（阴历八月十三日）。因此，康乾两代许多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都在避暑山庄留下了痕迹。可以说，木兰围场和避暑山庄是康乾时期实现国家统一过程中的产物，出于进行军事行动和团结蒙古族的需要。它是我国多民族大家庭形成和巩固的历史见证。
为什么康熙要选择承德这块地方来处理军政要务呢？这有多方面的原因。从地理位置而言，避暑山庄地处北京与蒙古草原的交通要道，围场以北是科尔沁草原、乌珠穆沁草原、上都牧场，牧草茂密，牛羊肥壮，南接华北平原，耕田鳞次，农业发达，是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经济贸易、文化交流十分活跃的地方，又是自古以来军事要冲。而且气候凉爽，空气清新，森林覆盖率高、自然环境优越。当年，少数民族不习惯北京的环境，居住北京，容易感染天花，损害健康以至夺去生命。清朝两位年轻的皇帝均因出痘而早逝，清初战功卓著的豫亲王多铎以及乾隆时至北京入觐的六世班禅亦均感染天花而身亡。在当年的少数民族中，天花是极严重的恶疾，几乎谈虎色变。为了保护少数民族的健康，凡是已出过天花，取得免疫力的人，叫作“熟身”，可以进入北京；凡是未出过天花，没有免疫力的人，叫作“生身”。皇帝轮流召见少数民族王公，“熟身”在每年年底到北京觐见，称“年班”；“生身”在每年秋季到避暑山庄觐见，并随同围猎，称“围班”。清廷对随围的蒙古族官兵十分礼遇，赐宴款待，赏给衣服、靴帽、绸缎、布匹、刀枪弓箭以及金银珍玩。每次清帝出巡行围，附近数百里蒙古各部落的首领和牧民，携带全家妇孺，赶着牛羊驼马，在围场附近设帐驻居或随同行围，或等待召见。可见避暑山庄的建立为联络、维系少数民族提供了适合的场所。
更值得注意的是，与避暑山庄毗邻的木兰围场，地方广袤，林 16深草密，鹿羊成群，熊虎出没，是非常理想的猎场。康熙、乾隆都很注意满洲八旗官兵的习武传统，强调骑马射箭。每年木兰秋狝，是练兵的好机会，康熙说：“一年两次行猎，专为讲武，与行兵无异。校猎纪律，自当严明。”随围的官兵，包括满蒙八旗，每次参加者少则数千人，多至二三万人。他们经过艰苦的行军，激烈的追逐，紧张的驰骋，顶风冒雨，戴月披星，得到了近于实战的锻炼，提高了战斗力和顽强意志。康熙帝十分重视木兰行围的作用，他说：“从前曾有以朕每年出口行围，劳苦军士条奏者，不知国家承平虽久，岂可遂忘武备。”他列举多次和准噶尔作战取得的胜利，认为即得力于木兰行围，“此皆因朕平时不忘武备，勤于训练之所致也。若听信从前条奏者，惮于劳苦，不加训练，又何能远至万里之外而灭贼立功乎？”
由此可见，清代康乾时期，避暑山庄和木兰围场的创设和发展，并不仅仅由于该地风景雄秀、气候凉爽，可以消夏娱乐，更重要的是联络蒙古，团结少数民族，整军习武，训练官兵，具有重要的政治和军事意义。
（《山庄研究》，紫禁城出版社1994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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