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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
作者:戴逸 责编:

来源:戴逸:《语冰集》  发布时间:2017-12-04  点击量: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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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念群同志《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一书,是多年来钻研的成果,可以说是心血浇灌的一部力作。现在的书比原来博士论文改观了,无论从思想的探索、力度的开掘、方法的选取、文字的修饰看,都有很大提高。今天我不是作为导师,而是作为一个普通读者来谈的。作为一个普通读者,我很赞赏这本书。我觉得这本书摒弃了一般思想史光写人物、光写事件、讲故事、单线条叙述的框架,构筑起区域文化这样一个模式来解释学术的发展,分析近代三个知识群体,应该说很成功。构架新颖,旁征博引,论述得非常精彩,在学术史上别开生面,读起来跟传统思想史很不一样。但这本书比较难看,一下子不容易看懂,要反复去体会。也许是因为引进的东西较多,这是个优点,但也可能是个    256弱点,不够明白晓畅,深入浅出,我感觉到可能有这个问题。但是引进国外理论方法我是赞成的,中国长期以来在各个领域不了解外国的情况,今后学术发展一定要借鉴外国,吸收它们的东西。

这本书分析的中心意思有三个:儒家的三个学术群体,即广东、湖南、江浙。广东学术群体简单说起来是些理想型的思想家,这些思想家神秘色彩、浪漫色彩浓厚,善于构筑思想体系,像洪秀全、康有为和孙中山,确实是这个样子;湖南是事功型,重实际,经世致用,如曾国藩、左宗棠,后来的黄兴等;江浙学术群体思想严密,带些科学色彩、实证色彩,像顾炎武、戴震,一直到王国维。当然还有四川、福建,但影响没那么大,主要是这三个群体。这样的分析从更深的层次上、更细的方面来理解近代儒学,是这本书的新东西。

儒学本来是非常庞大的整体,时间、空间跨度很大。时间上从先秦儒学到汉代、唐代、宋明、清代,都不一样;从空间上谈,宋明理学分为濂、洛、关、闽等多个区域,所以研究儒学一方面要把握它的整体,既然同是儒家,就有共性。另一方面先秦不同西汉,西汉不同宋明,时间上要分开来;空间上,近代儒学三个群体确实有不同侧重点、不同色彩,同作为儒学,既有共性,又有特色,儒学研究笼统地讲儒学,恐怕是粗线条的。更细的分析要从不同的空间、时间、各个派别入手,所以区域文化的研究非常重要。因为中国这么大,它的各个区域文化就是不一样,既有它的共性,又有它的特点,所以杨念群同志提出三个学术集团、知识群体,阐述得很精彩。

为什么具有特色?这一点还可以继续探讨。广东出大    257思想家,江浙出实证派,湖南重事功,恐怕这就是探讨文化跟社会生活的关系,文化的地理环境跟人民处境、生活方式、心理、风气之间的关系。文化一方面继承传统,一方面从生活中汲取营养,生活本身影响到文化特色。我觉得这个问题还可以继续研究。杨念群讲了这三处区域性文化,我就想到三处区域性文化的互动关系,这里涉及到北京文化。北京文化能不能算一种区域文化?因为它是五朝帝都,是政治中心,也是文化中心,应该说三处区域性文化都离不开北京。北京地区本身大学者不一定很多,但北京文化不可小看,因为各地方文化要成为显学,必须到北京,从北京再反馈到各地,才能形成全国性影响。像乾嘉学派,属江浙皖人,但他们的文化怎么能成为显学?那个地方虽是全国的发达地区,但只是局部地区。乾隆年间江浙皖士人大都到北京来做官,又在北京搞了个《四库全书》,把这些人网罗来,北京就成为一个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其实都是苏皖人在搞,后来又影响到全国,最终依靠北京的政权力量,文化才能影响全国。这本书里如果要展开讲的话,我觉得还可以加上北京。北京有什么特色?它是文化集中区,把区域文化吸收进来,最后又辐射出去。这是统一国家的一个特点,不是分散的国家,不光有三处区域性文化,还有一个统治性文化中心。例如广东的岭南文化,一直没什么影响,后来是康梁到北京公车上书,搞戊戌变法,《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都进京了。清初岭南不是很重要,湖湘学发达也是在曾国藩、左宗棠做了大官,在北京居中枢地位以后。所以要成为显学,必须通过北京,通过中央政府,这也是中国学术文化跟中央政权的关系。258

作为一个普通读者,我很欣赏这本书,但我也要挑刺。虽然我们是师生,但在学术上可以有不同的意见,有争论、辩论。第一个是你讲“王者之儒”和“教化之儒”,“王者之儒”为统治阶级服务,“教化之儒”主要承担教育、归化职能,这成为儒学知识分子的双重形态,统治和教化的功能是儒学的两个功能。我感到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更重要是官方意识形态,“王者之儒”色彩非常鲜明。大体上说来儒学都是“王者之儒”,除了极少数异端分子之外,差别仅在于和官方的紧密性和疏离性、直接性和间接性,中国封建社会不存在一种单纯的“教化之儒”,这是中国儒学的弱点。在中国封建专制体制下,任何学说都是笼罩在专制王朝的阴影之下,没有或很少有自己的独立性。除了少数人讲讲异端思想以外,儒学本质上是专制王朝的工具,这样说不是要抹煞儒学里面精华的东西,但它本质上是这样。所以把宋明理学说成是“教化之儒”,教育功能当然是有的,但这个教育功能服从统治的需要。统治阶级为了统治,必须要进行教化,但这种教化是社会伦理的教化,对引进外部知识的教化没有发展,所以说宋明理学是“教化之儒”、复兴运动,反叛了两汉“王者之儒”而维护了先秦“教化之儒”,这个命题,我觉得不完全能接受。与其这样,不如说宋明理学是另一种形式的“王者之儒”,我看宋明理学是王者之儒,只是与两汉形式有区别。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时务学堂,我提点不同意见。这本书里用一个整章来讲,说明把它当做重点。戊戌变法时期,办时务学堂,湖南人请梁启超等到长沙教书,湖南大哗,攻击他们无君无父,这场争论我认为是新与旧的斗争。念群也承认是新旧之争,但比较强调广东、湖南地域之争。地域色彩当    259然不能说没有,把广东人请到湖南讲学,湖南人很丢面子,可能有地域性因素,但根本性质还是新旧之争。杨度跟梁启超的争论,主要是梁不尊重杨度的老师王闿运。王闿运是今文经派,梁也是,但梁不提王,杨度很不服气,如果说有地域之争,还不如说这个因素比较直接。当时杨度的思想可能跟叶德辉他们差不多,当然后来不一样了,留学之后思想开通多了。每场学术争论,都有很多东西,总是很复杂,决不会是单纯的新旧之争,必然夹杂着各种地域性的差异,学派的差异,个人之间恩怨、利害关系。但基本性质上,一个是夹杂着今古文学派争论,康梁是今文派,叶、王你说是湖湘代表,我说他们学风接近江浙,搞朴学,所以甚至可以说是江浙跟广东之争;一个夹杂着程朱与陆王之争,湖南是程朱,广东比较倾向王学,你强调广东注重个人主观意志,包括谭嗣同、龚自珍,都讲佛学与王学,正因为维新派力量的软弱,才要呼唤个人意志。念群讲时务学堂是地域性差异的一个鲜明例证,我觉得不一定是这样。学风差异不会弄出这样的轩然大波,如果志同道合,风格上的差异就比较容易妥协、相互容纳,但如果是在根本观点、根本利害关系上不同的话,那就势不两立。如果这场争论只是地域之争,王、叶、杨因是湖南人而跟梁启超发生很大争论,同样是湖南人,谭嗣同、唐才常、皮锡瑞是跟梁启超走的,赞赏梁启超,所以本质上不是地域之争。地域性差异我不是说绝对排斥,但这很轻微,与其说王、叶代表湖南,还不如说谭、唐更代表湖南,讲实际,讲事功。这是学术上的问题,可以继续研究,我希望念群同志在各方面进行更深入研究,能以更有力证据来说服我。

这里还有些硬伤的地方,比如第224页,你讲吴县乾隆元    260年至六十年出了372名进士,215名举人,这个说法一看就不对,因为进士本身都是举人,进士怎么会比举人多呢?第275页有“永乐大典的缮写”,“缮写”应是“辑佚”之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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