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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发扬孙中山的精神遗产
作者:戴逸 责编:

来源:戴逸:《语冰集》  发布时间:2017-11-14  点击量: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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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30周年学术讨论会,经过三天热烈讨论,圆满闭幕了。这是一次高水平、高质量、高效率、成果丰硕、意义深远的盛会。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会上交流了看法,发表了许多很有启发性的意见。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革命家,他的思想一直是历史学家研究的热门课题,有关论著很多,而每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又有着不同的注意点和侧重点。今天,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变革中,我们是以新的视角来探讨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和实践活动的。这次大会的主题是“孙中山与现代文明”,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过程中取得了成绩,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和困难。我们正是带着今天的问题,以今天的心态,根据时代需要来纪念孙中山,学习孙中山,继承、发扬他的精神遗产的。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就必然想到今天面对的现实。历史与现实沟通,才能意义深远。而会议讨论也集中在这个主题上,会议的一大特色是百家争鸣、各抒己见。

   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很广泛,概括起来大体有三个方面:

   一、会议讨论了孙中山领导革命的丰功伟绩,阐发了孙中山关于民族独立、国家统一以及民主共和的思想。

孙中山从创立兴中会、同盟会,提出三民主义,到推翻清朝,建立民主共和国,经历了很多艰难曲折。他一生带领革命党人和群众奋勇斗争,把中国的民主革命不断推向前进,晚年和中国共产党进行合作,走向了他革命里程的光辉顶点。他的一生是为祖国的独立统一、民主富强而奋斗的一生,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中国的现代化做出了伟大贡献,所以受到海内外炎黄子孙的一致拥戴。

   在小组讨论中,关于孙中山晚年思想的发展存在不同看法: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出自内心真诚要求,还是策略上的考虑?这两种意见似乎并不是绝对对立的,一方面是真诚要求,另一方面也有策略上的考虑,可以统一。因为孙中山思想中有倾向社会主义的内在根据,他认同苏联,希望向苏联学习,因此联俄是他的真诚要求;同时他处在险恶的环境中,力量对比对自己不利,希望借助国内外一切可以借助的力量,出于这种策略需要,必须联俄。孙中山晚年思想转变了多少?还有哪些没有转变?这些复杂问题还要留给学者们进一步研究。

   会议论文和发言中,对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和他的革命思想谈论很多,领域非常广泛。有的论者论述了以反满口号进行社会动员的特点和得失,论述了革命和统一的问题,分析了孙中山先生的统一观、统一的含义和来源、统一思想对今天的现实意义,分析了孙中山先生爱国革命思想的时代特点;有的论者论述了孙中山民权主义、民主思想的发展阶段,民权思想对当代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意义;也有许多论者论述了孙中山和华侨、留学生、会党的关系,论述了孙中山和同时代革命家宋教仁、章太炎、蔡元培、徐锡麟的关系。

   会上有几篇从地缘关系上论述孙中山的文章显得颇有特色。孙中山一生除在广东出生地生活外,长期流亡国外,也有一段时间住在上海(“五四”前后),他还去过浙江、北京等许多地方。这次提交会议的文章有的论述广东这个侨乡对孙中山的性格和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影响,有的论述孙中山对上海建设的关怀,有的论述孙中山建设东方大港的理想,有的则论述孙中山实业计划的地理基础,这些都是富有新意的题目。过去对孙中山在浙江、北京的活动的研究不够,这次会议讲到了孙中山到浙江杭州、宁波、绍兴的活动,还讲了孙中山三次到北京。最近北京的黄宗汉先生,用自己的努力和影响筹集巨款,主持修复了北京湖广会馆。这是孙中山到北京后发表五次演讲的地方,很有纪念意义。现在这里不仅可以演出,可以作为娱乐的场所,而且还设立了孙中山研究室,已成为北京研究孙中山的一个学术基地。

   总之,我感到这次会议讨论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革命活动,涉及面广,视角新颖,有许多精辟见解。我看了文章摘要,听了会议发言,深深体会到孙中山思想的博大精深,它像浩瀚的海洋那样宽广、丰富而精深,并对时代所提出的历史课题作出了答复。他的思想确具丰富性、先进性和世界性。

   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孙中山先生算不算一个思想家?这涉及到对孙中山的整体评价。对此,过去就有争论。有的论者认为孙中山的思想不够严密,前后有矛盾,虽然文章、讲演不少,但没有大部头的理论著作,因此不是思想家。我个人认为孙中山应该是伟大的思想家。那么什么是思想家呢?思想家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康德、黑格尔或者朱熹、王夫之那样的思想家,基本上坐在书房里,伏案著书,运用逻辑推理,构筑庞大精密的理论体系,写出大部头著作;一类是在斗争实践中,直接从现实中汲取营养,回答现实的问题,推动历史前进,也形成了比较系统、比较切合实际的思想体系。孙中山就属于后者。这两类人物都是有大智慧的思想家。近代中国社会变动大,思想的变化也快,因此前后变化以及思想复杂成为近代思想家的一个明显特征,梁启超、康有为、章太炎都是如此。孙中山生活在近代中国,其思想有时也有矛盾,如反满口号和五族共和;又如一贯的民主理想和有时的个人专断;再如思想来源比较纷杂等。我们应该承认他具有作为大思想家的共性,又有自己的个性;有自己的优点,也有其弱点。毛泽东曾经说孔夫子和孙中山都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代表。所以,如果否认孙中山是大思想家,那么在中国历史上就很难找到思想家。孙中山理所当然地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二、会议肯定了孙中山最早全面系统地倡导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规划了经济建设的蓝图,希望实现全方位的现代化。

这是会议的主题,文章很多,发掘很深,议论很精彩。有些文章指出,实业计划是孙中山近代化建设思想的集中体现,它比前人或同时期的李鸿章、康有为、张謇等人的近代化思想更先进、更系统,内容充实,规模宏大,目标明确。有的文章把孙中山建设中国的思想概括为“振兴实业、均富大同”八个字,有的概括为“经济工业化、政治民主化、文化科学化、社会结构合理化”。孙中山的近代化思想符合历史的趋势和人民的愿望,“外察世界之潮流,内审中国之国情”。和今天相比较,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深度、广度、性质和规模上已大大超过孙中山当时所能达到的高度,但在内容上、方法上仍有许多相同或相近的地方,如沿海开发、河流治理、铁路建设、港口城市建设、农业矿业发展和边疆开发等很多方面。孙中山先生的理想规划,仍是我们今天经济建设中可以借鉴学习的思想财富。在现代化建设的方法、步骤和重点方面,孙中山先生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比较符合实际的主张。孙中山把经济建设看做是革命胜利以后最重要最根本的任务,主张全面采用机器生产、发展生产力。他说:“能开发生产力则富,不能开发生产力则贫。从前在清政府之下,欲开发而不能,今共和告成,措施自由,产业之勃兴,可以预卜。”他对经济建设的前途十分乐观、充满信心。他认为经济建设必须对外开放,必须适应世界潮流并与国际接轨,积极引进外国资本、专业人才、机器设备和科学技术,以加快中国的经济建设步伐。他说:我无资本,利用外资;我无人才,利用外国人才;我无方法,利用外人方法。他竭力反对闭关锁国,但他利用外资、引进外国人才有一个原则,即“主权在我”,不能把主权丢失掉。这里涉及一个问题,有的论者认为外资引进太多,就会丧失主权,或难以保持主权。我个人的看法是:能否保持主权,关键在于如何引进、利用、管理、控制外来资本。如不引进外资,就无法学会利用、管理外资。外资引进的数量固然有关系,但不是决定性因素。当然这种顾虑提醒我们要看到引进外资和自力更生的辩证关系,要看到引进外资带来的一些问题,必须像孙中山先生说的那样“主权在我”,不能把现代化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外国人身上。

   孙中山的实业计划经纬万端,涉及方方面面,而最强调的是发展铁路交通。他强调交通为实业之母,而铁路又为交通之母。辛亥革命后他希望十年内修建10万英里铁路,并为此而奔走,不遗余力。

   孙中山的近代化方案不仅想到了建设兴利的一面,还想到了除弊防患的一面。在如何防止和对待建设以后产生的问题上,他看到了资本主义国家两极分化、贫富对立的现象,提出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和发展国家资本。尽管这些仍有很多局限性,也没有能够实现,但毕竟表明孙中山思想中的超前性及其倾向于社会主义的理想。也正因为他有这种思想倾向,所以他在晚年能和共产党合作,提出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改造成为新三民主义。

三、会议十分重视研讨孙中山关于文化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的论述。

孙中山曾说:“吾觉欲收革命之成功,又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尤其在革命受到挫折以后,他深深体会到唤醒民众,建立健全国民人格的重要性。他在《建国方略》中把心理建设列为第一篇。他强调心性文明的重要性,心性文明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文化科学知识。“知”在孙中山哲学思想中处在十分突出的地位。所谓“知难行易”,是针对当时社会上愚昧无知、迷信盲从,为了提倡科学、兴办教育、普及文化科学知识而提出来的。另一方面是道德。孙中山很重视道德,他说:“一个国家,要建设强大,最初靠力,但后来要靠文化的发扬,才能成功。但要维持民族国家的长治久安,还要靠道德。有了很好的道德,国家才能够长治久安。”他当时讲的“心性文明”,相当于今天讲的“精神文明”。他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以及建设精神文明的重要性,已有很深入的理解。

   孙中山看到了国民性格和行为中的一些弱点,也看到了中国传统道德中的优良部分。他提倡爱国、合群、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希望把被称为“一盘散沙”的老百姓变成团结有为、朝气蓬勃的公民,继承和改造旧道德,例如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使古为今用,以之规范人们的思想行为,健全国民人格,使中国成为讲文明、重道德、有礼貌的国家。孙中山的这

些思想内涵丰富,与我们当前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大任务有密切关系,使我们倍感亲切。

   孙中山先生还具有正确的中西文化观。他少年时到檀香山受过正规的西方教育,了解欧美国家的长处。他强调向外国学习,中国要赶上世界潮流必须“学欧美的长处,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对欧美文明必须采取开放态度”,但又强调对西方文明不能全部照搬。孙中山很熟悉并很注意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他把自己的思想归结为两个来源,即中西文化的整合,一是欧美学说,一是五千年来中国的历史文化和传统。这次会议上有好几篇文章谈到古代民本思想和三民主义的关系,也有文章提出不同的意见,认为:“在古代封建民本思想中,民不是主体,而是附庸。所谓爱民重民,是统治者的恩赐。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民有、民治、民享,民是主体。”我认为这个看法有道理,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民众是主体,不是依附,不同于古代民本中的民,但不可否认这两者之间又有继承关系,它们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我想对思想史上的继承关系,都应该这样来理解,既不要把前后思想混为一谈,又要看到它们的联系。

   此外,这次会议还涉及历史和现实的关系问题。孙中山先生是历史学界长期以来研究的热点,各方面的问题被很多专家反复地研究过,话似乎已经说得差不多了,但研究工作毕竟是不可穷尽的。这次会上提出了一些尚待深入探究的问题,如孙中山与农民、孙中山和日本的关系、孙中山对宗教的态度等。还有一些新的史料有待发掘,如最近公开的苏联藏共产国际档案中就有大量孙中山晚年活动的记载,英、法、德、日、美各国档案和私人信函、作品中也有很多史料,此外上海工部局档案中的史料也还没有利用。由于时代的发展,研究者的视角不断变换,方法逐步改进,一些从前不受注意的问题会凸现出来,如近年来对孙中山《实业计划》、开放思想以及他对传统文化的态度等的研究。还有运用社会史方法、心态史方法对孙中山的研究,也会得出有意义的新成果。这次会议上还涉及历史学如何为现实服务的问题。我同意这样一种意见,即历史科学可以也应为现实服务,它对现实的借鉴功能是十分重要的,所谓“以史为鉴,可知兴衰”。但研究历史必须实事求是,把历史当做客观进程,按唯物史观,科学地对待它,不要满足于因现实需要而去随意寻找个别的历史例证,更不允许歪曲、篡改历史。利用纪念活动来研究历史,不失为推动历史研究的好形式,好处就在于一段时间内把许多学者、专家的注意力吸引到一个问题上,这有利于研究的深入。但要防止一种倾向,不要因纪念而故意拔高或讳言缺点和不足。这次讨论孙中山就做得很好,既充分肯定了他的丰功伟绩,肯定了其思想的丰富性、先进性,也讲到了他的局限性和缺点。这并不是苛求前人,而是为了更全面、更科学地理解孙中山,更实事求是地评价他伟大的一生。

   孙中山先生逝世70多年了,他没能看到中国革命的胜利,更来不及看到今天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孙中山一生为之奋斗的现代化理想正在中国大地上逐步实现,我们今天的事业正是孙中山等老一辈革命家为之奋斗的事业,他们的功绩、他们的思想值得我们永远怀念、永远学习,并将变成推动我们继续前进的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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